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学者：中国崛起与美国利益可以“兼容”

驻华盛顿记者 李增新

美国知名学者、前美国驻华大使等对华政策专家认为，特朗普政府应继续接触中国，寻求新的互利和相互约束的两国关系。

2月7日，美国亚洲协会（Asia Society）和加州大学圣地亚哥（UC San Diego）牵头的“工作组”在华盛顿特区发布《美国对华政策：对新政府的建议》报告并提出上述观点。

该工作组成立于2015年秋季，由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主任夏伟（Orville Schell）与加州大学圣地亚哥21世纪中国中心主任谢淑丽（Susan Shirk）共同领导，成员包括前美国驻华大使芮效俭（Stapleton Roy）、前白宫安全委员会顾问贝德（Jeffery Bader）、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沈大伟（David Shambaugh）等中国问题专家。

美国和中国自身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都到了一个重要的十字路口，这就需要美国形成全面的对华策略，夏伟说。两国关系如今更加失衡，但美国“接触”（engage）中国的策略被证明是有效的，而美中关系、亚洲稳定与和平的基础是“一个中国”政策。特朗普政府不该改变这一立场。

谢淑丽说，中美关系的趋势并不乐观，工作组中的报告撰写成员对此“十分担忧”。问题并不是中国的崛起，中国崛起可与美国利益相互兼容（compatible）。她举例说，“一带一路”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如果是中国发挥领导力的举措，被他国所欢迎，并最终为国际经济提供公共物品，就是符合美国利益的。

问题是中国在2008年以来的行为：在外交和南海问题上变得更“强硬”（assertive），在经济上更倾向于“重商主义”与国内政策加强管制等，有可能与美国利益不符。特朗普政府已经指出了一些问题，接下来是怎么做。这需要更智慧、更有效的对华政策。美国应在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下，强化与亚洲盟友的联盟，并在关键问题上据理力争，努力营造坦诚、相互尊重与互惠的两国关系。

报告提出，为应对中美关系新形势，特朗普政府需要制定“经修改的”（revised）对华策略，这需要从两国的共同利益所在出发。

学者们认为，美国需着手应对中美关系中六个最紧迫、也理应成为最优先考虑的议题：第一，与中国一道阻止朝鲜核试验和导弹项目；第二，对美国在亚洲的盟友重申美国对亚洲的专注；第三，使用有效工具来解决对华贸易与投资领域缺乏“相互性”（reciprocity）的问题；第四，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海事纠纷中，加强引导以实现基于原则和规则的管理和解决机制；第五，回应有可能有损美国组织、公司、个人和边境关系的中国公民社会政策；最后，维持并拓宽两国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上的合作。

前美国贸易代表（USTR）巴尔舍夫斯基（Charlene Barshefsky）称，中美之间需要达成“相互作用”“相互有利”的经贸关系。当中国在国企、技术换市场、产业“国家冠军”、“科技民族主义”（techno-nationalism）等做法与国际准则不符时，美国应出台有效的应对措施。比如在高技术领域，美国完全可以在不违反WTO规则的条件下实施反制。另外，“创造性法律解释”（creative lawyering）与新的区域自贸协定也会有帮助。

新形势下管理中美关系，应适度提高对风险的容忍度。奥巴马政府时期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主任麦艾文（Evan Medeiros）说，目前特朗普政府最需要的是权衡各方利益，制定出一套完整的对华策略，并强化与中国沟通，了解中国方面“究竟想要什么”。“特朗普很有必要尽早与习近平会面。”

特朗普在选举中针对中国，但其对华政策最终仍有可能趋于理性，谢淑丽对财新记者说。就像在“酷刑”问题上，他曾表示酷刑可能对反恐管用，但最终表示自己相信候任国防部长马蒂斯（James Mattis）的判断。在对华政策上，他可能会说，“国务卿蒂勒森（Rex Wayne Tillerson）告诉我……”

在中美关系的诸多不确定因素中，最大的亮点可能是能源与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合作，美国进步中心（CAP）高级研究员韩美妮（Melanie Hart）称。抛开选举中的口号，如果特朗普政府不确定中国节能减排的诚意，那就更应该在合作中强调“透明度”，设立具体可监测的目标。“如果就业和增长是特朗普的首要目标，那么在能源领域，比如中国希望购买的美国页岩油，中美维持和扩大合作是有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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