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紀春：延義閣名再考辨｜202412-35（总第2925期）

感謝高紀春老師賜稿

原文載《傳統文化研究》2024年第2期

引用時請注明出處

▼

延義閣名再考辨

文 / 高紀春

北京邮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宋景祐二年（1035）正月癸丑，宋仁宗在皇宫大内設立邇英、延義二閣，作爲專門的經筵講讀之所，這在兩宋政治文化演進史上，無疑是一個極具影響的标志性事件。邇英、延義二閣之名也因此而深深嵌入了宋代歷史，成爲今見天水朝官私文獻中出現頻率頗高的專詞。其中的“邇英”閣名，文獻記載向來鮮少訛誤，至今並無任何争議。“延義”閣名則因爲傳世文獻中有“延羲”、“延曦”之異，遂逐漸引起後世學人的關注和探討。

最早注意到這一問題的是清《四庫》館臣。他們在將《永樂大典》本《東齋記事》輯入《四庫全書》時，順便把該書卷一“崇政殿之西有延義閣”條的“延義”二字改作“延羲”，並留下校改依據説：

原本“羲”作“義”，《宋史·本紀》亦作“義”，而《地理志》俱作“羲”。按“義”字乃宋太宗原諱，閣名不應相犯，今從《地理志》改。

這條校勘記文字雖短，却有理有據，分量十足。比如説“義”字犯宋太宗原諱，是其理；《宋史·地理志》作“羲”，是其據。用今天的校勘學术語來講，即是他校與理校相結合，若没有新的更有力的反證，似乎確實難以反驳。所以我們看到，自《四庫》本以下的諸本《東齋記事》，包括《守山閣叢書》本、《叢書集成》本、中華書局點校本、以及最新出版的《全宋筆記》新校本在内，都無一例外地沿襲了《四庫》館臣的校改結果，而未能對其校改理據提出任何質疑。

最早的異見來自上世紀七十年代出版的中華書局點校本《宋史》。該本《宋史》卷八五《地理志一》的校勘記[九]説：

延羲閣　按本書卷一〇《仁宗紀》：“景祐二年正月癸丑，置邇英、延義二閣。”《宋會要》方域一之六、《玉海》卷一六三也作“延義閣”。“羲”字誤。

未知該本的點校者是否注意到了上引《四庫》館臣的舊説，但是他們對《宋史·地理志》“延羲”閣名的否定性判斷，却無疑在實際意義上否定了該説的文獻依據。儘管如此，點校本《宋史》的整理者並没有根據自己的判斷，將《宋史•地理志》的“羲”字校改爲“義”。這也許是由於他們對自己的判斷尚無十足信心，但至少説明了，在遵重底本這一問題上，他們比《四庫》館臣的态度確實要审慎多了。

接下來是上世紀八十年代出版的中華書局點校本《續資治通鑑長編》（以下正文及注釋均簡稱《長編》）一書。該書底本景祐二年正月癸丑條記載設置邇英、延義二閣事，“延義”三見皆作“延羲”，點校本悉改作“延義”，並附出校勘記[五]云：

“延義”原作“延羲”，據宋撮要本、閣本改。下同改。按“延義”、“延羲”，諸書所載不同：《宋會要》方域一之六與三之七、崇儒六之七、《玉海》卷一六三、《編年綱目》卷一○、《十朝綱要》卷五、《宋史》卷一○《仁宗紀》、《續通鑑》卷四○等均作“延義”，而《東齋紀事》卷一原本亦作“延義”（《四庫全書考證》卷七一《東齋紀事》條載，清人據《宋史·地理志》改“義”爲“羲”。）《長編紀事本末》卷二九《講筵》、《宋史全文》卷七下、《宋史》卷八五《地理志》等則作“延羲”，宋百歲寓翁《楓窗小牘》卷上又作“延曦”。何者爲是，待考。

將此校勘記與點校本《宋史》校勘記相比較，可以看出，點校者一方面進一步擴大校勘範圍，並在其基础上將正文的“羲”字校改爲“義”，表現出比點校本《宋史》更加扎實大膽的作风，一方面仍不以自己的判斷爲必是，則又繼續保持了點校本《宋史》的謙虚和审慎。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此書校記中首次提及清《四庫》館臣的舊説，明確表達了對該説的否定态度，這是其比點校本《宋史》進步之處。但是從另一方面講，此書也仍然存在着遺憾和不足，即對於《四庫》館臣所説的“義”字犯太宗舊諱這一問題，未能作出任何反驳和回應。也許正因爲如此，兩書的先後出版，並未真正解决問題，以致於學者們在面對閣名之異時，多數也只能繼續兩可、存疑，而不敢輕易取捨於兩歧之间。

然後是上世紀九十年代末，前輩宋史專家徐規先生在《歷史地理》集刊上發表了《〈宋史·地理志〉考證》一文，則又明顯表現出否定點校本《宋史》《長編》、支持清《四庫》館臣舊説的傾向，其辭曰：

《守山閣叢書》本《東齋記事》卷一“崇政殿之西有延羲閣”條末有按語云：“延羲閣原本‘羲’作‘義’。考《宋史·本紀》亦作‘義’，而〈地理志〉作‘羲’。按‘義’爲太宗原名，不應閣名延義，今從〈地理志〉改正。”規考《宋朝事實》（《武英殿聚珍版叢書》本）卷一太宗條注：“大中祥符二年六月，詔曰：‘太宗藩諱，溥率咸知，……自今中外文字，有與二字相連及音同者，並令迴避。’”岳珂《愧郯録》卷二〈舊諱訓名〉條載：“大中祥符八年六月十五日，詔改含光殿名曰會慶，以光字乃太宗舊名之上字，故避之。”（《長編》卷八四繫此事於六月甲子，即六月十五日）又楊仲良《長編紀事本末》（清廣雅書局本）卷二九〈仁宗皇帝·經筵〉景祐二年正月癸丑條、三年正月乙巳條及浙江書局本《長編》卷一一六、卷一一八亦均作“延羲閣”，與《宋志》同，疑是。《楓窗小牘》（影印文淵閣本《四庫全書》）卷上作“延曦閣”。又百衲本《宋史·洪邁傳》亦同。他書多作“延義閣”，恐以“義”字之繁體與“羲”字形近致誤。

表面上看，這一新説像只是從點校本《宋史》、《長編》以“義”爲是的傾向，退回到了《四庫》館臣的舊説，實際上却並非該説的簡單重複和回歸，而是以更多的理據，達到了更新的高度。所以自這一新説問世迄今，筆者再不曾看到過任何質疑和問難。與之相反，本世紀初譚其驤先生主編、郭黎安先生編著的《宋史地理志彙釋》一書，完全照録了徐規先生的考證，則可以理解爲對此新説的認可與支持。

以上關於延義閣名的争論與研討，明顯呈現出由否定到肯定再到否定的逻輯進程。而徐先生的新否定説，則不僅暫時終止了這一逻輯進程，也給相關討論按下了長久的暫停鍵。

然而在筆者看來，問題遠未就此得到解决。故今不揣翦陋，撰此小文，從以下四個方面嘗試再作全新的考辨。

第一，從傳世文獻的情况看，延義閣名雖然有“延羲”、“延曦”之異載，但是正如徐先生所言：“他書多作‘延義閣’。”這一基本事實，説明了大部分傳世文獻，並不支持《四庫》館臣和徐先生以“羲”爲是的判斷。

第二，從循名责實的角度講，凡名之起，必有其義。邇英、延義二閣既是專爲經筵講讀而設，閣名當必與帝學相關。所謂“邇英”，即亲近英才之謂也；所謂“延義”，即延攬仁義之謂也。邇英、延義之名，實皆寓亲近儒學、延攬豪英、崇仁慕義的内涵。若作“延羲”（或“延曦”），雖亦可别成義訓，却恐與當時創設二閣之用意毫無關涉。

第三，清人和徐先生立説的核心理由，無非是“義”字犯宋太宗舊諱。可是據筆者所知，宋代嚴格避忌“光”、“義”二字，僅限於太宗即位之初的幾個月内，自太平興國二年（977）二月太宗更名爲炅，並詔諭天下不需避其舊名以後，這種情况就再未出現過。太宗朝以後避其舊名，也只是禁止連用“光義”二名，從未禁止過“光”、“義”二字的單獨使用。延義閣名始於仁宗時，清人説“‘義’爲太宗原名，不應閣名延義”，已是不通之辭，徐先生所引大中祥符二年（1009）、八年兩詔，同樣不足爲據。

先説大中祥符二年詔書。請看李燾《長編》所載的此詔節文：

己酉，詔中外章疏無得連用太宗藩邸舊諱二字。

太宗舊諱，自大中祥符二年六月二十四日詔，中外文字有與二字相連及音同者，並令迴避。……大中祥符八年六月十五日，詔改含光殿名曰會慶，以光字乃太宗舊名之上字，故避之。光字，舊名之偏諱也，自二年已詔但禁連用。而今又六年之後，乃改殿名，岂非殿名常用之稱，與文書偶及者爲不同乎？

太宗皇帝藩邸舊諱，溥率咸知，雖先訓之具存，俾臨文而不避，近觀列奏，或犯二名，聞之瞿然，載增永慕。自今中外文字，有與二字相連及音同者，並令迴避。

請注意詔文前後兩部分的直接因果關係，末尾的“自今中外文字有與二字相連及音同者並令迴避”，完全是針對臣僚列奏“或犯二名”這一情况而發。然則所謂“與二字相連”應即是“犯二名”，“二字”應與“二名”同義，是指太宗舊名“光義”這一整體，而非“光”、“義”兩個單字。詔文本意確是只禁連用“光義”，不禁“光”、“義”兩單字，李燾、岳珂的解讀毫無問題。

排除了大中祥符二年詔書，再來看大中祥符八年的改殿名詔。這一單避“光”字的特殊例證，能够説明仁宗朝一定也會單避“義”字吗？當然不能。因爲它雖然特殊，却没有任何代表性，無論驗之兩宋時期的相關禮制禁令或者避諱實踐，都很難找到其它相似例證，只是一個反常而罕見的孤立事件而已。

先説相關的禮制常規。兩宋對諸帝舊名的迴避，有一個一以貫之的基本原則，就是二名不偏諱，即凡遇諸帝舊名由兩字構成時，只禁止二字連用，而不禁單獨使用。 不僅大中祥符二年避太宗舊名詔是如此，以後諸帝凡舊名二字者，如真宗舊名元侃、仁宗舊名受益、英宗舊名宗實、神宗舊名仲鍼、孝宗舊名伯琮、理宗舊名貴誠等，其避忌規則也莫不准此以行。如寶元元年（1038）四月庚午“詔天下毋得連用真宗皇帝藩邸舊名” ；皇祐五年（1053）四月庚寅“詔毋得連用太宗、真宗舊名” ；治平元年（1064）十一月從翰林學士賈黯請“詔中外文字不得連用”仁宗舊名等， 這些北宋仁、英時期的詔令，均與大中祥符二年詔的基本精神一脈相承，共同貫穿着二名不偏諱的原則。南渡以後，則先有《紹興文書令》曰：“舊諱内二字，連用為犯。” 繼有《紹熙重修文書令》曰：“舊諱内貳字者，連用爲犯，文雖連而意不相屬者非。” 兩個文件的規定如出一轍，更是將這一從北宋繼承來的原則揭示得明明白白。 又嘉定十三年（1220）十月，司农寺丞岳珂奏疏云：“臣常伏考國朝之制，太宗、仁宗、英宗、神宗舊諱二字者凡八，皆著令不許並用。……字之復者則勿連，字之一者則盡避。” 於是“禮寺討論：‘所有欽宗、孝宗舊諱，若二字連用，並合回避，宜從本官所請，刋入施行。’從之。” 紹定三年（1230）刊行的《禮部韻略條式》云：“皇帝舊名二字，從貴從誠，亦合如列聖舊名例：連用二字，即合回避；若單用，即不合回避。” 端平二年（1235）魏了翁經筵奏對云：“‘誠’字雖系藩邸舊名，考之故事，未嘗偏諱。”這些來自南宋中後期的臣僚奏請、禮官議論、貢舉條式、經筵奏對，則又無不從總攬兩宋朝廷避諱故事的高度，對這一累聖相襲、謹守勿替的祖宗之法進行了再明確不過的總結和紹介。 直至南宋行將滅亡的景定三年（1262），理宗的一道詔令：“朕舊名一字，……自今其勿復避。” 仍然嚴格遵循着這一避諱原則。由此可知，舊名二字者不偏諱，必是一個被宋廷長期奉行、一以貫之的普適常規。

與此二名不偏諱的普適常規比，大中祥符八年的改殿名詔，是不是顯得反常而另類？唯其反常，所以其行不遠，不足訓、不足法、不足據。這就難怪魏了翁在回顧本朝避忌諸帝舊名的祖宗家法時，會完全忽略其事，竟得出“考之故事未嘗偏諱”的結論了。所以我們不必想象此事會對後世产生多大影響，更不必由此推測，二十年後的景祐二年，仁宗皇帝在爲其新創二講閣取名時，一定會效法乃父，刻意迴避太宗舊名之偏諱。

再説避忌太宗舊名的實踐。與大中祥符八年改殿名詔這一孤例截然相反的是，太宗朝以後不避“光”、“義”的情况却俯拾即是，不勝枚舉，這説明上文所揭舊諱二名不偏避的原則，不止是僅存於禮制禁令中，在實踐中也一定得到了很好的貫彻落實。

先看“光”字。太宗朝以後，兩宋地名有光州、光山軍、光山縣，光化軍、光化縣，東光縣、壽光縣、光澤縣、浛光縣等，文武名臣有司馬光、朱光庭、劉光世、李光、樊光遠、林光朝、劉光祖、馬光祖等，宫殿名有含光殿、宣光殿，職官名有光禄寺、光禄卿、光禄大夫等，就都是不避“光”字的極好例證。尤爲耐人尋味的是，上舉的光州、光山軍、光山縣、光化軍、光化縣，自北宋至南宋初，未見避太宗舊諱而更名，却於紹興二十八年（1158），突然避金太子光瑛諱而分别改稱蒋州、寧淮軍、期思縣、通化軍、通化縣，而到三十一年完顔亮南侵以後，竟又重新恢復了各自舊稱。 這一典型事例，是否可以進一步説明，宋廷是根本不以“光”字爲諱的呢？更爲典型的是，兩宋帝后的尊号、謚号、廟号等，竟然也不避“光”字，如仁宗曹后謚慈聖光獻，高宗尊号光堯，南渡以後第三帝廟号光宗等。我們知道，封建禮儀之最大、最嚴肃者，莫過於尊君上、嚴宗廟、敬祖宗，所以宋廷每遇加上帝后尊号、謚号、廟号等，都要命禮官、儒臣等反覆討論审議才能終定。如此嚴肃認真，最後擬定的結果，却仍然再三採用“光”字，這種情况，若不是因爲當時的朝廷之上，根本不諱避“光”字，又當如何解釋呢？

至於“義”字，可舉的例子就更多了。比如諸州、軍、郡、縣、鎮、堡、寨名有遵義、和義、通義、感義、義安、義乌、武義、孝義、義寧、歸義、節義、普義、大義、張義、義合、義興等，西京洛陽城坊名有承義、明義、教義、懷義、道義、歸義、修義等；比如地方賑災倉廪稱義倉，倉米稱義米，又有義田、義役，士大夫贍濟宗族的田莊稱義莊，鄉兵稱義軍、義卒、義勇等；比如臣民百姓以“義”爲名者代不乏人，僅就文武臣僚著名者而言，即有陳汝義、張宗義、李公義、唐義問、陳與義、葉義問、汪義端、范處義、李好義、蘇留義等；比如周世宗柴榮後裔累世襲封崇義公，神宗朝中央官署機構有修纂經義所，兩宋職官名有宣義郎、從義郎、秉義郎、保義郎、武義郎、進義校尉等；比如科舉考試有經義、墨義、大義等，士大夫著述訓釋經典者往往以“義”爲名，如著名的《三經新義》等。……以上所列，僅是各種包含“義”字的專名，已經舉不勝舉。其中尤值得特别標出者，亦有兩個典型例證。一個是太宗朝河東路汾州孝義縣的改名鬧劇。孝義縣名始於唐，宋太宗即位之初，已經匆匆改名中陽。後來太宗更名爲炅，並詔告天下“除已改州縣、職官及人名外，舊名二字不須迴避” ，詔書的意思很明顯，已經更名者不必再改回舊稱。可是該縣竟罔顧聖意，又匆匆恢復了孝義舊名。 一個是神宗朝兩度特賜蕃人漢名的事件。熙寧六年（1073）十月，宋廷特賜西蕃首領木征之子“姓篯名懷義” 。熙寧七年六月，又再賜另一西蕃首領瞎征長子漢名“懷義”、次子漢名“秉義” 。兩個典型案例，均涉嫌觸犯“義”字，實際上又不可同日而語。因爲孝義舊名之恢復，體現的还僅是地方政府的意志，而兩度特賜蕃人以“義”爲名，代表的却是朝廷乃至皇帝本人的态度。由此推知，北宋自太宗更名以後，無論是廊廟之高，抑或江湖之遠，實際上都已經不再把“義”字的單獨使用視爲亵瀆冒犯了。那么有什么理由因“義”字屬太宗舊名之偏諱，就斷定仁宗朝創設的講筵閣名，非避忌此字不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