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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根棍”马车是伊犁地方特有的一种民间交通工具,后来传到乌鲁木齐、吐鲁番和南疆等地。
曾长期在伊犁工作的白志军,通过不懈的调查探索认为:“六根棍”马车始发于十九世纪中期沙俄对伊犁的经济渗透,国土入侵。它从最初三匹马拉的俄式“三套车”拉货运输,逐渐被伊犁工匠改造成为单匹挽马驾车、体积矮小、灵巧轻便的“六根棍”载人马车。
他在本篇不仅论述了“六根棍”马车的前世今生,还对车体的机械构造,驾车的辕马选择,车主的时尚风情都作了细致的阐述,是一篇颇有史料价值的“伊犁掌故”。
——编者王红涛
在伊犁,“六根棍”马车有一段沉甸甸的历史。它负载了老伊犁人太多的复杂情感;凝聚过维吾尔人马车制造业的工匠精神;也上演了很多马车夫等普通人的命运故事,这些故事大多都消亡于民间,成为一些后人模糊的记忆。
人类往往通过对历史的记载、保留、收藏、恢复、复制、场景再现、准确回忆等方式,使后人了解历史,领略历史文化。
“六根棍”马车是一种细微的历史文化现象,它虽然历史不算久远,又可能从未引起人们更多的关注;因而,至今也没有发现对它准确而系统的文字记载。
笔者只能冒昧地从零星的记忆深处把它翻出来,进行回味,并更多地通过曾经采集的民间口碑资料把它展现出来,奉献给《伊犁老故事》和伊宁的新老居民;但不一定精准。
据伊宁的一些老马车夫相传、回忆和介绍,伊宁的“六根棍”马车源自俄罗斯的“三套车”(三匹挽马驾一台车),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
据此判断,1850年《中俄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签订,沙俄由此打开了中国的西大门,沙俄经济公开侵入新疆的伊犁、塔城等地;1864年《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签订,使新疆大片土地被割占吞噬;1881年《中俄伊犁条约》又被迫签订。
这些丧权辱国的界约、条约签订后,俄国在新疆获得大量的政治、军事、外交、经济等方面的利益,特别是领土、商贸经济获得巨大的利益。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俄国几乎垄断了伊犁的经济。俄国在伊犁的道胜银行分行曾以其雄厚的资金,大力支持帮助俄国商人在伊犁肆无忌惮地经营,致使沙俄商品大量涌入和充斥伊犁市场;同时,大量卢布也在伊犁各地流通。
伊犁地方经济在俄商排挤、压制的绝地中惨淡经营。在这期间,1871年沙俄帝国又趁伊犁维回人民起义、边防松散之机,派兵侵占了伊犁,在伊犁进行了长达十年之久的殖民统治。俄国的“三套车”可能就是在这一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进入伊犁的,更可能是十九世纪中叶之后进入伊犁的。
俄罗斯的“三套车”是一种高位、宽大、疾速的四轮马车。车辕的中间是高大有力的奥尔洛夫驾辕马;车辕的两边是骖马,伊犁人叫梢子马,左右方向的把控,全靠训练有素的梢子马。
“三套车”非常适合高速奔跑于俄罗斯广阔的园野之上和漫长的伏尔加河之滨。俄国人在侵占伊犁的过程中,曾对各民族人民进行过烧杀劫掠。可以想象到,当时猖獗的俄军骑兵骑着高头大马,背着毛瑟枪,挥舞着恰西克战刀,狂驾着载满军官的“三套车”,在伊犁大地上横行无阻的情形;霸道的俄商驱赶着满载俄国商品的“三套车”,飞奔于霍尔果斯至惠远、宁远(伊宁)的马路上,扬起漫天尘土的威风情景;他们都担当了什么样的角色?!
在“三套车”落地伊犁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当地的维吾尔族人根据伊犁各方面的情况,如:马匹的喂养训练成本,伊犁的道路交通状况,宁远、绥定、惠远等小城街巷院落宽窄的实际,伊犁挽马(含哈萨克马)的体质力速特点,伊犁地方制车材料和工艺的现状,以及商贾们生产、经营、生活的实际出行需求等因素和条件,逐步将“三套车”改造成型为单匹挽马驾车、车体低矮、体积缩小、灵巧轻便的“六根棍”马车。
“六根棍”马车主要由六根圆木纵向并列连接,形成车体的骨架,“六根棍”便因此得名。
起初,由于车架和四个车轮用质地坚硬厚实的榆木或其他木料制成,四轮外圈又箍钉有较厚的熟铁板条,因而车体较重;两根铁制车轴与铁制的四轮轴心连结销定,虽常用稀释后的沥清或黑油(石油原油)润滑轴心,但整车的磨擦力依然很大;故此,早期的“六根棍”曾用三匹或两匹挽马驾车,一匹驾辕马,两匹(或一匹)梢子马。这一点可以证明:逐步改造“三套车”过程中清晰的逻辑关系。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路况的逐步改善,各类制车材料也日益丰富和多样,如:轻便的滚珠轴承、胶轮的引进等等。
伊犁的维吾尔族工匠们针对“六根棍”马车在多年使用过程中暴露出的诸多问题,又进行了不断地改造完善,总的情况是:朝着轻便、简洁、美观、实用的方向进行改造。
如:原为四轮同等的木轮,改为前面两个小木轮,后面两个大木轮,后又改为等圆的四轮;所有的木质材料开始变薄变轻;木轮变胶轮;支撑胶轮的钢辐条改为钢铁构件的轮圈,以增强负重能力;车体由木质变为铁质,等等。
实际上在后来的每一历史时期,各类材质制造的不同车型都同时存在,这与车主家的财力有关。而最大的改变则是:都开始用一匹伊犁挽马驾车,这是伊犁“六根棍”马车最重要的定型标志。
主人一般选择最好的挽马驾车,要与华丽的马车相匹配;在马的天灵盖上扎一束红棕穗,鼻梁上方的三角皮带上也要扎两束对称的红棕穗;脖子一圈系上铜铃,若是大铜铃就系15个,中铜铃系20个,小铜铃系30个;马的头顶和脖颈上的鬃毛都剪得整整齐齐,显得精神抖擞;马具以及车夫手中的长鞭,都尽量用最新最昂贵的。
“六根棍”行驶起来格外轻捷,尤其小跑起来,显得异常矫健,有节凑的蹄声和悦耳的铃声交相传来,给人轻松愉快的感觉;弓形的扁圆木架在马头的上方,好象给马戴上了一顶桂冠,更显高贵。谁家办“乃孜”、“割礼”或结婚,门前若停有几辆“六根棍”,至少说明他家在社会上有相当地位和威望。
围绕“六根棍”等马车的制造,伊犁维吾尔、哈萨克等民族的木工、铸铁、金属、皮具、编织剌绣、金银饰物的打制镶嵌等手工业及其工艺都互促发展起来。
从历史的脉络看,伊犁的“六根棍”马车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逐步发展壮大起来的。俄国、苏联政治、军事、外交对伊犁的控制,中俄贸易、中苏贸易的不断拓展,地方工商业和民族手工业的快速发展,都为“六根棍”马车的应运而生和发展提供了市场需求和机遇。
在伊犁的马车家族中,“六根棍”绝对是马车之王!它有着俄罗斯贵族的血统,有着侵略者劫掠杀戮之后仍存的恐怖和威严的印记,它更是伊犁各民族手工业集大成的智慧结晶。
在早期,它是权力、地位、财富的象征,并非普通百姓的代步工具。
据说在沙俄占领伊犁期间,“六根棍”马车多是沙俄行政官员、军界要员、往来使臣、商家富豪的专车;地方各民族的一些大商人也开始定制并享用“六根棍”马车。当时,一旦有“六根棍”马车奔跑于马路上,其他马车、牛车和毛驴车都得谨慎避让或立刻停止,行人也得即停恭候它的过往。
1911年,沙俄又向清廷提出六项要求,准俄商自由购地建筑房屋等权。俄获此特权后, 在新疆,尤其在伊犁、塔城等地设领馆、开邮局、办电报局、建学校、驻护卫马队、设贸易圈等。
三区革命时期,苏联在支持援助三区革命的同时,还积极建立经济垄断机构。
他们在伊犁地区设立了“伊犁”、“子牙”、“协助”、“阿尔泰”、“星星”、“新步”等大公司。1945年,在霍尔果斯苏联商务站的支持下,“伊犁公司”已具有了集团性质,几乎掌控了伊犁的经济命脉,各地都有伊犁公司的大商人、大牧主。
由于苏联的操纵和支持,苏货源源不断流入伊犁、塔城等地,几乎垄断了市场。解放后的一段时期内,苏侨协会商贸企业机构也相当庞大,所经营的业务项目也非常广泛。苏侨协会利用其方便的条件,与苏联外贸机构直接订货和贸易往来,与我国营和地方贸易抗衡。
因此,进入二十世纪后,“六根棍”马车迅速发展起来。二、三十年代,当地少数民族的商家开始经营起“六根棍”马车,部分“六根棍”成为大众化的客运马车,普通百姓才得以付费享用。
四十年代之后,“六根棍”马车进入辉煌的历史发展阶段。地方各民族的行商坐贾们也因跑贸易、做生意而对“六根棍”马车的需求急剧上升,稍微有些钱的小老板都能购置得起“六根棍”马车;伊宁的几家马车厂加班加点地制造、维修,都有点应接不睱。
从1944年三区革命到解放前这一时期,“六根棍”马车的需求量更大,三区政府及其各部门的高官大员们都配有“六根棍”马车,特别是三区民族军的军官、警察局的警首、苏联派驻军警及各部门的顾问(当时广泛使用的土耳其混合语和斯拉夫语译称:阿凡提)也都配有“六根棍”马车。
1944年国民党新疆省警务处副处长刘秉德到伊宁督战、“宣抚”,伊宁三区游击队在攻打国民党伊犁警察局(原伊犁州公安局大院)时,刘秉德即是乘“六根棍”专车从住所赶往警察局途中,被击毙在马车中的。
三区警察局成立后,每天都要派数辆“六根棍”马车,载着荷枪实弹、腰挎恰西克战刀的警察,在伊宁的大街小巷巡逻。
1944年之后,苏联先后派艾里阿凡提、扎克阿凡提、玛斯卡洛夫阿凡提到三区警察局担任副部长、侦察科长等要职,实际控制了警察机关;给他们驾驭“六根棍”马车的车夫们,解放后都作为工人留用伊犁州公安局,玉明江老职工便是其中之一。
在解放后的三大改造中,有很多私营的“六根棍”马车也被公私合营,成为人民政府各机关、事业单位的重要交通工具。领导下基层调研、检查工作都乘“六根棍”马车。
1962年4月,在苏联及其驻伊宁、塔城领事馆和非法苏侨协会的策划煽动下,新疆发生“伊塔边民非法越境事件”,4月15日至30日,伊犁州直属的伊宁、霍城等地出现了群众性的外逃情况。成群结队的人流驱赶着大批牲畜,携带着行李,拖家带口驱赶着马车、牛马、毛驴车公开越境去苏。
其中便有很多伊宁的大户和非法苏侨,他们丢下自己的院落和财产,或廉价变卖,举家乘“六根棍”马车奔向霍尔果斯口岸,进入苏境;有的被沿途劝解工作队的干部劝解返回,有的不听劝解,丢下“六根棍”马车,继续越境。
在各个历史时期,无论是政界开会、公办各类庆典等活动,还是民间聚会,如举办婚礼葬礼,操办割礼、起名、乃孜等,重要人物都会坐“六根棍”马车前来参加。
此时,无聊的马车夫们便会主动地凑在一起,一边浏览察看各自不同的马车,一边评头论足。他们实地观察评论的要项就三个,即:车体、挽马和马具。因车体都是马车厂按统一制式制造的,除车体的颜色、车上的斗篷及装饰、铺垫细软等各有不同外,总体上大同小异,不是评论的重点。
重点是那匹挽马。“六根棍”对马的选择十分地讲究,而大多马车夫都是财主、巴依的长工,或俄国商人的雇员,虽然没有文化,更没有选马的权力,但他们都熟悉马性,都是评马行家,像古代的“伯乐相马”。他们各有相马的招数。
或相马的口齿、面颊、眼睛;或相马的臀部、胸肋、腿蹄。有的马车夫摸捏几下马的腿部,再抬起马蹄观之,便知马的腿部力量、柔韧性、平衡感和协调性。
还有的专相马的血统,血统优良的马大体可以在体形上表现出来,如头颅清秀,脖颈修长,身体高大而结构匀称和谐,姿态优雅,等等;在一般居民的眼里,实际上就是长得漂亮,显得高贵。马车夫之间有时因为看法不同,观点不一,常常争噪不休,甚至噪得面红耳赤。
总体看来,专事驾车的伊犁挽马最讲究体质特征,一般要达到:体膘健美,昂首挺胸,颈斜有度,腰背平广,胸阔丰满,躯干粗壮,四肢修长而端正,运步轻快,力速兼备,耐力持久,驰勇善奔,灵活坚韧;形体威严而性情稳定适中,既不能太暴烈,又不能太过温顺。
当然,民间有一些挽马不可能完全达到这些标准。伊犁挽马多以栗色为主,气质挺拔、体魄健壮的栗色挽马会得到好评;枣骝色的挽马数量较少,气质类型似乎天生就高于栗色挽马,因而会得到青睐;但对其中挽乘兼备的马匹,也会遭到不同程度的指责,大意是:此马挽驾不可能专业,必有瑕疵;有的车夫甚至不留情面地直接点明:此马挽驾不过是花架子,好看而不中用;等等。
偶见全白色和全黑色的极品挽马,因血统优良,最显高贵气质,马车夫们会格外关注和重点评论。
马的主人必是政界、军界或商界特别重要的人物,马的高贵品质与主人的特殊地位一定是相适应的,因为这类马的养护费用奇高,都要由专人养护、侍侯,一般的有钱人家都难以消受得起。
据说这类马的马毛天生就滑顺而铮亮,就连排出的粪便都是极度成形、油光闪亮的;这到让我想起赵树理先生,他描写地主老财“放的屁都能油湿了裤裆”,看来道理是一样的,养护费用高,毛必顺亮;吃得好,粪便必好。
“六根棍”马车尾部可以看到楔入的六根棍榫头(王红涛拍摄)
评论的重点还有马具和马身上的饰物。笼套、缰绳、肚带是否优质的牛皮,是俄国、土耳其产的,还是当地产的;皮料的手工缝合水平如何,皮料边的打磨封边技术是否过硬;口衔(伊犁人称笼头)是铁制、铜制的,还是不锈钢制的;联接笼套的五金配件品质如何,铆接技术怎样;马鞭的手柄是金、银、铜包制、镶嵌的,还是其他动物角和骨头制作的;脖颈上的铃铛是不锈钢制的,还是铜制的或是铁制的。
德制不锈钢的铃铛声音嘹亮而清脆,黄铜制的铃铛声音干净而柔美;红铜制的铃铛声音浑厚而悠远;配带30枚小铜铃所发出的声音则细粹而清灵,与马蹄声的节凑最融洽,近处听效果更佳;铁皮包制的铃铛则为下品,其声短促而沙哑。凡此种种,讲究很多,名堂不少。
伊犁的“六根棍”马车绝迹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
八十年代中期,伊宁巴彦岱火龙洞医院利用地热资源治疗疾病的名气越来越大,奇异的治疗功效和不断改善的治疗条件,吸引着各地的患者来此看病,也吸引着许多到此观光的国内外游人;于是“六根棍”马车又应运而复生。
伊宁市至火龙洞19公里的道路上,以及前往伊犁河大桥观光的路上,又复现“六根棍”马车轻快的身影。但此景不长,随着城市道路的改造,随着城市公共交通和出租汽车业的快速发展,“六根棍”很快又退出历史舞台。
2008年,伊宁市精心打造了喀赞其民俗旅游区,“六根棍”马车再次复生,并成为民俗风情游的经典景观。
在现代社会里,“六根棍”马车何时消亡,是否还有未来,取决于伊犁民族风情的保留程度。“六根棍”马车只能与古老的街巷、庭院、民居、小桥清流、林荫窄道、鲜活的民族生活场景融为一体,才能维持生存。
欧洲的很多城市之所以至今都能保留古老马车的运营项目,是因为他们很好地保留了历史古迹和历史悠久的文化。古老马车奔跑于老城区狭窄的街巷和青石板的马车道上,让游人浏览古老的教堂、市政厅、城堡、各类雕塑,更能领略欧洲文化的精华。看来保留历史文化,道理都是一样的。
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乌鲁木齐、吐鲁番、阿勒泰及南疆的一些地方,都曾使用过“六根棍”马车,老车夫们说:那里的“六根棍”马车都是从伊犁传过去的。
华庚大叔于乌鲁木齐
2017年4月
(本期照片均由作者提供)
作者简介:
白志军,1957年4月出生于伊宁市,新疆作家协会会员,笔名:华庚大叔。曾在伊犁地区奶牛场基建连接受“再教育”,盖过房,挖过渠,种过田,伐过树。知青生活结束后,先后就读于霍城师范中文班和伊犁师范学院中文系。1980年毕业分配到伊犁州公安局工作,从事公安工作18年,撰写了多部公安重大历史专题史料及一些理论文章,曾先后参与1983年以后的“严打斗争”及伊宁“2.5”打砸抢专案工作;1997年调自治区民政厅,先后在办公室、政策法规处、优抚安置军休处,优抚安置局工作。曾发表小说、散文、报告文学50余篇。小说《拴在一根木桩上的两只公羊》获西北五省区公安文学一等奖;《神探华庚》系列小说获新疆“新苇杯”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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