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打完了，五口通商，外国人要进上海了。当年的清政府，很不高兴洋人进城居住。但条约规定了，又不好硬挡，只好暗中策动士绅，以民众不乐意为由，出来闹事。士绅力量比较大的地方，比如广州，还真就把洋人挡住了好些年。但是，上海这个地方，当初只是一个小县城，虽然因为有一个兵备道驻扎在此，地位高些，但也不过就是县城而已。官府不想洋人进来，洋人也不想进来，于是，驻在上海的道台大人，就跟洋人签了一个租地合同，把靠近江边的一片荒滩，租给了英国人，由此，形成了最早的租界。
租界原本不过是中国人租给洋人居住的一块地方，主权当然是属于清政府的。但是，当年的清政府，对主权这种事儿，稀里糊涂。洋人欺负大清的满大人的糊涂，得寸进尺，一步步地把租界变成了国中之国，等到清政府明白过来，木已成舟，自己国势又弱，只好听之任之。
上海最大的租界，是英美租界合并之后成立的公共租界。今天所谓的外滩，就是公共租界的地界。无疑，当年的租界，是上海最繁华的地段。但是，租界的繁荣，其实主要靠的是中国人。太平天国战争，让最繁华的江浙地带变成战场，而只有上海的租界，成为战争中的和平绿洲，于是，江浙一带的富人，跑得快的，都进来了。租界里的洋人，发战争财，把租界里的地皮和房屋高价卖给或者租给中国的富人，陡然之间，租界就肥得流油了。
中国的钱财和人才，撑起了租界的繁荣，但是，租界的管理，却严格按着洋人那一套来。管理中国人，洋人工部局最头痛的事儿，就是维持公共卫生。那个年月，对于公共卫生这种事儿，城里居住的中国人，相当随便。随便泼污水，随便丢垃圾，随地吐痰，随地大小便。中国人的城市，粪便有农民进城来收。街面则由商家店铺分摊一点费用，脏到不行了，定期雇人打扫一下。作为个人，倒垃圾，泼污水，随地吐痰，拉或者撒，都随便。但是，洋人受不了这个，要管。其实，再往前推一百年，洋人也是这副脏德行，但是，到中国来的时候，他们已经进化了。
于是，租界里的中国人，或者进租界公干的中国人，吃洋人巡捕，主要是印度人，国人称之为红头阿三的瘪，在相当一段时间，就成了家常便饭。所谓的管，无非就是打和罚。如果内急得不行，随地方便，被阿三发现，上去就是一脚，上海人幽默地称之为吃了一只外国火腿，然后就是罚款，大洋三角。交不出钱，则罚做几天苦力。当然，乱倒垃圾和泼污水，也是一样的罚。开始的时候，阿三只管打罚，租界不建公共厕所，逼人到华界去随便去。后来，人道了一点，开始建公共厕所，最高档的，居然有冲水设施了，只是，进去方便，要出钱的。
比起随地大小便，洋人更痛恨中国人的随地吐痰。这事儿，也的确是国人的软肋，随地大小便，多少还有点不好意思，但吐痰，则随时随地，张嘴就来。即使有钱体面的大爷，也有此好，好好的喝着茶聊着天，啪的一声，一口浓痰就飞出来了。那个时候，青链霉素还没有发明，肺结核，是致人死命的一大顽疾。老外认定，这飞来飞去的痰液，是传播结核菌的罪魁祸首。所以，租界对于随地吐痰，痛心疾首，惩罚特别重。随地大小便罚款三角，而吐痰的罚款，视情节轻重，最高五元。那个年月，打工的苦力，一个月累死累活，都挣不到五元钱。即使是有钱人，被人这样罚起来，多少也会肉疼的。大街小巷，戏院商场游乐场，到处都张贴有工部局禁止随地吐痰的告示和宣传画。实在忍不住，非要吐不可，戏院、商场和游乐场这样的地方，都备有痰盂，每个痰盂都有一个带长长柄的盖子，打开盖子，尽管吐，不罚款的。
为了让人们从心里对随地吐痰有所忌惮，工部局的宣传，把随地吐痰，提高到了一个特别吓人的高度，说因为吐痰传播痨病病菌，所以这种行为跟扔炸弹一样，也是杀人。还说，随地吐痰不文明，是没有文化的表现，是野蛮人的行为。当年，租界到处都是这样的宣传画，标语。当然，真正有效的阻吓，还是随处可见的“随地吐痰，罚款五元”的标语，以及这个标语背后，阿三们卖力的禁查。
这样的重罚，让一直都随便惯了的国人，一度相当的烦心，恨不得背后张眼睛，提心吊胆。但是，后来习惯了，也就好了。再后来，华界也比照租界，开始强调公共卫生，建公厕，罚款。你还别说，很多流行的疾病、瘟疫，还真的就减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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