阆中古城,嘉陵江边。饭点已过,整个露天的餐厅只有我一人,占据了最角落的一桌。我的不远处是老板,一个人坐着,百无聊赖。还没到打烊的时候,所以他也不赶我。我点了一瓶啤酒,一碟花生,翻墙上推及脸书,无聊地消磨时光。
在推上,跑路去瑞士的老罗(罗汉果他爹)说了一句:
才想起,今天是512的12周年。刚好,那一年也是我的转折之年。
地震发生的那个下午,我在北京五道口的盒子咖啡,没什么震感,但随后便得到了地震的消息。四点半干完活走出咖啡馆,接到陆非的电话,讨论要做些什么。
过了两天,飞到广州,参加了朱健刚老师组织的培训。然后,大概是17日晚,和陆非一起飞到成都。从机场到住处,马路边上都是帐篷。成都人不敢睡室内,都在外面扎帐篷了。
第二天一早,到罗丹的办公室,见到了攀枝花的国远、贵州的培文等。各地的民间组织,一百多家,自发地联结起来,组成了联合救灾办公室。
然后,便是下灾区,天天跑。
那时候,真热闹。来来往往,一群年轻而真诚的脸,都准备在四川大干一场。
似乎的确出现了一点希望,所以,那一年也曾被称为“中国公民社会元年”。
不过现在看来,叫“中国公民社会末年”倒更合适一点。
原因不表,一说就越界。不过对我,倒还真是启蒙的一年。
之前我做公益,思想内核是白领公益、快乐公益,它只表达善良,但不触及矛盾。它是社会的餐后小甜品,不是社会本身。
讽刺的是,正因为如此,它才得以流行。用最近流行的话语来说,它之所以是后浪,是因为在游泳池里被安全地监控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