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ja Aronowsky Cronberg，瑞典人，毕业于伦敦中央圣马丁学院。出于种种对传统时装杂志的反思与不满，她创办了独立时装杂志《Vestoj》，拒绝一切形式的商业广告。
我对那些在报亭架子上看到的所有光鲜杂志都感到很丧气，就是那种封面印着名人，讲最新的趋势，互相竞争，看谁得到了最酷的模特、最抢手的摄影师，来炮制那些极尽光鲜的昂贵的时尚专题。但杂志上那些有关时尚的文章连这一半的注意力也几乎得不到。
我就开始思考，我能不能做点不同的事情。
Why Fashion Matters
Anja Aronowsky Cronberg
本来我为大家准备了一通特别像老师讲课一样的演讲，介绍时尚为什么重要。但昨天我在试讲的时候，得到了一个友好的建议，有人建议我扔掉笔记，就像跟朋友们聊天一样谈谈我在做的事。
所以，朋友们，我先介绍一下我自己。七年前我辞了职，那会儿我在可能是我们国家最酷的杂志跟时尚公司工作，我是品牌出版的杂志编辑。我刚刚走出大学校门，得到了我当学生时梦想得到的一切：稳定，高薪，还有个大号衣橱跟社会地位。
但时日流转，这些曾经对我而言无比重要的东西，渐渐丧失了重要性。我发觉我并不那么在乎钱，也不那么在乎稳定，甚至我拥有的那些漂亮衣服也不那么重要了。相反，我开始觉得格外沮丧。
我对那些在报亭架子上看到的所有光鲜杂志都感到很丧气——我打赌你们知道我说的是什么——就是那种封面印着名人，讲最新的趋势，互相竞争看谁得到了最酷的模特、最抢手的摄影师，来炮制那些极尽光鲜的昂贵的时尚专题。但杂志上那些有关时尚的文章几乎连这一半的注意力也得不到。
我就开始思考，我能不能做点不同的事情。我想某种意义上，我是在寻找自己的声音。我所见的是我认为时尚行业的错误之处，我开始问自己，我能不能使这一切有所不同。——这就是《Vestoj》诞生的初衷。
我希望有这样一本杂志，能够严肃对待时尚，能像我读过的那些建筑杂志或艺术杂志描述自己的行业那样，带着深度去书写时尚。但同时，我不希望这本杂志无聊又干巴巴的。我希望它在视觉上仍旧有意思，希望读者们会认为这是他们想要保存的东西，会将它放在书房或者床头，时不时想要掏出来看看，我希望图片跟文字同等重要。
同时我注意到，有一个学术领域叫作时尚研究，人们会在学术方面探索时尚，研究者通常是人类学家、社会学家、艺术家甚至是哲学家。但他们针对时尚的研究，距离在时尚行业工作的人远之又远，我希望可以在他们之间搭一座桥，让这些人离彼此近一些。
有了做一本完全不同的时尚刊物的想法之后，我做了许多事，其中一件是我写了十点纪要，它也是一个宣言，有关我认为时尚杂志应该做到的一切。
点击大图可查看这十条宣言
在我首次写下这份宣言七年之后，它仍然发表在每一期《Vestoj》上。每做新一期的杂志我就会去读，提醒自己为什么要干这件事。然后做完一期杂志再读一遍，问问自己要做的那些做到了没有。而且我希望这一切是透明的，所以大家都可以看到这个宣言，自己去阅读、思考、评判，我们是否做到了我们想要做的，和承诺要做的、要传达的。
今天我想要分享给你们其中的三点，这三点是我认为并且现在仍然认为，在我与《Vestoj》试图所做的事情中最为核心的东西。
第一个是第六点，这一点是：一切都应该被质疑，没有什么是神圣的，我们必须总是问为什么。
第二个是第八点，这点格外让时尚业内人士侧目，因为可能有点争议性：禁止广告。
最后，第十点，这一点我认为极其重要，不仅是在时尚领域，而是在任何一个领域：我们必须在工作上成为业内人，而同时又保持局外人的视角。因为我觉得如果离自己研究的领域太遥远，你就没办法理解自己的研究对象。而如果你离得太近，又可能会找不到视角。我认为保持这两者的平衡是非常重要的。
发行第一期杂志的时候，我以为我做好了足够的心理准备来面对许多事情，比如说，以前凑上来找我拿名片的那些人，他们不会像以前那样快速地回我的电话。还有就是，我知道在可见的未来，我不会被邀请坐在时装秀的前排。
当时我觉得我准备好接受这一切了，但这一切还是太艰难了。我记得当时是怎样去努力告诉自己、提醒自己：我做的事情是有价值的，我在做一件重要的事情。
一开始去看秀时，我介绍自己，不是作为以前那个Anja，而是作为一个名不见经传的《Vestoj》的Anja，那种切实的不安全感我记得十分清楚。我在电梯里给人介绍我的选题，去采集我在秀场外需要的东西的时候，对方看上去一脸问号，然后我就畏缩回去。
但随着时间流逝，我慢慢有了信心。当我得到读者们、身边的人，甚至是业内人士的正面反馈的时候——尽管我在做一件这么边缘、这么离经叛道的事情——这才使我真的开始放下心来。
一开始真的很难，因为我之前也说过，我不想要任何广告，想要保持自由独立，所以每年为了找钱来印出这些书我历经艰难。开始那几年，我记得我就像个乞丐一样，我去印厂跟纸品公司说，求你们了，我们真的需要支持这个项目，然后求撰稿人免费给我们写稿。
但是后来我交了好运。大概三年前我遇到了一个人，他把我介绍给了伦敦时装学院的院长Frances Corner。她邀请我去参加一个会议，然后问了问我《Vestoj》究竟想要做什么。我告诉她，我如何希望在学院派和时装业内人士之间搭个桥。她真的立马明白了，然后说要支持我，在学院里给了我一个职位。我现在在那里当研究助理，当然还有足够的钱印每年的杂志。
《Vestoj》已经七岁了，马上就要完成第七期，大概还有一个月左右就发行。我们每一期都有一个主题，我总是试图想一些一开始不会跟时尚搭上边的主题。到目前为止，我们做了面料记忆、时尚与魔法、耻辱、时尚和权力、慢时尚，还有最近的一期——失败。
我想展示一些杂志的内容给大家看看，以便让你们更好地理解我们跟一般的时尚杂志有什么不同。这一页来自我们的第一期，关于记忆。这个是意大利摄影师Carlotta Manaigo拍摄的一个照片系列，她拍了她母亲穿着自己的衣服。
我特别喜欢这个专题，因为有一点我认为特别重要但是时尚行业却常常忽视的，就是不要过于注重名人。相反，应该多注意衣服对于你我这样的普通人意味着什么。
第二页是“时尚与魔法”那一期。作者可能是现在时尚行业最重要的学者，在1980年代建立了时尚理论这个研究领域的女性，Elisabeth Wilson教授。这一期里，她书写了衣服作为护身符是怎样累积魔力的。你们可能都有，我知道我是有的，就是类似幸运衣之类的，当你需要一些力量支持你的时候会穿的东西。这篇文章里她试图描写，什么样的衣服成为了我们的护身符。
这页来自“慢时尚”那一期，讲述的是“时间”。这是一个对于时尚而言尤其核心、尤其重要的概念。这篇文章我特别喜欢，因为它展示了远离时尚行业以外对待服饰的一种方式。
图片里的这些人来自美国的一个宗教团体，叫作“阿米什”。这个团体自从19世纪产生以来，从未改变过他们的着装方式。他们不使用科技，没有手机，不开车，衣服上甚至连个拉链也没有。
这一页是我们最近一期的，关于“时尚与失败”。照片里的这一群女人来自一个叫作“吉普赛”的民族，或者叫“罗姆人”。
在欧洲，罗姆人非常常见，他们通常来自东欧。在我居住的地方——巴黎，你经常能看到他们。他们常常全家人一起坐在广场或者街道上乞讨，在他们所到之处，这个族群渐渐成为一个极富争议性的人群。你可以说他们几乎处于社会的底层。而且他们的穿着使得他们的辨识度很高。
我格外拎出来要给你们看的这一页，是由一位美国学者所写的，她本身也是罗姆人。我希望读者能自己去思考，他们的服饰与失败的联系在哪，所以我留了个开放性的结尾在这儿。
这是我们文化的失败吗，因为我们难以接受他人，并且总是过于迅速地去以貌取人？还是说，这是这个族群的失败，因为他们太难以融入社会？这由你来做判断。
《Vestoj》现在已经度过了差不多7个年头，我们成长并且变得更为多样。一开始只有每年一期杂志，现在我们还有了一个网站。下面我想给大家看几个例子。
左边这幅图是我们采访过的一位女性牧师。她的苦恼在于，她需要穿特定的制服，但又希望能够穿得漂亮迷人。
中间那篇是我们采访的一位传奇人物，一位叫作Kenneth Anger的独立电影制作人。他在上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做过许多出色的电影，他跟我们讲述了他电影里的服装造型，那些衣服全是他自己做的。
然后就是最右边这篇文章，它后来传播得非常广，这是我做的一个访谈。我找了时尚行业内13种不同职业的人，有设计师、摄影师、造型师、商人、公关……让他们回答“时尚圈到底怎么了？”。
Vestoj平台不久前刚开始做了新的项目，是个线下活动，我们称之为Vestoj沙龙。这个是我们第一次沙龙，是发行“时尚与耻辱”那一期时做的，在巴黎一个叫作东京宫的大型艺术机构举办的。
那时候我一直在想，通常杂志出版活动是怎么办的。在巴黎，几乎这些活动都是一个样：找个地方，放点音乐，摆一些饮料，摆上几堆杂志。人们来了，拿上一份免费取阅的杂志，稍微聊个天，接着赶去下一场。但是我希望可以留住这些人，我想让这些人思考，用一种不同的方式去思考服饰。
我尝试去想，怎么才能利用这个形式让人觉得脑洞大开。于是我就跟一个法国女演员合作，她叫Clémence Poésy。她交友甚广，认识许多演员和表演者。我们邀请了20个演员来参加我们的活动，但并没有告诉其他客人现场会有演员。
我让这20名演员每个人扮演一个角色，他们会去做一些非常日常的，跟服饰和生活中的尴尬时刻相关的小事情。
比如说像这幅图片里这个摔倒的女人，她穿的鞋子鞋跟太高，实在没法走路，一直在跌倒。
或者像这个穿着白裤子的女士。她的裤子上还挂着忘了取下来的价签。
而这个可怜的女人，她从化妆间回来的时候，裙子被夹在了内裤里。
我特别想看到，当我把这些演员安插在来宾中间时，这些客人们会做何反应。他们会不会窃窃私语？会不会去告诉那些演员们发生了什么，去帮助他们？实际上，上面这几种情况全都发生了。这种生动地去呈现服装的经历对我而言特别有意思，我决定继续做这件事情，把它变成一个常规的项目。
下面是比较近期的沙龙，也是在巴黎的东京宫举行的。这个沙龙当时是一个为期三天的表演艺术节的一部分，所以整个博物馆被四十多种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们占据着。我事先知道这个地方到时候会变得很混乱，吵吵嚷嚷、热闹非凡，所以我想在这其中添加一点特别微小的东西，能再一次让人们重新思考服装。
然后我就开始考虑，在东京宫里工作的人们，他们穿什么？他们的穿着有什么不一样？策展人怎么穿？售票员怎么穿？保安又是怎么穿的？
然后我决定关注保安，因为至少在东京宫——实际上在我去过的所有博物馆，他们都是唯一穿制服的员工。
这套制服有两个作用，既让他们与背景融为一体，使人们不易察觉到他们；但在他们站出来告诉你，不要碰艺术品或者不要拍照或者其他什么的时候，又给予他们权力。这个关系非常有趣，既可见，又不可见；既赋予权力，又剥夺权力。
于是我这一次又跟一名演员合作，大家能在图的左侧看到他， Noel。在这三天里，我雇他就像其他所有保安一样站在那里工作。唯一不同的是，我们没让他穿制服，而是在他身上画了一套制服。
我那时希望这样的“穿着”，就像法语里说的“让人眼珠子掉出来”那样——第一眼看上去并没有什么不同，但当你回头再看一眼时才恍然大悟。我当时希望用这个方式吸引大家的注意，来关注博物馆里这个通常被忽略的群体。
当时特别有意思，接下来的三天，Noel都站在楼梯最上面，最受欢迎的展览正在展出。我看到人们挤来挤去走上二层，他们走过的时候根本没注意到他什么样。等到下楼的时候，他们才看到他，然后大吃一惊。他们就会走到跟前去问他：“你是艺术品吗？你是谁？你为什么这副模样？”
接下来我想给你们看另一场沙龙，目前做了两期，叫作故事沙龙。我们邀请一些在时尚行业工作了三十年到四十年的人士，这些人年纪稍微大一些，几乎把一生都奉献给了时尚事业。
我请来设计师、造型师、模特、场景设计师等一大批跟服装行业相关的人士，然后我和他们一起，找出一个他们身上特别个人的、私密的，关于某件衣服的故事。某件他们穿过的、改变了他们的人生观，甚至是改变了他们一生的衣服。
我贴了几个故事在这里。一个是设计师Jean-Charles de Castelbajac，一位在80年代和90年代非常出名的法国设计师，他讲述的是关于他为教皇设计的那件斗篷的故事。教皇来巴黎时，在数以百万计的人面前穿着他设计的这件斗篷。当他的作品从仅仅只是在秀场上展示，到后来来到数百万人的面前的时候，他开始重新考虑作为一个时尚设计师所拥有的影响力。
下面这位女性就是刚刚提到过的，拯救我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人，伦敦时装学院的Frances Corner。她讲述的是有关她的婚纱的故事。关于这件婚纱怎样使这个年轻女孩改变了对自己的看法。
接下来是另一位女性Michele Lamy，设计师Rick Owens的妻子和缪斯。她讲的是关于Rick亲手为她制作的裙子的故事。
那是上世纪80年代，他们还住在洛杉矶，Michele是设计师，Rick是她的剪裁师。他们相爱了，但因为她是他的老板，而且年纪也比他大很多，这成了一种禁忌之恋。而且他们俩非常不同，所以并没有告诉彼此自己心里的感受。
直到有一天，Rick做了这条裙子送给她。自然而然地，这裙子就像是催化剂一样，让他们向彼此坦诚了自己的情感。现在他们已经结婚，我想大概有20年之久了。
在巴黎我听到了一个故事，很多年之后，这个故事仍然引起我的共鸣，我想把这个故事分享给大家。
这个故事是由一个名叫Irene Silvagni的女性讲述的。她是设计师山本耀司的左膀右臂，大概有好几十年都是如此。
Irene当时穿了一件特别大的黑色的冬衣来参加我们的活动。她告诉我和听众们，这外套是山本耀司大概十五年前送给她的礼物，现在她已经七十多岁了。
一开始她得到这件礼物时，耀司告诉她说，这件外套是特别的，有魔力的。他没有详细说，也没有解释为什么，只是这样说着送给了她。她非常感激地接受了这份礼物并且穿了起来。她发现每次穿着这件衣服的时候，自己就会觉得更强大一些，就好像被保护着那样。渐渐地，她察觉到她的上司兼导师，在给她这件外套的时候可能直觉上知道，或者感觉到了什么。
Irene在二战中出生于法国南部城市戛纳，来自一个犹太家庭，父亲是一名钻石商人。一天，一个男人来到家中，说他想要跟Irene的爸爸做生意。我想大家都知道那个时候的情况对于犹太人而言是多么艰难，所以Irene的妈妈就试着劝告丈夫，不要去，留在家里。但家里实在太需要钱了，所以父亲最终还是赴了约，就此一去不返。
许多年过后，Irene和妈妈搬去了巴黎，父亲唯一剩下的东西就是一件他留下来的冬衣。大家都知道，一件衣服穿久了就会渐渐带上拥有者的痕迹，领子或者经常用的口袋等等一些地方会有磨损。很显然，这件外套弥足珍贵。
最终战争结束了，Irene和妈妈每天都去巴黎左岸的一个叫作Lutetia的酒店，因为那里每天都会把所有找到的人们的名单放出来，不管是在世的还是亡故的。但爸爸的名字从来也没有在这些名单上出现过。
又过了很久，这家人又搬了家。在这颠沛流离之中，这件外套也弄丢了。后来，Irene也长大成人。在一个清晨，门口突然传来了敲门声，她去开门，门口站着一个她从未见过的男人。
这个人跟Irene说，我以前和你爸爸一起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然后他告诉她，在奥斯维辛的那些年，他和Irene的爸爸渐渐要好起来，他们靠着给对方讲家人们的故事度日——那些他们被迫离开的心爱的人们。
1945年，集中营解放了，在随后而来的混乱中，他们一起逃走。正当他们在森林里逃跑的时候，一队德国士兵也在逃亡，两队人马短兵相接，然而，士兵们手里有枪。德国人对他们开了枪，除了这个男人以外，所有人都死了。而他活了下来，仅仅是因为Irene的父亲倒在了他身上，盖住了他，使得那些纳粹们相信他死了。
他觉得自己欠Irene的父亲一条命，他对自己承诺，无论何时，他一定要找到Irene一家，告诉他们曾经发生的一切。
多年以后，Irene已经老了，她在自己的孩子们面前讲述了这个故事。在她年长之后，她从自己的上司兼导师那里获得了另一件外套，而这件外套以某种不可名状的神秘方式，得到了他父亲曾经穿过并且爱过的那件外套的一些特质。
在她描述这一切时，有什么东西对我而言忽然合理了。我想起了曾经写到的内容，明白了她在讲述衣服的魔力时所指为何。这时，这一切才真正击中了我，这就是为什么时尚很重要，这就是为什么时尚是要紧的事。
谢谢。
视频字幕志愿者：王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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