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丹尼尔·卡尼曼决定去死

哲学园 · 公众号 · 哲学 · 2025-03-18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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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按：再过十来天，3月27日，时逢丹尼尔 ·卡尼曼去世一周年。卡尼曼生前好友、著名专栏作家、《聪明的投资者》再版编辑Jason Zweig近日在《华尔街日报》爆出猛料，揭秘了卡尼曼做出的最后一个人生决定，并围绕这一决定提出了诸多令人深思的问题。

研究如何做决定的

全球顶级思想家的最后一个人生决定

作者：Jason Zweig

来源：WSJ 15/03/2025

2024年3月中旬，丹尼尔·卡尼曼和他的伴侣芭芭拉·特沃斯基从纽约飞到巴黎，与他的女儿及其家人团聚。他们在巴黎闲逛了几天，去了博物馆，看了芭蕾舞剧，品尝了蛋奶酥和巧克力慕斯。就在这个月，卡尼曼将年满90。大约在3月22 日，卡尼曼开始给他最熟识的几十个朋友发电子邮件。

3月26 日，卡尼曼离开了家人，飞往瑞士。他在邮件中解释了缘由：

“这是一封发给朋友们的告别信，告诉他们我正在去往瑞士的途中。3月27日，我的生命将在那里终结。”

卡尼曼是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他是普林斯顿大学的心理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2011 年首次出版的全球畅销书《思考：快与慢》的作者。他漫长的职业生涯致力于研究人类决策的不完美和不自洽。在大多数熟识他的人眼里——尽管他本人不这么认为——他的身心状况依然良好，但他却选择了死亡。

差不多一年前，当卡尼曼的死讯传来，无数人为之哀悼。只有他最亲近的朋友和家人知道，他选择在瑞士执行了安乐死，而这些人当中仍有一部分很难接受他的这一决定。

我也很难接受。我认识卡尼曼差不多有30年了，其中有两年还协助他做过研究，撰写和编辑《思考：快与慢》，那真是既让我兴奋又让我疲累的两年。2008 年，我们“离了一个书婚”：卡尼曼觉得有必要独自完成该书，而我则选择加入了《华尔街日报》。

我们属于友好“分手”。自那以后，我在公开活动的舞台上采访过他，通常做这些采访是为了我给《华尔街日报》撰写投资专栏。平日里，我们通过电子邮件和电话保持着联系，但我没有收到他的临终邮件，是其他朋友转发给我的。

对我而言，卡尼曼的去世让我百感交集。当我还在读大学时，我的父亲服用过量的安眠药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但那时我所仰慕的父亲正遭受病痛折磨，他的肺癌已经转移到了骨头，在做了几次手术后，他拒绝医生用毫无希望的治疗手段进一步“摧残”他。

我和我的母亲、我的兄弟一起握着他的手，告诉他我们爱他。有天晚上，轮到我值守。我坐在他的病床上睡着了，当我醒来时，他已离开我们。

但我没能得到机会给卡尼曼告别，而且我完全不能理解为什么他一定要选择离开。他的去世提出了让人深思的问题：这位世界上最顶级的决策专家是如何做出这一最终决定的？他在多大程度上遵循了他自己提出的如何做出好抉择的原则？他的决定将如何影响日渐喧嚣的争论：追求极端长寿有何弊端？我们能够以及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对自己的死亡握有发言权？

在卡尼曼与阿莫斯·特沃斯基开创性的研究问世之前（译注：卡尼曼的很多研究是与特沃斯基共同完成的，但因为后者早逝，未能与卡尼曼分享诺奖。后来，特沃斯基的妻子芭芭拉成为了卡尼曼的生活伴侣），长期以来经济学家假定人是理性的。对经济学家而言，理性意味着人们的信念是内在自洽的，人们是基于所有相关信息做出决策的，并且人们的偏好也不会发生变化。

在一系列简单而又精妙的实验中，卡尼曼和特沃斯基拒斥了经济学家对理性的定义。不过，卡尼曼从未声称人类是非理性的。他认为人类是不自洽的、情绪化的，很容易受到欺骗——尤其是自欺。“自欺有助于让大多数人感觉良好，”他多年前告诉我。简而言之，他的研究表明，人类既不是理性的，也不是非理性的，人类只不过是人而已。

卡尼曼常说，研究人类心智的几十年间教会了他如何识别——而非如何避免——做决策的陷阱。

首先，我认为卡尼曼想要避免长衰亡（long decline ），想要有自主行动的能力，想要握有自己生命的发言权。关于如何做出好抉择，卡尼曼长期倡导的原则是，要基于数据，不要相信大多数直觉，要把证据放在能够穷尽的最全面的视角中去审视。然而，他的死亡决定或许与他的这些原则并不吻合。

他的朋友和家人说，卡尼曼的决定纯属个例，他并不倡导安乐死，也从不希望他的做法被外界视作为安乐死背书。

卡尼曼的一些朋友认为，他的决定与他的研究结论是相符的。“说到底，他比我们大多数人都聪明，”宾夕法尼亚大学心理学家菲利普·泰德洛克（Philip Tetlock）说。“但我没有识心术，我猜测他觉得他的认知能力和身体状况正在急剧恶化。他真的希望享受生活，但又觉得生活正在变得不那么享受。我相信他有一个快乐计算公式，可以算出从什么时候开始生活的负担超过了生活的乐趣。他可能预见到了年满90 后他的生活乐趣将急剧减少。”

泰德洛克补充说：“我从未见过哪个死亡预案比卡尼曼所设计的更好。”

2018年，卡尼曼的妻子安妮·特蕾斯曼死于中风。在那之前，她患上血管性痴呆症已有好几年。她的疾病让卡尼曼非常痛苦，正如他在2015年7月发给我的邮件中所说：“我的生活完全被安妮的健康影响了，无法正常运转。”2018 年，他邀请我去他家参加安妮的追思会，但我没能到场。几年前，他的母亲也因为认知衰退而去世。

我的文件夹里还留有卡尼曼的初稿，那是他在2008 年初为其《思考：快与慢》所写的一个章节。他写道：“在她长期患病的过程中，我的母亲丧失了自我记忆……她无法告诉你她住在医院里的诸多细节，因为她几乎不记得。令我沮丧的是，我发现我比她更清楚她正在经历什么。”

卡尼曼不希望同样的情况发生在他自己身上。他的临终邮件表明，他感觉这种情况将很快临到他：

“当我还是一个少年时，我就相信生命末期的痛苦和丧失尊严是毫无必要的，我会践行这一信念。”

然而，卡尼曼有一条他最珍视的原则：重新审视的重要性。“大多数人厌恶改变自己的想法，”他说道，“但我喜欢改变我的想法，这意味着我学到了新东西。”

正如我在去年撰写的关于卡尼曼的专栏文章中所说：“我曾经把一封读者写给我的信拿给他看，那位读者正确而又直率地告诉我，我对有些事情的看法是错误的。卡尼曼的回应是：‘你知道你有多幸运吗？你拥有数千个读者，能指出你在哪里犯了错。’”

在他飞往瑞士之前，卡尼曼只把这一计划告诉了他最亲密的几个人。尽管他们试图说服他推迟执行这一决定，但他没有打退堂鼓。一位朋友不停地向他恳求，最后他让这位朋友不要再这么做了。这位朋友很不情愿地放弃了让卡尼曼改变想法的努力。

“我没有沉没成本，”卡尼曼喜欢这么说。他总是想要用证据，而非大量无谓的努力或承诺，来决定自己的信念和行为。然而，某种程度上讲，他无法让自己释怀于多年前形成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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