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网瘾”还是种病
要送到戒瘾中心进行封闭式治疗
十年后没人再提这一茬了
因为自从智能手机普及，人人都成了网瘾患者
上至80岁，下至8个月
所有人的手机里都装满了各路直播、短视频APP
离了视频媒体的一天似乎空虚到无处消磨时间
于是我们都成了媒体手里的提线木偶
戛纳电影节的常客迈克尔·哈内克
（代表作《爱》、《钢琴教师》等）
他这一次瞄准了这一现象
用手机后置镜头代替摄影机
站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
冷静、克制地向观众展示了一出
欧洲中产们“精致的丑陋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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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伊始于一组直播画面：
一个女人正在完成睡前的准备工作；一只小仓鼠吃过拌有抑郁药物的粮食后在笼中暴毙身亡；女人躺在沙发上一动不动，录制者开始思考是否需要拨打急救电话……
显然它们来自于同一个录制者，画面配文直接传达了TA对于母亲的情感，简而言之两个字：厌恶。
厌恶的程度到了她不惜拿宠物做实验，最终给母亲下药成了植物人。
天使脸庞的女孩，内心却住着魔鬼。
而哈内克却说她的冷漠并非空穴来风。他进一步带我们窥视了这个家庭的内部情形。
女孩被送往父亲家，从父女二人疏远的站位立刻就能得出他们已经许久未见的结论，家里养的狗都不认得女孩。
而在进一步的相处中，女孩又发现了父亲的种种劣迹。
诸如刚和第二任妻子有喜得一子，就在网上与情人劲爆聊天；不顾女儿，兀自接情人的电话；家庭聚会上居然还把情人请到家中表演，装模作样地好似两人初次相识。
镜头切换间，一张“虚伪”的标签贴上了这个中产家庭。
持续深挖这个家庭的其他成员。
著名影星伊莎贝尔·于贝尔饰演小女孩的姑姑，也是这个中产家庭家族企业的继承人。她身上肩负着振兴家业的使命，无奈的是事业日益滑坡，还遇到了工地事故这样的重创。
而她唯一的继承人——她的儿子，却无法担负起支持家族的重任。
深夜里她来到儿子的住所，先是公事公办地教训起他如何没能料理好公务，之后才化身一个母亲企图给儿子一个温暖的怀抱。
儿子是抵触的，他带着愤怒地乞求于贝尔不要再装了。
无奈之下于贝尔只得继续独挑大梁，找了个银行家男友以解决公司的贷款困难。
终于当贷款批下，于贝尔松了一口气。她走出办公室时主动握住了男友的手，一个微小的动作似乎是出于感激。
很难说这段姻缘究竟是爱情优先还是利益驱使，哈内克把答案交给观众自行抉择。
近来难民问题一直在欧洲得到热议，年近耄耋的哈内克依然不忘赶个时髦。
这个问题层出的中产家庭先后三次与黑人发生关系，三次分别传递了不同的等级信号。
第一次，家里的爷爷一心求死，出门找到一群黑人小伙帮忙，脱下手表想作为交换条件。正当小伙迷茫之时一个白人老头前来干涉，似乎把这一幕想象成了打劫。
第二次，家中的狗咬伤了佣人的女儿，母亲爱女心切责怪了主人几句，父亲却是忧虑的眼神生怕影响差事生计。
第三次，于贝尔的儿子带着一伙黑人前来大闹老妈的订婚宴。在这个坐满了高加索人的漂亮餐厅中，角落里的黑好似一颗老鼠屎般搅乱了宾客们进餐的兴致。
在欧洲这片依旧袭乘着以白皮肤为傲的土地上，黑人或者说难民们的生活状态是艰苦的，他们委屈迁就，也常常被恶意揣测。
而那些自称自由、平等、民主的白色家伙们只得装作兼容并包地接纳第三世界的“难兄难弟”。
“假装”是这个家庭的核心词汇，也是整个欧洲中产阶级的集体面貌。
勉强维持离散的亲情，因为心中只有自我；
为了资本牺牲情感，把爱和金钱的界限扭曲得模糊；
自诩上帝的选民，踩着高跷和其他“劣等民族”一比高低…
正应了那句嘴上不承认，身体却很诚实。当今的欧洲中产阶级正在一步步走向人格分裂，伪装久了甚至连自己都信了。
这也就是为什么爷爷人到晚年，本该是颐享天年的时候，四处寻找自杀的机会。开车自杀不成，找理发师帮忙不成，找黑人小伙不成，最终找上了自己的孙女……
他正是经历了一双儿女正在经历的种种资产阶级窘境，感到疲惫和不堪，不再愿意继续伪装。
想要深刻领略《快乐结局》并不容易，它过于细碎的线索埋设在一段段看似没有联系的画面当中，像解一个谜题似地等着观众去挖掘。
譬如父亲的出轨对象在片中并没有具体交代，而是通过家庭聚会上的一组正反打来表现二人热烈的凝视。
女儿谋害母亲的事实也没有给出明确的交代，只是女孩在ICU外接受问话时提到了“抑郁”、“药物”等字眼。
它是那么隐晦，以至于首次接触这部影片的观众往往有类似于拼拼图的感受，从一段段叙事中寻找其中的关联性，这也是哈内克一贯的影像风格。
它分解式的叙事方法又恰巧应了如今媒体快餐时代，人们阅读短视频的习惯，总是难以安静地沉浸地进入一个故事。
影片里里外外，从形式到内容，都是对中产的深度揶揄。
当你还在手指上划刷动着别人的悲喜，哈内克已经把你的生活拍成了电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