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虚构继续蔓延，出版业自2008年灾难性恐慌后表现最好的一年。
文｜索马里
编辑｜季艺
亨利·詹姆斯一定无法想象，在自己去世100年后，特朗普用重复了100遍的阴谋、恐惧和恐吓的修辞，将100年前崇尚含蓄、自然、中立的美国精神瓦解得一蹶不振。2016年，所有的美国小说都是迟到的——菲利普·罗斯早在12年前的《反美阴谋》（Plot Against America）中就已经预言会有一个如此深谙「反修辞的」劣质修辞和口技的总统形象出现。但再怎么精明的小说家，也许都没法想象一个超级富豪决定竞选总统的瞬间会是他「搭乘自己公司的金碧辉煌的电梯下楼时」。
2016年，同样，也没有一个文学评论家可以像奥特加·加塞特形容1970年代的动荡时那样自信：「西班牙是问题的所在，而欧洲是问题的方法。」——在出版业这一年的版图上，似乎没有足够（深刻）的荒诞、批判现实主义，亦或微观的魔幻主义、解构性的预言，来成为面对即将被预言成真的「动荡」的方法。
「继续转向非虚构。」——2016年法兰克福书展的会展通讯上，每天都有版代、出版人这么说。「文学性的、叙事性的非虚构作品」——现在几乎成了所有的出版社争夺读者注意力的下一个砝码。有些出版品牌更为直接，Pantera Press的版权经理很自豪地要为「千禧一代」制订一份新的书单，这个系列的名字叫「Lost the Plot」(「毫无头绪」倒)，打头阵的两本书是Just the tip：Sex Tips for Chicks 和Single：Dating in the 21st Century，并不意外。
无论如何，这是出版业自2008年的灾难性恐慌之后整体状况最好的一年，尽管没有托马斯·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那样在「描述现实」的同时又建构了现实的现象级作品，但还是有瑞典经济学院教授Jesper Roine 凭借《120页读懂皮凯蒂》（英文版OR Books出版，近200页），在北欧、英语和西班牙语地区风行一时，这本书想让那些犹豫是否用40美元的价格购买一本696页的（英文版）经济学著作的人，解读这是世界「持续的不平等」。但在文学领域，「阶层」、「身份」、「性别」、「记忆」的焦虑仍隐隐地体现在各大榜单里。
菲利普·罗斯
奥特加·加塞特
托马斯·皮凯蒂
奇努阿·阿契贝
种族和移民主题压过阶级成为更焦虑的变量
自从奇努阿·阿契贝（Chinua Achebe）的《瓦解》（Things Fall Apart）成为非洲文学代表 ，那个「The One」以来，后续有无数作家想接续谭恩美、朱诺·迪亚兹和裘帕·拉希莉开创的移民传统，成为那个无人能取代的「The One」。最近几年，非裔或其他少数族裔的美国文学有一种不证自明的假设，就是人们「假定」美国理所当然能像一块健康的苗圃那样，生产出不同族裔的文学，繁荣地共存。但又有多少作家成功地像阿契贝那样，用「内部视角」审视了自己族群的生活？
「我想念美丽的尼日利亚。很多年了，可我就是抽不出时间回去。此外， 乔治娜哪能经受得住一次尼日利亚之行！」艾米尼克说，然后大笑。他把家乡定义成丛林，让自己扮演丛林的解说员。
这是奇玛曼达·阿迪契（ Adichie）2014年名噪一时的小说《美国佬》（Americanah）中的一句。小说中，乔治娜是尼日利亚人艾米尼克的白人女朋友。
《美国佬》
奇玛曼达·阿迪契
这句话里的「丛林的解说员」对评价当下的少数族裔文学多少有点政治不正确，但并非毫不切题。不信你去翻翻近几年出版的「少数族裔+移民」的双重主题小说，大部分的小说里，情节几乎是可以被预期的——一对恋人或者夫妻来到美国寻求梦想，在经历最初的移民专属的身份失落后，准备积极融入美国的生活（当然会面临各种障碍，属于移民的障碍），随着时间的流逝，美国（英国）对他们而言不再是一个遍地都是机会的国家，而变成一个「所有不可能的梦想仍不可能」的国度，他们自己也成了这个他们还并不了解，但永远无法再进一步跨入的新国度的阴谋受害者。
2016年最热门的非裔作家的作品应该是Imbolo Mbue的《看这些做梦的人》（Behold the Dreamers），据说作者获得了百万美元的预付金。主人公Jende和Neni Jonga是一对来自喀麦隆的夫妇，他们也遭遇了大多数移民小说的标准戏剧冲突，而小说很努力地尝试弥合这对夫妇和美国「主流」社会的既定差距（移民小说里的一种主流的、普遍的差距）——Jende成了雷曼兄弟某个高管的司机，并以自己准时、守口如瓶、忠诚的个性得到了上司爱德华一家的赏识，他的妻子Neni在医学院毕业后并没有如愿成为一名药剂师，而是为爱德华的妻子辛迪工作。全书最脱离「移民文学」传统的一个瞬间，是遭丈夫欺骗的辛迪向Neni倾吐心被压抑的痛苦，这两个位于阶级光谱两端的女人如此短暂的亲近，并不够有说服力实现了平等的幻觉：她们只不过是两个承受着痛苦和迷失，极力维持家庭完整的女人。而当辛迪让Neni去监视自己有婚外情嫌疑的丈夫时，这让一直维持表面和谐的脆弱关系瞬间走向「瓦解」，走向非裔小说共享的结局。
《看这些做梦的人》
2016年龚古尔奖的《甜歌》（Chanson Douce ）表面是心理悬疑小说，内里还是法国社会种族和移民问题的「虚荣」和虚无的梦魇。故事的一开始结局就已经写好，两个孩子被发现死在浴缸中，场面之血腥令人不忍直视，而两个孩子的保姆Louise也被发现失去了意识。我们跟随女侦探的视角逐渐深入受难的中产家庭的真相：女主人公Myriam放弃了法律方面的工作，变成全职母亲，然后又欺骗她逐渐正统保守的穆斯林丈夫保罗，再度生下一个女儿。照顾两个女儿的家庭重任让Myriam逐渐迷失了自我，迫使她要重回社会获得「尊严」。这时候，他们遇到了「完美」的保姆Louise——这个娇小、美丽、神秘、亲和的「白人」保姆迅速介入了这个家庭的生活——最主要的原因是她是白人，符合Myriam一家「虚荣」的、属于上升中产阶级的心理。但真实的Louise和她的表面形象相差万里——欠下赌债的丈夫、丑陋迟缓的女儿，她需要让自己移情在雇主家的两个没有生活忧虑的孩子身上，才能面对自己的失败……当Louise面临遣返危机时，她开始学会操控Myriam，试图让她再度怀孕，继续雇佣自己……畅销书的情节，装的还是「种族」和「阶层」的旧酒，但这些对现实尖锐、苦涩的指涉，却被对家庭内部空间和矛盾关系的近乎幽闭恐惧的描写给冲淡了三分。
相比之下，一直以先锋性和龚古尔奖叫板的十二月文学奖 ，2016年获奖作品是作家阿兰·博罗切尔的《巴提斯是如何死的》（Comment Baptiste est mort）。作者直接回应了当下法国急剧升温的对恐怖主义的讨论，讲述了一个被圣战组织绑架的少年的故事（虽然他承认自己构思这个故事早于巴黎恐袭的发生）。作为家中的长子，14岁的巴蒂斯被劫掠到利比亚的沙漠后，被训练成一个圣战分子，「巴蒂斯不再存在。」Yumai（于迈）——他作为圣战战士的名字，取代了原先的他。后被一个民兵偷偷放出来的「于迈」，将带着惧怕、痛苦、折磨、否认，来面对自己以另一个身份犯下的残酷罪行。为了生存，他必须具备杀人的「勇气」，这种勇气却让他永远无法真正重回自己的家庭。「他们并没有释放我，他们用一种隐形的链条锁住了我。」少年在最后说。这本取材于真实案件的小说，无疑初步勇敢地探索了「白人」男性和「圣战」分子身份之间那并不清晰，甚至永远无法被厘清的界限，但对于认识「他者」，到底能让人产生多大的共情，还很难说。
女性题材坚定不移的回应和沉默
相比于「族裔」或者「种族」题材，女性题材在这两年呈现了更为惊人的多样性和生命力，无论是兰登书屋那本反叛而阴暗的《女孩们》（The Girls）、扎迪·史密斯写复杂少女情谊的《摇摆时光》（Swing Time）、克诺夫出版社将母子关系心理小说和1960年代的暴力史诗糅成一块的《水妖》（The Nix），还是已故匈牙利女作家Magda Szabo重见天日的写母女关系的《伊萨的民谣》（Iza's ballad），都坚定地潜入女性的内在精神世界。其中，Szabo在《伊萨的民谣》里比令她成名的《大门》（The Door）都要走得更为前卫——母亲和女儿对对方全知叙述并行不悖地在相邻的段落里无缝切换，我们对这段纠缠冷淡的母女关系有了同样公正的全知视角。
伊丽莎白·施特劳斯（《奥里弗·基特里奇》作者）在新作《我的名字是露西·巴特》（My name is Lucy Barton）里，也仍然在继续探讨母女关系和沉默的家庭创伤——主人公躺在病床上，她久已疏远的母亲突然出现，两个人将过去生活里旁人的是是非非都聊了个遍，但就是没有聊这些年的疏远。对「不可说」的大段的沉默，是这本书最有力量的部分。「我感觉人们也许不能理解我母亲也许从来不能说出『我爱你』这样的话，我感觉人们不会理解，这没关系。」
和那种臣服男权快感想象的「闺阁文学」传统背道而驰，19世纪以来的女性文学开始学着不再凝视、取悦男性（的标准）。不过，这种反叛的最开始几乎是苦涩的——为反抗压抑，甚至必须创造出一个颠覆的「疯女人」的形象。从奥维德的《变形记》到《简爱》到波伏娃的《破碎的女人》，到埃莱娜·费兰特这几年征服欧美的那不勒斯四部曲，我们暗暗地为这种不详、躁动的女性形象着迷又恐惧。但我们可以援引的描述正常的女性友谊的小说，依然少之又少。伍尔夫自传性的《奥兰多》，初衷是记录她和Vita Sackville-West那说不清道不明的友谊，为了弥合男人和女人对友谊理解的巨大鸿沟，伍尔夫不惜让主人公从男性变成女性，用「双性同体」的突兀情节，让男性被迫去面对、理解女性的情感经验。
艾玛·克莱恩（Emma Cline）的The Girls也并不是第一本描写少女因为渴望被团体认同，而逐渐接受暴力、臣服，无法回头的小说。阿特伍德 1989年的《猫眼》（Cat’s eye）是1970年代的女权主义理论流行后，第一次深入探讨女性友谊暴力的小说。阿特伍德的主角伊莱恩花了好几年才弄明白一直对自己施暴的考狄利亚的那种暴力的成因。在好些年里，她甚至希望自己的两个女儿都是儿子，因为「我害怕自己讨厌她们……我不想将我的任何一部分传递给她们。」但The Girls写的其实又是中产家庭的性别结构问题。几乎是没有回旋余地的嬉皮士精神，只是没有了崭新的遥远的乌托邦想象，只有暴力、毒品和对「世俗」生活的厌倦。若非中产家庭的冷漠，以及厌恶母亲对父亲机械般的臣服，14岁的主角少女Evie也不会为更酷更成熟的Suzann拜倒，着魔似的要加入那个以嗑药、抢劫和摇滚为生的小团体。
相比之下，在这几本书中，The Nix对自身要处理的宏大、很有道德份量的60年代，给予了更为宽广的关注。Anderson要去追述母亲的过往时，作家让那段历史在一本母子关系小说里得体、有尊严地还魂。The Nix的编辑Tim2016年来过北京书展，私下交谈时就已经承认这本书是《喷火器》（2013年《纽约时报》十大好书，女作家库什纳写的一个摩托女车手卷入70年代纽约艺术界和无政府运动的成长故事）和弗兰岑的《纠正》的混合体——听起来有点诡异，但也很好地说明了女性和男性的视角在叙述里的融合会是多么必然的趋势。
非虚构：「欧洲中心主义」和「记忆」的再度解构
1976年，只有25岁的印度裔女学者斯皮瓦克在不知德里达是谁的情况之下，就凭一己之力将德里达的《论文字学》（Grammatology）翻译成英文——这样的出版故事多少有点让人感叹，在「学科化」、「专业化」的高墙还没有变成一种特权通行证之前，出版业曾默默资助了多少有想象力的革命。2016年，这本书由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重新修订出版，研究了一辈子德里达的斯皮瓦克接受《洛杉矶书评》的采访，欷歔当年自己的不知天高地厚，同时对比当下，感叹曾经的解构主义是多么给人启迪。一个贫穷的印度移民的女儿，一个最不可能的译者（没有受过专业哲学训练，母语既不是英语也不是法语），却助产了解构主义在美国的流行——这样的故事往往就已经解构了太多。斯皮瓦克重申，解构主义是一种批判的亲密关系，而非疏离，她一直记得导师保罗·德·曼对弗里德·杰姆逊说的一句话：「你只可以解构你爱的东西。」在今天，当德里达批判的「欧洲中心论」已经成为一个充满危险和不确定的前提和现实时，去追溯文本和意义的断裂，通过批判性地面对曾经的「批判」，去学习解构我们所爱之物（词语、概念、立场、历史），从中召唤出对未来的某种认知——这种重读在当下显得尤为必要。
《论文字学》
斯皮瓦克
哈佛大学出版社2016年也出版了越南作家阮越清（Viet Thanh Nguyen）的非虚构集《一切从未死去：越南和战争回忆》（Nothing Ever Dies: Vietnam and the Memory of War） ，阮越清2016年获得普利策小说奖的《同情者》（The Sympathizer）用的是类似特洛伊木马的意象，通过一个「同时拥有两个心灵」的越南共产党的双重间谍故事，被迫让美国读者重新思考，和他们共同生活在一个国家的越南移民在多大程度上融入\戒备这个曾经几乎要摧毁他们的国家的国度。而在《一切从未死去》中，作家想表达的是，所有的战争都会发生两次：一次是在真实的战场上，一次是在记忆里。越南经历过两次战争：一次是美国人眼中的越战，一次是越南人心中的「美国战争」。越战从未终结。他花费多年时间，足迹踏遍美国、东南亚和韩国，采访不同的人对那场战争的看法。令他失望的是，所有的人在描述战争时都未有足够多的宽忍和超越，「我」（同胞）的苦难和荣耀是唯一真实的，他人的苦痛并不存在。对于经历了国家分裂的作者而言，这本文集只不过是再度悲观地提醒我们——在人类历史上经历的这么多战争之后，人类共享的人性，还有那些永恒的黑暗的反人性。
（感谢傲文对本文的帮助）
来源：人物（renwumag1980）
《同情者》
阮越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