历史的书页上从不缺乏异邦人的身影，然而自唐以后，官修史书冗长而乏味的记载，早已失去了司马迁、班固史书的文学想象，异邦人也随之扁平化，成为几笔记录。但人们从不放弃对撒马尔罕金桃的向往，携带异方珍宝的商人、虔诚的教士，
一个个曾在东方和西方之间衔递交流的人，如一只只青鸟，倏然划过天空，它们飞翔的路径和姿势被想象、被铭刻。
作家李敬泽搜集蛛丝马迹、断简残章，在《青鸟故事集》中亦假亦真地讲述了
曾在东西方文明使者的故事。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
我们无法从两种文化的对撞中把激情和无知、责任感和邪念分离开来。而一支能包容的笔，能在适当的时候唤醒我们对陈年旧事的感觉，间接地刺激我们对种种常识、模型、观念的不满。
单读作者云也退认为，李敬泽用一种“偏僻的想象”和“可能的艺术”，重新审视了那些被宿命操控的人类行为，同时暗示了一种打破宿命的决心。
偏僻的想象或可能的艺术
云也退
世界上威力最大的词是什么？我觉得，是“可能”，不带前缀的，连“不可能”都不算。谁都知道 1+1 等于 2 ，1+1 不等于 3 ，但你说“ 1+1 可能等于 3 ”，哪怕这个可能性不存在，哪怕你暂时没有想好如何自圆其说，别人也会觉得你有点高深，是“天机不可泄露”那一系的。“可能”二字是开放式的。一个事实没有发生，或至少查无实据，有些人就退了，就绕开那道堵死的门，但另一些人却放出手里的“可能”，让它马踏连营地肆虐。
但“可能”又是一匹劣马，驯好了不容易。像李敬泽这么一位娴熟的可能艺术家，也得经过长久的一番磨砺。在他的《青鸟故事集》里，有一篇散文《雷利亚，雷利亚》，其中写到明代正德年间一个从欧洲远渡重洋前来出使的葡萄牙人，名叫皮雷斯，他在广州耽搁了三年多，到 1520 年，才得以进入北京。正德皇帝是个出了名的“幻想帝”，嬉玩无度，早就把国事扔在了九霄云外，使团只能苦等在国宾馆，悠悠又是一年。随后正德驾崩，临死前下诏处死葡萄牙人。李敬泽写道：“中国衙门里的刽子手肯定跃跃欲试，在他们的职业生涯中，可能从来不曾砍下洋鬼子的头。”
一个“肯定”、一个“可能”（那“肯定”其实也是“可能”），说明作者有点小激动。他的想象力找到了一个突破口，不过发力是分散的，缺少重心。通过窥视中西交流史上的几个历史节点，他希望一探古人的抉择如何深深塑造了当下，但是，他自知有时“编排得过于复杂”，有时还夹带了情绪。
《雷利亚》这篇文章出自一次灵感偶得：李敬泽在另一本 16 世纪葡萄牙人的见闻录中发现“雷利亚”是一位女士，她称自己是皮雷斯的女儿，他的父亲没有被杀，而是被流放到今天的江苏邳县，娶了中国妻子后生下了她。在查到这条资料后，李在一种可以想象到的心情的敦促下，打电话给他一位原籍邳县的友人：“你可知你家乡有过葡萄牙人吗？”得到否定的答复后，他又祭出了“可能”：“我放下电话，心想，未必，没准此刻朋友身上就秘密地流动着一滴淡蓝色的血，这滴血有大西洋的咸味。”
当“可能”还只能被作者拿来试身手，就像尝试一种新式兵刃那样，我看到他手忙脚乱的样子，一会儿引用古人的书本，一会儿想象古人，一会儿又要照顾到现实中老哥们们的行止，因为他那么希望制造一种在当下、在现场与书本和想象中的古时之间来回穿越的感觉。摆弄文字的人，总免不了要有坐地日行八万里的野望。
毕竟是一颗虚构的心，最终都会奔向在信史中挖出一块自由空间的路径。何况，历史即文学，虚构从来不会乖乖立于历史门外。钱钟书曾引周亮工，推敲了一番项羽在垓下的“表现”：“垓下是何等时？虞姬死而子弟散，匹马逃亡，身迷大泽，亦何暇更作歌诗？即有作，亦谁闻之，而谁记之欤？”质疑成立：“吾谓此数语者，无论事之有无，应是太史公‘笔补造化’，代为传神。”此外，如聂政与严仲子的密谋，史官如何知晓的，亦是悬疑。从发生的事情到描述此事的文字，两者的关系总是两个世界之间的跨越，而不是像盖章一样，事件在纸上留下清晰准确的痕迹。
是跨越也是僭越，文字叙事僭越了蒙昧不清的事实，因此在懂文字奥妙的人眼里，一切皆可推敲。“对最熟悉的事物我们可能一无所知，就像我们对自己也常常所知不多一样。”在《静看鱼忙？》一篇里，李敬泽写下了这段点《青鸟故事集》之龙睛的话，他继续说：
我们都有一颗诗心，在世界和我们之间横亘着美妙的、如云似雾的幻觉，或者胡说。
产生了幻觉或胡说，有心“笔补造化”，遂成就这本《青鸟故事集》。不过，得等到可供使用的材料逐渐丰满，西人在华的记录开始丰富，作者才能走出《雷利亚》里那种敲石取水的勉为其难之境。尤其是 19 世纪上半叶的美国人威廉·亨特留下的《旧中国杂记》一书，李敬泽在《飞鸟的谱系》一篇中说，《旧中国杂记》中埋藏了许多文字事实以及事实之间的罅隙，能引起他“偏僻的想象”。
利玛窦像
这时他已很有底气了，也有更明确的问题意识和关怀——它们在《利玛窦之钟》、《八声甘州》、《飞鸟的谱系》等篇里逐渐表露出来。人物的面目渐渐清晰：皮雷斯和雷利亚湮没无闻，但利玛窦和马礼逊却鼎鼎有名了，他们出于各自的目的上路，但是怀揣想象，他们在华的经历和涉华的事业，在用文字写下来之后，带有一种圣经式的史实与虚构混合的味道，一些是他们看到的东西，另一些是他们认为他们看到的东西。
当然，更多笔所未及的地方产生了联想。想象一下，万历皇帝在见到利玛窦呈上来的自鸣钟时是怎样的心情，这心情，在广州和北京度日如年的皮雷斯可以理解吗？我们又是站在怎样一个无法拒绝的优越高度在回看历史的当局者们？一个大框架是不会错的：从惊奇、恐慌到逐渐接受和习惯，这之间势必要发生巨大的错误，要有冲突和流血。
《利玛窦之钟》的主题，是时间，文首写道：“时间是日光下移动的阴影，是一滴一滴的水珠，是细沙长流。后来人们才听到时间的声音。”这里边的诗意源于一种并置：“从前”与“后来”的并置，两者各有各的美，不是后者取代前者、后者淘汰前者的关系。万历皇帝打开国门西方神奇的舶来品，“像一个得到新玩具的孩子，皇上惊喜地听到其中一座钟准时发出鸣响”——这是想象；“这其实也是现代计时器在中国大地上最初的、决定性的鸣响”，这是事实性的断言：它比起断言正德年间刽子手们没有杀过洋人的头，意义可大多了。
挟带西方的时间观，机械钟表在利玛窦后的两个世纪里进入中国人的家里，也许受阻于史料有限，它们的扩散似乎毫无阻碍，类似奥尔罕·帕慕克在《我的名字叫红》里所写的那种西方绘画冲击东方引起的精神危机，仿佛并没有出现。《八声甘州》的开头，令人精神一振，白纸黑字的“可能”又出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