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资管网
“资产回报率”已经开始超过“劳动回报率”，我们已经到了“选择”重于“努力”的时代。
数据显示，2005年，大学毕业生月薪，是城镇职工的104%； 2015年，则只有城镇职工月薪的83%。
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2005年，全国城镇在岗职工平均月薪1530元，2015年平均月薪4467元。
2005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平均起薪1588元；2015年是3694元。
10年来，大学毕业生平均起薪增长232%，城镇职工平均月薪增长338%。
可见，过去10年，相对社会总体水平，大学毕业生是一个失落的阶层。如果把毕业生当作年轻人的代表，年轻人的确变得更穷了。
过去10年来，中国M2形成的滔天潮水，已经让大鲨鱼感到巨大压力，何况工薪阶层小鱼小虾。
“人赚钱难，钱赚钱易”越来越明显，形象地反映了“劳动力回报”的相对下降的事实。这对于在人力资源上占优的年轻人来说，不是好消息。
未来，年轻人 不仅要“入对行”，更要选对所投资的资产，这对他们能否进阶富裕阶层起决定性作用。
英国卫报一项调查发现，除澳大利亚外，在英、美等几个经济体中，年轻人的收入增速远低于国民收入的增速，并且这些
“80后”“90后”的年轻人群体，相比他们父辈年轻的时候赚得更少，也就是说，代际之间财富鸿沟显著。
在法国，没有稳定工作、没有住房的“漂一代”，因为找不到全职工作，只能“漂来漂去”，到处打零工，随时面临失业。法国《世界报》称，法国的失业率已达到二战之后从未有过的高水平。每4个失业者中就有一个不到25岁。据法国《费加罗报》报道，该国有1/5的年轻人生活在贫困线下。英法两国年轻人的现状，也是整个欧洲年轻人的现状。30年前，欧洲年轻人的收入高于平均工资水平，但现在许多年轻人的收入比国家平均工资低20%。退休工人的工资却在不断上涨。对此，《卫报》在日前公布的关于年轻人未来前景的调查报告中称，“80后”、“90后”是欧洲社会中“受益最少的群体”。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国家债务危机、工作岗位紧缺、经济全球化和房屋价格上涨。
无论是在美国、加拿大还是西班牙、意大利，年轻人的收入，其实是拖了社会平均水平的后腿，其中以意大利为最，年轻人的收入增幅竟然比社会平均水平低了19个百分点。在中国的香港和台湾地区，年轻人也深受收入减少的困扰。
根据台湾行政院主计总处的统计，2012年，台湾未满30岁、30至34岁、35至39岁三个组群的平均年所得，都低于15年前的水平。
同样，香港《各世代大学生收入比较研究报告》指出，按通胀调整后，不同年代的大学生无论在起薪点或及向上流动的加薪速度，均有明显下降。
作为国家未来的年轻人的状况，如果变得比其父辈更穷，将带来极大的隐患。
先说说中国年轻人的情况。尽管他们用着比过去更好的手机，娱乐方式比过去更多，营养比过去更好，为什么却还有“更穷了”的感觉呢？
这可能是因为财富积聚更难了，年轻人在财富分配中的相对地位也下降了。
先来看看年轻人相对财富地位的下降。经济学家周其仁说，这些年来，房子是拉开居民财富收入差距的最大因素。相信周教授的话符合大多数人的生活感知。网上有个笑话说，1990年代，上海某人辞职卖房创业，经过20年的辛苦打拼，他终于存够了400万，买回了卖掉的房子。可见有房没房，大不一样。当然，房子并不是唯一的拉开财富差距的因素，其他资产也构成了其中缘由。这是因为，在一个世界性的、长期的宽松货币环境中，资产价格会畸形上涨。
财经作家吴晓波最近写了一篇《中国正迎接“食利时代”的到来》。他认为，中国正在形成一个食利阶层，“即那些拥有不动产、股票、有价证券、票据，仅仅靠利息、股息、地租就能获得稳定的甚至不断扩大的现金流的人”，这些食利者的财富大多数是拜宽松货币所赐。换句话说，他们赶上了泡沫的盛宴。吴晓波自己也是食利者中的一员。他说自己早就成了亿万富翁。他成为亿万富翁的“秘诀”很简单，就是多年来不断买房子。
普通人和食利者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不要说年轻人，就是那些工作多年的人，如果未能持有资产，也会感觉自己越来越穷。这不是说食利者有多坏，或者剥削了谁之类的。其中有些人的确是靠特权致富，但也有很多人只是赶上了泡沫的机会。
随着科技更新换代加速，年轻人其实更具竞争优势。即便学校教育滞后于市场需求，他们也可以更快地通过再学习适应市场需求。然而，尽管每一届毕业生都是更优于上一代的前辈，但是，每一届毕业生也面临越来越大的房价收入比。也就是说，毕业越晚，离靠工资购房越远。当然，富二代可以不靠工资购房。
年轻人相对财富地位的下降，其实反映的是整体上致富环境的退化。一方面，整体经济增速从过去的10%以上，降低到现在的不到7%；另一方面资本的回报增速远超人力的回报增速，两项相加，更可见资本相对于人力的优势在快速上升。
这说明什么？说明资本相对于人力资源更为稀缺。可能有人会觉得奇怪：现在不是到处都说产能过剩、资本过剩吗，怎么还资本稀缺？其实，所谓的资本过剩，只是某些行业过剩，但更多行业资本是稀缺的。所以，民间借贷利率高，民营企业融资难。某些资本过剩其实是资本配置错误，是畸形地集中到某些行业。
“人赚钱难，钱赚钱易”正成为越来越多没赶上泡沫盛宴者的感慨，这句话也形象地反映了人力资源所得回报的相对下降。这对于在人力资源上占优的年轻人来说，不是好消息。
要提高年轻人致富的机会，最好的办法就是让资本充裕起来，而不是畸形地集中在某些行业。由资本来争夺人才，造成资本的回报相对下降，人力的回报相对上升，年轻人才会有竞争优势和更多向上流动的机会。
就国际而言,年轻人变穷有两个相互联系的重要背景。
为什么年轻人越来越穷了？现在大家提及最多的说法，是引用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在其著作《21世纪资本论》中的观点：劳动回报永远跑不过资本的回报。即：社会资本回报率远高于劳动回报率以及平均的实际经济增长率。除了世界大战等非常规影响因素缩小不平等差距外，财富分配一直以来都是向少数富人阶层聚集，50%的国民收入都来自于前10%的收入者。年轻人作为不拥有资本、或者拥有极少资本的社会阶层，靠劳动赚取回报永远比不上那些坐拥资本的富人阶层。
在中国，“资本为王”影响年轻人收入的现象也存在，并且金融市场不完善产生的一系列“财富门槛”放大了这种影响。提到年轻人的生活水平，离不开谈购买力，如今通货膨胀，物价水平上涨，以及高涨的房价让年轻人的购买力跟不上“拍”。只要手里的资产回报率够高，就能跑得过通货膨胀，然而，现实中，高收入群体有更多的方式和手段抵御通货膨胀，而低收入群体的年轻人则相对劣势。研究发现，由于我国金融市场不发达，形成了规避通货膨胀的财富门槛，富人才有资本谈保值增值，而通货膨胀又在事实上提高了这种财富门槛，进一步加大了收入差距。在这一过程中，年轻人首当其冲。
其次是全球化。在收入、财富分配以及被动性结构变革的成本和收益方面，大多数发达国家的增长模式在过去20年间都存在问题。全球化和某些数字化技术导致了工作和收入的两极分化，对各个国家的中产阶级都造成了持续的压力。而中产阶级的重要基础是年轻人，包括联合国定义的55岁以下的年轻人。
最近的一个案例就是英国“脱欧”派的胜利，虽然民众的不满是合情合理的，精英的错误也是不能回避的，但民粹主义开出的药方却是错误的。贸易保护、劫富济贫、孤立主义实行起来很痛快，甚至在短期内会有一定效果，但从长期来看一定是不利于国家发展的。
阿比吉特·班纳吉和埃斯特·迪弗洛在《贫穷的本质》提出一个重要观点：贫穷的表面原因是因为财富的匮乏，但其深层的原因是因为社会机会的不平等。而这种机会的不平等会让那些原本有可能凭借自身的智慧和能力改变经济状况的穷人失去重要的脱贫机会。什么叫做机会不公平？作者举例说，当人道组织为非洲贫困地区的农民提供化肥援助时，使用化肥的贫农都获得了较好的收成，但第二年持续使用化肥的贫农数量却远远低于预期。调查人员一询问，才知道很多获丰收的农民第二年依旧难存下足够的钱购买化肥。越是贫穷的人群，意外开支越大。
因此，最重要的不是现在的年轻人是否比以前更贫穷，而是他们有没有机会可以改变这种状态。但正如调查所显示的，多数人对此比较悲观。72.4%的人自认为其收入增长速度既很难跑过通胀速度，也很难跑过其他人群。在一个社会里，最重要的是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性。只有保证人人皆有成功的机会，那么即使现在年轻人处于相对贫穷的状态，那又有什么可怕的呢？真正可怕的是，即使年轻人意识到自身的贫穷，却是无论怎样的努力和勤奋都不足以改变，这才是最为可怕的事。在这一层意义上，解决青年群体的贫穷现象，重要的是创造公平环境，提供机会，让年轻人自己可以改变命运，而不是等待就业保障或物质补助等。同时，在当下的社会里，还存在不少门槛，拦住了年轻人的“中产之路”，比如收入不平等、通货膨胀、房价上涨等有可能还将持续。因此，给予年轻人实现有限收入保值增值的机会，就显得非常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