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贻荣｜再见不复可期：忆戴维·洛奇与三十年译事

保马 · 公众号 · · 2025-02-22 08:00

正文

编者按

保马今日推送戴维·洛奇著作译者罗贻荣教授的纪念文章。该文原载《澎湃新闻·上海书评》，以深挚笔触回顾了与这位英国批评家、作家跨越三十载的译介之缘。

文章以洛奇逝世的消息开篇，追溯了翻译《小世界》的往事，通过大量书信往来、学术探讨与会晤的细节，作者生动勾勒出自己所知的洛奇的生命画面：他始终以谦逊姿态鼎力支持中译工作，以学者风范为译者答疑解惑，更以友人之忱慷慨赠予珍贵手稿。在伯明翰大学的促膝长谈中，洛奇对文学的精辟见解与对中国文化的真诚关注，深刻影响着本文作者的学术轨迹与人生体悟。

中国的文学从业人员很早就受到洛奇《二十世纪文学批评》的知识影响，也通过罗先生等译者接受了《小世界》《好工作》等小说里对这个行业的嬉笑谐谑的场景塑造，“善戏谑兮，不为虐兮”。在本文末尾，作者以“译者的幸福莫过于让伟大作品在异域重生”作结，洛奇作品的确是伟大，好就好在包容的理论格局和永不拿腔作调的喜剧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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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见不复可期：忆戴维·洛奇与三十年译事

文 | 罗贻荣

几年前我就开始为洛奇先生的健康感到不安，但突然得知并证实他逝世的消息，还是无法接受，哀从中来。先生的生命定格于2025年新年元旦，我与他三十多年远与近的交往就此划上句号，再见不复可期。

戴维·洛奇最后的日子

最后一次收到洛奇的邮件是2022年10月15日，告知我寄给他的新星出版社新书《天才的私密》收到，还像之前一再调侃的那样说，很遗憾他不懂中文，但他欣赏书的封面设计图，“希望中国读者喜欢这本书”。

《天才的私密》，新星出版社，2022年版

此前两个多月，我应新星出版社编辑李文彧和《上海书评》之约联系洛奇，探讨就新星社最新洛奇系列的出版做一次访谈。他在2022年7月24日的信中应允受访，但希望访谈问题只需要简短回答，他说他“很忙”。这一回复让我欣然，一是因为他答应受访，一如他之前的积极合作态度与慷慨；二是因为“很忙”是我接收到的一个十分积极、也让我放下心来的信息，因我有些担心他尚未从妻子去世的打击中恢复过来。此前一段时间里，他在不同邮件中似乎对同一事项有重复回应的现象，我隐隐有些担心他的健康出了问题。答应受访之后，我发给他的连续两封信长时间没有得到回复，惴惴不安的我给洛奇的经纪人凯特发邮件，询问洛奇近况，凯特回复说“戴维最近不大写信”，并给了我他女儿朱莉娅和儿子斯蒂芬的联系方式。这几乎可以证实我的不祥预感。然而，她说“不大写信”（doesn’t do a great deal of correspondence），还是让我幻想他是不是正潜心于某项重要工作，不想被他人打扰。转而一想，年近九旬的老人身体有恙实属正常。但我从未想过世界正在失去戴维·洛奇。我仍然怀着先生不久就会康复的希望，想着也许我们还有机会再见一面。如果家人不主动告知，询问先生是否生病或者病因是不礼貌的。我遍寻国际媒体，但找不到任何有关洛奇近况的信息，更未见他新发表哪怕只言片语。我几次给朱莉娅发信表达对她父亲的关心和问候，她说会转达给父亲。直到2025年1月3日洛奇的签约出版商Vantage Books UK的讣告终止我的一切幻想。

现在想来，洛奇夫人玛丽的去世，可能是他的健康状况急转直下的主要原因。洛奇在作品中写了不少西方世界的婚外情，七十六岁发表的《天才的私密》也是如此，但他本人与玛丽一生相爱，据我所知未传任何绯闻。对此他曾在访谈中幽默地说“我是个战地记者”（言下之意他不是“战士”）。玛丽与他上学时同为伦敦大学同学，他在多部著作中提到玛丽，感激她作为他的“第一读者”对他的帮助。关于玛丽，媒体少有提及，我只在报上读到过一则小逸事：一次洛奇好友马尔科姆·布拉德伯里因停电导致电脑里新写的小说手稿丢了好几页，玛丽悄声对洛奇说：“别幸灾乐祸。”可见她也是个机警老道的讽刺家（Christopher Bigsby, David Lodge: an appreciation, The Times Higher Education, Jan 6, 2025）。2020年12月24日洛奇回复我对他们夫妇的问候时说：“我们没有感染新冠病毒，身体状况良好。过去一年我们大部分时间都自愿隔离在伯明翰舒适的房子和花园里，露台上还有一张全天候的乒乓球桌，供我们锻炼身体。”突然，在2021年圣诞节那天的信中他告诉我两个不好的消息，一是妻子玛丽病重，二是他最近打乒乓球摔了一跤（还好没伤着骨头）。不久，我便从他2022年3月15日的信中得知玛丽半月前因癌症去世的消息，他难掩悲痛，说玛丽的去世对他是个巨大的打击，“这么多年我们俩形影不离。我对她的想念难以言表”。这是我们通信中他最热烈的情感流露。我向他表达了对玛丽的赞扬和敬佩，并说我理解他是多么依赖她。他说“你的来信那么温暖，那么体贴和富于同情”。2022年5月2日他再次在给我的信中写道：“没有我亲爱的妻子玛丽而独自活着，我难以忍受。”前面提到的洛奇重复回复邮件之事，正是发生在玛丽去世之后。

因《小世界》与戴维·洛奇相识

我于1989年开始了解戴维·洛奇，与他的直接交往始于1993年，从此，我一生的译者和学者生涯就主要跟这个名字联系在一起。

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学习期间，导师王逢振先生向我介绍了戴维·洛奇的《小世界》，说它在西方学界和读书界都很受欢迎，并建议我翻译此书。自那时起我对洛奇产生兴趣，并写了一篇《小世界》书评，在西部一家不知名的刊物发表，没想到文章1990年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这对初出茅庐的我是一个很大的鼓励，也是我研究戴维·洛奇的开始。《小世界》首个中译本在国内的诞生其实小有曲折。王逢振先生曾联系过国内一家著名的专业出版社，沟通《小世界》中译本选题问题，但后者最终对出版该书有顾虑。后来在1990年的一次研讨会上我与来自重庆出版社的吴立平编辑相识，在他的努力下，《小世界》被列入该社出版计划。人们说出身于八九十年代中文系的年轻人都有一个作家梦，我因喜欢外国文学，还有一个翻译家的梦，这个梦大概是我这个初生牛犊敢拿《小世界》这样一部经典作品试笔的动力。当然洛奇文字的魅力，他所描绘的斑斓的后现代“小世界”深深地吸引了我，还有王逢振先生作为坚强后盾。王老师对我的初译稿做了至今令我感动的精心修改，使我的译文不至于“露怯”太多，他和他的同事申慧辉老师的中译本前言也使该书大为增色。重庆版《小世界》（1992）问世后第二年就在第八届上海文汇书展上被评为唯一小说类畅销书（见汪耀华：《好书总有人偏爱——第八届文汇书展吸引万千书迷后闭幕》，《文汇读书周报》1993年4月3日），还上过央视“读书时间”栏目，学界和读书界反响十分热烈，该书此后二十二年间在中国大陆出现多达四个译本，甚至出现了盗版书（大约1996年海大的一位同事告诉我，我才知道书摊上有一本以“敦煌文艺出版社”名义盗印的《小世界》）。该书受欢迎的程度从以下几个我亲身经历的“花絮”可见一斑：1993年夏天，在广东五邑大学偶遇一位年轻教师，他在中文系教文学理论，得知我是《小世界》译者，高兴地向我展示了一本他正在读的重庆版《小世界》，书页上满是密密麻麻的手写批注（这一现象并非仅见。《小世界》以小说形象、通俗、有趣的方式，在中国知识界的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的传播热潮中，扮演独特的角色，产生了比一般高深理论著作更大的影响力）；2000年左右，一位同事的女儿在北师大历史系上学，那位告诉我，《小世界》是该校图书馆书架上被翻得最旧的一本书，书页边儿都磨毛了；2021年我初到山东大学，在一次聚会上，刘林、刘晓艺和凌晨光三位教授兴致勃勃地聊起《小世界》，他们对其中一些细节和掌故记得比我还清楚，刘晓艺说她九十年代赴美留学时，行囊里装着两本书，其一就是重庆版《小世界》。

国内首个中译本《小世界》

《小世界》首个中译本的出版受益于戴维·洛奇的慷慨和王逢振先生的努力。应出版社委托，王逢振老师通过他的朋友澳大利亚学者迈克尔·魏尔丁（Michael Wilding）联系洛奇，说服洛奇同意赠送版权，洛奇还发来中译本“代序”和签名肖像照。《小世界》出版后，我于1993年9月给洛奇写信并寄去样书，告诉他《小世界》在中国反响热烈。他回信表示感谢，说很高兴得知《小世界》受到中国读者喜爱，还说一位采访他的中国女士（应该是记者恺蒂）已给他带去了这本书。这是我们之间交往的开始（当时主要通过航空邮件或者传真，1998年后主要通过电子邮件）。初次交往，他给我留下友善、坦诚、积极合作的印象，这是我们之间逐渐建立信任和友谊的基础，某种程度上也是此后我持续翻译和研究戴维·洛奇的部分动力。洛奇去世后西方多家媒体的报道提到洛奇为人，“睿智”“善良”“慷慨”“谦逊”是频繁出现的用词。

三十年的戴维·洛奇译者和大于“译者”的角色

译完《小世界》后，我在教书之余着手戴维·洛奇“校园三部曲”中另两部小说《换位》和《美好的工作》的翻译。记得那时常常工作到凌晨三四点，睡一会儿起来又接着准备当天的课，然后上课。《小世界》的“走红”似乎并未给随后国内洛奇小说的出版带来太大的可乘之东风。重庆出版社有意继续出版洛奇其他作品，但仍希望免费或者以他们能接受的标准获得版权，并委托我联系《换位》版权事宜。当时国际版权法在国内生效不久，国内出版业面临经营上的困难，部分出版社无力支付原著版税或者说对执行新规还不太适应，译者往往要充当版权协调人的角色。而这一问题将考验我对洛奇小说和文论翻译的热爱，在某种意义上也将反复考验我和戴维·洛奇之间的友谊。我硬着头皮联系洛奇，向他解释国内出版业近年的困难，洛奇将我的信转交给版权代理机构（Curtis Brown Ltd），说他们会联系我，通过该机构在台北的远东副代理沟通鉴定合适的合同，并说他们理解国内出版业的经济困难。然而，出版社支付得起的版税不及对方出价的三分之一，差距太大。我通过传真发信给洛奇，再次详述国内翻译出版业不景气的情况，并讲到我的一位做翻译的同事自费七千元出版佩吉·莫兰德（Peggy Moreland）的一部小说中译本之事，希望他能说服版权代理人做些让步。现在想来，自觉这一请求有些强人所难。我完全理解，事涉原则，作者本人不便一再干预版权机构的运作。长达两年，最终协商未果。我后来调到青岛海洋大学（现中国海洋大学），通过同事结识当地出版社编辑，对方同样要求我联系版权事宜，同样无果而终。事情在1997年出现转机，还是在王逢振先生的努力下，由刘英武任责编的作家出版社“戴维·洛奇文集”在1998年推出，包括《小世界》《换位》《美好的工作》《小说的艺术》《大英博物馆在倒塌》《天堂消息》六部著作。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戴维·洛奇是作家出版社为其出版个人文集的第二位当代小说家，第一位是米兰·昆德拉。此次出版社直接跟代理方达成了版权协议，我除了担任两部小说的译者，负责协调确定其他译者，同时，一半出于友谊一半出于兴趣，我还负责部分作品的修改润色。作家版“文集”的出版掀起了中国戴维·洛奇著作出版的第一个小高潮。

《美好的工作》英文原版封面

1997年洛奇给我寄来他的小说新作《治疗》，读后我很有兴趣将它翻译过来，完成《美好的工作》的翻译后我便着手准备，并建议作家出版社购买其版权，扩大“文集”规模。但可能跟出版社人事变动有关，此事一年多没有结果。1999年在青岛的一个翻译出版界活动上，我结识《译林》的王理行先生，他是一位本人也做翻译和翻译研究、有学术眼光的出版人，他说现在出版社讲经济效益，出纯小说经济效益不好，但愿意考虑《治疗》选题。他同时给了我一本美国畅销书The Simple Truth(《简单的真相》)的翻译任务，我虽不大情愿做通俗作品翻译，但痛快地接受了。1999年6月9日，洛奇给我来信说他的经纪人收到译林出版社购买《治疗》简体中文版版权的申请。两天后他又告诉我，他们在和译林签订的合同中提了一个条件，就是要由我担任译者，还问我“是否能够和愿意接受”。这一信任让我感动。

《治疗》英文原版封面

上世纪九十年代国内资讯还比较匮乏，互联网资源也不像现在这么丰富便捷，记得我在翻译过程中，许多次将一段时间内积累下来的翻译和研究问题列成清单发给洛奇请他帮忙解答，每次十几条，有时还加上“文集”其他译者发给我的问题，而他每次的解答都及时而不厌其烦，有时还给我寄来参考资料。当然我发给他的是我查阅所能找到的所有图书馆工具书和资料，并请教所有能提供帮助的同事和专家之后剩下来的疑难问题，我的原则是尽量少打扰他。最近十多年因为国内资讯较为发达且洛奇年事已高，我很少向他咨询翻译中的具体问题。

自从我们建立联系后，每有新作出版，洛奇都给我寄来签名赠阅本，偶尔是应我的请求为之。2001年《治疗》翻译完稿后，我的翻译工作间断了较长时间。那时因为我感到要更好理解和深入研究洛奇的创作和文学理论，必须读些巴赫金的著作，恰逢同事孟华教授主持“符号学新视野”丛书，于是将我的《走向对话》列入计划，撰写历时五年。该书有一个专章以巴赫金对话理论为视角讨论戴维·洛奇小说创作。

戴维·洛奇的签名赠书

2006年《走向对话》出版后，在一段时间里我策划、主编并参与翻译了《戴维·洛奇文论选集》一书。王逢振先生将此书纳入他主编的颇有影响的“知识分子图书馆”丛书。为了此书的出版，我再次作为版权协调人在原作者、国外经纪人和国内出版社之间进行沟通。我向洛奇强调国内学术著作出版的“行情”（作者“赔钱”，出版社也可能不赚钱），同时强调在中国出版他的第一本文论选集对学界的意义，就跟他在中国出版第一部小说《小世界》一样，万事开头难。我还颇有些“自证清白”地说，现在中国没有几个人能从翻译，尤其是纯文学翻译和学术翻译中赚钱，做翻译大都出于对文学和学术的兴趣。洛奇先生再次展现了他的慷慨大度和积极合作的态度，他于2008年6月25日写信给凯特表示，他不指望也不想从这本书赚钱，希望在印数不多的情况下免除版税。他的这一表态奠定了该书出版的可能性。可是未曾想版权洽谈过程竟然延续了四五年之久。首先是由于我接手海大在美国新建孔子学院的工作而没有连续跟进，二是因为负责直接跟国内出版社洽谈合同的副代理机构（此时已设在上海）人事变动频繁，沟通时有中断，甚至新上任的员工错误理解之前跟凯特已经谈好的条款，等经过来来回回的沟通纠正过来又过了好久。这本书的翻译团队成员除了我本人，都是我的同事、好友和我的研究生，还荣幸地邀请到了清华大学童燕萍教授、我的同事任东升教授等担纲重头篇目的翻译。由于所录论文涉及作家和著作繁多，有些文章引用了大量文学作品片段，在许多作品没有中译本和上下文做参考的情况下，翻译要做到贴近原文风格，对译者是一个较大的挑战，对负责修改和统稿的我来说更是考验。记得为了改其中一篇稿子，我2017年整个国庆中秋长假都将自己独自一人关在一个房子里埋头工作。《戴维·洛奇文论选集》终于在自策划开始十年后面世。得知消息，洛奇先生在2018年10月19日的信中写道：“我一直认为自己有着小说家兼评论家的‘双栖生涯’（twin-track career），这本文论选集将清楚地说明这一点。”国际学界不少人认为，洛奇作为批评家的声誉高于其作为小说家的名声，而在中国，相比其小说，他的文学理论研究和批评实践成就的传播和研究都是不足的。于是我产生一种认知，学界应该更深入、系统地研究戴维·洛奇在小说诗学方面的独特贡献及其在国内外的影响。《戴维·洛奇文论选集》的出版，是这种努力的一部分。2020年我向国家社科基金申报“戴维·洛奇小说诗学研究”课题，也是基于这一认知，最终被立项，我将其视为学界对我上述认知的认可。目前课题研究进展顺利，已有两篇相关文章发表。

《戴维·洛奇文论选集》

洛奇在中国的铁粉之多，常常出乎我的意料。新星出版社入职不久的程卓就是其中一个。这个年轻姑娘在欧洲读书时喜欢上了洛奇小说。2017年10月的一天，她打飞的从北京来青岛，在海大鱼山校区的学术交流中心雄心勃勃地跟我谈起要将戴维·洛奇作品“一网打尽”，并寻求我的支持。果然，新星出版社启动实施了国内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戴维·洛奇出版计划，难能可贵的是，一些此前一直未出过中译本、市场前景也不一定看好的洛奇早期小说如《常看电影的人》《走出防空洞》《生姜头，你疯了》也悉数推出，这才有了洛奇在写给我的信中高兴地说“几乎我所有的小说都有了或很快就会有中文译本”。新星系列包括我修订的《治疗》和我与王旭、程卓合译的《天才的私密》。《天才的私密》是洛奇晚年倾尽心力之作，他在2021年12月28日的信中说，它属于自己最好的作品之列（which is I think among my best novels）。2011年该书发表之后洛奇再无小说（包括纯虚构小说和传记小说）发表，所以它实际上是洛奇小说创作的封笔之作。关于该书中的性描写，我问他如果出版社要求我们对某些地方进行某种“调整”，他是否介意。他似乎很清楚这个问题的敏感性，在12月28日的信中善解人意地说，不要让这个问题困扰你，直白或委婉由你掌握，要考虑读者的敏感性，不要冒犯他们。不过尽管有了“尚方宝剑”，我们还是坚持尽量忠实原著，对出版社初审后建议修改的十六处，那些其实无伤大雅的部分我们还是尽量保留，少量过于敏感的细节性描写则做了“委婉”处理，极个别地方有删节。该书原书名“A Man of Parts”就有些敏感，它一语双关，“parts”一词一指天资，二指私密部位。该书名在国内曾被译为“风流才子”或“多面人生”，前者的归化译法比较贴切，不过我认为可能容易被看成地摊文学，后者则跟原文有距离。我们预选了多个书名，最后采用责任编辑李文彧提出的“天才的私密”，我感觉这个书名既新颖含蓄又有张力。

新星出版社戴维·洛奇作品系列

回顾与洛奇三十多年的交往和以他为原作者的译事，其实完全有可能在某个时间点戛然而止，不再延续，但这种情况没有发生。洛奇有着友善和宽容，才不至于误解我的坚持并始终提供帮助和支持；我因热爱和某种程度的执着，才会在某些时候不得不艰难地扮演超出译者角色的角色，才有在某些节点的“曲线救国”，才不至于彻底荒废。两方相加，才有事业的推进。这一事业算不上轰轰烈烈，但有始有终。当然，最重要的是洛奇文学本身不容忽略的价值与魅力，而且，一切都离不开师长和朋友的热情相助。

英伦三访戴维·洛奇

隔空交流十多年后，我们才第一次会面。我于2006年申请到国家留学基金委的访学资助，首选访学目的地就是英国，而跟戴维·洛奇见面是我访学计划中最重要的活动。见面那天是2007年1月17日。虽然神交已久，但马上就要见到那位“英国当代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同代人最好的小说家之一”，还是不免有些激动。我冒雨从剑桥大学乘火车赶往他位于伦敦查灵十字路特拉法加广场附近的公寓。一见面，他一句“你看上去比我想象的年轻”立刻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而且我脱下外套发现我们“撞衫”了，我穿一件红色休闲衬衣，他着红色开襟羊毛衫。洛奇中等个儿，羊毛衫里穿着淡蓝色细格花衬衣，灰色长裤熨烫得很整齐，炯炯有神的目光里睿智多于冷峻，善解人意与和蔼多于矜持。这是一座高档小高层建筑中的一套小公寓，位于二楼（按中国的说法是三楼）。洛奇去厨房准备咖啡时我打量客厅，光线柔和，陈设简洁，感觉静谧、舒适。从进门的方向看，左侧摆着写字台，台上有他用于写作的笔记本电脑，墙角立着落地CD架，右侧是一套褐色真皮沙发，沙发上方挂着一幅油画；临街是大大的落地窗，站在窗前，可以俯瞰街道上熙熙攘攘、行色匆匆的路人：典型的闹中取静。喝着咖啡稍事寒暄之后，他请我在苏和的迪恩街（Dean Street）一家饭店吃午饭，那家饭店曾被他写进小说《治疗》。我们点了餐前菜和主菜，席间一边享用美酒，一边聊天。洛奇十分善饮，一会儿工夫连添了三杯。如此近距离地坐在他对面，看着他兴致勃勃地聊着，我一时产生了一种不真实的感觉；他不停地端起葡萄酒杯一口一口啜饮，我才强烈地意识到，他属于一个血液中酶比例高于我的人种，我现在位于离家乡万里之遥的欧洲岛国。我们谈到彼此近况、爱好、家人、对彼此国家的印象、他的近期文学活动安排、旅行，等等。尽管他擅长写幽默作品，但我们拍照时他说他很难笑起来。回到公寓，我们开始做访谈。访谈主要内容涉及我近期研究洛奇创作和批评中产生的疑问以及国内某些有关争议问题，如他作品中的后现代主义、M.M.巴赫金对他的影响、他作品中“两种文化”问题、知识分子问题、英国小说的现状，等等。访谈一气呵成，他的回答丝毫没有冗言赘词，思路清晰、缜密。访谈结束后天色已晚，他送我下楼，我们在“查令十字路”的一个十字路口挥别。

戴维·洛奇2007年在家中接受作者采访

巧的是，前一年洛奇在信中告诉我，他2007年4月29日将要到访剑桥大学，出席该校一年一度名为“Wordfest”的文学节并发表演讲。所以我们的第二次会面是在剑桥。活动临近时，洛奇来信告诉我他的日程安排，并约定下午演讲和签名活动结束后，我们去他入住的Felix酒店喝茶。文学节期间有众多作家和诗人应邀前来演讲，与读者交流。听众需要购买门票，但作为演讲会场的ADC剧场座无虚席。观众大多为中老年人，这让我有些惊讶。我就这个问题询问当时在剑桥当教授的诗人J.H. Prynn，他说洛奇是一位很受欢迎的作家，但他大受欢迎时现在的大学生们还没长大，而且此时是考试季，他们正在应付考试。洛奇演讲语速较快，很自如，辅以适当的动作，观众不时爆发出阵阵笑声，演讲后还有热烈互动。七十二岁的洛奇自己驾车两小时从伯明翰来剑桥与会，活动结束后他又自己开车到酒店（这并非活动主办方礼遇不周，而是西方文化使然）。我们在室外的露天平台上聊天，一边实际上是喝酒而不是喝茶，一边看着不远处草坪上婚礼中的新人在拍照。我们聊了很久，聊到他正在写的新书，他的著作最近在中国出版的情况，等等。在英国收集到洛奇所有的批评著作后，我萌生了在国内出版洛奇文论选集的念头，就是在那次聊天中，我跟他谈起我的计划，他很高兴地表示支持，我们确定了文集的大致框架和篇目，后来又在信中多次讨论，完善选目。洛奇来剑桥时给我带来八本书，每一本都已签好了名。他在演讲现场签名时我也带了很多本他的书请他签名（部分是受朋友之托）。他体贴地说我带这么多书回去一定不方便，坚持开车将我送到住处。

罗贻荣｜再见不复可期：忆戴维·洛奇与三十年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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