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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东东
当对戈麦的生平传记了解得愈多——这种了解不可能是完整的——我愈觉得他其实是契诃夫戏剧《海鸥》中的特里波列夫。然而，这又分明是一种错觉。戈麦是一个才能无法被掩盖的诗人，于是事情只有一种可能：戈麦是一个无法认清自己的价值抑或才能的重要性的诗人，以至于他做出了特里波列夫式的选择。契诃夫应该设想过一种可能，那就是特里波列夫其实也是如此，他对自己作品的价值产生了误判。不然，为何契诃夫坚持认为《海鸥》并非一部悲剧呢？这样的话，对戈麦和特里波列夫之间的联想就并非毫无意义，正因为戈麦误以为自己陷入了和特里波列夫类似的境况，在他身上才发生了一部令人称奇更令人生畏的悲喜剧。有必要补充的是，构成戈麦选择的因素不仅包括作品的价值，还有生活的价值。
这里我并不想猜测戈麦猝然离世的原因，也不寻求讲述其诗歌与传记相互印证的“内部故事”［1］，在此一方向上得出“失重的诗歌”［2］的结论貌似深刻，实际上却忽视了我们时代的诗艺和精神探险的深度。——如果承认戈麦并未远离我们的时代的话。实际上，戈麦有可能是八十年代的最后一个诗人，九十年代的第一个诗人，在他身上最为集中地表现了八九十年代转折之际的精神奥秘，甚至可以说，他一个人终结了八十年代并且开启了九十年代。而海子、骆一禾都没能做到这一点。有一点可以猜测，他获得的人生幸福，相比于海子、骆一禾来说似乎要更少。但他的精神活动的质量，他的精神能量并不弱于他们。他只比海子和骆一禾往前稍稍推进了一点，但正是这一点，使他发出了耀眼的光芒。
如果爱因斯坦所说属实，光在大质量客体处弯曲，这也是发生在天才们身上的事情，使时间在流经自身时发生弯折：也在这个意义上，戈麦体现了时代转变的奥秘。如果说，北岛作为一位“异端的诗人”（戈麦语），更多是在社会异见的意义上，那么可以说，戈麦作为一位异端的诗人，则是在精神异端的意义上，他与那个时代——甚至每个时代——中国文化的实质与转变却又是格格不入的，但同时又是预言性地完成了的，甚至道成肉身的，这就是戈麦的意义。
刚开始写作，戈麦就表现出对直面消极经验与恶的问题的现代主义艺术手法的熟谙，“七月的城市天空张贴着一轮菱形的黑太阳/停尸场白花花的尸体灿烂着/街衢中流动着凶年的食客”（《七月》1987），充斥着惊悚的超现实和死亡意象，其中还带着作者的阅读记忆。在这些作品中仍然可以看到戈麦的雏形，其中最有预言性的两行是：“这秋天的整饰/照亮我长眠的遗像”（《金色》1987），像极了戈麦为自己选定的箴言，或遗言。还有几首诗表现出平民的幽默感，这一点在“后新诗潮”中非常流行，不过在戈麦这里并没有延续下来。我想说的是，这种幽默感本来可以平衡他过于清洁的精神生活。
如果说，在《七月》中闪现的是语言和想象的恶，那么在《记忆》（1989）中则是真实和生存的恶：
很长时间我几乎忘记
手掌大小的一张抽搐的脸
今天它又在那里微笑
释放着对我的摧残
……
几颗孤零零的钉子
保持着原来的位置
没有，一直没有
目光，和他们相遇
请交还我吧
一张通往夕阳的证件
只要我的青春在地下不死
只要我的未来不被剥夺
我不会忘的
这张色彩斑斓的畜皮
这几乎是一个弗洛伊德意义上的原始场景，它带来的创伤一直延续到了成人之后。诗的末尾交代，抒情主人公看到的不过是一张畜皮/兽皮（另一个版本），显然是由猎人挂在树林外的居所墙上的。抒情主人公的生命与这张兽皮之间产生了可怕的移情。这其实就在人的生命与动物生命之间进行了类比，二者被等同起来，在一种普遍道德的目光注视下，产生了伦理学的提问：如果某种行为加之于人是一种恶，那么，当它加之于动物呢？而很可能，在此之前它们从来没有被以一种伦理学的目光注视过，在此处，戈麦的目光有似于主张动物权利的彼得·辛格。
关键的问题仍然是，戈麦在这里是否遭遇了恶？恶是否存在？在古典形而上学和近代神正论思想中，恶都是不存在的，抑或说，恶是善的匮乏也即存在的匮乏，因为存在是善的，而恶有悖于上帝的美德、万能和完美，“与世界里面道德上与目的相悖的东西相对立，世界创造者作为立法者（造物主）的神圣”，“与理性的世间存在物的无数灾祸和痛苦相对照，世界创造者作为统治者（维持者）的仁善。”［3］那么，恶就有必要被从这个世界抹除出去，正如莱布尼茨所说，我们的世界是所有可能世界中最好的世界。形而上学的潜台词是，即使恶存在，那也是为了更好的目的也即善的目的，于是恶又变成了善的（手段），正如黑格尔式辩证法坚持认为的，“精神医治自身，不留丝毫疤痕”。此处我们没有必要陷入哲学上的争论。可以肯定的是，戈麦与恶的遭遇是真实的，不仅是语言与记忆之恶，也还有生活与历史之恶。而对于生命来说，最大的恶就是死亡本身。死亡意象和主题充斥在戈麦诗歌中，《七月》如此，同年4月写就的《在春天的怀抱里去世的人》也是如此：“我被一股墓板下的腐味/惊醒狗群像云一样/逃进了天边的深渊”。正如西渡所说，这里出现了“一副与历史经验有关的阴森可怖的死亡途径”，它们的确具有一种惊人的预言性。不过，也可能和海子的死有关。
戈麦是一个几乎没有学徒期的诗人。此前，1988年秋冬戈麦疯狂地书写死亡，如《透明的沉默》《这个日子》《鸽子》《一九八五年》《此时此刻》《我的告别》，似乎是为了减轻死亡这一题材的重量，但结果可能适得其反。《一九八五年》中甚至出现了这样的句子，“那个美好的动机——/毁了！一个阴暗的早晨/我最终选择了活着”，“美好的动机”应该是自杀动机，这似乎是戈麦第一次写到自杀。他人之死同样被视为一种恶，戈麦在母亲病榻旁完成的诗中写道：“从死亡到死亡/一生中所有的果实/被一只只邪恶的手/催化成熟”（《死亡诗章》1990），终于看清死亡才是恶意的最终来源，并且对死神发出了诅咒，纵然如此，戈麦像一个严格的道德主义者，甚至发出了审判之声：“一颗颗奸淫的火星/从未亡人的脸上飞过/尖叫着：‘一辈子！’”这似乎同样成为预言，其父很快再娶。这首诗冷静得可怕，直到最后才流露出悲痛、怜悯和哀悼：“一支灵魂的小乐队/用白布缠裹着脚/从死者婴孩般的躯体中/露出尖尖的头”。但其实戈麦对自己更为严苛。戈麦早就预示到了自己的命运，并领悟到个人的命运也与历史相关，在写于1988年五一劳动节与五四青年节期间的组诗《星期日》中，他探讨了历史青春期和死亡之间的关系：
道路如同目光
我被熟知
历史青春期的扉页
一页煎炒过后的鱼
书写死亡
这首诗中充满了晦涩难解的意象：“飘移的鬼影甬道中/疼痛最为真实”“我操纵灵魂的杠杆/伤口被刺/凶手沉默不语”，展示了历史的创伤与神秘。而最终，“辉煌的宫殿把我展平/我走入文字的黑暗”，戈麦深知语言与死亡的关系，语言是死亡的见证，也是历史的遗迹。
《镜子》（1990）一诗洞察了恶的循环与连续性，“我握住黑夜，犹如打碎一盏明灯/灯下一张麻脸/像另一座城市里幽暗的神殿”，接下来戈麦的想象与镜像的对称和循环有关，应该受到了博尔赫斯的影响，以镜像的循环来隐喻恶的循环、死亡的循环：“从他的手里，幻化出第三面镜子/镜子的正面是一连串闭着眼睛的骷髅”。戈麦甚至产生了一种康德式的洞察，恶与主体的自由意志或意力有关，这就是恶意，“我的心盛满了罪恶/像毛玻璃里的酒/模糊成罪恶的一摊”（《杯子》1989）。恶也存在于人类主体的境遇中，存在于客观世界当中：“黄昏，我触摸着守夜人惊悸的心脏/一抹凶恶的夕阳/被抛在一面陈旧的窗内，一抹邪恶的光辉”（《黄昏》1990），果然，这首诗如此结尾：“数万个球体掘穿双眼/在空地上，围抱着死亡和死亡的福音”，这是一个异化的世界，一个上帝死了的邪恶世界，在其中善已经消失不见。于是，《艺术》（1988）中那个付诸阙如的主体堪称戈麦的自画像，“拥有洁净的抽屉/拥有无数肥沃的靶场/静坐中看死亡从墙上飘过”，这是一个在黑夜的坟冢踽踽独行的人，这个灰暗混浊、清癯而又无比抽象的诗人形象，犹如木刻蚀纹一般，终于燃尽了自己，但是又渴望与神对话。或许正如巴塔耶所说：“恶——尖锐形式的恶——是文学的表现；我认为，恶具有最高价值。但这一概念并不否定伦理道德，它要求的是‘高超的道德’。”［4］戈麦的死亡书写与对“根本恶”的意识，也必须从更高的角度才能被理解，因为，“对恶的探究是一个持续的、没有终点的进程。”［5］
二、理想主义的高度，存在主义的深度，怀疑主义的限度
在书信与散文（诗论）中，可以看到戈麦更多隐秘的心曲，它们与戈麦兄长褚福运的回忆相互印证。戈麦视年长二十岁的兄长为“我终生唯一的导师”，后者是一个儒家式的文化理想主义者，从其长篇回忆《不灭的记忆——我与戈麦》可以看出，他将一个人从蛮荒的“化外世界”进入文化世界视为自己的使命，并以此带领戈麦，其中体现出一种儒家式的文化信仰。正是他将文化理想主义的种子埋在了戈麦幼小的心灵。戈麦求学的1980年代同样是一个理想主义的时代，这种理想主义甚至为他带来了不小精神压力，他在给兄长的信中说：
……但我尊重父亲，父亲以一个男子汉的刚强从生死存亡的生命线上把全家拉了出来。父亲做事务实，我力争继承父亲的这一品质。高三毕业的时候，当我面对纷繁的经济社会时，我要选择我的职业，这时，我又一次想到父亲，也许是父亲的务实精神又一次在我的血液里升起。这时我甚至以为哥哥的做人准则、人生信条是极其背时的。在人的生存、吃、穿都成问题的家庭状况下（70年代），哥哥的歌德、席勒的精神与父亲的务实相比，简直太渺小了。至今我仍在想一个问题：
文学，是否意味着逃避生活？（1988年4月22日）
与其说这是对兄长的苛责，不如说是一种自我审视。实际上，务实精神和文化理想主义，这两种性格特征同时存在于戈麦身上，并呈现一种矛盾状态，连接二者的也许是个人奋斗。戈麦在北大中文系尝试转到经济系未果，就是一个表现。
戈麦认为自己儿时就受到“个人理想主义”的教育（1987年11月11日），可以想见，他将人的理想形象视为一种文化形象，这仍然与儒家的教化观念有关。关键是通过自我教化可以达到什么样的理想形态？这成为戈麦时常考虑的问题。儒家理想主义也可能发生分裂，一方面，我们得承认其中有可以理解的功利主义成分，正是这种功利主义成分指向一种道德理想和文化理想；而另一方面，当儒家理想主义遭遇挫折时又会走向它的反面，受到虚无主义的侵蚀。戈麦的心态就经常在二者之间流转轮回，缺乏喘息的机会，一方面追求自我实现：“人的价值是一个不断升华、完善的过程，休管它是不是马列哲学，我追求的就是价值的完善。当然，要解释这个完善与升华也不容易。但在这个追求过程中，我绝不要别人失去什么，因为这个过程是一个自我实现的过程。”（1986年3月23日）另一方面又时常陷入自我怀疑：“人生真不是什么轻松的，不是一蹴而就的。也许人的希望值过高。我现在的状态是可以承受一切的苦难，一切的不幸。多少次困苦和悲伤，有时几乎使我陷入不能自拔的境地。我体验过疯狂边缘的恐怖。”（1989年9月25日）这并非只是儒家理想主义内部的循环，一旦胀破儒家的外壳，存在主义思想和情绪就油然而生，试比较如下两段话：
兄之儒气甚重，对吾亦有很大影响。儒气可成人之美，亦可毁人于漫漫修远之道；兄之意志中人民性为要，吾以为此念能使人正直，亦能使人平庸。（1987年10月18日）
我经常陷于几种价值取舍的矛盾之中。“过程”和“目标”，是侧重过程，还是侧重目标；存在主义只重视过程与选择，而儒学便只强调道德的目标——境界。（1988年4月22日）
可以看出戈麦是充分自省的、自觉的。戈麦所谈更多关于人生观和价值，这里几乎不涉及文艺观念。
可以补充的是，当戈麦萌发文学理想，他会不断意识到文化模仿（教化）与文化创造之间的距离。文化模仿是为了提高自己，而文化创造则是为了提高文化；前者以欣赏为乐，可以成为很好的教师，后者则是原创性的作者，还必须长于判断；前者是为了体验文化并最终享受文化，这件事本身即令人愉悦；后者则是在文化判断的基础上进行文化制作，常常使创造者徒增苦恼，有时甚至以牺牲和毁灭创造者个体作为代价；前者是为了欣赏后者，使自己合乎文化标准与规范，后者的目的是为了被前者欣赏，因为可能毫无价值，不足为训；文化模仿与务实精神和功利主义并不相悖，甚至会促进现实人生，后者则会走向反面。二者都见出人之为人的责任，但前者偏向人道主义的博爱，后者偏向精英的人文主义。戈麦自己也会混淆二者，他说的自我实现（“完善与升华”）时常从文化模仿向文化创造倾斜。
诸种理想主义也可能对戈麦形成一种精神的高压甚至专制，他只好转而从存在主义的艺术中寻求安慰，后者其实是一种偏执一端的艺术，但对于戈麦来说却特别可亲，他之喜好恶的艺术实在是因为受到善的理想的压制，这里又存在着一种实验气质的顽童心理，但绝不是破罐子破摔，而是探究个体的更多可能性。这种实验气质的顽童心理，在五四一代人如鲁迅身上也是存在的。而怀疑主义之所以要有限度，实在为了保存怀疑主义自身的缘故。怀疑主义也无能打破使之得以完美运行的语言、思想和社会体系，怀疑主义恰好是与后者共生的。怀疑主义的价值在于充当了价值重估的先锋，对于戈麦来说，则有可能使其从传统理想主义走向存在主义。实际上，这并非戈麦的个体选择，而有可能和1980年代中后期的时代氛围有关，从戈麦的诗学表述中可以窥见秘密：
在今天，诗歌所毁灭的东西很多，建筑的东西也很多，但活动的从事者们始终感到的是毁灭，而不是建设。现世界的人生所感受到的始终是离散而不是聚合。
我崇拜那些精神的号召者，那些在精神世界中曾指引过几代人的巨星。我崇拜那些在语言的悬崖上重又给世人指画出路的人。［6］
和海子、骆一禾一样，戈麦的“文学史位置”大约处于“第三代”这一代，但与潮流无关，戈麦的存在主义很可能是对于第三代诗歌困境的一种提纯和升华，也是对于八九十年代转折之际时代精神的提纯与升华。在1980年代中后期，北岛式的精神领袖或号召者已经付诸阙如，戈麦对北岛感兴趣并作了深入扎实的研究，他发现在北岛晚近诗歌中“荒谬”已经初见端倪并有上升之势。可以说，正是在戈麦这里，北岛一代的人道主义才转向了一种让人困窘的存在主义。这不是1980年代中期人们对存在主义的思想爱好，也不是1990年代学院派的纯粹知识论述，而是转折之际的生存体验与艺术感觉。海子、骆一禾和戈麦最为集中地表现了转折期的生存实感和思想结构，他们的诗学都和存在主义相关。如果说，海子的存在主义是海德格尔式的，骆一禾的存在主义是雅斯贝尔斯式的，戈麦则是萨特和加缪式的。
诚然，存在主义可以发生于任何时代，一个人也难免会有属于自己的存在主义时刻，但在那个时代的戈麦身上则几乎出于命定，并以一种普遍主义的伪装形式表现出来。《刀刃》（1990）就是一个证明，篇幅不长，不妨全文引用：
我凝视着一把刀的边缘
美洲豹，丝绸一样光滑的毛皮
像一片绿色的影子
滑过刀锋时一个窃贼闪亮的庄稼
此刻，夜色将残
我脉管中那同行的伙伴已抵达天边
弑血的刀子，透过豹子的双眼
眺望着波光秀丽的河床
在这昏暗的腹地
两个持刀行凶的家伙
是哪一个，最先向主动手
刀子，就是福灵；刀子，就是危险
这首诗几乎只是讲了一个“上帝死了”的故事，或者说是对之的诗意化呈现和展开，像尼采一样，它讲述了一个寓言。刀、谋杀者相继出现，有意思的是，人类主体分裂成两个自我，其中一个注定要先动手，那么，另一个自我到底是谁呢？我想，就是那个还在坚持人类文化价值传统的、理想主义的自我。它的意象看似繁复连锁，其实皆产生于谋杀这一刑事案件的两三个要素。理想主义发生了变异，当它分裂出另外一个自我，存在主义理念与其谋杀事件一起诞生了。在这里，假借于刀子，戈麦经历了一个存在主义的普遍叙事。但在这种真理化的普遍意图成功之后，戈麦也许失落了反观自身的境遇化的独特认知。
“死亡的福音”（《黄昏》1990）就这样无处不在，构成了一个存在主义的诗歌世界，谋杀上帝的故事在其中反复上演。《刀刃》中的普遍理念漫漶于几乎全部诗中，变成灵光闪现的碎片。但也不仅是吉光片羽，他执拗地向朋友讲述这一故事，使之成为囚笼或结构，甚至永恒轮回：“局外人习惯于棋盘上黑白子的争斗/这和上帝把他的儿子捏出来再赶出去没什么两样……/我们来到世上，正是为了把偶然的角色扮得更加荒唐/人类绝对是一堆废物，不必惋惜/一种生物的灭绝，另一种生物还会生长”（《想法（致非默）》1991），神之死带来的结果就是人之死，人神争执——这是一场意义的争执——被奇妙地比喻为一场戈麦精通的围棋，不料上帝和人俱气数已尽。“让我永远面对敌意——/蓝天冷漠的天光”（《孤独》1989），这是典型的存在主义的孤独感，“有许多言语别人早已讲过，长长的信/长久的孤独。我不是一个嗜好语言的人”（《岁末十四行［二］》1989），则让人想起里尔克和冯至的优美克制。亦可见存在主义并非总是骇人。话说回来，自然、风景和环境都充满敌意，主体试图从荒谬的境遇中榨取出意义：“两只眼睛，一只飞在天上，一只掉进洞里/我是唯一的表演者，观众们在周围复仇似的歌唱”（《未来某一时刻自我的画像》1990）。《献给黄昏的星》（1990）完整呈现出一个孤寂而矛盾的存在主义的世界图景：“三个相互残杀的事物被掺到了一起/黄昏，是天空中唯一的发光体/星，是黑夜的女儿苦闷的床单/我，是我一生中无边的黑暗”。1990年的这一批诗，《谨慎的人从不去引诱命运》《我要顶住世人的咒骂》《如果种子不死》《没有人看见草生长》《厌世者》《梵高自画像》《黄昏时刻的播种者》《我们背上的污点》等，无不透露出存在主义的阴郁美感。
戈麦的好诗实在太多了，但大多基于一种消极黑暗的生存感受，这样的存在主义诗歌堪称奇迹，戈麦将一种萨特式的恶心感转化为了美，当然也有例外，“恋人呀，在你精心雕琢的指尖上，我梦见美/那是神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留下的陀螺/总是有两个不倦的身体在二十个纹涡内不停地游/一个对另一个的记忆印在了身体的其他部位，这是时光的美”（《梦见美（一）》1991），其情爱记忆有似于穆旦的《诗八首》，可惜戈麦这样的诗并不多，他在笔记中反复设想过“奇异的美”“邪恶的美”“神秘的美”“灿烂的美”。最奇崛的是戈麦对于末世时间的想象，这是一幅渎神的、近乎无神论的末世时间：“如果时间消逝了，一定是上帝的钟摆/被一个从天棚上滚落的小丑死死吊住/我手中的沙漏漏掉了最可怕的一粒”（《眺望时间消逝》1990），结尾则呈现了时间结束的幻象：“一条夜间行走的蛇无意中撞见了自己的尾部//于是变得弯曲，像海洋的曲面/陆地在消逝过程中变成一枚致命的颗粒”。这里的时间意识打上了存在主义的烙印，仿佛是对康德论述过的时空先验性的存在主义式颠倒和发挥。存在主义的异化首先应该是时空的异化（疏离和消解）。正是由于这样的时间意识，戈麦对元素和物的书写，也很少能够逃脱存在主义的意义指向，仿佛它们受到囚禁一般。
不过，存在主义并非全然悲观，而同样强调存在的勇气，《尝试生活》（1990）这首诗几乎完成了一次海德格尔式的对生活的筹划，但却发生在一次自杀尝试之后：
残存的时间已经不多
我只想飞跃那里
忘掉冰雪，不再充当椅背后的画像
尝试第一次
折断做人的根据
在第一次的冰水里
我梦见载满阳光的小海豚
她从肌肉一般的海水里游向我
展开肥胖的手臂——
从死到生，仅一次距离
这里对生活的想象具有一种奇异的美。但在紧邻的另一首诗里，这种甜美而肉感的想象又被推翻了：“人间，数万把椅子望着我/我是谁/在黑暗中，看到了什么/一摊污血/我曾经在那里伫立过/还没有死/没有咽下世界最后的果实”（《空望人间》1990）。戈麦显然并不相信诗谶的说法，他的笔名也透露出一股不祥气息。加缪将自杀视为唯一的哲学问题，与加缪相似，戈麦也几乎将自杀视为唯一的诗学问题。需要注意的是，这并非一种自我标榜，而真的是一种危险的艺术态度和生命态度。戈麦给兄长的信中明确提到过“生存的危机”“生存的荒诞”等字眼，他十分清楚自己的艺术选择并不讨巧：“国内没有充分的文艺环境，而我又崇拜颓废、悲观、否定性的东西，因而在国内小有名气会受到很大程度的制约。”命运与自由是他无比关心的问题。他在自述中写道：“戈麦是个文化人，又是一把刺伤文化的匕首。”［7］他就如此徘徊于儒家与存在主义之间，因为存在主义不仅意味着生命的创伤，也意味着文化的创伤。儒家隐退之后的——理想主义的——空洞，形成了存在主义的深度。“戈麦欣赏叔本华的哲学，我怀疑若能从头再来的话，他很可能放弃文学生涯，因为他对哲学和思想史的东西有更大的兴趣。”［8］对于戈麦来说，存在主义不仅是一种生命理念，更是一种艺术理念；在命运与自由之间，起作用的其实是诗人的意志，正是这种意志塑造了一种存在主义的诗歌感性。仿佛加缪笔下的西绪福斯，但是不是推石上山，而是在纸上写诗。而极端的——已经丧失意义的——怀疑主义意味着这一切都不存在，这恰好是戈麦之后——创伤治愈之后——九十年代诗歌的现实。
［1］吕周聚：《戈麦自杀的“内部故事”解读》，《阴山学刊》2005年第4期。
［2］陈增福、项喜岩：《失重的诗歌——论戈麦及其诗》，《通化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6期。
［3］康德：《论神义论中一切哲学尝试的失败》，《康德著作全集·第8卷：1781年之后的论文》，李
秋零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60页。
［4］乔治·巴塔耶：《文学与恶》，董澄波译，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年，第2页。
［5］理查德·J.伯恩斯坦：《根本恶》，王钦、朱康译，译林出版社2015年，第274页。
［6］戈麦：《〈核心〉序》，《戈麦全集》（下），西渡编，漓江出版社2024年，第118页。
［7］《戈麦自述》，《戈麦全集》（下），西渡编，漓江出版社2024年，第19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