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标题斟酌再三，也着实并不是一个令自己满意的决定。一家之言并不足以成为“我们”，更何况笔者只是一个半路出家的人类学“半吊子”，若从所谓学术成果的指标来看，则着实像一个食君之禄，并不忠君之事的混子而已。
起码在本科阶段，笔者并不是一个老老实实的学生，大二那年逃课来到上海游玩，在福州路的书城颇为巧合地看到了那本《天真的人类学家》，具体的东西我记不得了，大概有一个和作者关系微妙的大人物。颇为反讽，直至今日，我都没能把他看完。
和人类学结缘是波折的，在高考填报志愿的时候就如此，“四万亿”计划的余波仍然在周遭的世界延宕，同一个分数，大家都会填报市属的一所财经学校，那里有注册会计师与金融分析师专业。我家所在的城市虽不算一线，但若能拿到那金子般薄薄的证书，也算是出人头地。摆在我面前的有几种选择，我的分数，若是去西部的学校，专业也是能随便挑的，还有几所985，我看到中山大学的“人类学”在向我招手，一时颇为纠结。
“你自己都搞不懂呢，还搞人类？”
曾经的老师略带戏谑地说着，那时大概觉得自己是中举的范进，一口老痰卡得自己失了心，我的这位老师大概就是骂我的屠户。于是乎我便也老老实实学了“显学”经济学，对老师、学校、还有家长、亲戚，大概都是个说得过去的选择。当然，除了对我自己。数字令我崩溃，这样的经济，大概和费老所说的《江村经济》不是一个经济。理性化的未来，对于市场均衡的信赖，亚当斯密神创论一样的经济学“创世纪”，后世徒子徒孙变换着歌颂他的修辞，无论是文字的，亦或是数字的。
《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是我看过的第一本民族志，尽管我看民族志都是在“靡不有初，鲜克有终”中草草扔到了一边。《阿赞德人的巫术、魔法与神谕》也是直到研究生一年级时被选做领读人才磕磕绊绊的看完。我不能说我领会了他们的思想，他们的“问题意识”，我忘了在哪本文选中看到了“处处是田野”的口号，我想大概世间奇伟、瑰怪之景，不一定非“在于险远”，别人可以研究某个“族”的习俗，我为什么不能研究我家的大院呢，我为什么不能研究天津人不吃饭为什么不能“吧唧嘴”呢？
这时候我遇到了福柯以及鲍德里亚，也开始看到了“作为文化批评”的“反思”人类学。这两个东西都令我感到正义，前者提到了规训，看得我很是有代入感，鲍先生则进一步消解者一个曾经抗拒经济学者对于市场和理性的盲信，毕竟这两道光芒总是令我感到耀眼。他们从社会思想教材中进入我的生活，前面是马尔库塞，哈贝马斯。现在我充分怀疑这样的教学是否有意义，一个人的真谛怎么能被几页书草草概括，起码在那个时刻，他们就和这群法兰克福学派者一起，在我的眼中探索着“理性之蚀”——探索着伴随科技发展，人们日益坍缩的生活世界以及自由。“批评”和“反思”大概是为当时我所理解的人类学最大的“合法性”，我的奴隶道德告诉我，无论我去看什么不一样的，我去哪里，我去发现某个群体和我们活得不一样，那么大概我就可以把这些例子告诉我身边不懂人类学的“群氓”，那么我大概或许是个天启者，这也足够让我认为和我被“互联网思维”洗脑的老朋友绝交是一件理所应当的事情。
这样的生活在激情过后会使人困惑，正义的“悲悯”眼光似乎让我成为了一个乖戾的圣母——满眼只有“世界的苦难”，无论当事人是否这么觉得，如果当事人也觉得如此，那大概他会是我的同行者，如果他不这么觉得，或许他是一个等待着我们去唤醒的潜在盟友，我们共同的敌人大概就是那个被无数后现代者一同攻击的所谓“现代性”。我开始由衷的羡慕“红灯区研究”，“LGBT研究”，我感受到他们正在将被我们所无视的世界展现在我们的面前，为我们的“反思”提供了有力的资源。
后来的课上，我们阅读了很多的文献，那些与我们相隔也有二十余年的，发表在外刊上的边疆研究，初看总会觉得值得一去，然而等一个学期结束，我突然意识到，自己似乎只学了一个模板。这一周我们研究了彝，下一周我们领略了白，在下周可能是布依和普米。于是在一个小型工作坊上看到别人的民族宫研究、少数民族非遗研究，就突然令我觉得愕然。一个优哉游哉的社群，有着原初的行动逻辑，后来出现了作为他者的权力和消费，世界景观化了，日常生活变成表演，似乎我们研究的对象都在我们的理论面前表现得颇为配合，看来我们的事业是如此的有先知精神，又是如此得配合这套苦难。
这些研究，和曾经让我觉得发人深省的“红灯区”以及“LGBT”都令我感到愕然，如果说，曾经出现在我的梦里的库拉、HAU、以及阿赞德都在回答远方的他者“是什么”，那么或许现在我们开始意识到“受难者”“为什么”，范式大概是变了，学术史的训练告诉我这一切都从《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开始。然而数十年过去，我们的回答，似乎还是一套“用政治经济学解释为何xxx会xxx”的简答题，他教育我们本真性的缺失，资本的入侵，苦难的出现，有时候，似乎抠掉A族换成B族，这套自恰的逻辑都能令人满意。
那么，成为问题的，还是他们本身吗？还是某个族的库拉，某个GAY的性生活，某些女士的着装打扮，或者某个性工作者的挣扎吗？究竟是谁在“歧视”这些“少数群体”？是不是那些自己把它当做问题的我们？一些朋友布道式的呐喊，似乎成为了放诸四海皆准的标准，尽管他们的教旨也与时俱进，从沃勒斯坦的强权，变成福柯式的细腻，变成鲍德里亚的“情色引诱”，可是似乎他总能给我一丝“似曾相识”的意蕴。福柯也在成为显学，成为“福学”，大家言必及规训，这个用尽一生追寻“outside”的英雄，似乎被固着在了1975年，成为我们王座上老迈垂暮的君王，只会说“no”。那个在《The Abnormal》中被引述的“于布王”——竭尽所能控制一切权力，最终毁灭，归于虚无。福柯用尽一生去“砍掉国王的头”，事实上国王的确是死了，“现代性”，“新技术”，似乎都成了我们在分析中不得不面对的“国王”。
最近在某权威期刊上读到的《移动互联网时代的规训与区分——对健身实践的社会学考察》一文就令我困惑。作为叙事的标题就令我感到压迫，何为“移动互联网”的“时代”，这样的时代讨论令我感到危机，健身房中能有多少人被“唤醒”我并不清楚，或许我们这些自称“社会学人”与“人类学人”的书斋者会更感到危机。一个论述健身软件Keep的文章，在一个显得宏大叙事的范畴——移动互联网“时代”面前，是否可以势均力敌？规训社会、消费社会、以及埃利亚斯，他们站在高出俯瞰着健身房中挥汗如雨的人们，在肌肉饱满者对着镜子观赏腹肌白线的时候咯咯直笑。这些话语和修辞，真的可以让健身者意识到自己的“盲目”，或者被这些形而上学宰制的黑暗吗？我们把这样的文章，送达给他们，难道他们就真的可以寻求自我的解放，对Keep说不吗？
作为一个“肥宅”，我也讨厌Keep，我更厌恶每天打开时敕令一般的“自律带来自由”，什么是自律更是值得我们去想的东西，当Keep染指我们的生活，并开始规约我们的身体，反对了Keep会不会还有Jeep、Heep、Leep、或者Mmp？是什么让Keep成为了宰制我们的国王，又是什么令他成为目视我们的炙热目光？真的只是一个“在那”的技术，一个app而已吗？即使上述都成立，或许一篇自媒体的报道也远远比一篇学术理论写就的，受众狭小的文章要显得更加“振聋发聩”一些吧。如果我们没有“理解他人的理解”，我们告诉大家“权力”，这个实则离我们很远，但是在教科书中离我们很近的范畴在染指我们的生活，他们会听吗？
“你自己都搞不懂呢，还搞人类？”反而是在学了人类学之后，我便总是想起高中老师的这句话，理解、搞懂，这样的事业会有多么沉重！当我看到我的健身教练，一个自称“想在城里过日子”但“没怎么上过学”的年轻男孩拿出口袋中的类固醇的时候，我感到冒然去说福柯和权力甚至都是一种“何不食肉糜”的傲慢。那个年轻的男孩子，面对着购买药品的花销，忍受着药物带来的副作用，或许早已经比我们这些研究者，更早的理解了“撤点并校”、“《区隔》”、乃至人生中更多的错隔，在这样的情况下，理论总让我感到苍白。
我们究竟该期待一种什么样的人类学呢？
感谢本文作者：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人类学研究所硕士研究生 高嘉诚
编辑：孔易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