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和朋友聊起“如何和孩子谈死亡”这个话题，让我想起《童年哲学》这本书，其中一些观点给我不少触动和启发，所以虽然很小众，却让我不由自主地向很多朋友推荐。
童年和哲学有什么关系？是否因为孩子年幼，就无法理解“哲学”这一概念或哲学问题？回忆起来，当我们是孩子时，是否或多或少地都思考过很多哲学问题？我们来自何处，去向何方……可以说一旦有了自我认知，这些问题就隐隐地伴随着我们。
儿童具有天然的哲学直觉
《童年哲学》的作者加雷斯.B.马修斯博士（现已离世）从小就是爱思考的好孩子，也可能是这种特质，让他最终走向了研究哲学的道路。
他在书中提到，儿童时期，他曾为世界的开端苦恼过，问妈妈这个问题，结果他妈妈反而被问晕了。后来他就安慰妈妈：
“别担心，妈妈，我认为这就像人画的一个完整的圆圈，画的时候你在那里，你会知道起点在哪里。可你现在看这个圆圈，你就说不出哪里是起点了。这正像一个完整的圆圈，起点和终点是彼此相连难以看出的。”
脑补那个场面，大人的失措和孩子的镇定，一定形成了好笑的对比，想到马修斯的妈妈的哑然，就觉得更好笑，也会陷入深思——生活中的我也常常被孩子安慰，不过话题多为科学领域，当我表示已经不太明白他和我谈论的科学话题时，他也会安慰我：没事，妈妈你慢慢学。的确，孩子的理解力或思维成熟度和年龄并不必要形成正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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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时候，马修斯又开始思考：我怎么知道自己的记忆时可信的呢？所以他自行设计了一个试验——他不断地把记忆往前推，推到最后，他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怎么确定记忆里的那个人就是我们现在这个人呢？这个问题直到他长大，渐渐地走上了哲学研究之路后，才慢慢地理解。
马修斯的人生经历是非常丰富的，这个爱思考的好孩子长大后成为美国海军派驻国外的情报人员……虽然他完全有机会成为007一样的奇男子或美国式的英雄主义者，但最终，对哲学的深深迷恋还是将他导向截然不同的人生方向：考取哈佛大学哲学系，修得哲学硕士和博士学位，然后变成了富有声名的哲学学者。
其实马修斯小时候的问题，很多孩子一样思考过，只是当时找不出答案，也就慢慢地遗忘，再无下文了吧。如果遇到不耐烦的家长，这种问题更被拦腰斩断，渐渐地，孩子们就把好奇之心收藏起来了，这种结局挺令人遗憾的。
生与死、存在与时间、世界的本源……不知发行了多少万册的《十万个为什么》系列丛书里，孩子们可以获得很多科学问题的答案，时下更涌现出一股“科普热潮”，出现了很多专业的科学社团为孩子们进行科普教育；但是，作为“一切科学的基础”的哲学问题，却鲜有可以让孩子们明白的回答。
在《童年哲学》中，马修斯提到一个案例：
他朋友的女儿克莉丝汀告诉爸爸：
“世界是颜色构成的。”
爸爸就问：“那玻璃怎么算？”
她想了想，说：“世界是由颜色和玻璃构成的。”
马修斯以一个学者的敏锐看到克莉丝汀的厉害，她己get到哲学家最古老的思考方式之一，也即，当你提出一种“学说”（世界是颜色构成的），但是被反例举证（世界上也有玻璃，而玻璃没有颜色）时，你只需要把反例合并到假说中（世界是由颜色和玻璃构成的）。
这个爱思考的克莉丝汀还有另一个故事：
有一天她高兴地告诉爸爸：“我真高兴我们有字母。”
爸爸问：“为什么？”
她回答：“因为如果没有字母，就不会有声音，如果没有声音，就不会有单词……如果没有单词，我们就不能思考……如果我们不能思考，就不会有这个世界……”
她的这种推理能力实在惊人，和哲学史上了不起的巴门尼德提出的“只有被想到，才存在”的学说不谋而合。
这，就是一个儿童的直觉，也可以说是一种天然的哲学能力吧。很多家长其实也会被孩子问出各种稀奇古怪的问题，只不过很多时候由于大人的傲慢，或经验主义，我们会认为孩子们是在正儿八经地胡说八道，所以就一笑了之了。也有些不幸的孩子会遇到刚愎的父母，他们呵斥孩子不要乱说，甚至试图用“理性”的分析去阻挠孩子天马行空的思考。
小克莉丝汀是幸运的孩子，因为她的爸爸和爸爸的朋友马修斯都是从事哲学研究的，他们能够高屋建瓴地思考，并认同她的思考方式的可贵。
儿童眼里的死亡
马修斯用一整章讲述“哲学与死亡”，这正是人类几乎穷尽一辈子在思考和面对的问题。
在他的案例中，一个妈妈带着四岁的儿子去看生命垂危的外公，孩子发现外公极其痛苦（一个礼拜后外公就死了。）儿子在回家的路上问妈妈：“人病得快死了，像我外公这样，为什么我们不用枪打死他？”妈妈倒抽了一口冷气，紧张地回答：“不，警察是不允许这样做的。”孩子静静地想了一会儿，然后说：“也许他们只能用药让他快点死掉。”
马修斯并不认为这个孩子冷血或不谙世事，反而认同他对死亡最本质的思考：如何才能体面地告别世界？如何才能不痛苦地离去？这个问题直指至今从伦理上依然有很大争议的“安乐死”。我们对安乐死的讨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看看那部分赞同“安乐死”的人们，为了免除亲人痛苦，就要在两难之下做出选择：主动放手，主动告别，而不要因为不舍和不甘，让奄奄一息的亲人遭受更大的痛苦。
几个月前，我的一个密友正面临这个严峻的考验。她的父亲被送进ICU病房后很多天，不仅没有好转，反而生命气息日渐衰弱。因为衰弱，便要防止外来病菌感染的可能，所以她和家人只能隔着病房探视；父亲一直陷入深沉的昏迷状态，同时并发症不断，他的四肢逐渐枯萎。医生早已对老人下了定论，不建议她再投入治疗，而是理智地拔掉管子，让老人避免生物意义的被折磨。但她一直两难，很痛苦。她和家人舍不得就这样让父亲告别人世，更不忍看着父亲的身体一点点腐败，一点点逝去。
这样的告别每天都在我们的世界发生，也时时将我们和亲人推入不得不的抉择：到底要不要选择安乐死？这正是马修斯的案例中，这个四岁儿童想要去解决的问题。
他无意贬低伦理学或蔑视“安乐死”，而是做出一种结论：人类文化中，大多数实际的安乐死案例，正是由这位四岁儿童完全理解的理由来设想和实施的。成人医生和哲学家被难倒了，而孩子的设想倒更简洁明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