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转自长江讲坛，特此致谢
。
苏轼对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影响是巨大的，这不仅表现在他的文学之美，更在于他的心境与品格。
宋朝官员犯错多采用贬谪来惩处，其中最严厉的惩罚方式之一就是
“过岭”
——贬岭南之地。
绍圣
元年（1094）十月二日，时年五十九岁的苏轼被贬“过岭”，抵达惠州。
尽管仕途坎坷，
官场受挫，
但
在向下的代际命运中，苏轼做出了向上的选择。他的生命由此超越了代际和时代，散发出永恒的人格光芒，照耀华夏古今。
本周六，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赵冬梅教授做客长江讲坛，将苏轼放置于北宋历史与政治的宏观背景之下，讲述苏轼被贬岭南这一时期的代际命运和个人选择。
赵冬梅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宋史研究会理事。英国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访问学者，德国维尔茨堡大学汉学系、法国巴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香港教育大学访问教授，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主讲人。致力于宋代制度、政治文化和历史人物传记的研究、写作与传播。著有：《宽容与执拗：迂夫司马光和北宋政治》《法度与人心：帝制时期人与制度的互动》《人间烟火：掩埋在历史里的日常与人生》《大宋之变：1063—1086》《文武之间：北宋武选官研究》《武道彷徨：中国古代的武举与武学》《千秋是非话寇准》；译著有《天潢贵胄：宋代宗室史》《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内向》等。
1.
《大宋之变：1063-1086》
临别之际，面对题名碑，司马光肃立良久，他默念着每一个名字，直到最后一行，这是他自己：“司马光，嘉祐六年七月，同知谏院。”现在，这后面可以加上一行了：“治平二年十月，离职。” 在司马光的眼里，“治乱之原，古今同体”，从古到今，导致治稳定或者混乱的原因都是类似的。所以，古代可以作为今天的镜子；了解古代的治乱得失，方可“知太平之世难得而易失”，让皇帝建立忧患意识，避免重蹈覆辙。这就是治国者学习历史的意义。
从来没有哪个朝代像宋朝这样饱受争议，有人说它积贫积弱，有人说它文明辉煌。北京大学赵冬梅教授认为，从1063年英宗即位，到1086年哲宗初司马光离世，二十四年间，宋朝政治由盛转衰，堪称“大宋之变”。本书以司马光的后半生为线索，推演英宗、神宗、哲宗三朝政坛风云，深入濮议之争、王安石变法、司马相业等历史细节，以人物为经，以事件为纬，充分展现韩琦、王安石、司马光、苏轼等文人政治家在历史大变局中的抗争与博弈，再现共治时代末期知识分子的荣光与屈辱。以抽丝剥茧的分析推理，典雅流畅的语言，探究大宋之变的错综因果和历史真相，揭示朝代兴衰、帝国统治的深层根源。
2.
《宽容与执拗：迂夫司马光和北宋政治》
从二十岁中进士开始，司马光在宋朝官场上奋斗了四十八年。
这四十八年当中，有十五年，他远离首都，退闲洛阳，专事《资治通鉴》的编修。
但我们万不可因此误认为司马光的官僚生涯中断了十五年。
对司马光来说，“得君”可以“行道”——如果皇帝接受自己的主张，那么他愿意留在朝廷用理想改造现实；
如果皇帝的选择与自己的主张背道而驰，那么他只能选择通过学术来传递思想、教育皇帝、影响官僚。
换言之，历史写作是司马光表达思想、参与政治的方式。
在司马光那里，古代历史与现实政治之间不是了不相关，而是息息相通的，过去是现在的镜子，了解过去是为了建设现在。
本书以北宋著名史学家、政治家、一代大儒司马光的成长轨迹、人生经历、社会活动为核心，讲述了其生命所跨越的自真宗、仁宗、英宗、神宗至哲宗这五个朝代的历史变迁，以及与其休戚相关的北宋政坛上如王安石、范仲淹、欧阳修、包拯、苏轼兄弟等巨星们的互动、恩怨与纠葛。
3.
人生代代无穷已，两种日常达古今。日常生活的变化静水流深，然而的确存在。透过历史烟尘，我们来观察和体会古人“生活的日常”与“生命的日常”，看变化，也看不变。
无论变与不变，最终都要着落到具体的个人身上。个人无法选择自己的性别、家庭和时代，唯一能做的只是接纳家庭给予的，并在性别与时代的规定中，努力活出自我。普通个体的生命故事，在传统史学中微不足道，却是最容易打动普通读者心弦的篇章，无他，只因今天的我们也经历着同样的爱欲挣扎，此事古今同。
作者
从古人的衣食住行、行走坐卧等微观视角，对古代历史中个体命运的境况进行了透彻解读与深入关照。“人生代代无穷已”，正是这些在历史长河中生生不息的日常生活，正是生活在奔腾不息的时间洪流中的寻常百姓，构成了历史上极为生动、持久，也极富生命力的画卷。“两种日常达古今”，也正是千百年来通贯古今的日常生活，将我们关注于眼下生活的视角引向了更远的过去，在鉴古思今的阅读中，深入体会文明跃进的脉搏与气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