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3丨顾宏义：《〈新五代史〉未为韩通立传原因试探》

《新五代史》欧阳修编撰

《新五代史》未为韩通立传原因试探

顾宏义

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

【原刊于《史学史研究》2009年第3期】

北宋史家欧阳修论史甚注重“义理”，所纂的《新五代史》效法《春秋》，自称“昔孔子作《春秋》，因乱世而立治法；余为本纪，以治法而正乱君”。故问世以来评价甚高，如稍后于欧阳修的李方叔于《师友谈记》中称誉“欧阳公《五代史》最得《春秋》之法。盖文忠公学《春秋》于胡瑗、孙复，故褒贬谨严，虽司马子长无以复加”。南宋初晁公武亦云：“欧阳修永叔以薛居正《（五代）史》繁猥失实，重加修定，藏于家。永叔没后，朝廷闻之，取以付国子监刊行。《国史》称其可继班固、刘向，人不以为过。”但亦因其未为后周大将韩通立传，而遭时人的讥评，甚至被视为“第二等文字”。

欧阳修画像

史载苏轼即对《新五代史》未为韩通立传提出异议：“子瞻问欧阳公曰：‘《五代史》可传后也乎？’公曰：‘修于此窃有善善恶恶之志。’苏公曰：‘韩通无传，恶得为善善恶恶？’公默然。”而当时“（焦）千之学于六一先生（欧阳修）。千之一日造公是刘贡父，公是问：‘永叔《五代史》成书耶？’千之对：‘书将脱稿矣。’公是问：‘为韩瞠眼立传乎？’千之默然，公是笑谓千之：‘如此，亦是第二等文字耳。’”韩通“俗号韩瞠眼云”。周密《齐东野语》也有类似记载。此后元、明、清诸代，皆有人以此为口实批评《新五代史》者。

对于《新五代史》未为韩通立传的原因，未见欧阳修本人有所解释，而后人普遍认为欧阳修有所 “忌讳”而然。为此，本文试就有关资料，对《新五代史》未为韩通立传之确切原因作一探考，以求正于方家。

韩通，其传仅载于《宋史》卷四八四《周三臣传》，云：后周显德六年（959）中周世宗临死前，任韩通“为检校太尉、同平章事，充侍卫亲军马步军副都指挥使。恭帝即位，移领郓州。（宋）太祖奉诏北征，至陈桥，为诸军推戴。通在殿阁，闻有变，惶遽而归。军校王彦升遇通于路，策马逐之，通驰入其第，未及阖门，为彦升所害，妻子皆死。太祖闻通死，……赠中书令，以礼收葬”。此一说法亦见于司马光《涑水记闻》卷一。

《涑水记闻》书影

按《周三臣传》及《涑水记闻》所述，后周大将韩通只是在兵变军队入城之际，于混乱中被军校擅杀而已，且其已得宋太祖的“褒赠之典”，何故《新五代史》依然对此讳莫如深，而不为之立传？显然上述记载对韩通之被杀原因有所讳避。据现见宋代史料上看，韩通实是因抵抗赵匡胤的兵变之军而被杀。对此，宋人笔记野史中多有记载，虽未能详述事件经过，却并不曾忌讳而不言。如北宋苏辙《龙川别志》云大军兵变后“入城，韩通以亲卫战于阙下，败死”。王巩《闻见近录》云兵变后，“时伏弩右掖门外，（韩）通出，死矢下。石守信实守右掖”。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称当时韩通“自内廷惶遽奔归，将率众备御”，为王彦升所杀。陈均《九朝编年备要》云“（韩）通与上（宋太祖）同掌禁卫。上之入京师也，通时为副都指挥使，欲率众备御，王彦升杀之”。 王楙 《野客丛书》附录《野客纪闻》云“（韩）通，周臣也。陈桥兵变，归戴永昌。通擐甲誓师，出抗而死”。吕中曰：“上（宋太祖）之入京也，韩通率众备御上之即位也”。虽然诸书所载不尽相同，但皆明言韩通是因“率众备御”或“欲率众备御”而被杀。

宋太祖赵匡胤

甚至宋初官方颁行的文书也未讳言韩通“尽节于所事”。宋太祖登基之初，于赠韩通中书令的制书中即首云“易姓受命，王者所以应期；临难不苟，人臣所以全节”。此所谓“临难不苟，人臣所以全节”，显然是指韩通忠于周室而于兵变中被杀一事。

由于韩通被杀是在宋太祖开国登基之前，故按惯例，韩通当属后周之臣子。对此，宋人即明确指出：“按韩通之死，太祖犹未践极也，其当在周臣明矣。” 因此，宋人对时人所纂修的五代史书中是否为韩通立传一事甚为敏感。如南宋人周南即因为《新五代史》未为韩通立传，知“近时陆放翁作《南唐书》，文采杰然，大得史法”故而曾特意“扣放翁曷不传徐骑省（徐铉），放翁笑而不对。然骑省卒于国朝，放翁不为无说也”。而也正因为有宋太祖的上述“褒赠之典”，所以宋人并不太忌讳于议论韩通之事，甚至还有史家在纂修五代之史书时，即将韩通收录于《忠义传》中并公诸于世者：“《唐余录》者，直集贤院王皞子融所撰，宝元二年上之。时惟有薛居正《五代史》，欧阳书未出也。此书有纪、志、传，又博采诸家之说，效裴松之《三国志注》，附见下方。表韩通于《忠义传》，且冠之以国初褒赠之典，新、旧《史》皆所不及焉。皞乃王沂公曾之弟。”

因此，欧阳修《新五代史》未为韩通立传，显然与自《史记》、《汉书》以下的历代纪传体史书的体例有违，且与其所宣称的“善善恶恶之志”相违，而不仅仅是“以春秋笔法衡量，自是缺点”而已。然而薛居正之《五代史》也并未为韩通立传，却未遭批评如欧阳修者，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人们对于欧阳修的史学及其《新五代史》有着甚高的期待，故而当《新五代史》如此前《五代史》一样未为韩通立传时，时人自然讥评纷出。而批评《新五代史》者，往往以王皞《唐余录》“表韩通于《忠义传》”之举相对照 。

从前述王楙《野客丛书》所记文字上看，欧阳修对世人的讥评亦心中了然，但却始终“默然”而未作解释，显然有其难言隐衷。对此，一般认为欧阳修出于为“本朝讳”而然。但如上所述，宋代士大夫并未讳言韩通死因，而在欧阳修之前的王皞在其所撰的《唐余录》中，不仅为韩通立传，甚至“表韩通于《忠义传》”中，因此，将《新五代史》未为韩通立传的原因归之于欧阳修为“本朝讳”，未免失之于简。考之宋代文献记载，推知《新五代史》未为韩通立传的主要原因大体有二。

其一，与宋代官史对韩通的定性有关。

南宋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十四云“（韩）通《附传》在《建隆实录》”。所谓《建隆实录》指《太祖实录》。宋人有以宋太祖开国时年号“建隆”代指宋太祖的习惯，如北宋王禹偁“记太祖事十”而名之曰《建隆遗事》。“实录”为编年体，但一般于大臣卒日之下附载其生平传记，称作“附传”，在残存于今的北宋钱若水编纂的《太宗实录》中可见此例。由此可见韩通虽死于宋太祖登基之前，但自北宋初年，宋代官修史书为彰显太祖创国上符“天命”，故在《太祖实录》中载录韩通《附传》。又周南《山房集》卷八《杂记》亦云：“按《国史》，韩通为周朝亲将，尽节于所事，俗号韩瞠眼云。”此《国史》当指太祖、太宗《两朝国史》或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国史》。是宋初已在《国史》中为韩通立传。此当是修纂于北宋初年的《五代史》未为韩通立传的重要原因。欧阳修《新五代史》虽属私撰，但其“褒贬祖《春秋》”，“叙述祖《史记》”，从而与《唐余录》之类野史有别。因此，为不异于官修《国史》，欧阳修只得沿袭《旧五代史》之成例，不为韩通立传了。至于《宋史·周三臣传序》云“《宋史》传周三臣，……韩通与宋太祖比肩事周，而死于宋未受禅之顷，然不传于宋，则忠义之志何所托而存乎”实有强词夺理之嫌。

其二，与北宋中期党争趋于激化有关。

宋代自“庆历新政”以后，朝中党争纷起，并渐趋激化。而主张“君子有朋”而“小人无党”的欧阳修即深陷于党争之中，屡遭诬陷，如其自己所言：“今如臣者，举必为众人所怒，动必为众人所怨，谗谤忌嫉丛集于一身，以此而居要任者八年矣。其未陷于祸咎者，臣窃自怪以为晚也。” 而《新五代史》即撰成于这一时期。对于《新五代史》之完成时间，今人看法不尽一致，如中华书局点校本《新五代史》卷首《出版说明》云其书“在景祐三年前已着手编写，到皇祐五年基本上完稿”。而柴德赓《史籍举要》则认为本书“盖其晚年之作”；又郑学檬、毛章清《〈新五代史〉说略》认为欧阳修撰作本书“始于被贬夷陵之时，成于嘉祐五年”。然南宋晁公武曾指出：“特恨其《晋出帝论》，以为因濮议而发云。”濮议发生于治平年间，可证《新五代史》当定稿于此后，亦可证日趋激烈的党争如何深刻地影响着欧阳修的史书著述。

对此，或可举欧阳修另一部著作《归田录》的纂修过程以为证明。据朱弁《曲洧旧闻》云：“欧阳公《归田录》初成未出，而序先传，神宗见之，遽命中使宣取。时公已致仕在颍川，以其间所纪述有未（欲）广者，因尽删去之，又恶其太少，则杂记戏笑不急之事以充满其卷帙，既缮写进入，而旧本亦不敢存。今世之所有皆进本，而元书盖未尝出之于世，至今其子孙犹谨守之。”《归田录》仅为一笔记，欧阳修已如此谨慎。而对于颇有“善善恶恶”文字的《新五代史》，早在嘉祐五年就有史臣上奏朝廷“乞取”其“五代史草付《唐书》局缮写上进”，欧阳修为此上状辩称“至于笔削旧史，褒贬前世，著为成法，臣岂敢当”，并以此书“全然未成次第”为由拒绝进献。因此之故，《新五代史》不仅未为韩通立传，甚至与宋朝创国有关的事件也基本未予记载。

如《旧五代史·周书》之《世宗纪》、《恭帝纪》中皆记载有赵匡胤的事迹，并简要记录了陈桥兵变的经过，虽然内中不无讳饰之文。但《新五代史·周本纪》中，有关赵匡胤的事迹不著一字，似乎“大宋”开国皇帝与后周政权全然无关。又《新五代史》对于后汉、后周之际与后周、宋之际发生的两场兵变的记载，也全然相异。《汉本纪·隐帝》云：乾祐三年“冬十一月丙子，杀杨邠及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史弘肇、三司使王章，皆灭其族。郭威反。庚辰，义成军节度使宋延渥叛附于威。壬午，威犯封丘，泰宁军节度使慕容彦超军于七里店。癸未，劳军于北郊。甲申，劳军于刘子陂。慕容彦超及郭威战，败绩，开封尹侯益叛降于威。郭允明反。乙酉，皇帝崩，苏逢吉自杀。汉亡。”而《周本纪·恭帝》云：显德“七年春正月甲辰，逊于位。宋兴。”陈桥兵变全然无踪。虽然欧阳修在给尹洙的信中认为：“前岁所作《十国志》，盖是进本，务要卷多。今若便为正史，尽宜删削，存其大要，至如细小之事，虽有可纪，非干大体，自可存之小说，不足以累正史。数日检旧本，因尽删去矣，十亦去其三四。”但赵匡胤任后周殿前都点检以及陈桥兵变，无论如何不能视之为“非干大体”之“细小之事”，削去不言，显然失当。历来评介新、旧《五代史》，大都认为“薛史本多回护之词，欧史皆直书去事，如朱温以追叛为名向邻部发动进攻，欧史即直书：‘移檄兖、郓，诬其诱汴亡卒以东，乃发兵攻之。’”此乃因朱温之事与宋朝无关，故欧阳修直书无隐，但实际上，若一事与宋相关，《新五代史》之讳避远较“薛史”为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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