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十月十日，是辛亥革命武昌首义的纪念日，我们来聊聊可歌可泣的辛亥革命。为啥说辛亥革命可歌可泣：第一，清朝腐败无能，太招人恨了；第二，爱国志士做出了巨大牺牲。
我相信一百多年过去了，很多人还痛恨清庭，根本无法直视那一段屈辱的历史，就如同我，在以前，只要是甲午战争的影视片段，我都闭眼睛捂耳朵，要么用鼠标跳过去。
《辛丑条约》连本带息中国人要赔偿
9.8
亿两白银（人均
2
两），连美国驻华公使都不好意思了，最后我们大使洞悉了他们这个意思，赶紧交涉，最后用庚子赔款办起了留美预备学校
——
清华学堂，培养亲美势力。
这么多赔款，最终都要通过苛捐杂税加到老百姓头上，甚至一个鸡蛋、一堆粪灰都要上税，加速了农民的破产，农民过不下去了，甚至把生产资料包括耕牛土地都卖了，彻底破产。
《辛丑条约》还规定，不允许出现反帝活动，也就是清政府要帮着洋人镇压中国人的反抗，也就是清政府成了歪果仁在中国的代理。
面对这种情况，一部分人督促清政府赶紧改革，一部分人则彻底与清廷决裂，闹起了革命，发誓要推翻满清统治，这里边挑头的就是孙中山，所以我们称他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
1894
年孙中山在檀香山成立了兴中会，这是最早的革命组织，提出了“大逆不道”的革命口号：驱逐鞑虏，恢复中国（还不是中华）；并且在
1895
年就发动了广州起义。
徐锡麟也是一位
戏精
一般的革命烈士。他为了革命，回国后打入统治者内部，溜须拍马，小心逢迎，拜安徽巡抚恩铭为师，像干儿子一样伺候他，深得恩铭的信赖，派他管警察。
竟然不到一年，他就身居高位（二品大员），大权在握，似乎一切尽在掌握中。这个时候，他可以选择继续升官发财，但是他不忘初心，跟秋瑾相约起义。
结果这时候一名革命党员在上海被捕，招供了革命党人的化名，两江总督端方下令恩铭照单抓人，傻乎乎的恩铭喊徐锡麟来商量落实，徐锡麟一看名单，心里大吃一惊，看到自己的别名在列。
徐锡麟估计事情即将败露，只能决定提前强行起义，
1907
年
7
月
6
日这天，徐锡麟在安庆刺杀恩铭，并率领学生军起义。结果大家是知道的，起义失败，徐锡麟被捕。
面对审判，徐锡麟义正辞严，怒斥清廷，并自写供词，愿一人承担全部责任，说安庆的革命党就我一人，其他人是无辜的。
次日，徐锡麟被敌刽子用非常残忍的方法杀害。几名刽子手，手持铁锤，先把睾丸砸烂。想到这一幕，我就下意识的夹紧了腿。然后再挖心剖肝，炒成菜跟恩铭的亲兵下酒。
可惜徐锡麟的某个弟弟扛不住敌人的酷刑，把秋瑾给招出来了。秋瑾得知安庆起义失败，拒绝离开绍兴，她说：我怕死就不会出来革命了，革命要流血才能成功，如满奴将我绑赴断头台，革命至少可以提早五年。
秋瑾被捕后，她坚决不吐供，只写下一句诗，就是著名的“秋风秋雨愁煞人”。鲁迅著名的作品《药》中，牺牲的革命党夏瑜的原型，就是秋瑾。
还有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的林觉民，在参加
1911
年
4
月黄花岗起义的前三天，给妻子陈意映写了一封含情脉脉、感人肺腑的诀别信，让人忍不住泪目。
意映卿卿如晤：吾今以此书与汝永别矣！吾作此书时，尚是世中一人；汝看此书时，吾已成为阴间一鬼。吾作此书，泪珠和笔墨齐下，不能竟书而欲搁笔，又恐汝不察吾衷，谓吾忍舍汝而死，谓吾不知汝之不欲吾死也，故遂忍悲为汝言之。
后来起义又失败了，林觉民被俘，但是会审的时候，林觉民跟徐锡麟不一个风格，温文尔雅侃侃而谈，畅谈世界大势。不说的时候，写字是洋洋洒洒，下笔千言。
后来竟然让会审的水师提督都动了恻隐之心，曾赞他是个面貌如玉、心肠如铁、心地光明如雪的奇男子，但是这事儿他一个人说了不算，最后被枪杀。
陈意映也是一位刚烈的女子，收到这份决别书，第一时间决定立刻追随丈夫共赴黄泉，林觉民的父母双双跪在她的面前，恳请她念在一岁幼儿和腹中胎儿的份上，一定要活下去。
陈意映虽然答应了，但是悲伤过度，郁郁不可终日，最后早产。此后陈意映一直没有走出失去丈夫的悲伤，在两年之后也与世长辞了。
像徐锡麟、秋瑾、林觉民这样的革命志士太多了，他们多是年轻的知识分子，他们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更别说清政府高官厚禄的诱惑了。
最终，在爱国的革命志士努力下，
1911
年
10
月
10
日，武昌起义成功了，随后
15
个省相继宣布脱离清廷而独立（哭：为什么没有我大河南）。
辛亥革命成功后，清政府不得不退出了历史舞台，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也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而中国社会也发生了深刻变化。
从
1912
年
3
月，孙中山下令限期
15
天，全体人民一律剪掉辫子，随后各地掀起了剪辫子的狂潮，同时孙中山下令废止了缠足恶习。
从称呼上不许叫老爷了，民间普通称呼先生，或君，也废除了跪拜礼，取而代之的是握手和鞠躬，还提倡男女平等，可以拉手逛街了，也可以一起乘车。
这些变化虽然具有深刻的意义，但是中国社会依然是半封建半殖民地，地主还是地主，当官的还是当官的，只是没了辫子，只是不用行跪拜礼了，帝国主义的特权仍在。
辛亥革命之所以能推翻清政府，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是清政府本身的确气数已尽，把能得罪的人以及不能得罪的人全得罪光了。
比如立宪派，主张通过督促清廷改革，来走向现代化道路，他们以为这样可以避免流血牺牲，他们在
1910
年
1
月、
6
月和
10
月发动了三次国会请愿。
第一次
20
万人签名，第二次
30
万人签名，第三次打算发动
2500
万人。清政府没办法，推出了
13
人内阁名单，其中汉族只有
4
人，人称皇族内阁，这下立宪派彻底死心了，转身支持革命。
清政府还让汉族官僚彻底失望。比如袁世凯本来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手握北洋六镇新军，权势炙手可热，但是摄政王载沣不放心，想杀掉他，后来在张之洞拼死力保下，袁世凯被放逐回老家。
这引起了汉族官僚的不满和怨恨，对清廷更加离心离德。就算是后来又重新起用袁世凯去镇压起义军，但是袁世凯跟他们已经不是一条心了，袁世凯拿到兵权后，就反过来逼宫了。
所以为啥武昌起义后，各省督抚没人愿意给清政府真心卖力气，一部分观望，一部分弃城逃跑，一部分干脆剪掉辫子附和革命，跟太平天国那会儿大相径庭。
满族内部的开明派，也被清政府得罪光了。比如端方，又开明又能干，政绩突出，但是端方担任直隶总督上任后几个月就被免职了。
总之，清政府把人得罪光之后，这些人包括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各地新军、汉族官僚、甚至满族的开明派，结成了反清统一战线。
所以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首先播下了革命的种子，培养了不少革命力量，同时让革命思想深入人心，动摇了清政府的基础，然后又在武昌推翻了多米诺的第一块骨牌。
总之，辛亥革命在当时是大快人心，但是问题也出现在辛亥革命之后，革命成功了，反清统一战线也分崩离析了，每股势力都要求分蛋糕，中国陷入了长期的军阀混战之中。
我们先不说北洋和革命党之间的矛盾了，就国民党的前身，也是不断地分裂、分裂、再分裂，而国民党也继承了这个
“
优良传统
”
，不断地分裂。
第一，从同盟会开始，名义上有纲领，实际上没有一致的信仰。
孙中山在
1905
年成了同盟会，但这个会本身就是由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合并而成，孙中山也提出了革命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后来阐述为
“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简称三民主义。
但说实话，大家的信仰并不那么统一，吸收成员也没有啥严格的标准，几乎上就是交一块钱会费就可以加入，三民主义有人信三分之一或者三分之二就不错了。
大部分人信仰的是
“
一民主义
”
，只要是能推倒满族统治，就可以了，所以辛亥革命后，他们就认为大功告成了，开始争功。
还有人信奉二民主义，对民生不感兴趣，还有的人对民权不感兴趣；还有的人本身就是大地主，本身就反对平均地权。
甚至有的人就是为了给自己找后路，提前占位，熬工龄（党龄），万一革命成功了，就有升官发财的机会了，反正就投资一块钱（一年），万一成功了呢。
第二，党员成分太复杂。
1912
年
8
月，由于南北和谈，要搞议会政治，人头多在议会中就占优，所以宋教仁改组国民党时，到处拉人头入党，大批的官僚政客、原来的立宪派一夜之间，全都成了国民党党员。
然而党员虽然多，声势也浩大，但内部分歧也如同鸿沟，非常凌乱，一盘散沙。所以后来气的孙中山自己另组了一个党，叫中华革命党，发誓要剔除旧官僚。
1919
年为了议会斗争的需要，孙中山又恢复了国民党，但依然是个大杂烩。后来，在苏联和
TG
的帮助下，改组了国民党，允许
TG
成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情况稍微好些了。
第三，组织非常无力。
同盟会成立之初，多是留学生，平等自由的观念深入脑髓，坚持党员当绝对自由。有了自由，便没有了组织，所以松散无力，讨论问题谁也无法说服谁，讨论结果也执行不下去。
比如孙中山倡导议会制共和，但是章太炎强烈反对，甚至相互攻击。对于起义地点，孙中山黄兴主张南方，山高皇帝远，并且容易取得海外支持；但宋教仁主张从东三省下手，直捣北京；有人鼓吹暗杀；有人干脆反对武装起义，认为是罔恤民劳。
孙中山也看到了这个问题，所以二次革命后一气之下，成立了中华革命党，要求新成员誓死效忠孙先生，永守此诺，至死不渝，若有二心，甘受极刑。发完誓还要按上指纹。
他这么干，好像黑社会或者邪教组织一样，引起了其他同盟会大佬的警惕和抵制，造成了党内的分裂。
第四，孙中山作为伟人，自身有性格上的缺陷。
当然我们后人妄评，是开了老天爷模式，是事后诸葛亮。孙中山的精神和赤诚之心，永远值得我们纪念，但是性格上导致某些事情处理并不是很圆满，不能维护同盟会凝聚力。
第一件事，国旗样式之争，这是同盟会上层派系矛盾的第一次公开化。孙中山参加革命最早，威望最高，掌握西方知识最多，毫无疑问的一号人物，担任总理是众望所归。
但是因为旗帜的问题，跟二号人物黄兴发生了不睦。孙中山主张用兴中会的青天白日旗，理由是该旗是陆皓东所发明，兴中会诸烈士的鲜血不能白流，不可不作纪念。
但黄兴认为，这个旗不美，跟日本旗有点相近，主张用井字旗，两人各抒己见、互不相让，黄兴甚至以退会相威胁，后来章太炎和刘揆一出来劝架，勉强维持了表面的团结。
按说不是多大一件事，关键在于问题的处理方式。根据章太炎的回忆，国旗的事儿还没定，孙中山从南洋回来，直接就挂在了同盟会的办公室。
黄兴据理力争，主要是对孙中山不商量就自行决定的不满。由于孙中山原来是兴中会的，而黄兴是华兴会的，这件事情加大了两个团体的隔阂。
国旗风波刚摆平，又来了经费风波。一个月后（
1907
年）孙中山被日本驱逐，在离开日本的时候，他得到了
17000
日元的捐款。
孙中山把
2000
元留给了总部，作为《民报》社的经费，告别宴用了
1000
元，其余
14000
元随身带走作为革命活动经费。
但是章太炎、宋教仁认为，孙中山的行为是受贿，是被收买，提出要罢免孙中山。这时候幸好有人站出来劝架，极力劝阻，才维护了团结。这次出来劝架的是黄兴。
实际上孙中山一生最不在乎金钱，他为了革命几乎倾家荡产了，还连累了哥哥嫂子一家。他的本意也的确是为了革命。但是问题出在没有经过组织讨论。
这时候，同盟会其实已经开始分成三派了，有人支持孙中山，有人支持宋教仁，有人支持黄兴。至此以后，孙中山不愿意回东京总部了。
几次起义失败之后，孙中山成了公开的通缉犯，无法回到国内，没办法把国内的事情委托给了黄兴和胡汉民，自己专门周游世界专任筹款，从此以后他对同盟会的领导形同虚设。
总之，在辛亥革命成功之后，同盟会（
国民党
）的先天不足，导致了自身的无休止的内斗，无休止的分裂。
分裂还是小事，还进行刺刀见红的仇杀。
1912
年，陈其美指使蒋介石派人在上海广慈医院暗杀了革命元老陶成章。
也正是同盟会（国民党）这样的弱点，无法承担起民族复兴的重任，中国一直呈现一盘散沙的局面，社会的进步也很缓慢，加上日本入侵的摧残，整个国家依然看不到希望，最终被历史所淘汰。
所以这就是本文的中心论点：可歌可泣的辛亥革命值得纪念，但百病缠身的民国却不必留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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