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以宁教授再出新著《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1978—2018》

改革开放以来的每一个重要时刻，经济学家厉以宁都会给出坦率的意见和建议。他是我国最早提出股份制改革理论的学者之一，也是最早提出文化调节在市场调节中具有重要作用的学者之一。他提出的中国经济发展非均衡理论和针对“转型”进行的理论探讨，对中国经济的改革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厉以宁迄今为止已出版50多本经济学专著。今年5月，他的最新著作《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1978—2018》出版。该书集结了厉以宁从改革开放至今的40篇代表性论文，内容主要涉及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我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探索与创新，我国经济的机遇与挑战，我国的农业、工业改革，以及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教育、管理等方面。全书由88岁高龄的厉以宁逐篇审定。

摆脱路径依赖

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发展中国家只顾发展，只顾引进外资，盲目发展，盲目开放投资，盲目输出资源而不改体制，这是有害的，会使他们陷入低收入陷阱。中等收入也能达到，但同样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这样就产生了一个新的名词——路径依赖。

什么是路径依赖？厉以宁在书中解释，路径依赖就是走老路，走老路是最保险、最 安全的,因为前人是这么做的，后人跟着他们的脚步走，这样的话不承担责任，同时也就回避了走新路可能遭遇的风险。

这种观念导致很多国家虽然感到现在的旧发展方式有问题、有矛盾，但还是坚持走老路。然而 诸多现实案例都表明，走老路并不一定没有风险，而且风险绝不比改成新模式的风险小。

厉以宁认为，必须要用新的发展方式。他谈到，传统发展模式是不会自动退出的。党的十八大之后，中央把新旧模式更替作一场革命，是发展方式的革命。尽管在强调开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时候，一再提到新发展方式要替代旧发展方式，但路径依赖对我国的影响不可轻视。

他提出，新发展方式一定要通过改革才能得到。 这些改革包括让企业成为市场主体，使企业真正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还包括科技创新，科技创新才能提供新产品、新产能、新功能。

市场是决定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但也有一些例外，比如说公益性部门，特殊的行业、非营利性行业、科研单位。经济转型市场调节是主要的，但政府也要发挥规划、引领和扶持的作用。

虽已是耄耋之年，但厉以宁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思路依然清晰。他认为，旧的模式不可留恋，新的发展模式必须通过改革来实现。真正的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是在竞争中实现的。让企业成为市场主体，是一种改革；科技创新也是一种改革，而且是重要的改革。要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让国有资产增值更多。市场是决定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经济转型要用市场来调节，但同时也要发挥好政府引领和扶持的作用。厉以宁以独到的见解提出，除了市场调节、政府调节以外，还要重视第三种调节，即文化调节。文化调节是通过道德的力量，人人自律，人人遵守公共规则。

他尖锐地指出，在发展的道路上，新常态要按经济规律办事，改革不能拖，更不可止步。

重视文化调节

2015年4月，厉以宁在定福庄文化产业论坛上演讲中提出，文化产业在经济发展中对我们有三个重要启示：一是最大的红利不是人力红利，不是资源红利，而是社会和谐的红利。二是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环境保护关系到文化生存，是全民族的事，也是人类的事。三是人均GDP超过5000美元，人们对文化的需求就大大增加。

在这个论坛上厉以宁提问到， 两种资源配置，除了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是否有第三种调节？

就这个问题，耄耋之年的厉以宁亲笔写了6页之多的草稿，并坚持站立着演讲40余分钟。他认为，在我国过去的几千年历史中，相当多时期处于动荡阶段。那时市场是失灵的，政府是瘫痪的，但社会得以延续下来，靠的就是道德的力量。他在收入此书中的《中国经济发展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一文中，专门列出“重视第三种调节——文化调节”一小节。

其中提到，资源配置的第一种调节方式是市场调节。市场是一只无形的手，靠市场规律进行调节。第二种调节方式是政府调节。政府调节是有形的，用法律法规和政策调节。在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出现之前，主要靠道德力量进行调节。有了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后，道德调节也发挥作用。

因此， 厉以宁提出，我们要重视第三种调节，即通过道德力量来调节，也就是文化调节。 文化调节是指每个人都自律，每个人都遵守公共规则。社区文化建设、企业文化建设、校园文化建设等等，都在促进人们加强自律。这对以后的社会经济发展有好处。

转变发展理念

厉以宁特别强调改革不能拖，发展理念一定要转变。

转变发展理念靠什么？靠深入学习党的十九大理论。厉以宁说，只有发展理念转变了，才能够实现进一步发展。

厉以宁进一步表示，生产效率的重点在于微观领域内的企业管理、生产部门管理；资源配置效率的重点则在宏观方面，即如何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因此，今后要更加重视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尤其是要让国有资产配置得更好，效率更高，增值更多。

他认为，世界上很多国家经历过的高速发展都是暂时的、不能维持的，因为经济学家都知道高速度不是常态。 中高速增长对某些国家来说，走过了也不是常态。中国在目前的情况下，不再留恋高速度，能保持相当时期的中高速度就够了。至于说去库存、补短板、降成本等，要不要做？还需要做。补短板是继续发展的机会，每一个企业家都应该重视，这关系到工人能不能继续就业，市场是不是掌握在自己手里。 对中国来说，中高速增长是维持经济常态的一个必要。

厉以宁在2015年前后多次演讲中都提到，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要按经济规律办事。他在收入此书中的《当前中国发展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篇章中提出，前些年中国经济一直高速增长，高速增长并不符合经济发展规律，转入中高速比较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他指出，多年的高速增长带来5个方面的不利影响：一是资源过度消耗，二是生态恶化，三是部分产产业产能过剩，四是普遍低效，五是为了促进高速增长而错过了技术创新和结构调整的最佳时机。 他认为实现中高速增长需要两个重要条件，一是经济结构调整，二是创新。

怎样保证今后的发展能够继续下去？ 厉以宁说，首要应该注意到，企业的对手也是企业。当别的企业有了新技术、新产品、新产能和新的人力资本的时候，就逼着企业去改革，去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