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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希罗多德一起旅行

凤凰网读书 · 公众号 · 读书 · 2025-02-14 08:30

正文

世界从不缺勇敢的人，从他们身上我们能够瞥见，人应对或超越恐惧与压迫的可能性。记者雷沙德·卡普希钦斯基逆着人流，走入灾难中心，深入难民生活，甚至在前线战争中，拼死记录着每一场悲剧和灾难中披露出来的人性细节。而这样艰辛的旅程中，一直陪伴他的不过是希罗多德的一本书——《历史》。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如此评价他，“我们这个时代最杰出的见证者……一波又一波难民朝一个方向涌去，逃离灾难，而卡普希钦斯基反其道而行，进入灾难的中心”。他的《与希罗多德一起旅行》一书，就是一本记录他四十年记者经历的旅行随笔，下文为书中他因为战争而被迫滞留印度时所发生的故事。

本文摘选自《与希罗多德一起旅行》，经出版社授权推送。小标题为编者所拟，篇幅所限内容有所删减。

我唯一的愿望只是穿越边境

乘务员身着浅色纱丽，在印度国际航空四引擎的巨无霸飞机入口处迎接乘客。她这一身柔和的色调暗示接下来的飞行将会平静而愉悦。她双手合十，仿佛在祈祷；我很快就知道，“合掌”（Anjali）是印度教的问候手势。机舱里有一股强烈而陌生的香气—我想，应该是东方香、印度草药、水果和树脂的气味。

我们在夜间飞行，透过窗户，只能看到机翼末梢闪烁的一点绿光。在“人口爆炸”之前，航空旅行很舒适，飞机往往只载几个乘客。这次也如此。乘客们占着几个座位伸展开身体，睡着了。

我觉得我没法合上眼睛，便从包里拿出塔尔沃夫斯卡给我的书。

希罗多德的《历史》是一本好几百页的巨著。这么厚的书很诱人，我从导言开始读，译者塞韦伦·哈默在里面描述了希罗多德的生平，并向我们介绍了他这部作品的意义。哈默写道，公元前485年，希罗多德出生在小亚细亚的港口城市哈利卡尔那索斯。大约在公元前450年，他搬到雅典，几年后又从那里搬到意大利南部的希腊殖民城邦图里伊。他大约在公元前425年去世。 他一生中曾大量旅行。他给我们留下了一本书—有理由相信这是他写的唯一一本书。

哈默试图再现一位生活在两千五百年前的人的生活，我们对他知之甚少，也难以想象他的样子。即使是他留给我们的书，其原始版本也只有少数专家可以理解，这些专家除了拥有古希腊语知识外，还得知道如何识别一种非常特殊的书写系统：这些文本看起来就像一个无休无止的单词，伸展在几十卷莎草纸卷轴上。

“单词或句子之间没有分隔，”哈默写道，“分不清章节和卷次；文本如同织锦般细细密密。”

希罗多德把自己隐藏于这种语言结构 ， 就像隐藏在一块围屏后面，这让我们比他的同时代人更难以理解他。

夜晚结束，白天来临。透过小窗，我第一次看到如此浩瀚的地球。这一景象引发无限遐思。在那之前，我的全部世界可能只有五百公里长、四百公里宽。在这里，我们似乎永远在飞行，而地球，在我们下面很远的地方，一直在变换颜色—一会儿是焦土色；一会儿是绿色；然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深蓝色。

我们降落在新德里时已经入夜。我一下子就被热浪和湿气包围，站在那里汗流浃背。和我一起飞行的人突然消失不见，被一直在等待他们的色彩绚烂、热热闹闹的亲友卷走了。

我孤零零的，不知该做什么好。航站楼小而黑，又荒凉，与罗马机场全然不同。它独自被笼罩在夜色中，我不知道在黑暗的深处有什么。过了一会儿，出现了一个老人，身穿白色宽松过膝长衫。他留着灰色的胡须，戴着橙色的头巾。他说了些我听不懂的话，我猜他是在问我，为什么独自站在空荡荡的机场。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环顾四周—接下来该怎么办？我对这次旅行毫无准备。我的笔记本里既没有联系人也没有地址。我的英语很糟。

但这也不能全怪我： 我唯一的愿望只是实现那个无法实现的目标—穿越边境。 别无他求。但表达这个意愿引发了一连串事件，现在，它们把我一路送到这里，到了地球的另一端。

老人想了想，然后用手势示意我跟着他。在入口的一侧停着一辆划痕累累的破旧巴士。我们上了车，老人启动发动机，我们出发了。刚前进几百米，司机就放慢了车速，开始猛按喇叭。在我们前面，在本应是道路的地方，我看到一条宽阔的白色河流绵延消失在闷热的黑夜中。这条“河”是在露天睡觉的人，有的睡在木板床上，有的睡在席子上，有的睡在毯子上，但大多数人直接睡在光秃秃的柏油路和延伸到两边的沙堤上。

我以为人们会愤怒地扑向我们，拳脚相加，甚至用私刑处死我们—在他们被头顶上轰鸣的喇叭声惊醒后。结果根本不是这样！当我们慢慢前进时，他们一个接一个地站起来，走到一边，带着孩子，推着几乎不能走路的老太太。在他们急切的服从中，在他们毕恭毕敬的谦卑中，甚至不无歉意，仿佛这么睡在路上是种罪过，而他们想迅速抹除其痕迹。就这样，我们一点一点地往城里走，喇叭响了又响，人们不断地挪动，让路。

等我们到了城里，我发现街道同样难以驾驭：它也只不过是夜里那些穿着白衣梦游的幽灵聚集的巨大营地而已。

就这样，我们来到一处亮着红色灯泡的地方：旅馆。

司机把我留在前台，一言不发地消失了。接待处一个包着蓝色头巾的男人把我带到楼上的小房间，里面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和一个盥洗台。他二话不说，扯下床单，上面的虫子惊慌失措地乱窜，他把虫子甩到地上，嘟哝着道了句晚安，就离开了。

只剩我一个人了。我坐在床上，开始考虑自己的处境。坏消息是，我不知道我在哪里。好消息是，我头上仍有屋顶，有地方（旅馆）给我遮风挡雨。

我感到安全吗？

是。

不自在吗？

没有。

古怪？

是。我无法准确描述到底奇怪在哪里，但到了早上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当一个赤脚的男人带着一壶茶和几块饼干进入房间。这种事之前从未发生在我身上。他把托盘放在桌子上，鞠了一躬，什么也不说，轻轻地退了出去。他的举止中有种自然而然的礼貌，那游刃有余的机敏，那令人吃惊的体贴和庄重，让我立刻对他产生了钦佩和敬意。

一小时后，待我走出旅馆，发生了更令人窘迫的事。在街道的另一边，在一个窄小的广场上，人力车夫一大早就聚在那里—那些男人瘦瘦小小，弯着腰，细脚伶仃。他们一定是得知有位“老爷”（sahib）来到了旅馆。所谓老爷，必定阔绰，所以他们耐心地等待，随时准备提供服务。但是，一想到自己舒舒服服坐在人力车上，被一个饥饿、虚弱、一只脚已经踏入坟墓的人拉着，我内心就充满了极度的厌恶、愤怒和震惊。

成为一个剥削者？一个吸血鬼？以这种方式压迫另一个人？绝不可能！ 我是在与此水火不容的精神环境中长大的，我被教育，即使像这样骨瘦如柴的人也是我的兄弟，我们同根同源，血肉相连。

因此，当那些人力车夫恳求着扑向我，为了这单生意不惜吵闹推搡，我坚定地推开他们，喝退他们，表达抗议。他们惊呆了—我在说什么，我在做什么？毕竟他们要靠我过活。我是他们唯一的机会，仅存的希望—只是为了一碗饭。

我头也不回地走了，无动于衷，态度坚决，有点自鸣得意，因为我没有被操纵成为吸血鬼。

滞留印度， 只有语言能拯救我

老德里！它那狭窄、弥漫灰尘、热得要命的街道，散发着热带地区令人窒息的发酵的气味。还有这群默默移动的人，出现又消失，他们的脸阴沉、潮湿、千篇一律、没有表情。孩子们也安静，不吵不闹。一个男人呆呆地盯着他自行车的残骸，车在街道中央散了架。一个女人在卖用绿叶包裹的东西—那是什么？叶子里包着什么？一个乞丐展示了如何把肚皮贴到后背—但这可能吗？人们走在路上得小心翼翼，留神脚下，因为许多摊贩直接在地上、人行道上、马路边上摆放他们的商品。有个人在报纸上摆了两排人牙和一些破旧的钳子，以此宣传他的牙科服务。他边上是个枯瘦的家伙，正在兜售书籍。

我翻查完随意排列、布满灰尘的书堆，最后选了两本：海明威的《丧钟为谁而鸣》（对学英语很有用）和J. A. 杜波依斯神父的《印度教礼仪、习俗和仪式》。杜波依斯神父于1792年作为传教士来到印度，在这里待了三十一年，他对印度教生活方式的研究成果，就是我刚刚买的这本书，这本书于1816年在英国出版，由英国东印度公司资助。

我回到旅馆，打开海明威的书，看到第一句话：

“他趴在森林里褐色的、铺满松针的地上，交叉的双臂托着下巴，风在头顶上吹着松树的树梢。”

我什么也看不懂。我有一本小小的英波袖珍词典，这是在华沙可以买到的唯一一种。我找到了“褐色”这个词，但找不到其他词。我继续读下一个句子：“山坡不太陡……”还是一个词也查不到。“旁边有一条小溪……”我越是试图理解这段文字，就越是沮丧和绝望。 我感到被困住了。被语言围困了。 那一刻，语言给我的印象是一种物质的东西，一种有形之物，一堵耸在路中间的墙，阻止我继续前进，阻断了世界，使它无法企及。这是难堪和羞辱的感觉。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在第一次遇到陌生的人和事物时，有些人会感到担心和不确定，充满不安全感。这一遭遇将带来什么？它将如何结束？最好不要冒这个险，留在熟悉的环境里！别惹是生非！

要不是因为已经买了“巴特里”号客轮的回程票，我恐怕已经逃离印度回国了，当年这艘船在格但斯克（波兰波美拉尼亚省的省会城市，该国北部沿海地区的最大城市和重要海港，位于波罗的海沿岸）和孟买之间航行。埃及总统贾迈勒·阿卜杜勒·纳赛尔刚刚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就遭到英国和法国的武装干预；战争爆发了，运河被封锁，“巴特里”号被困在地中海。

归途被阻，我被迫滞留印度。

就这样被扔进深水里，我不想坐以待毙。我意识到只有语言能拯救我。我开始思考希罗多德在环游世界时是如何对付外语的。哈默写道，希罗多德只懂希腊语，但当时的希腊人散布全球，到处都有他们的殖民地、港口和工坊，《历史》的作者可以请他遇到的同胞帮助他，做他的翻译和向导。而且，希腊语是当时的通用语，欧洲、亚洲和非洲的许多人都讲这种语言，直到后来被拉丁语、法语和英语取代。

我开始死记硬背，夜以继日。我用冷毛巾敷太阳穴，感觉我的头要炸开了。我一刻不离海明威，但现在跳过了那些读不懂的描述性段落，只读对话，这样容易多了。

“你有多少人？”罗伯特·乔丹问道。

“七个，其中两个女人。”

“两个？”

“对。”

这些我都能读懂！还有这个也能懂：

“奥古斯丁是个非常好的人，”安塞尔莫说……

“你跟他熟？”

“对，早就认识了。”

我在城里兜兜转转，抄下招牌、店里的商品名称、在公交车站听到的词。在电影院里，我在黑暗中草草抄下银幕上的文字，还记下街头示威者打出的横幅上的口号。我不是通过图像、声音和气味理解印度，而是通过文字；此外，这些文字不是土生土长的印地语，而是一种外来的、异质的语言，这种语言已经在这里完全扎根，对我来说，它是打开这个国家不可缺少的钥匙， 甚至几乎就等同于这个国家 。

我明白，每一个独特的地理世界都有自己的奥秘， 只有通过学习当地的语言才能破译它 。不然，即使一个人在其中度过了好几年，这个世界仍将难以探知，不可理解。我也注意到了命名和存在之间的关系，因为我一回到旅馆就意识到，在城里我只看到了我能够说出名字的东西：例如，我记得金合欢树，但不记得它旁边那棵我不知道叫什么的树。

简而言之，我明白， 我知道的词汇越多，在我面前展开的世界就越丰富、充实、多姿多彩，越能被我抓住。

我决定去旅行， 前往贝拿勒斯

来到德里后的那些日子里，我一直被这个念头折磨着：我没在做记者工作，没在为我以后要写的报道收集素材。毕竟我不是来旅游的。作为信使，我得报告见闻，讲述事件。但我两手空空，感到无能为力，甚至不知道该从哪里下手。说到底，我对印度一无所知，也不是主动要求来的。越过边境线—仅此而已。没别的了。但现在，由于苏伊士运河战争（第二次中东战争）我回不去，我只能向前走。

我决定去旅行。

旅馆的前台接待员建议我去贝拿勒斯（著名历史古城瓦拉纳西旧称。释迦牟尼初转法轮的鹿野苑在此地附近）。他们解释说，那是“圣地”！（我已经注意到印度的很多神圣之物：圣地、圣河、无数头圣牛。神秘主义渗透到生活的程度让人震惊，有无数座寺庙，每一步都有小教堂和各种小祭坛，有无数香火在燃烧，无数人的额头上点着宗教标记，无数人一动不动地打坐，全神贯注于某个超然时刻。）

我听从了接待员的建议，乘公共汽车前往贝拿勒斯。

车子驶过贾穆纳河和恒河的河谷，驶过平坦、绿色的乡村，其间点缀着农民的白色身影，他们在稻田中涉水，用锄头挖地，或是头上顶着包袱、篮子或麻袋。但窗外的景色不断变化，眼前常常是一片广大的水域。这是秋汛的季节，河流变成宽阔的湖泊，变成好一片海。岸边有赤脚的灾民扎营。他们在水上涨前撤离，但仍住在水边，只离开必要的距离，一旦洪水后退就立即返回。在行将结束的日头那巨大热浪的辐射中，水蒸发了，乳白色的、静止的雾气笼罩在一切事物之上。

我们抵达贝拿勒斯时天色已晚，夜幕已经降临。这座城市似乎没有郊区，而郊区通常会让人来到市中心之前有所准备；在这里，人们突然就从黑暗、寂静和空旷的夜色进入灯火通明、拥挤喧闹的市中心。为什么这些人蜂拥而至，挤挤挨挨，而明明在旁边就有那么多的空地，能容得下每个人？

下车后我四处走了走。我到了贝拿勒斯的城乡交界处。在黑暗中，一边是寂静无人的田野，另一边是城市的建筑，人口密集，熙熙攘攘，灯火辉煌，嘈杂的音乐声此起彼伏。我无法理解这种对拥挤生活的需求，对摩肩接踵的需求，对无休止的推搡的需求—尤其是那边不远处就有那么多空地。

当地人建议我夜里不要睡觉，这样我就可以在天还黑的时候到恒河岸边，在河边的石阶上等待黎明的到来。他们说： “日出非常重要！”声音里回荡着对真正崇高事物的期待。

当人们开始聚集在河边时，天确实还很黑。单独的，成群的。整个家族。朝圣者的队伍。拄着拐杖的瘸子。瘦骨嶙峋的老人，一些被年轻人背着，还有一些—扭曲、疲惫—靠自己在柏油路上艰难地爬着。牛和山羊跟在人们后面，成群的消瘦病弱的狗亦是如此。我也加入了这场诡异的神秘剧。

走到河边的台阶并不容易，因为那前面是狭窄、憋闷、肮脏的小街，挤满了乞丐，他们没完没了地纠缠朝圣者，同时发出令人难以忍受的可怕而刺耳的哀鸣。最后，经过各种通道和拱廊，人们出现在直达河边的台阶顶端。虽然天还没亮，但成千上万的信徒已经在那里了。有些人兴致勃勃，挤着往前走，谁也不知道他们在往哪里挤，出于什么目的。另一些人以莲花式打坐，手臂伸向天际。

台阶的最下面被那些进行净身仪式的人占据着—他们蹚进河里，有时会把自己完全浸入水中。

与希罗多德一起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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