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卡里亚访谈丨美国仍然是领导国，但不再是随心所欲的霸权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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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卡里亚访谈丨美国仍然是领导国，但不再是随心所欲的霸权国

作者：乔纳森·特珀曼（Jonathan Tepperman），

    法雷德·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

译者：宋美超

乔纳森·特珀曼（Jonathan Tepperman）

图片来源：https://foreignpolicy.com/author/jonathan-tepperman

法雷德·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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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纳森·特珀曼（Jonathan Tepperman）：

《外交政策》杂志创刊于1970与1971年之交的冬天。如今回读第一期，仍难免为当时与当下的相似之处所震撼。《外交政策》的创始人塞缪尔·P·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和沃伦·德米安·曼舍尔（Warren Demian Manshel）在该期序言中分析了“始于20世纪40年代末的美国外交政策时代是如何结束的”，他们认为“现在是可以就修改目标、调整手段、重新定位美国在迅速重塑的世界中的责任等问题，展开新的更具建设性的争论的好时机。”

最新一期《外交政策》杂志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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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当时的写作背景，就如他们隐约提到的，是战后美国的关键外交政策“遏制苏联”崩溃，以及围绕新政策建立新共识的必要性。

《外交政策》首刊也揭示了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面临的许多其他重要问题：美国正受到全新的、令人困惑的力量的冲击而渐失勇气；当时的气氛十分阴郁。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在这期杂志上写道：“美国政治和军事的世界影响力已步入暮年。”换句话说，50年前，《外交政策》的作者们便因为这样一种想法而忧心忡忡，即：美国正在衰落，华盛顿与世界其他地区打交道的战略已不再奏效，必须重新制定战略。一切都是可以争取的，而任务就是建立一个新的外交政策共识和一套新的外交政策体系。这听起来是不是很像今天的情况？

法雷德·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

这个比较真有意思，让我想起了马克 ·吐温（Mark Twain）的一句老话: “历史永远不会重演，但会押韵。”这就像是那些押韵的时刻之一。

《外交政策》创立的主要原因是美国在越南政策上的失败，以及当权派未能就这一失败进行真正有力的对话。

你必须记住越南战争是一个多么重大的问题——它的失败远比人们今天意识到的更具戏剧性。在整个战争期间，美国向越南派遣了 300 万军队，在那里投下的炸弹比二战期间还多，极大地损耗了美国的实力和威望。它还引发了一场严重的政治危机，搅乱了林登·B·约翰逊（Lyndon B. Johnson）的任期。在那之前，他一度被认为是自富兰克林·D·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以来最成功的总统。

此外，布雷顿森林体系也走向终结。在这个体系下，美国以美元和黄金为后盾基本保证了国际经济秩序。美国以高度不对称的条件——给予援助、市场准入和国防保护伞——鼓励西欧和东亚崛起的历史正在走向终结。美国曾经开放它的市场，却不必担心面临实质意义上的竞争。但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那个无与伦比的霸权时代开始落幕。到《外交政策》创立之时，西欧经济已强劲增长了30年，日本已增长20 年，韩国也成为了一个工业上真正的竞争对手。所以突然之间，美国面临着来自全球的竞争，它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被一系列无法控制的力量冲击着。

时至今日，这种感觉之所以仍使人觉得熟悉，主要基于两个方面：第一，由于中国的崛起，本质上是美国单极化的后冷战秩序无法再持续下去；第二，全球化在给美国整体经济和大企业带来巨大利益的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利益分配不均，给美国社会造成了实质性的裂痕。所有这些问题，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都让人觉得民主本身处于危机之中。

因此，正如一本有关20世纪70年代的书的编者所言：你会感受到“全球性的冲击”。我们今天也有类似的情况。

乔纳森·特珀曼（Jonathan Tepperman）：

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在《全球的冲击》(The Shock of The Global)一书的序言中写道：20世纪70年代最不稳定的地方在于——金融、贸易、去殖民化以及共产主义集团的分裂等诸多议题同时发生。其结果是全球体系的脆弱性大大增加，而这种脆弱性使得危机更容易出现。

法雷德·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

没错。20世纪70年代是全球化1.0的代表。它打破了布雷顿森林体系，打破了美国对制造业的轻松垄断，也打破了美国简单地将其外交政策强加于全球的能力。

今天，全球性的冲击来自于全球化2.0时代。在这一时代，一些国家正在崛起——主要是中国，但也包括印度、印度尼西亚、巴西和土耳其——每个国家都相互联系，但没有哪个国家能够控制全局。另一个美国时代正在结束，我们必须在没有路线图的情况下，在一个全新的体系中摸索。顺便说一句，这些全球性的压力往往会在国内造成分裂和功能失调。当时和现在一样，人们之所以谈民主危机，是因为西方民主国家看起来似乎无法应对当前的挑战。

乔纳森·特珀曼（Jonathan Tepperman）：

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当今世界的相互依赖程度急剧加深。美国的霸权正在衰落，国际制度正在解体，一切都变得更加混乱，没有一个替代体系可以提供指导或控制住乱局。

但我认为，有件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的重要的事在今天不会发生了，那就是对外交政策方面的失败作出强有力的回应。《外交政策》的创立本身就是这种回应的一部分，因为当时美国的思想家们开始试着创制一套全新的理论来指导美国进入新时代。正如卡尔•格什曼(Carl Gershman)1980年在《评论》 (Commentary)杂志上所指出的那样，遏制政策是如此失败，以至于整整一代推动这一政策发展的专家都因此颜面扫地。

为寻找遏制政策的替代方案，一个全新的外交政策当权派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形成，就美国应该如何处理国际事务提出各种激进的新想法。如安东尼·莱克（Anthony Lake）、莱斯利·H· 盖尔布（Leslie H. Gelb）、保罗·沃恩克（Paul Warnke）、理查德·霍尔布鲁克（Richard Holbrooke）和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等人曾就此进行激烈辩论——其中大部分内容都收录在《外交政策》杂志上。我不确定今天是否仍会发生类似的事情。

法雷德·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

越南战争打破了民主党自1932年至1968年的持续统治（那个时期唯一的共和党总统是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最喜欢的战场将军德怀特·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

正如你所说，那次分裂引发了大量的怀疑和反思。但更值得注意的是：1980年当选的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 基本回归了前几十年占主导地位的强硬遏制政策，并将其应用于苏联，以减少其对所谓第三世界国家的干预。他获得了成功。

到1991年，苏联解体，结束冷战的进程由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George H.W. Bush）总统和他的团队策划。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是新的共和党国际主义的代表，在吸取过去民主党的大部分理论和价值观之后接替了民主党。

这是一个巨大的转变。20世纪40年代和20世纪50年代的共和党当权派中有许多坚定的孤立主义者和疯狂的鹰派人士，他们呼吁对外进行战略收缩，对内进行政治迫害。但从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开始，你就能看到共和党这边出现了技巧娴熟、有国际主义情怀、推崇自由贸易的外交政策精英，他们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发挥了重要的主导作用。

乔纳森·特珀曼（Jonathan Tepperman）：

那么《外交政策》的早期作者们所构想的自由主义思想是否在这个过程中迷失了呢？让我们看看吉米·卡特（Jimmy Carter）执政期间的情况。进步派的圣骑士终于入主白宫，他们将首次把人权等价值观融入美国的外交政策，不因为害怕苏联而受到限制。但随后这一切就分崩离析了，到卡特政府结束时，苏联已经入侵阿富汗，布热津斯基则力推恢复遏制政策。

法雷德·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

卡特的自由梦的确破灭了——部分是由于他的无能，但更主要的是许多不可控的因素：越战失败后遗症、第二次石油危机、滞胀、阿富汗、伊朗革命以及随后的人质危机。他的处境十分艰难。作为对卡特的失败的回应，美国人选择了里根作为下一任总统，卡特政府的那些关于“有道德的外交政策”的梦想也随之消失——尽管卡特对人权的强调确实得到了延续。里根政府对卡特政府遗产的延续在其他一些方面也有所体现。

我一直认为老布什（George Herbert Walker Bush）基本上算是哈里·杜鲁门（Harry Truman）式的自由国际主义者。虽然人们可能不记得了，但正是布什在柏林墙倒塌后的一次演讲中普及了“新世界秩序”这一说法。他的意思是，美国正在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大国合作、多边主义和国际准则将变得更加重要。他设想了一个冷战后的世界，就像罗斯福在二战后设想的那样。这就是典型的美国理想主义: 不是简单地参与国际政治，而是改变它。

但是，阻碍布什真正实现这一愿景的力量之一——人们忘记了这一点——是美国人在冷战结束后认为自己极其穷困潦倒。布什在就职演讲中说：“我们的意愿比钱包还大。”言下之意是，美国有重塑世界的意愿，财力却负担不起。事实并非如此，但这种想法却真真切切地限制了美国在像巨人一样漫步全球之际实现国际体系变革的能力。

乔纳森·特珀曼（Jonathan Tepperman）：

难道90年代不是另一个关键时刻的代表吗——一个具有巨大的重塑潜力却从未像70年代那样完全实现它的期望的时刻？冷战结束创造的和平红利并未带来许多人所期望的那种规模巨大的国内再投资，也没有带来新的国际秩序和世界和平：20世纪90年代，许多严重的小规模战争在世界各地爆发，种族灭绝在卢旺达和前南斯拉夫出现。无论是布什总统还是克林顿（Bill Clinton）总统，都没有带来新的世界秩序。

不过，我们得到了对美国而言非常有利的十年，在这期间，美国经济保持了蓬勃发展。但是我们并未制定出革命性的新外交政策，让世界走向更好的未来。我们确实获得了相当程度的贸易自由——但克林顿政府未能让美国人民免受自由化的负面影响。

法雷德·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

你说得没错，我们在90年代错失了良机，最大的遗憾在地缘政治方面。20世纪教给我们的最简单的道理是，一场灾难性的冲突过后，胜利者有两种选择：或是尝试彻底消灭敌人，或是尝试帮助敌人恢复和重建——后者是迄今为止更为明智的策略。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战胜国在凡尔赛宫试图羞辱并摧毁德国，结果导致了经济萧条、法西斯主义和战争。因此在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尝试帮助它的敌人恢复和重建。事实证明，这样做的效果非常好。然而，在苏联解体后，美国从未认真考虑过同样的问题。美国从未真正想过帮俄罗斯重新站起来，也没想过推动俄罗斯和其他国家的融合。

如此看来，今天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领导的俄罗斯日益成为美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敌对力量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了。但为什么普京上台了呢？因为 20世纪90年代的俄罗斯一片混乱。这个国家的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的萎缩程度更甚于二战。

乔纳森·特珀曼（Jonathan Tepperman）：

美国并没有完全抛弃俄罗斯，但确实做了比这更差劲的事。美国派出了许多哈佛大学的博士，去帮助俄罗斯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重建经济。但他们给出的答案是休克疗法，这种疗法让俄罗斯人承受了几十年来从未经历过的屈辱和痛苦，而美国并未付出任何努力来减轻这种痛苦。与此同时，在外交政策方面，美国推动北约东扩到前东欧集团，俄罗斯认为这一举动具有侵略性和惩罚性，是对承诺的背叛。

法雷德·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

正如外交官斯特罗布·塔尔博特（Strobe Talbott）所说，美国对俄政策带来的伤害远超疗愈。由于美国从未建立起能够保护俄罗斯人民免受突然转向市场经济带来的破坏和严重负面影响的缓冲机制，俄罗斯人对资本主义、开放以及所谓的优越的西方模式丧失了信任。我认为，美国之所以没有制定这些保护措施，是因为美国人不想像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对欧洲和日本那样，把钱花在俄罗斯身上。休克疗法是一个很简单的建议，因为它所需要的仅仅是采取市场友好的政策，也没有必要进行大规模的援助计划。当然，美国在二战后可不是这么做的，当时它花费了数十亿美元援助西欧、日本和韩国。

乔纳森·特珀曼（Jonathan Tepperman）：

让我们来看看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吧：可以说是迷失的十年。“9·11”事件之后，美国陷入了反恐的消耗战，随后入侵伊拉克耗尽了美国所有的精力。中东的战火把美国参与国际事务的最后一丝欲望也消耗了。

法雷德·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

伊拉克战争对共和党国际主义建制派的冲击，与越南战争对民主党建制派造成的冲击类似。这是解释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偶然崛起的一个重要因素。人们总说全球金融危机为特朗普接管共和党奠定了基础，这当然没错。但伊拉克的作用同样重要。伊拉克战争的失败使特朗普对共和党精英，包括乔治·沃克·布什总统（George Walker Bush）和参议员麦凯恩（Sen. John McCain）都嗤之以鼻。共和党阵营已对这些人失去了信任。

乔纳森·特珀曼（Jonathan Tepperman）：

不过，在谈到特朗普之前，让我们先说说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奥巴马在2009年就职时，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争似乎正在平息。他多次提到“紧缩”，即减少对外承诺和国内优先。因此，这似乎又是另一个重塑的机会，可以说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第三次重大机遇。然而重塑最终也没有发生。因为奥巴马在叙利亚和利比亚的政策都遇到了麻烦，而阿富汗局势的恶化使得奥巴马政府不但没能撤军，反而要向阿富汗增兵。

因此，美国再一次失去了享受和平红利的机遇，也没能削减对外开支以进行国内再投资。在许多方面，奥巴马似乎使美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纠缠更多了，高度军事化的外交政策仍在运作。这正是权威人士和选民自越南战争以来一直的抱怨所在，而且抱怨持续至今。如果说有什么变化的话，究竟什么变化了呢？

法雷德·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

奥巴马这个人非常有趣，因为他在上任之初便清楚地知道他想与众不同，并试图突破继承下来的外交政策传统。他想将战略重点从中东转向亚洲，使美国对国际事务的参与去军事化。他希望找到与朝鲜和伊朗这样的对手进行谈判并稳定关系的方法。但他面临的问题是，这个世界比他想象的更加棘手。

图为美国第44任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

图片来源：百度图片

先从中东说起。伊拉克战争颠覆了该地区的旧秩序。虽然战争以失败而告终，但它却使一些强大的新力量得以释放，引发了“阿拉伯之春”运动和随之而来的残忍镇压。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不稳定性，一旦事态恶化，即使是奥巴马，也难以从混乱中脱身。我曾经在一次采访中对他说，中东之于他，就像黑手党之于《教父》里的迈克尔·柯里昂(Michael Corleone): “就在我以为我已经出局了的时候，他们又把我拉了回来。”因此奥巴马不得不继续参与其中，试图干预利比亚并避免干预叙利亚。但两者均以混乱收场，这两国和阿富汗的持续动荡使奥巴马无法推行自己的外交政策。

与此同时，全球化和信息革命的加速到来给一些美国人带来了相当大的不稳定感和焦虑感。黑人当选总统也使得部分美国人感到不安。特朗普的高明之处恰恰在于，能够将这些不满，包括对美国作为全球超级大国角色的不满，转化为武器。他认为美国在这个新世界中已经失去了优势。特朗普代表了美国历史上的一个重大突破。一般来说，美国人会选择那些更加乐观的人作为总统。特朗普是截然相反的那种人，他阴郁且悲观。他认为美国的状况很糟，对世界的开放（无论是对商品、对服务还是对人）使得美国本身遭到了削弱。然而他最终赢得了大选，对我来说，这让我对美国政治有了全新的体验。

乔纳森·特珀曼（Jonathan Tepperman）：

这对于今天来说意味着什么呢？我们是否正处于一个新的关键时刻，正如20世纪70年代、20世纪90年代和2008年一样？这是否需要一场思想上的变革，还是仅仅满足于回归正常的管理——正如当选总统乔•拜登(Joe Biden)目前所承诺的那样？在您的新书《后疫情世界的十个教训》（Ten Lessons for a Post-Pandemic World）中，您写道，大流行与其说是重塑历史，不如说是加速历史。

法雷德·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

我认为，在国际范围内的“历史的加速”将迫使美国走出长久以来生活的舒适区，即：美国依旧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参与者，是每个国家都希望与之结盟的对象——是国际体系的最终保证者、支持者和稳定者。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其他国家将扮演更加自信的角色的世界。许多新兴的地区性大国的经济增长和政治稳定已经保持了30多年，这导致了其文化的复兴和民族自信心的增强。中国是最引人注目的例子，其他国家也是如此，比如巴西，印度和土耳其。没有哪个国家愿意成为棋盘上的棋子，被两大棋手随意掌控。

因此，美国面临着一个巨大的新的国际挑战，当然，也可能是一个机遇。那就是它如何驾驭这个新的国际体系？它是否仍有可能实现它的历史目标，建立一个更开放、更有序和更自由的国际体系? 当它不是唯一占据主导地位的超级大国时，它还能做到吗？

乔纳森·特珀曼（Jonathan Tepperman）：

令我感到欣慰的是，霍尔布鲁克在描述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的世界地位时，也表达了类似的意思，称美国仍然是一个领导国，但不再是一个能随心所欲的霸权国。我觉得这种说法令人欣慰，因为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美国的发展依旧非常顺利。

但是，如果我们接受你的观点，也就是说情况正在发生变化，那么美国需要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呢？美国是否需要一种全新的外交政策？美国能否通过采取比过去50年更加有效的管理而维持下去？或者它真的需要某种在视觉上或实质上具有革命性的东西?

法雷德·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

我认为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更加有效的管理。今天的世界已非往日可比，事情已从根本上发生了变化，比我们之前讨论的关键时刻的变化还要大得多。

首先看看中国，无论你怎么看它的未来——无论它有多少问题——它的人口是美国的四倍。中国的人均产出无须达到和美国相等的水平，就能成为世界舞台上的另一个超级大国。尽管美国的经济规模仍比中国大，但二者已经非常接近，而中国的经济规模比排在其后的4个经济体的总和还要大。美国的国防预算全球第一，中国仅次之位居第二，也比紧随其后的4个国家的总和还要多。中国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和生物科学等前沿技术领域的竞争力不亚于美国。就互联网公司的现状来看，只有两个国家创造了互联网巨头：美国和中国。前苏联在军事方面与美国不相上下，但在经济和技术上却完全不行。中国正好相反，它的军事力量仍然比美国小得多，但它拥有巨大的经济和技术实力。我认为这使得它成为比苏联更大的挑战。

另一个很大的不同是，美国已不想再扮演它传统的角色。不只是特朗普，在奥巴马任职期间，美国也在某种程度上体现出想从传统的专横角色中剥离出来的想法。无论接下来拜登要做什么，他都不会重回肯尼迪主义（Kennedy Doctrine）所谓的：美国将“不论付出多少代价，承受多少负担，面对多少困难，都支持一切朋友，反对一切敌人，以确保自由的生存和成功。”这不再是可能的。相反，正如我提到的，美国需要的是推动者、组织者和议程设置者的角色，而非以担保者、补贴者和军事堡垒的身份实现自身目标的战略。这意味着美国当权派——两党——要学会和以与过去不同的方式与他国合作。

乔纳森·特珀曼（Jonathan Tepperman）：

如果问为什么我认为不存在革命性变革的可能性，或者至少是非常灵活地重新排列优先事项，那是因为我怀疑这么做的可行性。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是制度。在《外交政策》第一期中，霍尔布鲁克写了一篇题为《失败的机器》的文章，他在文章中指出，如果美国外交政策真的要改变，那么制定外交政策的制度也需要随之改变。否则，外交政策机器——我们今天称之为“果冻怪物（the Blob）”——只能缓慢运转。但近年来，我们看到的不是我们外交政策机器的重造，而是美国外交政策制定和外交制度的急剧衰退。

第二个相关挑战是人。我发现，拜登的内阁正发展得像是奥巴马的第三个任期，这既令人欣慰，又令人担忧。虽然我对于有经验的专业人士可以重新发挥作用表示欣慰，但我想知道，他们过去所谓的经验是否会阻碍他们想出全新的东西。别忘了，美国之所以很难绕过遏制政策，是因为当权派只知道这样做。

第三个是政治。拜登很可能面临左翼进步人士和右翼共和党的两面夹击，如果参议院出现分裂或者参议院被共和党把持，情况将更加艰难。

图为2020年美国参议院选举结果

图片来源：https://www.foxnews.com/elections/2020/general-results

最后——也是我最担心的——事实上美国曾多次试图改革其外交政策，但每次都以失败而告终。有什么理由希望这次会有所不同呢?

当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我花了很多时间思考“什么样的条件才能推动巨大的变革和艰难的改革”。我发现答案是：首先，要有足够深重的危机，同时使公众和当权者相信，如因循旧路只能走向毁灭。其次，要有足够勇敢足够老练的领导人来推动这种认识落地成为实践。

如今，让我震惊的是，无论是美国的绝大多数公众，还是美国的领导人，都没有意识到当下时刻的重要性。恶狼窥伺，危在咫尺，必须作出大的改变——否则我们终将陷入比今天更大的麻烦。这个麻烦的规模也将是空前的。

法雷德·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

你看，我更像一位乐观主义者。可能因为我是移民吧。我当初来美国，是因为我相信，且至今仍然相信，美国比其他任何国家更善于自我重塑。而且我确信，在过去50年，美国已在很大程度上重塑了自己。它在20世纪80年代进行了自我重塑，90年代，它从很多方面重塑了自己的经济。美国比40年前我刚来的时候更加开放、更加灵活、更加多样，且越来越能够接受这种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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