阆中古城，嘉陵江边。饭点已过，整个露天的餐厅只有我一人，占据了最角落的一桌。我的不远处是老板，一个人坐着，百无聊赖。还没到打烊的时候，所以他也不赶我。我点了一瓶啤酒，一碟花生，翻墙上推及脸书，无聊地消磨时光。
在推上，跑路去瑞士的老罗（罗汉果他爹）说了一句：
才想起，今天是512的12周年。刚好，那一年也是我的转折之年。
地震发生的那个下午，我在北京五道口的盒子咖啡，没什么震感，但随后便得到了地震的消息。四点半干完活走出咖啡馆，接到陆非的电话，讨论要做些什么。
过了两天，飞到广州，参加了朱健刚老师组织的培训。然后，大概是17日晚，和陆非一起飞到成都。从机场到住处，马路边上都是帐篷。成都人不敢睡室内，都在外面扎帐篷了。
第二天一早，到罗丹的办公室，见到了攀枝花的国远、贵州的培文等。各地的民间组织，一百多家，自发地联结起来，组成了联合救灾办公室。
然后，便是下灾区，天天跑。
那时候，真热闹。来来往往，一群年轻而真诚的脸，都准备在四川大干一场。
似乎的确出现了一点希望，所以，那一年也曾被称为“中国公民社会元年”。
不过现在看来，叫“中国公民社会末年”倒更合适一点。
原因不表，一说就越界。不过对我，倒还真是启蒙的一年。
之前我做公益，思想内核是白领公益、快乐公益，它只表达善良，但不触及矛盾。它是社会的餐后小甜品，不是社会本身。
讽刺的是，正因为如此，它才得以流行。用最近流行的话语来说，它之所以是后浪，是因为在游泳池里被安全地监控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