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秀宁｜文
圣诞节，一个源自西方的宗教节日，在中国则成了消费和狂欢的借口。
12月23日晚，北京警方对涉嫌存在卖淫嫖娼违法犯罪活动的多家高级会所俱乐部，进行了突袭检查，并查获涉案嫌疑人数百名。
几乎是在同时，一份故作神秘又语焉不详的以互联网创投、创业和网红人士为主的抓捕名单流出。顿时，全民猜测、全民扫黄的模式开始启动。在“互联网+扫黄”这样的顶级爆点前，所有的严肃新闻、八卦话题必须统统靠边。
一份没有出处，也没有精准信息的涉黄名单，提供的却是更为广阔的猜测范围。但凡与描述内容有几分符合的互联网投资人、创业者或屌丝网红，都被亲朋好友问候了平安与否。
这种“关怀”显然更像是一把把利剑，刺向众多潜在候选人。熟人圈多少会保持几分礼仪与客套，陌生的网民却只会扛着道德的大旗，率领指责与嘲讽的大军前来攻打。
2016年辞世的美国汉学家孔飞力，曾在《叫魂》一书中写道：“一旦官府认真发起对妖术的清剿，普通人就有了很好的机会来清算宿怨或谋取私利。”孔飞力把公权力的这种行为，比喻成在热闹的大街上扔了一杆上了膛的枪，任何人都可以拿起枪对着看不顺眼的人进行射击。
互联网+扫黄的名单出来之后，一杆上了膛的枪被扔在了社交媒体上，人人都可以拿起来，对着具有潜在可能的互联网从业人士进行射击，且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
孔飞力在分析清代中叶的社会状况时指出，处于近代中国变革前夜的1768年，看起来人口增长迅猛、国力十分强大，但人口与土地之间的矛盾已经日益激烈，皇帝与官僚机构的相互猜忌，八旗武士精神不断被江南靡靡之风所侵蚀，这些都让乾隆皇帝忧心忡忡，也让社会底层感受到一种焦虑。
对妖术的清剿，赋予底层民众举报、检举乃至告密的权力，这是对无权者的一种“权力补偿”，制造的是无权者的“权力幻觉”。今天，网民们对互联网人士的指责、嘲讽，享受的也是这种拥有权力的幻觉。
作为社交媒体上的前排观众，网民们拥有强大的道德评议权。对不公平事件的打抱不平，对黄赌毒涉案人员的人身攻击，可以说，每个网民手中都有一杆上了膛的枪，随时可以发射。
然而，握有热兵器的网民，似乎更愿意从根本上否定这个社会，如同清中叶社会底层所持有的焦虑，今天的网民对于社会的评议，更多的是一种愤怒、不满与嘲讽。网民们更愿意相信，那些互联网创投圈的人士都是伪君子，他们本身就是一种道貌岸然的存在。
对身边人的不信任，不惜以告密的方式获得权力感、正义感和安全感，这是中国历史上多次发生过的运动潮流。
从表层特征来看，每当类似运动的发生，都表明“那一届群众不行”；类似的，这一届网民也不行：不讲证据，缺乏理性，太容易冲动。但这一届网民不行的原因，也在于一种集体焦虑的盛行。
对于普通网民来说，对盛世的观感与体悟是别样的，房价、疾病、教育比拼、人际焦虑等等，都在吞噬这个时代人们的安全感。在社交媒体上的“全民扫黄”，恰恰起到了权力补偿的作用。
漫天扑来的质疑和嘲讽，让徐小平、雷军、papi酱之流，不得不以各种或隐或现的方式进行辟谣。吊诡的是，社交媒体是一个权力可以自由流动的空间，你可以随意指责，我也可以巧妙绕开。
甚至，雷军可以借机为自己的新产品打广告，徐小平可以展现投资人温情友爱的一面，papi酱则有机会继续抖机灵以保持曝光率。在充满计谋的调动中，传播的权力展现出了多维化运作的神奇景观。
总的来说，除了那些真的被警方查获的嫖客，这是一场没有真正受害者的“全民捉奸”大戏。
北京警方圆满完成了年度工作目标，网民们得以继续挥舞道德评议的大棒，互联网创投人士借机做了一把营销，吃瓜群众们看得目瞪口呆。
但值得指出的是，这一切都是可以预料的。一场可以预料的风波会泛起，我们有理由做出动机推测：到底是什么力量有意愿和能力，在这样一个时间段触发社交媒体的情绪共振呢？答案，就在你我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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