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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知识 | 崔铭：苏轼与“苏门四学士”的相识与相知

文史知识 · 公众号 · 历史 · 2019-09-10 10:03

正文

无论在北宋文学史上还是在民间传说中，苏轼与“苏门四学士”之间的师友情谊，一直是人们喜闻乐道的一段佳话。追溯起来，“四学士”之称的出现，最早当在元祐五年（1090），然而，早在熙宁元丰时期，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便已先后与苏轼相识相知。在此阶段，他们或为宦四方、或游学异地、或屏居乡野，是文学的魅力吸引他们不约而同地走到苏轼身边，是共同的志趣促使他们“披豁尽平生”（张耒《寄答参寥五首》其三），成为莫逆之交。

一少年意气：晁补之两上苏公书

最早拜入“苏门”的是晁补之。

“不佞生十五年，知读阁下书。 ”（晁补之《再见苏公书》）补之初知苏轼之名，并读苏轼之书，年仅十五。这是一个朝气蓬勃、开始走向独立生活的年龄，心中充满着对伟大人物与伟大事业的崇拜与渴望。苏轼的经历恰恰足以令每一位最富雄心与幻想的年轻人心驰神往。嘉祐二年的礼部试以及嘉祐六年的制科试，为这位来自偏远蜀地的青年赢得了极大的荣誉。欧阳修“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与梅圣俞》）的高度赞誉，仁宗皇帝“两宰相”的权威性预言，分别在文坛与政界为他描绘出一幅锦绣前景，年轻的苏轼就像一颗光彩耀熠的明星，骤然升起在北宋政治文化领域的上空。我们完全可以推知，十五岁的晁补之早已熟知苏轼这一段辉煌历史。或许正是这段无比荣耀的历史，引导他接触苏轼的诗文，在他的白日梦里，与心中的偶像作精神的对话。当时是治平四年（1067），苏轼在家乡眉山守父丧，补之则客居江南，空间的距离使他无法接近苏轼。直到熙宁四年（1071）补之随父宦游杭州新城，苏轼亦于同年因反对新法自请外任通判杭州，相识的机会才在他意想不到的时刻突然来临。

苏轼像

熙宁四年底或五年春，怀着异常欣跃的心情，补之奉上他精心撰写的《上苏公书》，表达对苏轼的无限敬仰和拜师受业的热切渴望。初次给自己最崇拜的人写信，他急于表现自己的深刻成熟、卓异不凡的眼光以及经天纬地的才华，可以说，这是一篇冥搜苦思“做”成的文章。然而，年方二十的晁补之对苏轼的思想尚缺乏真正的理解与把握，他甚至还没能分辨清楚当时各大学派间学术上的巨大分歧与政治上的尖锐对立。尽管文章谈古论今，指点江山，凌丽奇卓，才气飘逸，其议论却与苏轼的观点凿枘不合，因而未能得到反响。

初次上书未果，补之并不气馁，很快又作《再见苏公书》。这篇文章行文自然，有如晤谈，与前书的故作姿态颇异其趣，正符合苏轼“文理自然”的审美趣尚。其中以大量的篇幅描写他读苏轼文章时的强烈感受，十分准确地把握住了苏轼诗文的艺术特色，表现出青年晁补之良好的文学素养与艺术感悟。我们相信，正是这一点深深打动了苏轼爱才、惜才之心。在文章的结尾部分，补之不无委屈地抱怨前一次上书受到的冷落，其自信、诚笃、极为大胆直率、极富挑战性、 “豪迈，英爽不群”的本性毕现无遗，纯真之至，可爱之至，想必苏轼读罢，亦当会心一笑。

就这样，晁补之的愿望终于得到实现，“始拜门下，年甫冠”（晁补之《及第谢苏公启》）。

二从少公之客到长公之徒：张耒与二苏

四学士中，黄、秦、晁三人与苏轼之间师生关系的确立，时间、地点均清晰可考，有各当事人的诗文为据，唯有张耒何时何地拜在苏轼门下，遍查苏、张二集及其他相关资料，竟无一字提及。《宋史·张耒传》曰： “耒十七时作《函关赋》，已传人口。游学于陈，学官苏辙爱之，因得从轼游。 ”可知张耒最初认识的是苏辙，是苏辙任陈州教授时的门生。张耒入“苏门”乃是先为少公（苏辙）之客，再为长公（苏轼）之徒。

马远《西园雅集图》

从少公之客到长公之徒，这一渐变过程早在熙宁年间似已发生。从苏轼与张耒的生平行实来看，彼此第一次谋面当在熙宁四年。这年七月苏轼赴杭州通判任路过陈州，其时张耒正“游学于陈”。作为苏辙的及门弟子，张耒得以从苏轼游是很自然的事情，但在一开始，显然不会如黄、秦、晁一样投书献诗，请置弟子之列。可以有师弟之实却不必有师弟之名。正因无此师弟之名，我们今天无法找到张耒拜师的痕迹，亦无法判断他究竟何时何地正式成为苏轼的弟子。

从现存资料看来，张耒与苏轼的文字交往始于熙宁八年。这一年，苏轼在密州任上作《后杞菊赋》，以庄子齐物思想舒解内心与时不谐、壮志难酬的郁闷。文章一经写出，即在一大批因反对新法而受排挤的中高级官员，以及怀才不遇、困于烦琐俗务的下层官吏中引起广泛共鸣。同年秋天，张耒因事到海州，途经涟水时读到苏轼这篇文章。作为一名清高自守的士大夫，张耒秉性朴直，不惯逢迎，从得官之日起即对仕宦生涯怀着深深的厌倦。读过苏轼的《后杞菊赋》，他觉得心地洞然，遂作《杞菊赋》以明其志。文章称苏轼为“达者”“哲人”，表达了无限景仰之情，而思想上的认同与追随、文学上的学习与揣摩，更表明张耒在内心深处已将苏轼视为导师。海州与密州相距不远，张耒这篇《杞菊赋》显然很快传到了苏轼手中。我们没有看到苏轼对这篇赋作的直接评价，但紧接着的一件事或可证明苏轼的态度。这年冬天，苏轼于密州建超然台，诚邀四方文友题诗作赋，年仅二十二岁的张耒荣幸地得到邀请，其《超然台赋》题下自注云： “苏子瞻守密，作台于囿，名以超然，命诸公赋之。予在东海，子瞻令贡父来命。 ”苏轼命张耒为超然台作赋，充分表明了他对这位青年才士的高度赏识。

元丰五年（1082），谪居黄州的苏轼在《答李昭玘书》中说： “每念处世穷困，所向辄值墙谷，无一遂者。独于文人胜士，多获所欲，如黄庭坚鲁直、晁补之无咎、秦观太虚、张耒文潜之流，皆世未之知，而轼独先知之。 ”这大约便是“苏门四学士”并称之始，也是苏轼第一次公开确认张耒为门下弟子。

三从熙宁到元丰： 黄庭坚拜师迟迟其行

与晁补之、张耒相比较，黄庭坚有着更为便利的条件接近苏轼，庭坚舅父李常、岳父孙觉均为苏轼至交。然而，这一文学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时刻却迟迟没有到来。如果说熙宁五年前，黄庭坚因空间的距离、公务的拘系而未与苏轼联系尚可理解，那么，熙宁五年十二月与苏轼交臂而过，则未免使人费解。这年十一月，苏轼因事至湖州，行前寄诗孙觉曰： “江夏无双应未去，恨无文字相娱嬉。 ”（《再用前韵寄孙莘老》）句下自注： “黄庭坚，莘老婿，能文。 ”“江夏无双”典出《后汉书》：黄香博学经典，能文章，京师号曰“天下无双，江夏黄童”。这里即以黄香拟庭坚。据《豫章先生传》，该年庭坚自叶县尉改任北京国子监教授，赴任途中绕道省亲，此时正在湖州。苏轼的诗句表明，他不仅已知庭坚之名，且希望这次能够相见并相互唱酬。

我们不妨设想，倘若此时黄庭坚和晁补之等一样，对苏轼怀着热烈的仰慕之情，得知苏轼即将到来的消息，他的心中一定充满了无限的企盼；他甚至应该等不及苏轼来到便买舟南下，相迎于道途。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十二月苏轼抵达湖州，黄庭坚已经离去。孙觉出庭坚诗文以示苏轼，苏轼阅后“耸然异之，以为非今世之人也”，连声赞道： “此人如精金美玉，不即人而人即之，将逃名而不可得。 ”（《答黄鲁直》）苏轼对黄庭坚的高度揄扬很快在士林中传开，这些信息亦当通过各种渠道传达于庭坚本人。但此后几年，苏黄之间仍无任何正面接触。熙宁十年正月，苏轼赴河中府任，途经济南与李常相会。由于李常的绍介与推引，苏轼对庭坚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见其诗文愈多，而得其为人益详，意其超逸绝尘，独立万物之表，驭风骑气，以与造物者游”（同上）。经此两段前奏曲之后，元丰元年二月，黄庭坚终于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寄书苏轼，并以《古风二首上苏子瞻》初通消息。至此，苏黄正式订交，确立师生名分。此时庭坚已三十四岁，不再是“人知之者尚少”的普通文士，而是当时文坛崭露头角的青年诗人。

黄庭坚像

为什么六年前当其尚需提携扶持之际，黄庭坚却坐失良机，并无叩拜师门之意，如今在文坛已挺然有崛起之势，反而远寄书信，恭执弟子之礼？个中原因可从苏黄两方面来探讨。

黄庭坚自幼聪敏好学，屡得名师指点，对自身资质与学识具有高度自信，少年丧父、依侍外家的经历，又使他难免有寄人篱下的孤寂与自卑，从而养成目下无尘、清高兀傲的性格。一方面心期弥高，知遇难求，一方面又无时不渴望着同道与知音。苏轼的出现从一开始就引起了他的注意，但熙宁五年前，苏轼的名气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嘉祐二年的礼部试、嘉祐六年的制科试，以及欧阳修与仁宗皇帝的高度揄扬，其学问文章、事功政绩、人格涵养尚无明显过人之处，以黄庭坚的孤高自许、不随众流，显然不会轻易拜师门下。元丰元年情形则已大不相同。杭、密、徐三任地方官，既使苏轼得以充分地施展政务才干，又扩大了视野、丰富了阅历，迎来了诗词文创作的全面丰收，与此相应，这一时期苏轼的人生思考逐步深化，人生思想也日益成熟。

据此，我们或已不难理解黄庭坚拜师过程的一波三折。应该说，他对苏轼的选择是建立在对自我清醒认识与对苏轼准确把握的基础上的。

四短李髯孙眼中见：秦观得入“苏门”的曲折过程

秦观与苏轼的相识最富于戏剧性。惠洪《冷斋夜话》卷一载：

东坡初未识秦少游。少游知其将复过维扬，作坡笔语题壁于一山中寺。东坡果不能辨，大惊。及见孙莘老，出少游诗词数百篇，读之，乃叹曰：“向书壁者岂此郎邪？”

虽然笔记多小说家语，不可确信，但从秦观生平经历与性格来看，这段记载仍有一定的可靠性，不过惠洪省略了诸多曲折的过程。事实上，从“少游题壁”到苏轼知秦观之名，经历了漫长的三个年头。三年之后向苏轼推荐秦观的，除孙觉之外，还有李常。

熙宁七年，苏轼自杭州通判移知密州，途经扬州，并到高邮吊同年邵迎之丧，秦观题壁之事大概就发生在这一时间段里。但其时孙觉在庐州任上，故苏轼未能与之相会。熙宁八年，孙觉回高邮居祖母丧，作为乡邻秦观常造其室，亲聆教诲，并同游汤泉，赋诗唱酬。熙宁九年春，经孙觉介绍，秦观访李常于湖州，作《陪李公择同观金地佛牙》等诗。至此，秦观与孙李二人建立起了亦师亦友的亲密关系。李常于熙宁九年春末移知齐州，苏辙时任齐州掌书记。据《栾城集》卷八《次韵秦观秀才携李公择书相访》一诗可知，李常曾向他介绍秦观其人。由此亦可推测，熙宁十年正月，苏轼赴河中府任过济南，李常介绍黄庭坚之际，亦当谈及秦观。故苏轼知秦观之名并读其诗文最早当在此时。孙觉约于熙宁十年春末免丧进京补官，若走水路，当沿淮河入泗水过徐州，时苏轼已在徐州任，两人很有可能相会，孙觉“出少游诗词数百篇”，亦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秦观像

元丰元年春李常罢齐州，赴淮南西路提刑任，秦观前往拜见。得知秦观即将赴京应举，李常遂寄书苏轼兄弟为之绍介。就这样，苏轼与秦观的初次会面终于水到渠成。这年夏初，秦观来到徐州，多年的愿望一朝实现，他的心情十分激动，临别之际作《别子瞻》诗，热情洋溢地赞美苏轼的高才大德与不凡风姿，表达了内心无限的倾慕之情以及拜师受业的热切愿望。通过李常孙觉的再三推荐，对于秦观其人其文，苏轼已有相当的了解，在《次韵秦观秀才见赠，秦与孙莘老李公择甚熟，将入京应举》一诗中他写道： “故人座上见君文，谓是古人吁莫测。新诗说尽万物情，硬黄小字临黄庭。故人已去君未到，空吟河畔草青青。谁谓他乡各异县，天遣君来破吾愿。一闻君语识君心，短李髯孙眼中见。 ”他以十分隆重的方式接待了秦观： “丰醴备乐，如师弟子。 ”（陈师道《秦少游字序》）从此，秦观的人生之路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作者单位：南京师大文学院）

——本文刊于《文史知识》 2002年第10期“人物春秋” 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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