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他必杀我，我仍对他信赖”——评博尔赫斯《德意志安魂曲》｜阿提卡野话

阿提卡野话 · 公众号 · · 2024-05-16 05:20

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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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勃拉姆斯与安魂曲

《德意志安魂曲》这个名字应该翻译为《德语安魂曲》，即用德语写作演唱的安魂曲。安魂曲是天主教很传统的音乐类型，都是用拉丁语唱的。勃拉姆斯用德语写作演唱安魂曲，看似有点标新立异，加之那时他年纪尚轻，基于对小年轻的那点小心思的猜想，勃拉姆斯似乎是有意为之的，为了挑战传统而挑战。其实不然，他出生成长于德国北部的传统新教家庭，读的听的就是路德德语版的圣经。所以当年轻的勃拉姆斯要创作安魂曲时，用拉丁语对他来说反而是矫揉造作的、不诚实的，即便那样更安全，更少惹来时人的非议。

这首曲子中的大量内容反应的是勃拉姆斯对于母亲的思念、对于往昔美好回忆的留恋。那时候的勃拉姆斯不过二十啷当不到三十，对于真善美的热爱竟如此具体，不免让人啧啧称奇。我们知道，这个年纪的年轻人但凡天资聪慧的或多或少热爱观念强于热爱现实（虽然他们嘴上不承认），至少对真善美的思考和为之使用的语言要更加抽象。幼年的宗教教育在勃拉姆斯成年后遇到危机困苦时起到了很好的原型功能。就像童年家庭幸福的孩子长大后遇到危机总能更好应对消化一样，勃拉姆斯的原生家庭大概也不会太糟，大概有一个疼爱但并不溺爱他的母亲，和一个同样爱他的父亲。但大概他的父亲或者母亲有一定的强迫型人格，对小勃拉姆斯的管教很严厉，这能解释为什么勃拉姆斯跟布莱希特一样，喜欢把自己的作品一遍又一遍花上很多年去完善。

在《德意志安魂曲》中我们能听出勃拉姆斯对于神圣、圆满的理解。死亡是圆满的开始而非终结。比如第一乐章所引《圣经》：

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太5:4）

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

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地带禾捆回来！（诗126:5-6）

此外，勃拉姆斯取消了天主教拉丁语版安魂曲定式中的末日审判的狂热幻想以对暴力的赞颂，在第三乐章末以及最后乐章都是田园诗调性，尽显宁静和谐之美。

勃拉姆斯厌恶19世纪中叶维也纳音乐节流行的繁复夸张风格——从朴素的早期风格走向成熟严谨的古典风格最后走向衰落的为形式而形式的巴洛克风格最后即将瓦解，任何一种艺术形式（或思想形式）都不能幸免，所以他要求返回。年轻人很难从历史和思想中汲取能够返回的资源，所以年轻人比较看重自己的童年经验——个人时间上的源头，勃拉姆斯也一样，所以安魂曲满是对亡母的思念以及对往昔美好岁月的怀念。（以上选用到的史料内容均来自豆瓣帖子。此帖子也是转载，原作者已经不知其人了。https://www.douban.com/group/topic/70522744/?_i=3581164SNU9d-e,5518350SNU9d-e）

那么问题来了，反对暴力的新教传统如何让德国走向军国主义、最后走向纳粹的呢？这是巴尔的《德国知识分子批判》的主题。勃拉姆斯的安魂曲反对暴力，看起来和哈纳克笔下的马克安反对巨匠德牧革是一样的。这样的思想为什么会走向暴力呢？且看博尔赫斯的《德意志安魂曲》。

二、博尔赫斯与《德意志安魂曲》

小说开头有引：“虽然他必杀我，我仍对他信赖。”引自《约伯记》十三章十五节，和合本为：“他必杀我。我虽无指望，然而我在他面前还要辩明我所行的。”

这句话并未出现在勃拉姆斯的《德意志安魂曲》中。而从博尔赫斯对约伯记这句话的改写——本来是说约伯在构陷他的人们面前要为自己申辩的，经他这样改写，约伯看起来是要在认罪面前闭嘴了、选择沉默——可以看出，博尔赫斯全然不在乎勃拉姆斯所代表的新教精神中的善与美的部分。就像勃拉姆斯弃绝19世纪中叶维也纳晚期风格认为那是堕落，博尔赫斯也要写经过一个世纪，新教主义的堕落。

勃拉姆斯拒绝在安魂曲中写末日审判、写历史主义、写存在巨链的桎梏，博尔赫斯偏要写。于是小说的主角林德这个可怜人，被命定论折磨得死去活来。

博尔赫斯不是要揶揄林德这个人物，而是为他的命运唱哀歌，也应和了安魂曲——葬礼用曲——的意思。甚至林德这个人身上有博尔赫斯自己的影子。林德的祖辈一直是军人，博尔赫斯也是。他这样描述其背景，是因为作品的需要——还原一个纳粹军官的灵魂。这位林德也喜欢叔本华，这也是博尔赫斯自己最钟爱的德国哲人，尤其是《附录与补遗》，被博尔赫斯反复看过无数遍。当博尔赫斯在小说中写下，“我重新阅读了《附录与补遗》的第一卷，看到叔本华说一个人从出生的一刻起到死为止所能遭遇的一切都是由他本人事前决定的”。看得出来，这不是林德在想，更像是博尔赫斯自己在想。

林德与博尔赫斯一样，虽然祖上都是军人，但他自己却“缺少暴力的天赋”。在小说开头，林德列举了祖父辈参与的战斗，包括七年战争中的曹恩道夫战役、普法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排布这些战争名词似乎没有更深的安排用意，大概只是为了表达林德的祖先无一不参与了历史中决定德国命运的各场战争。存疑。

我认为，林德是一个被异象（Vision）困住的可怜灵魂。他把自己的残疾、把一切的苦难都当做命运的一部分，是命运的意象。让我想到（记忆不一定准确）意大利神秘主义者、法西斯分子埃沃拉（Evola）也是残疾，在二战末期拖着残腿在罗马的废墟中行走，却没被炸死，他深信这是伟大法西斯意大利的命运决定的。

作为天性敏感的人，林德很容易爱人，这是他的优点，但同时他也很容易轻信。他轻信了祖辈的光荣，轻信了德国民族的负担，轻信了叔本华、尼采的思想。我说他“轻信”意思不是不要信，而是在这个“信”中有个自己。轻信别人是因为看轻自己，懦弱且愚蠢地认为这些灵魂比自己的灵魂要重要，让它们轻而易举地占据自己的身体。结果就是天性要去爱人的林德并未发挥自己的天性，没有像勃拉姆斯那样去爱人、爱自己。他不爱自己，他深信尼采的道德，称这种爱是“基督徒的奴颜媚骨的怯懦”。这种爱的道德在当时确实是腐化堕落的，这是对平等的狂热追求的必然结果。这种追求以及对这种追求的反思极为抽象，但是其赖以存在的情感上的义愤却很普遍：对资本家食利天性与官僚颟顸堕落的憎恨。这种憎恨是义愤，但难免让人去想象一些不切实际的东西、一些抽象的东西。

托克维尔这一点看的十分清楚。古代的老百姓容易憎恨他领地的领主，所以往往支持国王，他们的爱与恨并不高级，却十分具体。现代性则缺少了这种条件，于是爱与恨变得抽象起来，轻易就上升到十分高的观念的高度。施米特认为第二帝国的失败不是因为它太集权了，而是还不够集权，要像天主教廷那样在观念上进一步集中。如此，才能彻底消灭真正的大敌——官僚与资本家。可无论如何，现实中正是官僚和资本背后的力量——权力和金钱——在跌跌撞撞地运行这个破烂的世界。同样地，故事中的林德忍受不了纳粹党的同侪，不是因为同侪们多么卑鄙，而是因为林德对这个世界过于高同时过于扭曲的要求。这个世界有自身运行的逻辑，不会因为林德如何要求或者任何人如何要求而改变。世界本身的意义总是和探寻这个意义的人自身有关系，离开自身去谈世界的意义根本不是客观，而是对自己灵魂的轻视，是灵魂懦弱的表现，是想要寻找思想的主子的表现，即认为世界一定存在着自己可以依靠的东西，没有这个东西人就没法活。

林德不知道这件事，他以为自己在下一场命运的赌注，以为自己在做自己的主，其实完全相反。且看结尾： “造就这个时代的是我们，已经成为时代牺牲品的我们。让英国当锤子，我们当砧子又有何妨？” 我们可以用施米特的意象来总结：德国（及德国背后的整个老欧洲）的大陆性输给了英美的海洋性。很漂亮的总结，但必须明白，所谓大陆性与海洋性只是隐喻，是施米特自造的意象、自造的vision （施米特对于思考历史与灵魂这些大事必须用隐喻做工具这一点，有着十分清晰的认识）。这些意象对于施米特本人当然是非常有意义的，可它对别人有意义吗？战争自有战争的现实逻辑，不会按照这些漂亮的意象来。施米特很快就对纳粹运动感到失望，因为它从一开始就偏离了施米特所预想的轨道。暴力为统治者负责，不为观念负责。因为暴力依赖暴力机关，而暴力机关同样是个官僚衙门。这个大衙门让希特勒可以为所欲为，以至于战争末期所有德国人都知道他发疯了，但绝少有人敢于反抗。

可怜的林德不懂当然这个道理。他不懂爱的力量，以为爱是谎言，是弱者嫉妒强者的谎言。薇依说，爱高头大马上的拿破仑是容易的，爱十字架上濒死的耶稣却很难。这句话很多人都知道，也很容易被误解。林德一定认为自己是懂这句话的，他才会说：“为一种宗教而死比终身弘扬它要简单得多；在以弗所与猛兽搏斗（不少默默无闻的殉道者这么做过）比做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要轻松一些；一个人始终不渝的时间远远多于一次行动。战役和光荣是不难的；拉斯科尔尼科夫的事业比拿破仑的更为艰巨”。看起来和薇依说的意思差不多，其实南辕北辙。林德的意思是为了某种强大的必然的命运，要隐忍下去，帮助它、完成它，不能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但薇依的意思比这个要深奥的多：

“专注力包括搁置我们的思考，让思考保持超脱和空虚，并随时准备被客体所传统……我们的思想应该是空白的，随时准备迎接，不寻求任何东西，而是准备好接受赤裸裸的客体穿透我们的思想”（WFG）。

十字架上濒死的耶稣是个象征，象征着我们空无的思考。战场上无往不胜的拿破仑是急切的负担，担负它的人无法主动做些什么，更不可能随着环境的变化而调整自己与世界的关心。十字架上的耶稣则是令人安心的空无，不必寻求什么来证明自己的强大，因为任何赤裸裸的灾难你可以接受，因为你本就足够强大。

林德不懂爱人，所以他痛苦。因为他不是真的不会爱人，他很容易去爱人，天性敏感者都是这样的。他的毛病在于相比爱人，他更想去爱观念。于是他只能自欺欺人——可怜的老林德哟。在集中营中他遇到了那个值得爱的犹太诗人，却不允许自己有私情有怜悯，没人逼他做什么，只有他脑中的狂热观念在逼他。为了让自己脑中的那些观念安分下来，他只能逼迫别人，把那位诗人逼到自杀的地步。

至此，我们可以看出问题所在了：这位纳粹军官不是一般的军官，而是一位准先知式的人物。一位义人、一个有脑子的人，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一个爱思考的人，随便怎么称呼。滑稽的是，这么有知识、这么正义的一个人做起自己认为不对的事反而极其过火。他得不到的至爱，只能亲手将其毁灭，好在这个“亲手”中体会到唯有爱才有的主动性。

三、总结

看吧，没有爱的世界是一片拥挤的臭水沟。没有爱，世界就会成为永远无法更新的死水、牢狱、铁笼子、回旋镖： “我们用暴力和对剑的信仰来教导世界，那把剑如今在杀我们；我们好比那个建了一座迷宫结果自己困死在里面的巫师；也好比大卫，他审理一个隐掉名字的人，判了那人死刑，然后听到揭示：你就是那个人”。于是只能自己安慰自己——我身虽死，道已弘。可这是什么道呢？——“重要的是让暴力占统治地位”。

我们从斯宾诺莎那里能够学到爱的伦理学，其中最重要的，在于主动与被动，爱是主动，恨是被动。主动就是自由，所以爱是自由。林德心中那点可怜的世界在他死前的最后一刻还在追求主动，被逼迫到这个份上（绝大部分都是他自己的原因）仍然在追求主动，明明被判死刑却自欺欺人一副自寻死路的样子——多么可怜，又荒唐。他以为这很神奇，主动拿剑的手像被魔力控制一样倒转刀刃，多么神奇的事！？历史和命运多么神奇呀！其实一点也不神奇，自始至终他都处在被动的状态，被先祖的荣耀、德意志民族的负担、伟大的思想逼迫着。他从未做出什么主动的事情，反倒在临死前在想象中做主了一会儿，为自己写下这份辩词。确实足够讽刺的。

看完小说我们知道，其实可怜的林德并不是没有占据主动过——在自己的观念中占据主动过，在观念中获得过自由。那就继续在观念中自由吧！可他很快又被自己的观念俘获——他热爱观念胜过具体的人，于是又陷入被动。总之，博尔赫斯认为林德和林德的事业是严肃的，我们却从中看到了滑稽的地方。

可是，像林德这样的人该怎么办呢？就该死吗？他当然配活着，而且能活的很好。能争取到属于哲人自己的自由-自主-主动。首先，他应该在观念中活，去操作观念而非被观念操作（如德勒兹所言）。其次，他应该在爱人的事业中活，去爱他那个死去的弟弟、他的父母、他的妻子孩子（如果有的话），去爱身边一切值得爱的人，爱那些具体的人。最后，他要明白最深奥的秘密：爱是空无。爱是不断的放弃与失去而非获得、因为只有这样爱人者才可以随时重新开始。而不必和希特勒这样的疯子一起绑在命运的战车上。在这件事情上施米特、海德格尔是反面的例子，施特劳斯是正面的例子（当然指的是施特劳斯灵知逃逸的隐微那一面，而不是他建制的显白那一面）。—— 我们该作何选择？一目了然。（ ✠ ）

多山的伊庇鲁斯深处，幽暗的阿克隆河畔，诸世代的观察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