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两汉时期，国家经历了东周以降长时间的分裂和动荡之后归于统一，经济社会生产和人民物质生活得到了显著地提高，与之相伴随的是汉代社会养生思潮的日渐兴起和养生活动的全面展开。从物质层面言之，这是经济社会生产活动和医学技术发展的结果；从人文层面言之，这是人们在经过漫长的战争纷乱之后对生命价值的新认识和新思考。《黄帝内经》这部医学巨著体现了汉代医学发展的卓越成就，而《黄帝内经》的“作者”——黄帝的形象在汉代也具有了特定的养生学文化内涵。汉代养生文化的发展既具有自然科学的发展意义，也是中国生命哲学发生在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从其后者的历史影响来看，这也是魏晋人学觉醒的文化准备。
关键词：汉代；《黄帝内经》；养生；黄帝形象；文化研究
*基金项目：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杜佑《通典》与中原文化”（2014BLS001）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郭树伟，男，河南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副研究员（河南郑州 450002），主要从事先秦、唐代文学和文化研究。
两汉时期，国家经历东周时期长时间的分裂和动荡之后归于统一，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提高，以西汉初年《黄帝内经》这部医学著作的出现为标志，汉代社会的养生学社会思潮和养生活动由此全面展开。从物质层面言之，这是经济社会生产活动和医学技术发展的结果；从人文层面言之，这是人们在经过漫长的历史动乱之后对生命的重新认识和思考。黄帝的文化形象在汉代具有了特定的养生学文化内涵，是中国文化史上不可或缺的节点。
一、汉代社会养生活动和养生思潮的全面展开
养生，是指通过各种方法颐养生命、增强体质、预防疾病，从而达到延年益寿的一种医事活动。养生社会学思潮在先秦时期已经初见端倪。《左传》记载齐景公问晏子曰：“古而无死，其乐若何？”［1］2094晏子以古无不死之人为答。《战国策·楚策》记载有人献不死药于荆王。《韩非子·外储说左上》曰：“客有教燕王为不死之道者。”［2］631从这些散存资料可以看出不死成仙的思想在晚周已颇为流行，故为众多诸侯所重视。《庄子·逍遥游》曾经非常生动地描述过此类仙人的形象：“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3］21《庄子·大宗师》描述他们“登高不栗，入水不濡，入火不热”“其寝不梦，其觉无忧，其食不甘，其息深深”［3］169。《庄子·天地》记载了一些心忘容寂、与世无争的逸人，当“天下有道，则与物皆昌；天下无道，则修德就闲；千岁厌世，去而上仙；乘彼白云，至于帝乡；三患莫至，身常无殃”［3］306。文中所谓“三患”，即指疾病、衰老、死亡。庄子认为人类成仙之后，就可脱离疾病、衰老，跳出凡人的生死轮回，逍遥自在于天地之间，这后来成为汉代方仙道所追求的人生理想。
汉代初期，接继晚周余绪，方仙道思想盛行。据《汉书·郊祀志》载谷永言：“昔周史苌弘欲以鬼神之术辅尊灵王会朝诸侯，而周室愈微，诸侯愈叛。楚怀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获福助，却秦师，而兵挫地削，身辱国危。秦始皇初并天下，甘心于神仙之道，遣徐福、韩终之属多赍童男童女入海求神采药，因逃不还，天下怨恨。汉兴，新垣平、齐人少翁、公孙卿、栾大等，皆以仙人黄冶祭祠事鬼使物入海求神采药贵幸，赏赐累千金。大尤尊盛，至妻公主，爵位重絫，震动海内。元鼎、元封之际，燕齐之间方士瞋目扼腕，言有神仙祭祀致福之术者以万数。”［4］1260“为方仙道，形解销化，依于鬼神之事。”［5］1368-1369其时著名的方仙道有宋毋忌、正伯侨、充尚、羡门子、安期生、石生、卢生、侯生、徐福、韩终、李少翁、公孙卿、栾大等。由此可见汉代初期方仙道队伍规模甚大，甚至是影响朝野上下社会风尚的一股重要的力量。风气所及，即使儒生也开始纷纷论玄演术，从而使汉代的学术也方术化，并很快得到皇室的认可和支持。汉武帝时期，号称一代儒宗的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大谈“天人感应”的神学，甚至亲自演习求雨驱旱的巫术，此一行为足以影响世人观瞻。东汉时期，光武帝刘秀以谶纬经学立国，时王粱、孙咸因名应谶文而获高官，而经学大师郑玄、宗均皆亲注纬书，樊英、杨厚以方术授徒，受业者甚众，并被朝廷待为神明。《后汉书·张衡列传》曰：“初，光武善谶，及显宗、肃宗因祖述焉。自中兴之后，儒者争学图纬，兼复附以妖言。”［6］1911这种持续的社会活动也留下了大量的历史文献，正如东晋道家学者葛洪所言：“方策既山积于儒门，而内书亦鞅掌于术家”［7］255，在葛洪所收录的数百种道书之中，亦存有相当多汉代的方术经籍，如《鸿宝万毕术》《温宝经》《息民经》《玄女经》《素女经》《彭祖经》《子都经》《天门子经》《容成经》《九宫》《河洛内记》《黄老仙录》等，此皆秦汉方士所编，而被葛洪纳入道学丛书之中。近年来陆续出土的一大批秦汉时期的古文献，如帛书、竹木简之类《黄帝四经》《系辞》《周易》等也为验证两汉时期方仙道社会思潮提供了地下考古实物资料，其中尤其重要的是1973年冬在湖南省长沙马王堆三号西汉古墓出土的医书，共14种。这批医书分别书写在大小不同的5张帛和200支竹木简上，估计总字数约有3万字，原书均无名，马王堆帛书整理小组根据内容试予命名如下：帛书医书有《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甲本）《脉法》《阴阳脉死候》《五十二病方》《却谷食气》《阴阳十一脉灸经》（乙本）《导引图》《养生方》《杂疗方》《胎产书》。这些出土的文物材料皆是汉代社会养生活动的文献遗存，这足以显示汉代养生思潮对汉代学术的影响。
汉代也非常重视体育活动之于养生的作用。根据现存的文献记载和考古出土的汉代画像、简牍资料考察来看，汉代主要有以锻炼呼吸为主的行气、以引伸为主的导引、以疏筋活络为主的按摩、以静为主的心理调摄等养生体育活动，动静结合，形神兼养，从而达到强身祛病的养生效果。五禽戏创始人是东汉的名医华佗。他认为：“人体欲得劳动，但不当使极尔。动摇则谷气得消，血脉流通，病不得生，譬犹户枢不朽是也。”［8］804从现存文献的存量和内容的记载，足见当日汉代养生的社会思潮之盛况和养生活动的全面展开。
二、汉代黄帝形象的养生学文化内涵
黄帝形象的研究在中国历史上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诚如民国初期学者所言，黄帝是中国历史上箭垛式人物。古代中国的文明肇造、征伐四方、血统来源似乎都和他有关。《史记》记载：“太史公曰：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5］46这段话指出关于黄帝的史料在汉初存在的历史情况。然而，汉代以后，关于黄帝形象的记载不仅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继续零落散佚，反而越来越详密，这倒并不是后人有特殊的文献或考古的新发现，而实在是一种文化发展的内在需求。
此种文化需求在先秦诸子里面已初见端倪：春秋早期的学者孔子在谈到历史的继承与选择之际称曰“吾从周”，这还只是向往西周初年的周文王、周武王之治道；而晚一些的墨家学者就推出了比文王、武王更早的先王大禹的形象；其后的孟子更是变本加厉地推出先王大舜的形象，以期使自己的理论更具有历史的域度；而黄帝的形象在先秦诸子的著述中较早和较多地出现在道家学派《庄子》一书中，由此不难发现历史论辩的玄机，这实际上表明战国中后期的道家学派推尊前王和睥睨诸子之意，为汉代黄帝文化形象的嬗变埋下伏笔，也显示了道家后学的神仙思想。考查文献，历史上关于黄帝的史料并不是同时出笼的，而黄帝形象的嬗变也因时代文化的沿革而可大致分为以下3个历史时期：（1）先秦时期，在诸子零散的传说中，黄帝主要是一位创造文明的人。他率领群臣，创制衣、裳、履、冠，始去毛草之弊；发明弓矢、舂杵，特别是火灶的创造，使先民告别了茹毛饮血的生活；他始造屋、构楼、筑城，一改先民巢居穴处的原始面貌；造舟车，教骑马，方便了先民的出行，等等。此一历史时期，黄帝是文明肇始者、发明家，制作了许多便于人类生活的工具，因后人箭垛效应的变本加厉，先民初期的发明制作似乎都与黄帝有关。（2）汉代时期，道学、道家、道教兴起，黄帝被奉为道教始祖，主要是一位服食养生、羽化成仙的医学家。他著《脉书上下经》《针经》等医书，甚至连训练健身武士的蹴鞠之戏之发明，也离不开黄帝的名字。他的形象是：衣黄服、戴黄冕，驾黄龙之车，载交龙之旗，与天老五圣游于河洛之间。这一时期，他不再是那位征伐四方的军事家，也不是痴迷于制造万物的发明家，他是医学家，健身运动者，优游生活的长寿老人，是富有仙性的人物，最后得道升天。这些形象毫无疑问都是汉人赋予他的时代色彩，寄寓汉人健康生活之审美情调。（3）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北方各民族之间割据纷争冲突激烈，于是关于黄帝的血统研究则更为具体而微，这表现为中原的许多姓氏和外围的氏族都找到了与黄帝的血缘联系，其中寄寓了一种结束纷争，追求统一的时代信息。此种关于黄帝血缘的叙事缘起于司马迁将《史记》所列本纪、世家大多归为黄帝后裔，使得黄帝名下世系不再独详一系，经此类演，《史记》中的黄帝成为诸王与诸侯众家的共同祖先。故而黄帝在华夏的文化传统中自然具有了至高无上的权威，而关于黄帝的祖宗崇拜遂也就与中原的社会政治自然而然地结合在一起。《史记》为了让人们相信《三代世表》中的血缘关系，不但在相应的本纪和世家中继续强调列朝诸王与诸侯都是黄帝后裔的观念，而且这种强调血脉的论述，均置于本纪或世家之首，表现为追溯先世的词句，从而形成《史记》体例的固定格式，显示出一种强大的语言和视觉冲击力，给后来的历史学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早期儒家学者提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1］1901的民族思想，此种理论之于民族矛盾冲突解决来说只能加剧冲突而不能化解消弭这种冲突。秦汉之际，那些有远见的政治家从先秦的断章残简中抽绎出这种“血统论”来弥缝这种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为大一统国家进行一种文化诠释，尤其在南北朝时期，这种历史学叙事方式越来越成为一种历史需要，成为弥补早期儒家民族理论缺陷的有力工具。其中北齐史学家魏收对司马迁此种史学精神领会最深，这体现在其撰写的《魏书》里，在魏收的《魏书·序纪》里面，北朝多个姓氏都和这位远古的祖先黄帝攀上了血缘关系或姻亲关系，从此“天下一家”。当然，《魏书·序纪》把北魏皇族拓跋氏纳入黄帝世系里，这当然不是北魏时期的人们在当今生物基因技术基础得出的结论，而是在南北朝时期特殊历史条件下民族团结的需要，是一种迫切的时代的需要，从历史的影响来看也确实起到了实际的效用。隋唐以降，国家大一统的政治格局再次形成，期间虽有短暂的分裂割据时期，但是黄帝则作为中华文明肇始者的形象和血缘祖先的地位基本没有动摇过，以中原为中心的主要民族群体形成一种以黄帝为“祖师”文化崇拜现象，这种“祖师”文化的核心内容即是黄帝是华夏各民族的血缘始祖，华夏文明的肇始者，影响至今。
汉代的黄帝形象主要表现为养生学的文化内涵，堪称两汉时期的黄帝文化的时代特征。这主要表现在汉初《黄帝内经》的撰著和传播。《黄帝内经》提出了养生的整体观念，《素问·著至教论篇》载：“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可以长久。”［9］692在《黄帝内经》的作者看来，人是“天地之气”的产物，又是社会的一员，只有明确了人在宇宙中的地位，才能熟悉并处理好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才能达到延长人的生命的效果。《黄帝内经》还具体地提出了养生学的总体原则：“故智者之养生也，必顺四时而适寒暑，和喜怒而安居处，节阴阳而调刚柔。如此则僻邪不至，长生久视。”［10］76《黄帝内经》同时也对各个年龄阶段的人群提出具体的养生重点：《素问·示从容论篇》举例说，老年往往贪味，贪味则伤“腑”；少年不堪劳役，多劳则伤“经”；壮年容易纵欲，纵欲则伤“藏”（同“脏”），所以对老年要求之于“腑”，以察其病；对少年要求之于“经”，以察其伤；对壮年要求之于“藏”［10］697，以察其盛衰。这种区别情况，补虚消盈，辨证预防和治疗的思想，有利于恢复肌体的平衡，达到保健的目的。一般而言，《黄帝内经》主要是以黄老学派的思想作为其医学体系建立的理论基础，但是其同时也借鉴儒家学派正确的思想内容为我所用。《黄帝内经》吸取儒家“过犹不及”的中庸思想，提出了养生的辨证观念：《素问·至真要大论篇》有一个专用名词叫“平气”［9］645，或称“平气之道”，是指五行相生相克的正常情况，也就是人体的动态平衡。如果这种动态平衡失常，那就会出现“太过”或“不及”的异常现象，人就会生病。故而在得病之前，就要防止人体动态的不平衡情况出现：机体某些方面“太过”，就要加以节制；机体某些方面“不及”，就要加以补充。《黄帝内经》还吸取儒家重视心理建设的养心思想，提出了养生的主导观念，《内经》的作者认为，治病要先治心，养生要先养心，只有树立这个主导观念，才能祛病健身，否则，“精神内伤，身必败亡”［9］701。所以养生者在进行自我保健时，应在养心的基础上进行身心双养；行医者在进行医疗保健时，应先了解医疗对象的心理障碍，再了解其生理障碍，然后对症下药用针，这称作“一曰治神，二曰知养身，三曰知毒药为真，四曰制砭石小大，五曰知府藏血气之诊”［9］196。由此可见，在养生文化上，儒家学派和黄老学派是互补的，此时，黄帝俨然是一位儒、道兼修的医学理论家。《列子·修务训》所谓：“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乱世暗主，高远其所从来，因而贵之。”［11］1355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传统中医的重要典籍《黄帝内经》也是假托黄帝之名所作，古人已有此认识。由此言之，两汉时期，黄帝成为养生专家、医学专家，黄帝在养生学方面具有最高的权威性恰恰是时代赋予其身上的因素。
三、汉代养生文化发展的社会学意义和历史影响
秦汉统一战争的结束使得人们有条件聚精会神地发展社会物质生活，而社会物质生活的提高又使得人们开始关注自己生活质量和自身的健康和生命的延续，这都是和平生活带给人们的红利。汉画汉砖是研究汉代社会生活的重要资料，而养生汉画则是南阳汉画的重要组成部分。南阳在汉代以发达的农业及工商业而富冠海内，西汉时期已成为诸侯士大夫争相谋取寄食之所；东汉时期，由于“南都”“帝乡”的特殊背景，南阳成为皇亲国戚、王侯富商的依附聚集之地，贵族阀阅一时甚盛。史载东汉时有5位皇后、1位贵人出自南阳，封在南阳的公主多达7人，封在南阳的诸侯也多于西汉。刘安《淮南鸿烈》强调全身保真，认为“是故身者，道之所托，身得则道得矣”［11］791，强调“明于死生之分，达于利害之变”［,11］110，这些人凭借雄厚的财力不但生前穷奢极欲，而且大造地宫，将坟墓建得异常豪华、气派。在他们的带动下，古宛大地上卷起了一股“子为其父，妇为其夫，争相效仿”的厚葬风俗。在这样的社会心态和生活场景的共同作用下，全社会形成在墓室石材上刻画、记载他们生前的生活图景和逝后对冥间的想象。其中内容多有阴阳交合图像，以求长生成仙的风气，这些都是汉人养生社会思潮的历史折射，而汉代社会养生思潮的日渐兴起和养生活动的全面展开也体现了“仓廪实而知礼节”的社会管理学命题的意义。
随着汉代经济社会的发展，汉代人们的养生文化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健康长寿和防御疾病的层面，他们走得更远，他们把对养生学的社会学意义从个体的实用养生提高到社会的审美意识层面。文献记载，汉代的贵族和平民都比较注重自身的容颜修饰，尤其对于女性，社会上已经形成了相对公认的人体审美标准。东汉宫中采女制度规定：“汉法常因八月算人，遣中大夫与掖庭丞及相工，于洛阳乡中阅视良家童女，年十三以上，二十已下，姿色端丽，合法相者，载还后宫，择视可否，乃用登御。”［6］400“长壮妖洁有法相”就是当时对女子外在形象的主流审美标准。而《黄帝内经》所记载的内容也不仅仅停留在疾病治疗方面，如何更好的保健，如何使得个体长得更健康更漂亮也是题中之义。东汉人冯勤祖父冯偃“长不满七尺，常自耻短陋，恐子孙之似也，乃为子伉娶长妻。伉生勤，长八尺三寸”［6］909。冯偃的这种观念颇类今人择偶的遗传学观念。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汉人从养生到审美的健康取向。
汉人的养生思潮影响深远，甚至波及汉代政治层面的某些问题。汉赋名家枚乘的《七发》就是以养生为主题来劝喻统治者的。《七发》一开始借吴客之口阐述了放纵声色的危害：“且夫出舆入辇，命曰蹶痿之机；洞房清宫，命曰寒热之媒；皓齿娥眉，命曰伐性之斧；甘脆肥脓，命曰腐肠之药。”［12］16世俗的声色享乐生活是侵害生命的毒药，长此不废，“虽令扁鹊治内，巫咸治外，尚何及哉”［12］16？枚乘的惜命贵生思想诚然是与两汉时期的养生思想相一致的。作者从养生学的角度劝喻统治者，告诫膏粱之子不要纵欲，这种养生的劝喻对统治者能达到什么样的效果今人难以推测，但这也是孔子能近取譬之旨，正是汉代社会养生思潮盛极之历史反映。历史上作为汉帝国的最高统治者汉武帝，在燕齐方士的蛊惑之下，把国家的封禅大事降低到追求仙人仙药、长生不死的水平上，不但消解了报答天地的神圣性，而且因将个人追求长生的侈心糅合到神圣的封禅活动中而显得荒唐。这也正反映了汉帝国君臣士民举国若狂地追求健康养生的世情。
汉代的养生学不仅具有了医学发展的意义，同时也具有中国文化哲学嬗变的阶段性文化内涵，是文化史上不可或缺的节点。中国传统哲学的基础是天人合一观念，其中蕴含着3个命题：人与自身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毫无疑问，汉代的养生学不仅取得了医学的成就，也在人与自身的和谐这个命题上取得了突破。先秦时期，从六经文献而言，儒家思想对于人与社会的关系有许多论述，这些论述更多地关注人与社会的问题。《大学》提出君子的责任是：正心诚意、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齐家”是一种社会责任，“治国平天下”更是一种重大的社会责任。儒家历来对于那些为国为民曾经建功立业的人物总是心存敬意，而给予很高的评价。“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13］151-152这与道家“贵生”思想恰恰形成一种鲜明的对比，《庄子·秋水》曰:“庄子钓于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愿以境内累矣！’庄子持竿不顾，曰:‘吾闻楚有神龟，死已三千岁矣，王以巾笥而藏之庙堂之上。此龟者，宁其死为留骨而贵乎? 宁其生而曳尾于途中乎？’二大夫曰:‘宁生而曳尾途中。’庄子曰:‘往矣！吾将曳尾于途中。’”［3］441分析庄子这段著名的论述，从个体而言，庄子放弃了能够改善个人生活的重利和尊位；从群体而言，庄子放弃了对故国楚国的社会责任和担当，站在今天所谓的人道主义立场上，道家学派开始关注“人”本身，这或者说是对人类生存的一种更为久远的思虑。两汉时期，国家经历了东周以降长时间的分裂和动荡之后归于统一，经济社会生产和人民物质生活得到了显著的提高，与之相伴的是汉代社会养生思潮的日渐兴起和养生活动的全面展开。从物质层面而言，这诚然是经济社会生产活动和医学技术发展的结果，而从人文层面而言，这是人们在经过漫长的战争纷乱之后对生命价值的新认识和新思考。东汉末年，巨大的自然灾难和社会灾难带给人们生命的倏忽之感，人们对个体的养生不仅仅停留在身体健康和形体审美的层面，汉末士人不得不重新审视生命的内涵和意义。普通的民众开始向宗教寻求安慰，引发中国特质的宗教学道教初具雏形，而那些具有文化反省意识的士人则对生命的存在有了新的历史思考，《世说新语》里面在孔门四科“德行”“言语”“政事”“文学”之后又开列出“方正”“雅量”“捷悟”“夙惠”“豪爽”“容止”等32种人的品类，这其实正是汉魏士人对人学问题的进一步思考，对个体内在性的品类进行了具象的、粗浅的归类尝试，对个体审美从“形”到“神”的考量，实现了个体从养“外”到养“内”的跨越，这就是人们常说的魏晋人学觉醒命题。从这个意义来说，汉代养生学是魏晋人学觉醒的文化准备和历史先声，魏晋人学觉醒是汉代养生学发展的文化延续和逻辑展开，汉代养生文化的发展是中国文化史不可或缺的和独具特色的一个环节，而汉代黄帝文化形象的嬗变和《黄帝内经》的出现无疑是考察汉代养生文化发展的一个独特的视角。
结 语
汉代养生的社会思潮和养生活动的全面展开，一方面是科学技术发展的结果，另一方面是人们在经过漫长的历史动乱之后对生命的重新认识和思考。这一社会潮流使得黄帝形象在汉代具有了特定的养生学文化内涵。汉代养生文化的发展既具有自然科学的发展意义，也是中国生命哲学发展在特定历史时期所呈现出来的文化形态。汉代养生文化的发展是魏晋人学觉醒的文化准备。
参考文献
［1］阮元等.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0.
［2］陈奇猷.韩非子集释［M］.上海：上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4.
［3］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1983.
［4］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5］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6］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7］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1985.
［8］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59.
［9］高士宗.黄帝素问直解［M］.于天星，按.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2.
［10］南京中医学院中医系.黄帝内经灵枢译释［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
［11］何宁.淮南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98.
［12］费振刚等.全汉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13］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
欢迎订阅《中原文化研究》杂志
学术文章投稿：[email protected]
关注公众号：zywhyj或长按二维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