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以来,思路感觉焕然一新。行政部门自身的供给侧改革首先开启,反腐也好,加强党建也好,国企治理改革也好,其目的都是为了建立服务型,效率型政府。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不是简单的做大做强,而是在体制机制上明晰国企边界,建立与全球贸易和产业链兼容的治理模式(这一点似乎还不太够)。再加上最近几年的环保治理和金融严监管,都是对过去经济单边高速增长形成的沉疴进行清理。因为我们处于前所未有的社会主要矛盾的转换期——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落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转变为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发展不充分不平衡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中枢的转换,是一个宏大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命题,却从没有学者对这个过渡期的动态路径进行研究,好像两者之间的切换是瞬时的。这明显是理论和政策上的失误。
无非是摆脱内外两个陷阱。外部是修昔底德陷阱,内部是中等收入陷阱
。同时摆脱这两个大坑的魔咒,历史上似乎没有先例。美国借着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国企模式说事,并前所未有的建立了对中国问题一致行动的统一战线,客观上也巩固了特朗普的民选基础。固然是其自身矛盾无法调和的对外转移——过去是依靠金融资本转嫁,现在要在产业资本和经常账户上做文章,又一次右派回潮和新重商主义。上一次右派大回潮是里根时代,同时冲击了日本和苏联。这一次的严重性需要警惕,但好像我们到现在还没做好准备。
我们自己也有问题。成长中的烦恼,历史记忆沉淀在集体意识中的自然反应,就是加强国家力量。从富到强,向全球讲述中国故事的能力似乎还不太够,也不怪官方的笔杆子。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大国和平崛起的逻辑和路径,人类命运共同体与盎格鲁撒克逊体系的冲突等,尤其是国企的角色,如何融入国际贸易体系,不是表达技术的问题。国企的经营模式和契约结构,与市场经济有很大的差异。冲突如何解决,如果到了意识形态和人类文明的层次,就需要付出不一样的代价。我们恰恰就处在这样的关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