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马格南摄影师一生的照片
每个摄影师都会有自己的代表作，一张照片或者一组照片，因为这些照片他们从默默无闻的摄影师开始得到大量的关注。
张乾琦 （Chien-Chi Chang）：“这令人垂涎的职业很容易出现各种意想不到的危险。一些是自然原因：一失足就有掉下悬崖的危险；一些是政治原因：时而会被监狱拘留；一些是个人原因：在新英格兰一个孤独的浴室里精疲力尽…… 清单可以继续开列下去。这些不幸是常见的，是摄影师这一行业不幸的副产品。然而我认识到真正的损害是家庭，一个婚姻的死亡。”
在港工作十年的菲佣 Xyza 用镜头记录这座让她感觉疏离的城市。2015年，她的一张作品，一个小女孩站在一块磨砂玻璃的后方，透过透明的罅隙，一脸好奇观望着外面的世界。
这张照片在世界奖金最高的哈姆丹国际摄影赛（HIPA）击败全球其他6万多张作品脱颖而出，令她在国际摄影界展露头脚，并获得去纽约进修的机会，毫无疑问，摄影改写了她的一生。
今天摄影君要跟大家聊聊改变马格南摄影师一生的照片。
彼得·马洛 （Peter Marlow）：“2000年的一个凌晨，我被具有惊人耐心的日本同伴拖着起床，他带领我游览了他令人困惑、却非常迷人的国家。我们走到一条河边，脱掉所有的衣服，进入中心往外喷涌的温泉。当时我正在职业生涯的转折点上，学习如何不拍事件性的照片。片刻之间我开始明白，摄影和创作很大程度上关乎信心，我可以少介入，让事情自己发展，平常地看待照片。这一特别的时刻是如此神奇：冷和热在同一地点交汇形成了雾。拍摄的我的脚这张照片只是将我的体验保存下来，在那种情况下新闻记录看起来是错误的，我只是想将我的经验变成摄影的一部分。我尽力让相机浮出水面，悠闲从容地拍下我的双脚。最终，我试着让照片自己发生，我有信心他们总是会产生，还有比这更简单的事吗？”
马格南摄影通讯社成立于1947年，为了忠实呈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影像纪实而成立，创办者都是当时知名的新闻摄影师, 如 Henri Cartier-Bresson （卡蒂埃·布列松）、Robert Capa （罗伯特·卡帕）、George Rodger （乔治·罗杰 ）等。
关于马格南图片社的名字，据说是创始人之一卡帕从香槟酒的名字得来的灵感。近60年来，马格南图片社对世界纪实新闻摄影事业的影响，以及记录历史、针砭时弊的作用，完全可以担当一种威力巨大、至高无上“子弹”的称号。
艾略特·厄维特 （Elliott Erwitt）：“这张照片使我成为一个素食者，但是只有那么一会。”
旗下的摄影师和新闻摄影师许多都已具有很高的世界知名度，从事广泛的主题，如家庭、毒品、宗教、战争、贫穷、犯罪、政府和庆典等，都有相当经典而且重要的纪实摄影作品。
2015年，马格南第68届年会之际，组织要求摄影师在自己众多作品中选出一张在自己摄影生涯中具有转折性、对自己影响深远的照片。
Martin Parr（马丁·帕尔）、Elliott Erwitt（艾略特·厄维特）等51位摄影师都参与、分享了自己的作品以及讲述这张照片对自己的重要意义。
久保田博二 （Hiroji Kubota）：“1962年毕业之后我就到了纽约，只带了500美元、一个莱卡相机和几支镜头。我没有任何摄影背景，也不知道怎么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那是一个炎热的夏天，早晨6点就有人开始在国家纪念碑前聚集，我开始按动莱卡相机进行拍摄，人越来越多，我拍摄的也越来越多。我听到一个演讲的声音：“我有一个梦想！”，一瞬间，我知道我无意间见证了历史。后来我才知道这是马丁·路德·金。这整个经历使我更加注意美国的政治复杂性，引导我记录了后来的民权运动、越南战争、1968年的总统竞选和更多的事件。总之，这次华盛顿的游行改变了我对世界的认知，因而，也改变了我的一生。”
摄影君选择了12位具有代表性的摄影师，改变他们一生的照片是哪一张，背后又有怎样的故事呢？
除了改变一生的照片活动，这个老派的图片社还做过“拯救被遗忘的影像”的活动，要求摄影师选出一张自己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公布于世的得意之作。
接下来跟摄影君一起看照片、听故事吧～
戴维·艾伦·哈维（ David Alan Harvey）：“这张照片是我的一本书《基于一个真实的故事》的封面，永远改变了我的工作方式。这本书在2012年成功之后，我完全改变了自己的拍摄方法，自此，我只专注于自己出版的书。我不再拍委派的任务，只拍摄我的个人项目和作品。我没有计划改变，事情就这样发生了。我认识到创新是生活的命脉，当转折点出现在眼前时，你必须能意识得到，这就像摄影本身，转瞬即逝，错过就永远失去了。”
杰罗姆·塞西尼 （Jerome Sessini）：马航遇难者，仍然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当我们到达现场的时候，才发现那是一架民用飞机。眼前的一切太恐怖了，让人有一种强烈的不真实感。我感到十分震惊，有一种前所未有的难过。有一具尸体穿过一户人家的房顶，落在卧室里，简直就是一场噩梦。最让我感到悲伤的，就是看到草地上人们的行李，那些刚从免税店买的皮包，游泳衣，儿童书。我想，以后每一次登机，我的脑海中都会萦绕着这些画面了。”
马丁·帕尔 （Martin Parr）：“我在1982年买了新发布的 Makina Plaubel 固定镜头相机，这使我从35mm转变到6×7，同时也将黑白换成了彩色。我用彩色拍摄的第一个项目是利物浦的城市场景，这张照片是第二卷胶片上的一幅，这是我在工作的新阶段拍摄的第一张好照片。”
亚历克斯·韦伯 （Alex Webb）：“海地这个伤感、充满活力、吸引人的国家是我摄影的命门。在读了格雷厄姆·格林尼以海地为背景，使我既着迷又感到害怕的小说《喜剧演员》之后，我在1975年进行了第一次海地之旅。一开始拍摄的是黑白照片，我很快意识到缺少了些什么：我没能捕捉到这个国家在物理上甚至精神上强烈的光线和热情，这与我长大的灰沉沉的新英格兰是如此不同。我没能处理好我对这个充满生机和混乱的土地的强烈感情。因此，四年后我重回海地，决定使用彩色。当我1979年漫步在太子港市中心的门廊前时，我发现并拍下了鲜艳的红墙前一个男子拿着一束芦苇以及阴影中匆忙走过的第二个人所构成的醒目轮廓。之后慢慢开始意识到是时候离开黑白摄影了。”
布鲁斯·吉尔登（ Bruce Gilden）：“我早就想尝试使用闪光灯，但是数年之后我才进行了尝试。我不想我做事情的方式与我所了解的不一样，不是因为我不喜欢改变，我只是相信我所熟悉的。1980年我在纽约街头拍了大约600卷胶片并将它们一举冲洗出来。我看着这些照片，发现没有一张好照片，因为我不能将前景从背景中分离出来。我对自己说：‘布鲁斯，你该用闪光灯了’。于是我进行了尝试，很快发现拍摄照片就像是一个有趣的游戏。这是我用闪光灯拍的第一张好照片，这只是标志着简单事情的开始，但是却改变了我作为摄影师的生活。”
艾力克·索斯 （Alec Soth）：“在1992年的3月份，我与未婚妻瑞秋、我们的狗塔莎沿着密西西比河进行了一次公路旅行。我们从我们的家乡明尼阿波利斯一路旅行到了孟菲斯，每天晚上我们要找一个静谧的地方来停车，这样才可以在我们的厢式货车里睡觉。我们卸下所有的包裹，腾出来一个小卧室。10年后我再次去密西西比旅行拍摄了我的第一本书《沉睡在密西西比河畔》。这张照片就像是我后来所有作品的种子。”
保罗·福斯科 （Paul Fusco）：“1968年，作为《LOOK》杂志的摄影师，我被派驻在将罗伯特·肯尼迪的遗体从纽约运往华盛顿的火车上。由于肯尼迪家庭的私人专列禁止拍照，我注意到人们分布在铁路沿线向肯尼迪表达他们最后的敬意，我便决定拍摄他们。令我惊讶的是，火车上其他同行的摄影师没有人拍摄，不知道是没注意到他们还是选择不拍摄。这张照片在肯尼迪去世30多年后，与我拍摄的其他最重要的作品首次发表于乔治杂志。”
史蒂夫·麦凯瑞 （Steve McCurry）：“我在2010年第一次去古巴旅行的时候，在多彩的哈瓦那街头拍到苏联时期汽车这张照片。5年前，古巴是我没有去过的几个地方之一。当我在70年代开始自己的摄影生涯时，美国与古巴已在1961年断绝了所有外交联系。从2010年开始，我已经进行了多次旅行，最近的一次正好与奥巴马总统宣布与古巴再次建立外交关系一致。我一直被古巴充满活力的人们和场景所吸引，希望将来能更多次去这个历史悠久的海岛旅行。”
拯救被遗忘的影像，私货大公开
雅各布·奥厄·索博尔（Jacob Aue Sobol）：“我永远也忘不了遇见他们俩的那一天，也忘不了他们之间的爱情是多么缠绵。艾利克斯当时已经90岁了，但他跟我说：‘你得见见我的女朋友，她年纪比我还大十岁呢！’ 后来他跟我聊了很久的昂斯，告诉我他们是如何在曼谷的一个节日里相遇并坠入爱河，还邀请我去昂斯家。当时昂斯已经100岁了，独居，从没有结过婚。她曾经也是一位摄影师，环游世界到处旅行，如今的她仍然满怀梦想。老两口虽然不住在一起，但是每周末艾利克斯都会来看她。”
布鲁斯·基尔登（Bruce Gilden）：“大约二十二三岁的时候，我上过一个学期的摄影课。为了完成当时的一个作业，我决定要跟踪圣诞老人。我拍下这张照片，是因为我记得当时我脑中在想：‘为什么这位圣诞老人要坐地铁呢？他的雪橇在哪儿？’ 之后，我把这张照片发给《纽约时报》的编辑，他很喜欢，但说那时候发表已经赶不上圣诞节的主题了。好吧，我错过了圣诞的大船，但46年后的今天又能重新登船了。”
理查德·卡瓦尔（Richard Kalvar）：“在巴黎郊外的一家洗车店里，当巨大的冲洗滚轮将要吞没整个车辆的瞬间，我突然看到这个可怜的女人被锁在车里。她看起来很眼熟，因为他就是我的妻子。我无法把这张照片收录进个人作品集里，因为这个场景是我一手策划预谋的。为了保持我其他作品的可信度，我的所有照片必须都是 “机缘巧合” 拍摄的，而不是像这张一样的摆拍照片。总之，这张照片一直都没有入册，但不管怎样我都挺喜欢的。”
贝克·迪波特尔（Bieke Depoorter）：“这张照片是在拍摄《我要休息了》项目时拍摄的。我当时第一次去美国，之前在俄罗斯完成了一个类似系列的拍摄，就是在大街上向陌生人询问能否去他们家过夜，这也是我探究人们私密家庭生活的一种方法。在美国的拍摄期间，我在路易斯安那州的一个小镇上遇到了困难，怎么也找不到住宿的地方。我碰到了一个老人，他想给我展示 “镇上唯一美丽的博物馆”，那里的展品都积满灰尘，阴郁低沉的孤寂氛围令人印象深刻。莫名其妙的是，出于某种原因，这张照片老是出现在我脑海中，也永远不会像其他照片那样消失在电子文档的海洋中。所以我可以说，它的好处就是不会随时间的流逝被人遗忘。”
他用玩具拍出来的照片火遍了 Insta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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