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自《人物》，时间2015年
张维为 为中国说话
极度自信的代言人
2014年6月6日，牛津大学辩论社，两张旋转皮椅立于这个全球著名的辩论殿堂中心，在聚光灯与掌声中，来自中国的张维为先生快步入场，优雅落座。半岛电视台“Head to Head”节目主持人、政论作家马赫迪・哈桑坐在另一张皮椅上。他们周围环坐着200多位来自全球的听众。
对话一开场就剑拔弩张，哈桑引用张的观点提问：“你说自由民主是灾难性的错误，只是就中国而言，还是针对全世界？”
张维为答：不仅是中国，大多数非西方国家一旦采用西方政治制度，其下场也都无不悲惨。
“如果西方模式不能运用到非西方国家，那中国可以为世界其他国家提供什么经验呢？”提问环节，一位听众问张维为。“如果你们认为我们的模式好，你可以跟我们学；如果你们觉得不好，我们无所谓。”张维为答道。
“嗤”，哈桑哼了一声，台下的听众都笑了。
过去两三年里，这样的公开辩论，复旦大学中国发展模式研究中心主任张维为在海内外经历了很多场。他是“海归”学者中的中国模式的坚定捍卫者，也是本土派学者中始终主动出击的一位。
今年3月，一部视频短片《中国信心》让很多普通网民认识了张维为，在片中，张笑容满面，为台下的上海市民，深入浅出地讲述中国如何超越西方，“中国人，你要自信”。这部充满正能量的视频，在多家视频网站上获得海量点击，仅优酷网就有225万以上的浏览量。
在半岛电视台的辩论现场，当哈桑提及“文革”和“大跃进”时，一直保持风度的张维为开始屡屡打断对方提问，以美国对印第安人的屠杀和《排华法案》反唇相讥。最后，哈桑不得不放弃这一话题，转向提问嘉宾。商学教授、华裔小说家梁玮说起《中国超越》的读后感：“他重新定义民主，重新定义人权，重新定义了一切。”
“啪！”张维为打了个响指，“非常正确，她理解我了。”
“政治定力”
家庭是张维为第一次接触政治的窗口。父亲是中科院华东分院（后上海科学院）的机关干部，家中得以读到当时仅供内部参阅的《参考消息》。从十四五岁起，他开始对国际政治和政治新闻产生兴趣。一家人住在徐汇区，这个区被上海人称为“上只角”，建筑精美，街道整洁，原先是法租界，建国后，国家机关、科研单位和老上海文化人取代了买办和洋人聚居于此。
延续到今天，张维为也是个典型的上海人，他喜爱收集各国古董和民国时期老上海的家具，专门有一间屋子作为收藏室。而在他俯瞰浦东世纪花园的家里，一大面墙上摆着非洲雕塑、老式手摇电话和流落海外又被他重新购回的中国文物，客厅地上也散落着青铜器。
“文革”开始时，张维为还在读小学，从家里到学校步行一刻钟的路，经常遇到挑衅，也打过架。他很多邻居是科学家，都被扣上“走资派”的帽子，关进牛棚，扫厕所，天天写检查。很多朋友一夜之间反目，互相贴大字报、揭发对方。回想起来，这段经历带给他一种对乱世的恐惧感。
相比于哥哥姐姐，“文革”带给张维为本人的直接伤害并不大。“文革”初期，他的姐姐写血书坚决要求去黑龙江下乡，结果生活太艰苦，吃不消，又想往回调。他的哥哥在清华读书，清华里两派武斗，犹如内战。根据上海市的政策，作为家里最小的孩子，张维为幸运地躲过了上山下乡，被分配到上海市艺术品雕刻厂做了3年艺徒。在厂里，他参加了学鲁迅读书小组，也读完了马列全集。
“文革”结束后恢复高考，他考入复旦大学英美文学专业，研究生毕业后进入外交部翻译室。1983年到1988年期间，张维为曾给邓小平、李鹏、李先念、乔石等人做翻译，参与接待外国来访政要。从中国最底层跃起，张维为一下子摸到了中国权力结构的穹顶。
80年代后期，张维为陪同领导人出访欧洲。在南斯拉夫与当地知识界交流时，他觉得对方非常天真。铁托逝世后，南斯拉夫没有一个铁腕领袖，知识界呼吁民主化，于是每个共和国的领导人轮流坐庄，“实际上这国家它没有凝聚在一起”。
1988年，31岁的张维为辞去外交部口译的工作，前往日内瓦联合国总部，随后就在当地读博，此后24年都定居瑞士和法国。
80年代末，张维为接受西方理论，心想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说不定是社会主义的未来。彼时，他还没有重新定义民主、人权或现代化。但访苏归来，他确信邓小平的判断是对的，即使要民主化，也一定要因地制宜。
那是张维为第一次对西方产生怀疑：1990年，他去莫斯科。当时苏联经济已崩溃，莫斯科最大的百货商店古姆商场大半柜台被抢购一空，剩下小半排着长队，商场对面就是列宁墓。苏联社科院的研究员给他讲了个笑话：一个莫斯科人排队买东西等得不耐烦了，就嚷道：“我要到克里姆林宫把戈尔巴乔夫干掉。”然后转身离去。一会儿他又回来了，人家问他干掉了吗，他说：那里的队比这里还长。
久居欧洲，张维为从未想过像自己很多同学那样加入外国籍。“我就从来没有犹豫过，因为我觉得瑞士国家太小了……（中国）文化是一个高级文化。”他笑着说。
2013年12月，张维为回国，创立复旦大学中国发展模式研究中心，宣布作为全球第一个“以中国模式命名的研究机构”，宗旨是推动中国道路、中国模式和中国话语的原创性研究。
在张维为家客厅沙发旁的桌子上，从左到右分别摆着毛泽东全身塑像，他本人与邓小平的合影，以及他自己的书《中国震撼》。客厅墙上，主席向世行行长佐利克推荐《中国震撼》的网页被打印成照片，装入相框挂了起来。这本书与《中国触动》和《中国超越》并称“中国三部曲”，使他成为中国最畅销的社科书籍作家，3部书共卖了150万册。
坐在自家的沙发上，张维为坦言自己偏爱这些风格稳重的强势领导人，称之为“政治定力”。张维为有写日记的习惯，在外交部时期，他的工作日记中就有不少展现“政治定力”的素材：1985年8月28日，邓小平会见津巴布韦总理穆加贝，张维为被指派为邓小平的会谈翻译，坐在邓小平左后方。谈话中，游击队出身、崇拜毛泽东的穆加贝担心改革开放后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道路，邓小平解释说有党的领导。穆加贝不服，邓小平说我们公有制占主体。穆加贝还是不服，邓小平不耐烦了，眼神一下子犀利起来，用一口浓浓的川音响亮地说：“我们还有强大的国家机器。”那是张维为印象里邓小平唯一表现出不耐烦的时候。会谈完后，服务员送来毛巾，邓小平擦了把脸，说：“这个人听不进去。”后来有一次，会见戈尔巴乔夫，他私下评价：这个人只是看上去很聪明而己。
张维为推崇那些更强势的领导人，对这些强势领导人的近身观察也让张比别的学者更清楚这个政权的底线在哪里。
在接受《人物》采访时，张维为也直言不讳地批评了一些在媒体上表现亲民、过于温和的国家领导人。比如，某领导人曾向重大事故罹难者献花，张维为在电视上看到后，气得大骂：“愚蠢！”“事情已经平息下去了，他又去那吊唁逝世的群众，你作为政治人物不要再把它炒热了，这是政治常识！”
有国内的政治人物在公开讲话里借用西方民主政治理念，或否认中国模式，张维为对《人物》记者说：我的研究证明有（中国模式）。“我公开也这样讲，这个观点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十八大也因而被张维为视作整个中国社会变化的时间点。在此之前，舆论场上左右缠斗，媒体上发言多为负面，“没有底线”，而精彩的、“正能量”的故事比如高铁被大肆批判。社会一片迷惘，“觉得中国好像问题太多了，特别是网络媒体把中国说得是一团漆黑，几乎是要爆发革命了”。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王义桅和张维为同是《环球时报》专家咨询组成员，二人相识多年，他对十八大前夕那段琢磨不透的过渡期记忆犹新。2013年，王义桅写《海殇？――欧洲文明启示录》，反思西方弊端，策划方与张维为的《中国震撼》是同一家出版社。他本指望同样能得到官方认可大卖一番，“这书你靠市场去卖，你能卖那么多？”结果官方意识形态表态模糊，出版社也不敢大力推广，反而学界质疑、批评的声音占了主流。
2013年之后，随着政府加强对社交媒体平台的整顿和立法，一度居于微博这一中国曾经最为开放的舆论场舞台中央的“意见领袖”们销声匿迹，“公知”和自由派开始谨言慎行，张维为这才松了口气。
张维为们的努力没有白费。3年后，发表过《死亡快车》封面报道的《南都周刊》，在7・23纪念日再次发微博反思高铁腐败、救援不力和信息不透明，结果被网民怒骂以偏概全，“美国狗，你们的波音飞机掉了多少”，不得不删微博了事。
“接地气、正能量”
2011年4月23日，江南大学报告厅，张维为给400多名大学生作“中国模式”的演讲。讲完，他请听众提问，“越尖锐越好”――这被他自称为每次公开演讲都必说的“套话”。
提问环节，一个来自农村的大学生问：这两年修路和经济发展，破坏了农村的环境。张老师，你在国外生活很多年，你生活得很好，但我对中国很失望。
张维为首先承认问题存在，然后话锋一转，“但是至少有一点，你今天可以在这个课堂我们来交流这个问题，就说明中国现在社会是开放的”。
公共平台上的张维为，非常懂得与受众沟通。很多接触过他的人认为他风度翩翩，仪态儒雅；生活中，张维为文质彬彬、有礼有节甚至带有些许孩子气。
被推荐后，《中国震撼》热销，擅长做畅销书营销推广的出版方上海世纪出版集团顺势请张维为在各地市民讲坛和图书馆作了20多场演讲。蔡欣是《中国震撼》的责编，做了10年编辑，她经常陪一些重要作家做活动，养成了帮忙拎包的习惯。但除非被众人围着要签名腾不开手，张维为总会拒绝让蔡欣拎包。“很有修养的人，就像外国的男人，很绅士的。”蔡欣说。
一路陪同张维为，这个来自湖南中部小县城的女孩子，逐渐被张维为的思维方式所感染，学会戴上“中国话语”的眼镜看世界。以前从家乡坐吉普车到长沙要8个小时，而高铁一个小时就到了。“虽然说政府在花这个钱，肯定是不可避免，比如说有大量的腐败，但是总体上来讲，它的确是发展了。”她认真地向《人物》记者论述。
每到一处，张维为最爱去当地的开发新区和历史古迹看看。他会在企业和工厂里了解当地的经济状况，会主动找出租车司机、广场舞大妈、建筑工人聊天，问他们的生活状况、对政府满意与否。
6年来，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每月都会办一个演讲，听众是中央直属机关工委和中央国家机关工委所辖的100多个部委400多名局处级干部。其他讲“三个自信”的演讲者，都容易陷入空谈大话。“不能说不对，但是说服力不强。”活动主持人、新闻出版研究院前院长郝振省说。
但张维为不一样。他避开“中等收入陷阱”、“基尼系数”这些不适合中国的指标，和印度、巴基斯坦比贫富差距，看发达国家的真实收入增长，谈到污染时以工业革命后的伦敦为例，这么一比，中国模式的优越性和超越性一下子就出来了。演讲效果非常好，主管部门的领导当场邀请张维为再去单独讲一次。
“中国三部曲”畅销后，上海人金仲伟决定摘取3本书中最精彩的部分，拍摄一部短视频，他与张相识多年，目前是观察者网总裁。这个成立于2010年具有民族主义色彩的网站，内容以新闻时评为主，三四年间，张维为的文章常被推荐上首页，“提问张维为”是其特色栏目之一。
张维为、金仲伟二人共同商议了脚本，选择了上海梅赛德斯奔驰文化中心为拍摄地。2014年12月14日，观察者网的网友被邀请到现场，听张维为作演讲。上海电视台纪录频道的专业团队全程拍摄，并参照目前风行全球的TED风格，制作成一部颇具纪录片色彩的短片，冠以《中国信心》的标题发布。
该视频当天点击量就超过130万，很多微信公号甚至换上“在西方被禁视频”、“CNN都不敢播的视频”等标题转载。摄制团队做了收视统计，视频下的评论95%都是支持的，远超预期。
“这个超出了我们的预料，而且没有做任何手脚。”张维为说，“南方系式微跟这个有关系，人家需要正能量的东西，你天天在讨论宪制，老百姓根本不关心。”
张树春是在《中国信心》视频里出镜的一名出租司机。画面里他开着车，穿着齐整的工服，戴着白手套，直视前方，对副驾驶座上的张维为说：“这个国家没有信仰。”见张维为之前，他对市面上的专家、学者很反感。这位上海市劳模发现这些人在电视上什么话题都谈，有些熟面孔的学者坐自己的车，冷漠倨傲。但张树春觉得张教授不一样。在正式录制那天，张维为一上车，就对他说了声“你好”，然后和他拉家常，完全没有学者的架子。送到后，张树春自愿放下当天的活儿，去听张的演讲。
“二元对立”
伴随着近两年网络舆论趋于安静，张维为更加频繁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他走出国门，上电视，拍视频，作演讲，给媒体人员宣讲中国模式。在国内的公共舆论场上，对张维为的评价，在以学者、媒体人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与普通网民、公务员和大学生为大多数的张维为的主力读者间，存在着一条明显的鸿沟，强烈质疑和衷心追捧并存。
2014年11月，在乌镇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中国周刊》和《南风窗》前总编、媒体人朱学东第一次见到张维为，他们与潘石屹、邓飞和周小平等一同参加“网络名人论坛”。在朱的最初印象里，张维为身材高大，谦和儒雅，颇有学者之风。
上台后，张维为讲中国建设的成就。“核心归结起来就是一句话，其他国家都不行，只有中国最好。”朱学东对《人物》记者说，“大家有共同认知的东西你（以学者的身份）这样讲不合适的。”听完，朱学东对张就“敬而远之”了，在当天的日记中，朱学东写道：“倒觉得是回国挣毛票（挣钱）的。”
“张维为先生自诩‘过去20年来，我走访了100多个国家’，但仅就他对美国民主的评点，我只有将他与那些周游列国却只是‘到此一游’的观光者画等号了。这些观光者看到的都是浮浅表面，根本没有深查他国的体制核心。”时评家章文评论说。
今年3月某论坛上，张维为提出“中国所取得的成绩，超过了其他所有发展中国家的总和”。中国的崛起不需要西方人认可，“就像孔夫子不需要柏拉图来认可”。这类言之凿凿的判断，常常会引发左右的又一次对峙。事实上，哪怕在同样提倡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的本土派学者中，像张维为这样对自己观点无比自信和不容置疑的态度也少见。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潘维教授算是张维为的“同路人”，但在他眼中，张维为因其观点自动站到了舆论角斗场上。
BBC（英国广播公司）采访张维为。张维为回应：“你们对中国的政治预测，哪一次是对的？我一个人都比你们预测得准。”他强调，自己20年前投给《纽约时报》、《国际先驱论坛报》驳斥“中国崩溃论”的文章，现在拿出来，“一个字都不用改”。
同样反对将西方制度照搬到中国，潘维却不贬低西方，因而避开了体制之争。“（张维为）坚决维护我们的体制……对于很多人来说，中国体制就是坏蛋，因此就跟他撕。”潘维对《人物》记者说。
王义桅不赞同过于鼓吹“中国模式”，他引用罗素的话，说一流学者满腹狐疑，三流学者铁板钉钉。而且二三十年的视野也太近，有没有模式几百年后才说得准。“真正大家，像佛，根本用不着争论。”最近看的电影《速度与激情7》启发了王义桅。“赛车都要拼，你坐了飞机以后，发现拼什么拼啊，境界不一样。”他说。
王义桅反对张“老是拿西方作为垫背”的对比法。对张维为的一些论述，比如多数西方真实收入20年无增长，他颇不以为然，“一个老年人的体质和一个年轻人来比较，那本身就不科学”。
“你批评西方人搞二元对立，你自己又搞了另外一个二元对立。”王义桅将此视作张维为的策略，“通过矫枉过正才能够唤醒中国人客观地看美国。”所以必然会把“公知”们惹急了。王义桅更担心的是，现在中国发展快，那以后万一放慢了怎么解释？不过，在张维为的理论中，中国大崛起，至少会有100年。
同属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冯玮曾在微博上点名质疑张维为学识、文凭。“所谓的良政善治，其实他混淆了民主的本意。”冯玮对《人物》记者说。
“按照张维为的说法，中国孔孟之道那个时候已经有民主了。那就是笑话嘛。本身我们应该认识到这一点，东方长期以来都是专制社会。自由、民主等等这种概念，本身它都是产生于西方。”冯玮对中国未来同样乐观，但他批评张维为的说辞掩盖了更大的社会矛盾，GDP提总量而不及平均，适得其反。
而更多的国际关系和政治学学者选择不公开表态，但私下里不乏微词。记者试图联系复旦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教授和他的同事，他们均表示“不认同他的观点和为人，但抬头不见低头见”，拒绝了采访。一位80多岁的老教授总结张维为的理论：“他谈到中国成绩的时候是强调中国特色的优势，谈到中国问题的时候是强调世界的普遍性。”
与官方的密切互动也导致了学界对张维为独立性的质疑，有学者认为他是“政治投机分子”，还有人猜测他高调发言得到了官方授意。包括著作被主席推荐，张维为并没有因此特别自豪。“作为学者来讲，自己的研究是独立进行的。”
2011年6月24-25日，张维为受邀考察重庆，与王绍光、胡鞍钢、李希光等40余名学者在“共同富裕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讨会”上发言。在重庆，张维为坐了6次计程车，司机对本地领导人评价都很高，他深信重庆的做法“深得民心”。
这让诸多观察者一下子陷入疑团：张维为究竟是左是右？“对‘文革’持否定态度的人，绝对不会去支持重庆模式。”冯玮说。
近4年后，重提这件事，张维为表现得非常谨慎，提醒《人物》记者“写文章的时候注意（表述）”。写《中国震撼》是2010年，那时他就只引用了时任重庆市委副书记黄奇帆的话。而对于当时的重庆市委书记，他的观感是，“有一丝这么，怎么说呢，可能是这个人比较张扬，我想还是不要提了”。
在谈话间，张维为有意地把自己与当下中国的知识精英，尤其是自由派知识分子区别开。在他看来，这些年知识界被西方话语忽悠得厉害，这正是苏联崩溃的第一步。
相比于获得学者的认可，张维为对中国“真正的劳动者和国家建设者”更怀期盼，包括官员。张维为甚至考虑能不能让贪官将功赎罪，特别是那些囿于政策环境和人情社会而犯法的能吏。“我们的官员，用‘贪’这个概念都不一定准确。”他说。
去年，在与宣传系统座谈时，他对一位领导说：共产党的官员都是穷人做官，“一个县委书记，白加黑、五加二地工作，工资只有几千块，一个大公司的秘书都不如”。
不久前，他见到一位来四川研究脱贫的非洲朋友。后者说：你们四川贫困县的县城比我们首都都漂亮。张维为说四川最近腐败很严重，很多官员被抓。“真的啊？把这些官员派到非洲去。”朋友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