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内参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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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人向来以不怕吃苦、不怕挑战而著称，他们甚至把接受挑战，内化为一种基础性的工作和生存习惯。既然如此，为什么还渴望退休呢？
来源：老李拿大顶
作者：李升科
前一段时间，在一个偶然的场合，遇到一位多年未见的电视台原同事。打完第一句招呼后，他就极其迫不及待地告诉我说：“弟弟，我退休了！”在他的迫不及待的语气里，洋溢着浓浓的“兴高采烈”和“欢天喜地”的感觉。
九几年的时候，我时不常地会与这位退休的同事，在机房分别通宵达旦地编辑各自的电视节目。由于熬夜靠抽烟提精神，他还有把烟屁股偷偷掖在监视器后面的习惯，以备黎明时分把烟都彻底抽光以后的“饥荒”之用。
退休与上岗一样，都是一个人“职业生命”的分水岭。年轻时候的上岗，对一切充满憧憬和希望，而中老年时候的退休，则意味着“职业生命”的终结。虽然这里的“生命”前面加了“职业”两个字，与人的“生理性”生命不可同日而语，但毕竟是人的一种“生命”的形式。
对于很多人来说，“职业生命”还是“生理生命”的支撑，离开了岗位或者郁郁寡欢地失落，或者疾病突然袭身。
因此，很多人是巴不得退休来的越晚越好，有的甚至通过改小档案年龄，以获得延长职业生命的年限，哪怕是一年半载也可以。
电视职业之于电视人来说也很难例外。电视台这位老同事对于退休的渴望，并不是孤例，
与许多刚刚接近四十岁的地市级电视同事聊起来，他们同样有着强烈的退休或者离岗的愿望。
电视人向来以不怕吃苦、不怕挑战而著称，他们甚至把接受挑战，内化为一种基础性的工作和生存习惯。既然如此，为什么还渴望退休呢？
第一，电视职业声望的降低是从“职业苍白”开始的，电视人以舍弃“职业生命”为代价来逃离“职业苍白”。
任何一个职业，只要充满着厚重的“意义感”，从事职业的人就会奋不顾身地投入其中，这一点对于电视人来说尤其如此。任何一个层级的电视人，在电视充满“意义感”的时间段，通宵达旦地工作，不仅不会有怨言，而且会出现上述的自觉加班“偷藏”烟屁股的插曲乐趣。
有的电视台的管理是非常“残酷”的，这里的“残酷”不是类似于军人训练的“力度加大”，而是违背媒介职业规律的管理上的简单化、官僚化、粗暴化的恣意横行，由此造成电视人无可奈何的削媒体工作规律的足、适应官僚化管理的履。
比如，有的电视台比照官衙门的做法，考勤上让一线采编人员一天数次打卡，这在给带有创作性质的采编人员戴上“工作龙套”的同时，无疑扼杀了其创作性的职业灵感。
在特殊的时间段，对于典型的讴歌和赞美是必要的，但是如果一味地违背规律地赞美，无异于把赞美人为地推向极端。这种把理想和美好推向极端的做法，是不是一种“自我高级黑”呢？这样做，也同时大大削剪了当另一种极端突发时的媒介应对弹性。
试想一想，我们一方面非常警惕西方不怀好意的“捧杀”，另一方面警惕其不怀好意的“棒杀”，我们对于自己的一味讴歌，是不是属于不自觉的“自我的捧杀”呢？
电视人对于媒体的无限热爱，除了其他诸多因素之外，其中给予其独立的“媒介职业思考”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地方官员媒介管理的“官僚化”，和媒体自我管理的“同步官僚化”，把电视人变成简单的“媒介苦力”，不就从多个方面同时加速了电视的“职业苍白”了吗？
第二，要想让电视人付出“职业忠诚”，就应该给予其基本的“职业善待”。
即使是在一个家族里，要想让你的家族成员付出对于家族整体的“家族忠诚”，那么家族需要相应地给予成员应有的“呵护”，以及基本生存条件的保障——最好还能看到未来的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