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冬时节，烟雨迷蒙，在黄柏山的腹地与“李贽书院”不期而遇相逢，追随着石刻和文字，竟莫名地被李贽的“童心说”所打动，待到粗略看完李贽的生平，更是惊叹于他的特立独行，惊叹于他对世俗的不屑，惊叹于他对自由和真理追求的勇猛。李贽在大明一朝勇于叫板权贵和抗争世俗，也曾有过向生活妥协，但从未被世俗打败。最终他占领了大明一朝文学和精神的高地，他插下的思想的旗子400多年后仍在大别山腹地仍至中华大地上烈烈生风！
于是想《明史》该有李贽的的传记，于是并翻阅中华书局出版的《明史》，于是在《明史·卷221列传第109耿定向》中查得以下文字：“（耿定向）尝招晋江李贽于黄安，后渐恶之，贽亦屡短定向。士大夫好禅者往往从贽游。贽小有才，机辨，定向不能胜也。贽为姚安知府，一旦自去其发，冠服坐堂皇，上官勒令解任。居黄安，日引士人讲学，杂以妇女，专崇释氏，卑侮孔、孟。后北游通州，为给事中张问达所劾，逮死狱中。”不禁心生怅然！
遂后上网检索关于李贽的生平和留下的文字以及近人对他个人和学术的探讨和研究，愈发因其波澜壮阔的一生引发幽思和叹服。
1527年，李出生于福建泉州的李贽幼年丧母，在随父读书的过程中形成了善于独立思考的良好习惯，其自幼倔强，成年后在社会价值取向方面浙浙趋向批判重农抑商，倡导功利价值，直言“人即欲望”，这与当时明朝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水火不容。
12岁时，李贽就写下《老农老圃论》，把孔子视种田人为“小人”的言论大大挖苦了一番，从而名动州县。26岁那年考中举人 ，30岁至45岁间在最底层为官，先后任过河南辉县教谕、南京国子监博士、北京国子监博士、 北京礼部司务、南京刑部员外郎和郎中，最后出任云南姚安知府。
1581年，李贽从云南辞职回加到湖北黄安，住在朋友耿定理家，撰写一些读史的文章，并教授耿家子弟。李贽倡导绝假纯真、真情实感的“童心说”。此间，李贽多次到临近的麻城讲学，抨击时政，针砭时弊，放任妇女前往聆听讲，深受当地下层人民的欢迎。
1584年，耿定云世，他移居麻城。第二年派人送家眷回泉州，自己一人住在麻城“芝佛院”，致力于读书、讲学和著述，历十多年。期间，他以书答、杂述、读史短文和诗等形式，揭露道学家们的伪善面目，反对以孔子的是非观为是非标准，批判的锋芒直指宋代大理学家周敦颐、程颢、张载和朱熹。
1588年夏天，李贽常住“芝佛院”。书写到高兴处，索性剃发留须，故意摆出一副“异端”的面目，以学术和尚自居，如此10年。期间，文坛巨子袁氏三兄弟曾跑到龙湖陪他一住三个月，意大利传教士利马窦和他进行了多次友好的宗教交流。李贽开坛讲学之处，不管是在寺庙，还是深山老林，和尚、樵夫、农民、甚至连女子们也勇敢地推开羞答答的闺门，都跑来聆听。如此反复，李贽成了横扫儒、释、民的学术明星，这对当时的传统思想造成了强烈的冲击，被保守势力视为“异端”、“邪说”，群起而攻之。身陷险境的李贽不但毫不退缩，还旗帜鲜明宣称：“我可杀不可去，头可断，面身不可辱”，誓死捍卫自己的学术观点。
李贽去过山西大同，去过北京，到过南京。此间他在文章中“离经叛道”，赞扬秦始皇是“千古一帝”，歌颂武则天是“政由己出，明察善断”的“圣后”。
1602年，礼部给事中张问达秉承首辅沈一贯的旨意上奏神宗，攻讦李贽。李贽因“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罪名在通州遭遇逮捕，其著诉遭遇焚毁。李贽入狱后坦然说道：“名山大壑登临遍，独此垣中未入门。病间始知身在系，几回白日几黄昏。”后来听说朝廷要押解他回福建原籍，他感慨地说：“我年七十有六，死以归为？”当年3月15日，李贽留下一偈：“壮士不忘在沟壑，烈士不忘丧其元。”以剃发为名，夺下理发师的剃刀割断自己的喉咙而死，享年76岁。死后，被友人马经纶收葬于北京通州，今墓地尚在。
纵观李贽一生，他少年时起便以孔孟传统儒学的“异端”而自居，对封建社会的男尊女卑、重农抑商、假道学、社会腐败、贪官污吏，大加痛斥批判，主张“革故鼎新”，反对思想禁锢。或许是因为受“阳明学”支流“泰州学派”的影响，他以“异端”自居，针对当时官学和知识阶层独奉儒家程朱理学为权威的情况，贬斥程朱理学为伪道学，提出不能“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其对被封建统治者奉为金科玉律的儒家经典和孔孟之学进行抨击，对儒家经典的表示了极大的轻蔑，认为这些不都是圣人之言，是经过后人吹捧拔高形成的，不能当做万年不变的真理。这些著作是当时懵懂弟子，迂阔门徒随笔记录，大半非圣人之言，即使是圣人之言，也只是一时所发之药石，不能成为“万事之言论”。
思想主导人的行动。由是，李贽特别痛恨维护封建礼教的假道学和那些满口仁义道德的卫道士、伪君子。揭露道学家的丑恶面目，指出他们都是伪君子，“名为山人，而心同商贾，口谈道德，而志在穿窬”，仁义道德不过是掩盖他们卑鄙龌龊的假面具，“本为富贵，而外矫词以为不愿，实欲托此以为荣身之梯，又兼采道德仁义之事以自盖”。还指斥那些所谓的道学家们：名心太重，回护太多。“实多恶也，而专谈志仁无恶；实偏私所好也，而专谈泛爱博爱；实执定己见也，而专谈不可自是。”“及乎开口谈学，便说尔为自己，我为他人；尔为自私，我欲利他”，实际上都是“读书而求高第，居官而求尊显”，全是为自己打算，“无一厘为人谋者”。如此口是心非，言行不一的伪君子，反倒不如“市井小夫”与“力田作者”实实在在，干啥说啥”，而如此之说，恰恰刺中了当时统治阶级的“软胁”，表现出对专制皇权的极大愤慨，成为明末清初启蒙思想家民本思想的先导。
李贽在力图拯求黎民于水火，探求一条益国利民的道路中，把目光投向了封建统治阶级上层，希望“有一个半个怜才者”出现，使“大力大贤”的有才之士“得以效用，彼必杀身图报，不肯忘恩”，这不能不说是他思想的局限。
李贽承认个人私欲，“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天尽世道以交”，认为人与人之间的交换关系、商业交易合乎天理。他不同意道学家宣传的“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说法，认为人类的任何举动都有其谋利和计功的目的。这种观点貌似很有道理，但从公正的角度分析，的确有些过激。在文学创作方面，李贽提出“童心说”，主张创作要“绝假还真”，抒发己见，的确很有道理。
“夫是非之争也，如岁时行，昼夜更迭，不相一也，昨日是而今日非也。”从历史的角度看，这何尝不是真理？提出“于世推移，其道必尔”的主张。认为春秋替三代，战国代春秋都是一种正常的历史发展现象。
李贽的一生是“斗士”的一生，可敬！可叹！他一生都在为争取个性解放和思想自由而斗争。他认为要获得个性解放和思想自由，就必须打破孔孟之道及其变种宋明理学的垄断地位，冲破封建经典所设置的各种思想禁区。为此，他特别提出社会上根本不存在高下贵贱之分，提倡尊重妇女，鼓励婚姻自由，并热情歌颂卓文君和司马相如的相恋。这在当时有极大的进步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