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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新技术环境下的新闻业图景”系列文章之五，点击文末“原文链接”，收读
由潘忠党教授撰写的《“新技术环境下的新闻业图景”：写在前面》。
《<成名的想象>后记》重推导言
陆晔、潘忠党
图为1997年《成名的想象》作者陆晔与潘忠党于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留影。
这是十五年前的文字，《成名的想象》原版的后记。在那篇论文中，我们指出，新闻专业主义的一些核心理念已经成为当时中国新闻改革实践的一种召唤，但在宣传管理和市场诱惑之下，专业主义的话语实践“只能具有碎片和局域的呈现”。
我们在文中一方面激赏1990年代中国新闻从业者运用新闻专业主义的话语资源，借助市场的力量，以其创新
的实践，构成新闻改革的新局面；另一方面冷眼分析这“碎片和局域的呈现”的原因。我们指出，第一，专业主义成为整合新闻业的职业意识形态和新闻生产的规范模式，需要特定的社会条件，即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新闻业专业人格三者之间的原则一致，这种一致性在当下尚有欠缺；第二，专业主义的健全及内化是社会建构的持续性项目（on-going project），新闻专业主义的理念和实践需要在历史情境下不断作出调适。
也就是说，新闻专业主义在中国的话语实践，有其自身的历史和学理逻辑。
我们据此提出警示：要厘清专业主义的理念、焕发其应有的理性和批判精神，新闻业面临严峻挑战。这挑战来自新闻与娱乐之间界线的日渐模糊，电视影响力日益扩大和网络媒体的兴起，当然更来自市场的诱惑。十五年来中国媒介的实际境遇比我们当初想象的要严峻得多。这其中，有全世界新闻业的共同压力，也有中国语境下的特殊困境。在国家权力为市场的操盘手、官僚资本垄断传媒市场的今天，资本运作和增值的逻辑近乎成为媒介发展、新闻创新的唯一逻辑，“吸引眼球”、“商业模式”、“价值创新”等近乎成为“媒介融合”和“新闻创新”的基本考量，继续宣称“专业主义理想和规范”近乎成为冬烘、过时的符号。在如此四处弥漫的巨大压力下，新闻从业者似乎别无出路，要么逃离（包括去职、创业），要么沉默，要么陷入犬儒。
但是，我们依然认为，在这种种的“不合时宜”之下，构成新闻专业主义内核的那些信念和原则依然闪耀，激励着新媒体创新的种种实践，蕴含于去职的无奈，影响着创业的价值目标，隐藏在沉默的背后。
也因此，我们需要看到：
首先， 新闻专业主义是在实践中开拓、发展、阐述的一个话语体系，它是开放的；它成型于特定历史时空的纸媒时代，却并不仅仅依附于这单一的媒介技术平台；它是一个关于新闻是什么和如何做新闻的规范体系，却并不囚禁于我们在大众媒介时代的特定表述及形态；它是新闻从业者群体用以建构并维护其职业共同体的话语资源，却并不脱离于该群体和它所互动的社会构成之间的相互勾连及其演变。简言之，新闻专业主义的基本理念今天依然具有解放的力量，具有规范的能力。
其次，面对新技术、市场和媒介管控的变幻莫测与巨大压力，它也格外需要重新倡扬、重新阐释，使之成为不仅是对媒介和新闻从业者的职业期许，更是全社会文化价值体系的一部分。
我们今天重推这篇未曾发表的后记，就是为重新倡扬新闻专业主义理念，并以此为基本立场，提出如何在当下历史条件下重新阐释新闻专业主义这一研究议题。
这也是我们当年写作《成名的想象》一文时所持有的愿望。我们也希望借此机会再次表达对中国新闻从业者的敬意：“他们是知道的！”新闻专业主义理念的闪亮内核依然蕴含于他们貌似平凡、枯燥甚至艰险的日常工作当中，是新闻业——无论以往专属职业新闻人的工作，还是今天职业新闻人与公众通过新技术的共同展开的实践——与社会文明、进步相互推动的基础。
《成名的想象》后记
结束这篇已经不短的文章之后，我们不得不再说几句话，以对我们访问的（无论写到与否）或虽未访问到却写到的新闻从业者表示敬意。我们要对他们的敬业和专业精神、对他们代表和表达正义的行为、对他们满怀激情和同情的工作表示敬意。从学术的角度说，我们这种敬意也源自对他们的工作、他们在工作中的甜酸苦辣和为工作所作出的巨大牺牲的一种移情式理解。诠释式的文化社会学研究，无法没有这移情式（empathy）的观察和分析。
毫无疑问，学术需要冷静，包括遵从学术规范的冷静分析和冷静语言。我们在此文中力图这么去做。我们说了，专业主义在改革中正在被新闻从业者建构，通过活生生的人的话语和实践。我们还说了，这种话语实践反映在新闻从业者如何建构他们的身份认同，这当中，免不了体制的约束，逃不脱来自不同传统的话语资源，也无法回避情感的喜怒哀乐。这当中有创造，但也有浓重的继承。在这些话语实践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使命感和参与感，可以看到新闻从业者对于专业理念的孜孜追求，也看到他们作为媒体的雇员或名人的自命不凡和自我膨胀，以及面对体制、权威和物质诱惑的无奈和卑微。
但是，无论如何细致，我们无法描绘一个全息的真实，即中国新闻从业者这个在社会转型期群体，他们的困惑、理想和奋斗。他们的话语实践可以被多方指摘，通过这种实践所表述出来的专业主义理念成份混杂。这些都是确凿的。但是，他们是知道的！他们知道新闻从业者的角色定位，知道要客观公正，知道要拒绝腐败、保持高水准的职业伦理，知道世界一流的技术和制作水准该是什么，知道要不停步地学习、提高，知道自己和媒体要为公众服务，要成为社会的警报器和民声的表达者。这些不正是专业主义的核心成份吗？新闻专业主义的基本内容已经成了新闻从业者，至少是大多数新闻从业者认知系统的一部分。
然而，作为专业的行为规范和社会控制模式，专业主义在中国仍然是奢侈品。这不是新闻从业者没有献身真理、服务公众的精神，也不是他们缺乏认知，而是这样的专业主义目前还缺乏恰当的历史情境，在这个层面谈论专业主义也缺乏合适的语境。当新闻从业者面对触目惊心的腐败和恶习，再加上犯罪者厚颜无耻、蛮不讲理的狡辩时，我们如何要求他们做到“客观、公正“？当他们面对在极端贫穷下挣扎、完全被社会遗忘的辜苦儿童或老人时，我们如何要求他们冷静、理性？他们面对的是一个问题百出的社会，是一个罪恶与善良同样层出不穷的时代。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如何能指责他们自命不凡地“惩恶扬善”式的“越位”？当他们在完全没有工作稳定和福利保障的苛刻条件下，保持对职业理念的不倦追求，保持对改造社会、提高人性的博爱（humanities）的理想，为挖掘新闻、报道事实不停顿地抗争时，我们作为“学者”又如何能保持冷静？多少次，在访谈中，在阅读新闻从业者自己写的记录和感受时，我们都能感到激情的涌涨。我们不能允许这种激情淹没了我们学理上的论述和判断，但是，我们无法不指出，这种激情与我们建立在实证基础上的理论分析同样都是真实的，同样有助于我们理解新闻改革的艰难过程──那本来就是由情感的人以自己的生命和精神从事建构的过程。没有新闻从业者的激情，就没有传媒的改革；没有激情的学术，不会有知识的获取；无力体验激情的研究，也绝不会有获取知识的快感。
专业主义的破碎，是体制的困境。要使得专业主义能够成为抗衡市场导向的诱惑和政治控制的暴力的另一种模式在现实中得到实践，需要的不仅仅是新闻从业者的努力，还需要体制的变迁，社会基本关系结构的变迁，文化的变迁。
自然，始作俑者，还得是新闻从业者及其学术界的同盟。我们所看到、所分析的是实践者们在非常局促甚至是艰险的历史场景中的努力，是充满了理想的冲动、情感的激奋的过程。它虽然没有战场上血与火、生与死的冲突，但绝不缺少大浪淘沙、沧海桑田式的变革。我们与新闻从业者一道，感受这变革的激奋、困惑、痛苦和希望。
作者简介：
陆晔，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副主任。
潘忠党，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传播艺术系教授，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