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卡里亚访谈丨美国仍然是领导国，但不再是随心所欲的霸权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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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卡里亚访谈丨美国仍然是领导国，但不再是随心所欲的霸权国

作者： 乔纳森·特珀曼（Jonathan Tepperman），

法雷德·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

译者：宋美超

乔纳森·特珀曼（Jonathan Tepperman）

图片来源：https://foreignpolicy.com/author/jonathan-tepperman

法雷德·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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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纳森·特珀曼（Jonathan Tepperman）：

《外交政策》杂志创刊于1970与1971年之交的冬天。如今回读第一期，仍难免为当时与当下的相似之处所震撼。《外交政策》的创始人塞缪尔·P·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和沃伦·德米安·曼舍尔（Warren Demian Manshel）在该期序言中分析了“始于20世纪40年代末的美国外交政策时代是如何结束的”，他们认为“现在是可以就修改目标、调整手段、重新定位美国在迅速重塑的世界中的责任等问题，展开新的更具建设性的争论的好时机。”

最新一期《外交政策》杂志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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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当时的写作背景，就如他们隐约提到的，是战后美国的关键外交政策“遏制苏联”崩溃，以及围绕新政策建立新共识的必要性。

《外交政策》首刊也揭示了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面临的许多其他重要问题：美国正受到全新的、令人困惑的力量的冲击而渐失勇气；当时的气氛十分阴郁。 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在这期杂志上写道：“美国政治和军事的世界影响力已步入暮年。”换句话说，50年前，《外交政策》的作者们便因为这样一种想法而忧心忡忡，即：美国正在衰落，华盛顿与世界其他地区打交道的战略已不再奏效，必须重新制定战略。一切都是可以争取的，而任务就是建立一个新的外交政策共识和一套新的外交政策体系。这听起来是不是很像今天的情况？

法雷德·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

这个比较真有意思，让我想起了马克 ·吐温（Mark Twain）的一句老话: “历史永远不会重演，但会押韵。”这就像是那些押韵的时刻之一。

《外交政策》创立的主要原因是美国在越南政策上的失败，以及当权派未能就这一失败进行真正有力的对话。

你必须记住越南战争是一个多么重大的问题——它的失败远比人们今天意识到的更具戏剧性。在整个战争期间，美国向越南派遣了 300 万军队，在那里投下的炸弹比二战期间还多，极大地损耗了美国的实力和威望。它还引发了一场严重的政治危机，搅乱了林登·B·约翰逊（Lyndon B. Johnson）的任期。在那之前，他一度被认为是自富兰克林·D·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以来最成功的总统。

此外，布雷顿森林体系也走向终结。在这个体系下，美国以美元和黄金为后盾基本保证了国际经济秩序。美国以高度不对称的条件——给予援助、市场准入和国防保护伞——鼓励西欧和东亚崛起的历史正在走向终结。美国曾经开放它的市场，却不必担心面临实质意义上的竞争。但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那个无与伦比的霸权时代开始落幕。到《外交政策》创立之时，西欧经济已强劲增长了30年，日本已增长20 年，韩国也成为了一个工业上真正的竞争对手。所以突然之间，美国面临着来自全球的竞争，它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被一系列无法控制的力量冲击着。

时至今日，这种感觉之所以仍使人觉得熟悉，主要基于两个方面：第一，由于中国的崛起，本质上是美国单极化的后冷战秩序无法再持续下去；第二，全球化在给美国整体经济和大企业带来巨大利益的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利益分配不均，给美国社会造成了实质性的裂痕。所有这些问题，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都让人觉得民主本身处于危机之中。

因此，正如一本有关20世纪70年代的书的编者所言：你会感受到“全球性的冲击”。我们今天也有类似的情况。

乔纳森·特珀曼（Jonathan Tepperman）：

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在《全球的冲击》(The Shock of The Global)一书的序言中写道：20世纪70年代最不稳定的地方在于——金融、贸易、去殖民化以及共产主义集团的分裂等诸多议题同时发生。其结果是全球体系的脆弱性大大增加，而这种脆弱性使得危机更容易出现。

法雷德·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

没错。 20世纪70年代是全球化1.0的代表。它打破了布雷顿森林体系，打破了美国对制造业的轻松垄断，也打破了美国简单地将其外交政策强加于全球的能力。

今天，全球性的冲击来自于全球化2.0时代。在这一时代，一些国家正在崛起——主要是中国，但也包括印度、印度尼西亚、巴西和土耳其——每个国家都相互联系，但没有哪个国家能够控制全局。另一个美国时代正在结束，我们必须在没有路线图的情况下，在一个全新的体系中摸索。 顺便说一句，这些全球性的压力往往会在国内造成分裂和功能失调。当时和现在一样，人们之所以谈民主危机，是因为西方民主国家看起来似乎无法应对当前的挑战。

乔纳森·特珀曼（Jonathan Tepperman）：

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当今世界的相互依赖程度急剧加深。美国的霸权正在衰落，国际制度正在解体，一切都变得更加混乱，没有一个替代体系可以提供指导或控制住乱局。

但我认为，有件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的重要的事在今天不会发生了，那就是对外交政策方面的失败作出强有力的回应。 《外交政策》的创立本身就是这种回应的一部分，因为当时美国的思想家们开始试着创制一套全新的理论来指导美国进入新时代。正如卡尔•格什曼(Carl Gershman)1980年在《评论》 (Commentary)杂志上所指出的那样，遏制政策是如此失败，以至于整整一代推动这一政策发展的专家都因此颜面扫地。

为寻找遏制政策的替代方案，一个全新的外交政策当权派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形成，就美国应该如何处理国际事务提出各种激进的新想法。如安东尼·莱克（Anthony Lake）、莱斯利·H· 盖尔布（Leslie H. Gelb）、保罗·沃恩克（Paul Warnke）、理查德·霍尔布鲁克（Richard Holbrooke）和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等人曾就此进行激烈辩论——其中大部分内容都收录在《外交政策》杂志上。我不确定今天是否仍会发生类似的事情。

法雷德·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

越南战争打破了民主党自1932年至1968年的持续统治（那个时期唯一的共和党总统是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最喜欢的战场将军德怀特·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

正如你所说，那次分裂引发了大量的怀疑和反思。但更值得注意的是：1980年当选的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 基本回归了前几十年占主导地位的强硬遏制政策，并将其应用于苏联，以减少其对所谓第三世界国家的干预。他获得了成功。

到1991年，苏联解体，结束冷战的进程由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George H.W. Bush）总统和他的团队策划。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是新的共和党国际主义的代表，在吸取过去民主党的大部分理论和价值观之后接替了民主党。

这是一个巨大的转变。20世纪40年代和20世纪50年代的共和党当权派中有许多坚定的孤立主义者和疯狂的鹰派人士，他们呼吁对外进行战略收缩，对内进行政治迫害。但从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开始，你就能看到共和党这边出现了技巧娴熟、有国际主义情怀、推崇自由贸易的外交政策精英，他们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发挥了重要的主导作用。

乔纳森·特珀曼（Jonathan Tepperman）：

那么《外交政策》的早期作者们所构想的自由主义思想是否在这个过程中迷失了呢？让我们看看吉米·卡特（Jimmy Carter）执政期间的情况。进步派的圣骑士终于入主白宫，他们将首次把人权等价值观融入美国的外交政策，不因为害怕苏联而受到限制。但随后这一切就分崩离析了，到卡特政府结束时，苏联已经入侵阿富汗，布热津斯基则力推恢复遏制政策。

法雷德·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

卡特的自由梦的确破灭了——部分是由于他的无能，但更主要的是许多不可控的因素：越战失败后遗症、第二次石油危机、滞胀、阿富汗、伊朗革命以及随后的人质危机。他的处境十分艰难。作为对卡特的失败的回应，美国人选择了里根作为下一任总统，卡特政府的那些关于“有道德的外交政策”的梦想也随之消失——尽管卡特对人权的强调确实得到了延续。里根政府对卡特政府遗产的延续在其他一些方面也有所体现。

我一直认为老布什（George Herbert Walker Bush）基本上算是哈里·杜鲁门（Harry Truman）式的自由国际主义者。虽然人们可能不记得了，但正是布什在柏林墙倒塌后的一次演讲中普及了“新世界秩序”这一说法。他的意思是，美国正在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大国合作、多边主义和国际准则将变得更加重要。他设想了一个冷战后的世界，就像罗斯福在二战后设想的那样。这就是典型的美国理想主义: 不是简单地参与国际政治，而是改变它。

但是，阻碍布什真正实现这一愿景的力量之一——人们忘记了这一点——是美国人在冷战结束后认为自己极其穷困潦倒。布什在就职演讲中说：“我们的意愿比钱包还大。”言下之意是， 美国有重塑世界的意愿，财力却负担不起。事实并非如此，但这种想法却真真切切地限制了美国在像巨人一样漫步全球之际实现国际体系变革的能力。

乔纳森·特珀曼（Jonathan Tepperman）：

难道90年代不是另一个关键时刻的代表吗——一个具有巨大的重塑潜力却从未像70年代那样完全实现它的期望的时刻？冷战结束创造的和平红利并未带来许多人所期望的那种规模巨大的国内再投资，也没有带来新的国际秩序和世界和平：20世纪90年代，许多严重的小规模战争在世界各地爆发，种族灭绝在卢旺达和前南斯拉夫出现。无论是布什总统还是克林顿（Bill Clinton）总统，都没有带来新的世界秩序。

不过，我们得到了对美国而言非常有利的十年，在这期间，美国经济保持了蓬勃发展。但是我们并未制定出革命性的新外交政策，让世界走向更好的未来。我们确实获得了相当程度的贸易自由——但克林顿政府未能让美国人民免受自由化的负面影响。

法雷德·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

你说得没错，我们在90年代错失了良机，最大的遗憾在地缘政治方面。20世纪教给我们的最简单的道理是，一场灾难性的冲突过后，胜利者有两种选择：或是尝试彻底消灭敌人，或是尝试帮助敌人恢复和重建——后者是迄今为止更为明智的策略。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战胜国在凡尔赛宫试图羞辱并摧毁德国，结果导致了经济萧条、法西斯主义和战争。因此在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尝试帮助它的敌人恢复和重建。事实证明，这样做的效果非常好。然而，在苏联解体后，美国从未认真考虑过同样的问题。美国从未真正想过帮俄罗斯重新站起来，也没想过推动俄罗斯和其他国家的融合。

如此看来，今天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领导的俄罗斯日益成为美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敌对力量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了。但为什么普京上台了呢？因为 20世纪90年代的俄罗斯一片混乱。这个国家的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的萎缩程度更甚于二战。

乔纳森·特珀曼（Jonathan Tepperman）：

美国并没有完全抛弃俄罗斯，但确实做了比这更差劲的事。美国派出了许多哈佛大学的博士，去帮助俄罗斯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重建经济。但他们给出的答案是休克疗法，这种疗法让俄罗斯人承受了几十年来从未经历过的屈辱和痛苦，而美国并未付出任何努力来减轻这种痛苦。与此同时，在外交政策方面，美国推动北约东扩到前东欧集团，俄罗斯认为这一举动具有侵略性和惩罚性，是对承诺的背叛。

法雷德·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

正如外交官斯特罗布·塔尔博特（Strobe Talbott）所说，美国对俄政策带来的伤害远超疗愈。由于美国从未建立起能够保护俄罗斯人民免受突然转向市场经济带来的破坏和严重负面影响的缓冲机制，俄罗斯人对资本主义、开放以及所谓的优越的西方模式丧失了信任。我认为，美国之所以没有制定这些保护措施，是因为美国人不想像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对欧洲和日本那样，把钱花在俄罗斯身上。休克疗法是一个很简单的建议，因为它所需要的仅仅是采取市场友好的政策，也没有必要进行大规模的援助计划。当然，美国在二战后可不是这么做的，当时它花费了数十亿美元援助西欧、日本和韩国。

乔纳森·特珀曼（Jonathan Tepperman）：

让我们来看看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吧：可以说是迷失的十年。“9·11”事件之后，美国陷入了反恐的消耗战，随后入侵伊拉克耗尽了美国所有的精力。中东的战火把美国参与国际事务的最后一丝欲望也消耗了。

法雷德·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

伊拉克战争对共和党国际主义建制派的冲击，与越南战争对民主党建制派造成的冲击类似。这是解释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偶然崛起的一个重要因素。人们总说全球金融危机为特朗普接管共和党奠定了基础，这当然没错。 但伊拉克的作用同样重要。伊拉克战争的失败使特朗普对共和党精英，包括乔治·沃克·布什总统（George Walker Bush）和参议员麦凯恩（Sen. John McCain）都嗤之以鼻。共和党阵营已对这些人失去了信任。

乔纳森·特珀曼（Jonathan Tepperman）：

不过，在谈到特朗普之前，让我们先说说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奥巴马在2009年就职时，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争似乎正在平息。他多次提到“紧缩”，即减少对外承诺和国内优先。因此，这似乎又是另一个重塑的机会，可以说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第三次重大机遇。然而重塑最终也没有发生。因为奥巴马在叙利亚和利比亚的政策都遇到了麻烦，而阿富汗局势的恶化使得奥巴马政府不但没能撤军，反而要向阿富汗增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