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星对北京的印象是：人多，车多，雾霾多，竞争压力大。他用了一句从网上看来的话形容北京：挣钱如吃屎，花钱如拉稀。
文 / 张弘
编辑 / 卜昌炯
16岁的李星难得长了一回记性。在北京市东三环边上的一家日式餐厅门口，他没有再径直就往里走，而是小心翼翼地确认好门的位置，才推门进去。
年轻人吃过亏，不止一次。“被他家的玻璃弄怕了，擦得特干净，好几次我都撞上去了。”送完包裹出来后，他告诉我。
李星还是个孩子。他2000年出生，但身份证上，他已经17岁了——当年为了早上学而改的年龄，让他提前一年摆脱了“童工”的身份。
在过去一个多月时间里，他就职于北京一家知名快递公司，总在不断和各种各样的门打交道。自动门、旋转门、防盗门、推拉门、木门、铁门、玻璃门……每一扇门似乎都掌控着他的喜怒哀乐。
每天，他做得最多的一件事，就是敲门。除了差点撞歪他鼻子的玻璃门，还有一种门最让他害怕，即怎么也敲不开的门。
“你知道干快递最幸福的是什么吗？就是：到门口，敲门，门开了。”这是几天前一位同行告诉他的话，他转述给我听。
我是半个多月前认识他的。那天，他来送快递，忘了收12块钱的快递费。之后，我给他打电话，让他晚上来取。
一个很瘦小的男孩，刚开始话少得可怜，只会点头，“是”、“嗯”、“对”。拖住他攀谈了几句，才知道他是00后。
像他这个年纪出来谋生的，不是没有。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同学：上着初中，突然就从学校离开，再没回来。但在北京这座房屋均价超过5万元一平方米、每天都有人喊着“逃离”的城市，一个单薄的少年如何才能站稳脚跟，近几年才快速发展起来的快递行业会带给他什么样的生活？我很想知道。
2016年11月4日，我跟他一起送了半天快递。这天从上午8点到晚上8点，他从公司取了两次件，送了137个包裹，中途吃了两块面包、喝了一瓶水，计9块钱；中午还在一所常去的职业学校的小杂货铺赊了价值两块钱的6颗小白兔糖果，下午取件收到钱后跑去把钱还了。
这是他的普通一天，差不多也是他在北京做快递员的每一天。其间，他提到了跟东三环那家日式餐厅玻璃门的“恩怨”。
很多时候，他跟那两扇玻璃门的关系，就像他跟北京的关系，看起来一览无遗，离得很近，之间好像什么都没有，但等真正想进入时，一抬脚就被撞个满怀，然后带着疼痛败退下来。
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他跟北京的距离——始终隔着一块透明、坚硬的钢化玻璃。
在跟李星一起送快递5天后，11月9日，他离开了北京。再有两天，就是“双11”。
在三里屯和朝阳公园之间的一片老社区，经常能够看到李星穿着“西红柿炒鸡蛋”色彩的快递员制服，骑着一辆喷了黄漆的三轮车在附近晃荡。车“吱呀吱呀”地行进，歪着的车灯被几层胶带勉强稳固着，像一个需要拐杖的老人。
这片小区多是6层矮楼，没有电梯。楼栋坐落无序，内部构造千差万别。道路狭窄，地摊多、车多、人多，尤其老人多。
在人堆里，李星很显眼，看着像个早当家的小大人。虽然戴着一顶棕色鸭舌帽，染过的黄头发还是从帽檐边钻了出来。右耳耳垂打了耳钉，是整块脸最白的地方。他身高一米六，吃饱饭后体重能达到90斤。
认识他后，10月底的一天，我找他聊。还没问话，他就主动说起前一天的糟糕经历。
冬天要来了，他没有厚的被褥。跟同是老乡的“老大”（快递公司甜水园店负责人）预支了500块钱，200买被褥，100充话费。没过两天，他的小三轮车在小区剐上一辆私家车，赔了200，自己的车也被撞歪了。
又一分不剩。
听完，我心里打了个冷战。他就像北京街头的槐树叶，冬天一来，只需要一阵风就能被吹落。
他继续说着，那天晚上回到住处，他拿着锤子修车。旁边农展馆的快递员在打电话，对方是河南人，那一片是河南帮，他们租住在同一个地方。对方说：“别敲了。”他没听见，继续敲。对方喝了酒，两个人吵了起来。
更多人加入，山西帮和河南帮对骂。山西帮的人放狠话：“有种你弄死他。”对方没人动手，双方不停打口水战。房东出面，双方和解。房东跟他说：“这事没完，大家低头不见抬头见，你要请他吃饭。”
他没钱，也没有请对方吃饭。直到离开北京，什么事都没发生。
在这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的感觉里，这种来自周遭的公开表露出的敌意司空见惯。一天晚上，他和同事在集包装箱，一个包裹砸在他头上，包裹里是书，不轻。情绪瞬间上来，他说了一句：“看着点儿，有人在这儿。”对方提高声调：“看啥？下次躲远点。”他没继续说话，笑了笑，继续集包，“我在心里骂了他一千遍，骂他傻×。”
李星有自己的一套处事准则。遇到争吵、委屈、吃亏，他都会使出这套准则：咱不跟他一般见识，有不舒服就在心里骂他，“不依不饶的话，就当他放屁，狗咬我一口，我不咬他”。他说话有一种混不吝的口气，自认为神经大条，什么都不在乎，近5年没有哭过。
他曾经是暴脾气。六年级时，因为班上一个人说话太多，干扰到他了，他把对方的头给砸出了血，自己的手也骨折，这次之后再也没哭过。过了一段时间，李星拿家里的水果刀，拍了几张照片，发在QQ空间，喊话：姓张的，你他妈等着，这件事没完，明天孙石坡口等着你，就我一个人，一把刀，敢不敢来，11点到14点！
最后，什么也没发生。他说，那只是他发泄的一种方式。
9月22日来北京时，李星带了600块，从山西运城坐着高铁进京。晚上到站，他坐在公交车上拍了一段北京夜景的短视频，发在朋友圈，写上：谁来给我接风。
“那天有人接你吗？”
“没有，就是告诉大家我到北京了。”他回答。
到北京的那一刻，他都不知道自己来这座城市能做点什么。他的计划是先到堂哥那里住下来，再找个流水线上的工作。他琢磨着，做到春节，挣点钱，就回家开文身店。名字都想好了，叫“鸿鹄纹刺”。他的志向是做文身，QQ名叫“鸿鹄志刺青”，还特意在脖子后面纹了“鸿鹄”二字。他觉得这两个字“有味道”。
后来，跟他接触久了，他透露当时来北京还有一层原因：在家赋闲太久，整日无所事事，家人见他就烦，催他出来找点事做。
李星念初二时辍的学。跟英语成绩有关，至少他觉得是这样。
初一起，青春期上身，他不愿被管着，对课堂不再有兴趣，走上了“叛逆之路”。成绩下降，英语老师当着全班55个人的面批评他。“你就考30多分，还要不要脸？”李星一字一句念出这句侵犯自尊的话。他的反抗方式是英语再也没考过50分以上。反抗的结果，依然是撤退。
退学后，他一直待在家。时间久了，招来家人嫌弃，“他们见我都烦了”。在家人的安排下，他跟着表哥在村里做水暖的安装和维修。半年后，表哥去了贵阳，没有带他去。
他成了无业游民。
继续待在家，无所事事，玩CS，跟人瞎转悠，抽烟。后在父母的催促安排下，他先后做过汽车美容、维修、文身的学徒，都不超过3个月。“心思不在这儿，干啥都是扯淡。”那会儿，他玩心不能再大了。
李星的堂哥在北京一家快递公司做兼职，建议毫无目标的李星也送快递。李星觉得这个职业挺自由，看着也不难，没有过多考虑，就决定干了。其实，他也没有更多选择机会。
第二天，李星就开始跟着去送快递。被他顶替的人只教了他两天，主要是认路、认楼和送取的程序，但他记住的只有：要从仓库出去。工作第三天，他单独出去送件，迷路了，拉着近100件货到了三里屯外交公寓。最后是凭着记忆，认准一栋高楼的方向，转来转去，转到了目的地。
单独送件前两天，每天他都带着两个电瓶出去，不认识路，到处打转。结果是，车没电了，回不去，最后只好打电话给堂哥，让他开车来把自己拉回去。
一周过去，他摸清了片区，但不想干了。他计算过，每天要爬一千多个台阶，晚上躺在床上脚疼得难以入睡。又挨过一周，慢慢上手，送出去更多，挣得也多。他又不想走了。
一次，他送了一箱苹果到医院，不是本人领取的。第二天，收件人投诉，说没有收到。他赔偿了75块钱。身上没钱，老大暂时也发不出工资，赔偿款只能从他的账上扣。
第二次丢了十几个包裹，是他前一天没有送完的。那天晚上大雨，他把包裹运回仓库，没有走程序。结果第二天不见了。“老大”又罚了他近两千块钱，还是从工资里扣。
公司管理他们的办法就是：罚款。送不完包裹、早上晚出发、丢件、偷懒、服务不好被投诉……罚！11月初，他收到一张罚款单，一共被罚了1440元，因为没有及时送出件。工资还没拿到，就已经被罚了这么多，他被吓坏了。
这个时候，他又想走了。“这哪是挣钱啊，这是在还钱。”
吸取教训，他更小心谨慎，但还是有人投诉丢件。那次，他一个人到医院的监控中心，看监控。明明有人拿走了件，他给投诉人打电话说明情况。对方跟他说，东西昨天找到了。他有点怀疑之前丢的件也是自己被骗了，但没办法，只能认命。
工作时间，李星每天8点起床，到公司吃早饭，然后把当天上午需要送的件装车，9点前离开。小三轮车装满，能有100件左右。中午公司不管饭，他会买点面包和水，有时干脆什么都不吃。遇到雾霾天导致胸闷，就抽支烟喝口水对付过去。下午4点左右返回仓库取晚上要送的件，送完到晚上8点。
回住处吃完饭后，集包到9点，工作才算结束。然后上床，掏出他那个2015年“双十一”花888块买的红米Note2，屏幕左上角裂出一道闪电，是打电话时没拿住，从二楼掉下去的杰作。一般，他会看些UFO、洪水火灾、地震的新闻，再看一两集《老九门》，中途就睡着了。
跟他一起送快递那天，只要一遇到别的快递公司员工，他就要说一句羡慕他们的话，“他们好啊，他们都是大公司，有保底工资，还报销话费”。
他的公司不给报销话费，一直让他耿耿于怀。他每天能打70个左右电话。那天给一户人家送件时，按门铃，没人应，打电话，没信号。走到小区门口，他再次试着给那人打电话，听到的不是平常传来的铃声，而是一串英文，他立马挂了。“不会是在国外吧，国际长途可不给她打。”他上午刚刚充了100话费，按他的预期，一两天后就又该欠费了。
也是在那天，他说，不想干了，想回家。原因很多，跟以前一样，无非是：钱少、累、没意思。他跟“老大”说要辞职，对方不放人，因为“双11”要来了。
11月10日，我再联系他时，他已经离开北京，刚到运城，47天的快递员生活就此结束。
他很恐惧“双11”。饭后闲聊他听过不少鲜活的案例：一次“双11”丢件，有同事赔了一千多；每天需要送出400多件包裹，能挣400多块，接近平时的3倍，但也意味着很多送不完，得承担罚款，一天罚两三百。
“本身没剩多少钱，再丢一个件，还得欠公司钱，给我唬住了。”他不会细问，同事大多30岁以上，他几乎不主动和这些人聊天，除非被问起，这是保护自己的一种方式。
11月8日晚，送完当天138件包裹，李星开着三轮车回到仓库。他等不及了，无论如何都要走。撒谎说家里有急事，“老大”才放人。第二天，“老大”给了他500块钱，让他买几件像样的衣服回家。他花300买了两件毛衣和一条裤子。
晚上算工资，他一共送出4084件包裹，挣4084元。除去没送完要罚款的1444元，平时支出1000元，丢件理赔等他自己也弄不清的账，最后“老大”只给了他300元，还有800元暂时被扣下来。等他到家的时候，身上只剩两百多。
他计划第二天上午离开北京，“老大”告诉他，当晚就有车。他不敢多说什么，深夜收拾东西，脱下红黄相间的快递员大衣，换上他喜欢的黑色大衣，往车站去。
这是他第二次离开北京。上一次离开是在5个多月前。
2016年春节刚过，李星被父母送到北京三里屯一家文身店学习。他表哥当年就是在那里学会的文身。
父母的动机很明显：学完出来赚钱还债。这些年，村里都盖起了新房，只剩十几栋老屋子。2015年，“好面子”的父亲决定跟随这股潮流。盖完新房，家里欠下13万元债。
李星对文身的爱好，也缘于家人。辍学后，父母风闻一个亲戚做文身，挣了钱，也是年纪轻早退学的年轻人，就安排儿子到天津，跟着表哥学文身。刚开始李星觉得很酷，能挣钱。没多久，表哥出国了，学习中断，他只得回家待着。
李星在北京文身店学了3个月，包括学费、住宿、伙食，共花了家里3万元。其间，他住在师父家的一套公寓里。三居，住了60多人，多数是30岁以上。他是最小的，浑身上下都有文身，很像电影里那些黑社会帮派。
“我师父老厉害了，坐过9年牢，东北人，很彪。曾在监狱给犯人文身，用墨水当颜料。他先让几个犯人打架，引开狱警，然后溜进狱警室，偷墨水。五六根绣花针捆绑一起，这就可以纹了。”他兴奋地讲起师父的故事。
“你信吗？”
“那可是我师父跟我们说的。”他说。
3个月，他自认为学到很多。“北京比较磨练人，一天光在那儿坐着，光看都能学到东西。”他学到的最实用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少说多做。好几次他说错话，差点被打。一次吃烧烤，邻桌喝醉酒的人掏出一张钱，问：“这啥钱？”问了好几次，李星说：“港币或者美元吧。”对方怒了，要揍他，被劝阻，他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刚学时，他贪玩，一天只有上午11点到下午6点要学习，其余时间他跟师兄弟到外面打台球，吃路边摊。学完后，他并没有像预想的一样，从学徒转为正式工，只好再次回家。“事实真的就打击到你了。不是你学的东西多就有用，而是要经验多，经验多才有用。”客户到店里，不会找他，不放心这么个小孩给自己的肉里扎针。
2016年6月，一位师兄学成后到长春开了家店，要他过去，他不顾爸妈反对，去了。帮忙做了几个文身，一分钱没挣到，吃住自理。生意不好，师兄经常出去开出租，没有管他。钱用光，李星跟身边朋友借，没人借。跟父母要，父母不给。最后，姑姑给了他500元，他才回到家。
“那次回到家，我哪儿都不想去了，就想待在家。”他后来看到一句话，觉得用来形容自己当时的感受很贴切：世事如棋局局新，人情冷暖须自知。
之后，他在家乡的一家文身店里打杂，仍然是个学徒，没有单独完成过一次文身，一直到2016年9月22日，他再次前往北京，以为生活会有另一番模样。
11月8日深夜11点38分，北京西站，普快，硬卧。鸣笛，车开。
离开前，李星在火车站给母亲打了个电话，说要回去。母亲问他，回来干吗？他说，找个文身店干吧，在北京也没事干。和父母打电话超不过5分钟，都是说事，没有闲聊。
窗外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
李星躺在中铺睡不着，打开手机玩《我的世界》，挖洞、挖矿、盖房子；或调成飞行模式，拿枪在空中乱射怪物；还在一座山里铺满炸弹，点燃，把它炸没了。一连玩了5个小时，直到一块充电宝的电用完。
他不是痴迷，实在想不出还能做些别的什么事。“瞎玩呗，闲得无聊，打发时间。”
10日早晨7点多，火车到达太原。他对着镜头又自拍了两张，发在朋友圈。半小时后，他坐上了从太原开往运城的列车，一路向南，窗外有山有水。手机没电了，他只能一边看窗外的风景，一边想着：回去后该干点什么？
“我实在想不出来自己还能干点什么。”他说，听起来像是一种自我调侃的口吻，我却觉得里面掩藏着真实的苦楚，因为这句话在我们的交谈中出现的频率很高。
“你有压力吗？”我问。
“没有。”
“有什么烦恼吗？”
“也没有。”
李星对北京的印象是：人多，车多，雾霾多，竞争压力大。他用了一句从网上看来的话形容北京：挣钱如吃屎，花钱如拉稀。
他没有自己找过工作，待过的几个地方都是家人和亲戚通过关系安排的。在北京，他宁愿打的，也不坐地铁，“一进地铁站就分不清东西南北了”。
他抱着梦幻而来，但在现实中，活得像梦游。
11月10日，下午4点，李星带着两百多块钱、两件毛衣和一件长裤，回到了家，回到了去北京之前的人生状态：下午两点起床，一天两顿，白天抽着烟到处瞎转悠。
（应受访者要求，李星为化名）
文章首发于《博客天下》第23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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