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达叔的一篇关于经济理论的文章,介绍了自己对经济繁荣的思考以及对不同经济理论假说的解释。文章还提到了制度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以及面对危机时的态度。最后,文章强调了选择一个繁荣城市的重要性,背后一定有繁华的制度保证。
达叔讨论了各种经济理论假说,包括人种假说、地理假说、文化假说、无知假说等,并介绍了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提出的制度决定论。
达叔强调了制度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包括包容性制度和榨取性制度的不同影响。他还提到了制度变革的困难性和影响因素。
达叔认为面对危机和强大的竞争对手是幸运的,因为这种竞争会推动经济转型和技术进步。他强调了选择更文明、更先进城市的重要性。
达叔提到了全球贫富差距的存在,并强调了贫穷和富庶既是原因也是结果。他强调了繁荣的城市背后一定有繁华的制度保证。
这是达叔的第1447篇原创
大家好,我是达叔。
一个想
和大家一起慢慢变富的家伙。
昨晚文章,写在小号里:
定向撒钱。
分享了一点在深圳出差的见闻。
回到上海家里,睡了一大觉,舒服多了。
今天正式开始进公司上班,接待潜在合作者,写文章,拍视频,搞直播,做业务链接。
以下内容,只代表个人观点,不一定对,随便看看。
达叔是学财经的,对所有经济理论、财富模型,有极大的兴趣,办公室和家里,都摆了各种研究经济增长和赚钱的书。
每年的经济学奖,必然都会成为重头戏。
今年,颁发给了这三个人:
颁奖的理由是啥?
“
对制度如何形成以及如何影响繁荣的研究
”。
诺贝尔经济学奖,是最神奇的奖项之一,经常持两种不同观点的学者,甚至完全相反,也都能得奖。
在商业社会里,真理的反面,经常是另一个真理。
以教育为例,达叔在昨天小号里的文章:
对教育投入最猛、人才留存率最高的城市排名。。
分成了多个维度:
1,你所在的城市,对教育的投入程度是多少,普遍是有钱区域的投入规模更大;
2,投资教育大量人才之后,能留存在自己城市的规模是多少?
不能教育完,全都跑了,压根没几个留存,在这个名单里,武汉是最惨的,天天给其他城市输血。
3,不同层级的家庭,对教育的认知深度,也完全不同。
学校只能教育、也只会教育把你家的孩子,变成社会上的某个螺丝钉,从来不传授真正能赚钱的思考力。
本质,都是技校。
真正想赚大钱、做大事,不能只靠学校里的内容,而要靠“隐学”,靠“家学”。
如果自己的家庭没有这种教育,就只能靠孩子自己开悟,有人30岁能悟道,有人一辈子都不开窍。
薄薄一层窗户纸,怎么都捅不破。
法家锁喉,儒家捏肋,装进满脑子的,全都是垃圾,却还洋洋得意,被卖了,还帮对方数钱。
不能说学的不对,只能说,只学了一半,没有学全
。
比如,十年前,某个头部大V,在他的自媒体节目里,劝大家卖房子,说自己把北京的房子,也卖了。
当时,正是上一轮房价的低谷期。
涨了一波流量,一群无知的年轻人,纷纷给他鼓掌。
结果,一年后,北京房价开始暴涨,直接翻倍,听他话的那群蠢人,全都懵逼了。
再也买不回,自己原来手里的房子,直接亏了几百万,是十年打工的收入,全都傻眼了。
开始骂他,误导了自己。
大V被骂着急了,站出来回应争议:
1,我自己当时的确是把北京的房子卖了;
2,卖完之后,我买了腾讯公司的股票;
3,腾讯公司的股票上涨了很多,赚了很多钱,我把腾讯股票卖了,又在北京买了房子。
总共三步,我只说了第一步,你只听到第一步,仅此而已。
最后,还补了一刀:
没有人有义务,把全部信息,都讲给你,你要自己做决定。
逻辑:
他说了第一步,自己卖了北京的房子,是真事,没骗你,没有撒谎,只是后面的步骤没说而已。
位置越高的人,信息密度越高的人,越容易玩这种文字游戏,还洋洋得意。
要警惕。
否则,不仅会在物质上有损失,还会在精神上,被羞辱。
对经济体的繁荣、强大,历史上有很多聪明的大脑,提出过很多种解释:
这种观点导致了种族仇杀和种族主义,这个理论后来被抛弃了;
资源过分丰富的中东,拉美等地区并没有发展起来,而资源贫瘠的日本成为了发达国家。
越是资源丰富,统治者越不需要获得民众的认可,可以靠垄断资源直接获得财富,跌落进资源陷阱。
很快被朝韩对比、东西德国对比推翻了,文化人种一致,却发展差距极大。
这一派认为,落后最大的原因是负责人太无知,是个体无能导致的。
忽略了每个人,都想做好的主观意愿,每个领导背后都有一个庞大的智囊团队。
推翻了前面四个假说后,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给出的答案是:
包容性制度,会保护私有财产,公平竞争,鼓励创新,维多数人提供激励,才会促进经济增长;
榨取性制度,产权不清,法治不明,权力不受约束,只会成为少数人掠夺多数人的工具。
既然知道了这两种制度,变革一下,不就可以富强了么?
因为既得利益者会想尽一切办法维持现状,因为组织利益和个人利益最大化,存在内生矛盾,属于激励不相容。
除非遇到巨大的
外部压力
或
内部精英分裂
,或者被
炸裂性技术颠覆现有权力结构,才有可能实现真正转型
。
比如,14世纪,黑死病肆虐欧洲,死掉了一半的人口,人口减少,导致劳动力稀缺,增加了话语权。
西欧的领主,开始给农奴减少税金增加自由,防止他们逃跑。
而拿到权益和自由农民,开始从事工商业和手工业,西欧后来的经济发展就有更好的基础。
而同样遭遇黑死病,俄国领主之间的组织性更强,合起伙对付农奴。
不仅没有提高农奴的待遇,反而进一步压榨,比以前压榨的更严重,史称
第二次农奴制度
。
这种面对偶然事件的冲击,处理方式不同,制度不同,导致后来的发展道路不同,结局也不同,这种现象被称为
制度漂移。
一个人的命运,固然要靠自我奋斗,更重要的是历史的进程和时代的红利。
细看影响科技创新的因素,就太随机了,好像有无数的原因能影响创新。
但是,假如切换到宏观视角,你会发现决定一个国家能不能搞好创新的前提,其实是确定的。
二来,这个能人必须得足够闲,至少不能每天为了温饱忙碌,他才有闲心去琢磨创新。
作为普通人,你决定不了国家层面的制度设计,但你可以选择城市,选择更文明、更先进、更接近世界级的城市。
当你深刻技术变革、竞争压力、精英内部冲突,这三种都可能促进经济转型,就该庆幸我们生活在一个好时代。
生活在有强大外部压力的时代。
有一个彪悍的对手,对方繁荣、强悍、不断引领技术前进,有这种对手,在历史长河里,是一种幸运。
反观古代时期,对手都是边缘地区的少数民族、强戎夷狄蛮,文明技术未必如你,靠野蛮和骑兵打败你,这就是差的对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