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剑
编辑：平凡
来源：砺石商业评论（libusiness）
导读：作为全球最杰出的智库机构，兰德公司是如何炼成的？
全球化竞争格局中，智库已成为国家战略的“超级大脑”。相关机构通过各项研究分析，不仅驱动着国家的创新思维，也在国际舞台扮演着重要角色。
美国作为超级大国，运营着全球规模最大的2000余个智库机构，深度参与并影响了美国各项决策。
其中，作为美国政府最重要的综合性战略研究机构，兰德公司（Research and Development，简称RAND）是最知名，也是最具世界影响力的一家智库。
这家创立于冷战初期的机构，凭借诸多极具前瞻性且准确的研究成果，在美国乃至世界诸多重大决策方面都留下了深刻印记。
因为朝鲜战争崭露头角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首次将运筹学运用于军事战略，取得了诸多成绩，因此得到了军方高度关注。
与此同时，由于美国和苏联都意识到彼此将成为战后最强大的对手，使得战略层面的研究与规划显得尤为重要。
1944年11月，时任陆军航空队司令亨利·阿诺德上将极具前瞻性地提出了《战后和下次大战时美国研究与发展计划》，强调要成立一个“独立并介于官民之间进行客观分析的研究机构”，希望借助运筹学等学术研究构建一个“军-产-研”协同体系的新型战略智库。
基于这一设想，1945年底，美国陆军航空队与道格拉斯飞机公司签订了一项1000万美元的“研究与发展”计划合同。
这项代号“兰德计划”（RAND，research and development）的超级订单，实质是五角大楼对智力资本的一项战略采购。
成立不久的“兰德计划”团队，便给美国军方送上一份“礼物”，内容是实验性环绕世界的宇宙飞船的初步设计，这是当时对卫星航天器具体细节最全面的工程研究，充分展现出了其在前沿科研领域进行深度探索的能力。
1948年，随着福特基金会捐赠100万美元的到账，“兰德计划”脱离道格拉斯飞机公司，成为了一家独立非营利机构。
不过，兰德公司的办公地点依然设在美国加州圣莫尼卡的道格拉斯公司厂区内，日后也成为了公司总部所在地。
兰德公司的成立，代表着美国首家以非官方身份整合军方需求、企业产能的战略机构出现，也成为全球首家，通过预测性研究将国家安全转化为可量化知识产品的商业咨询智库。
国内最初了解到兰德公司，或许来自一段“传奇故事”。
内容是朝鲜战争前夕，美国军方组织几家战略智库对朝鲜战争进行了评估，判断中国是否会出兵朝鲜。在其他研究机构给出否定结论后，兰德公司却认为“中国将出兵朝鲜”。
相关故事还说，当时兰德公司想以200万美元将详细报告出售给美国军方，却未能如愿，因为当时美国军方普遍觉得当时的新中国无论人力财力都不具备出兵的可能性。
事实上，这是一个杜撰的新闻。
兰德公司高层曾明确否认曾发布此类报告，称这一说法是“童话故事”，并指出兰德公司直到1957年（朝鲜战争结束后）才撰写相关分析。
但不管怎么说，兰德公司初期确实对很多军事冲突有着非常惊人的预判和分析，其准确性让美国政界、军界乃至全世界都对其刮目相看。
值得一提的是，兰德那些精准的分析报告并不是某个人的“杰作”，而是借助了面世不久的计算机进行相关推演分析。
甚至，由于许多复杂分析研究解决方案需求超过了当时计算机的能力，兰德公司便在独立运营那年花费巨资研发了匹配自身需求的计算机JOHNNIAC，这是以数学家约翰·冯·诺依曼的名字命名，是全世界少数具有存储内存的大型计算机之一，为兰德公司后续开展更为复杂的研究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持。
比如1950年，兰德发布了《核战争条件下城市疏散模型》，首次量化了核打击的后果，并研究了城市疏散的最佳方案，就是通过计算机进行的详细模型分析。
这项研究不仅得到了美国政府高度重视，还由此开启了核战略研究的新时代。
伴随对朝鲜战争以及核战争等领域的预测分析，兰德公司很快便崭露头角，自此更为频繁地介入到美国一系列战略决策中。
冷战期间，兰德如何成为苏联的噩梦
在所有关注兰德公司的国家中，苏联无疑是最“热心和迫切”。
事实上，苏联也确实有充分理由担心兰德公司。
首先是1957年，兰德公司发布了一份详细报告，预测了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时间，误差前后不到两周。如此精准的预测能力不仅震惊了世界，也让苏联深感压力。
随后在1958年，兰德公司又配合美国空军开发了一套名为CORONA的卫星图像侦察系统的组件。
虽然这个项目前期经历了十多次的失败，但最终还是在1959年成功带回了约70多公斤的情报胶片。这些卫星图片除了拍到苏军的军事布防，还观测到美方以前从未见过的城市。甚至，美国情报专家通过拍摄的苏联农作物耕作密度，成功分析出苏联当时的农业产量。
随后的岁月中，CORONA成为美国对苏联情报的支柱，许多情报分析也是直接送到兰德公司进行分析和总结，不仅彰显了其在军事科技等相关研究领域的深厚实力，也令苏联人坐立不安。
兰德公司通过数学公式和科学模型编织战略蓝图的能力，也让只信奉武力的五角大楼将军们终于意识到，战争不仅是钢铁洪流的碰撞，更是决策科学的较量。
可有些黑色幽默的是，作为美国重要战略咨询公司，兰德公司主要责任是防范战争风险，可偏偏几次关于战争的分析报告都被美国政府故意忽视。
比如越战期间，兰德公司提交了一份报告，详细地推演出美军在越南战争中深陷泥潭的必然性。可这个报告依然没有被当时的美国政府和军方重视，最终被战争的进程所验证。
不过，这种被忽视情况背后往往涉及复杂的政治因素，大部分时候，兰德公司因其报告的精准性和客观性，还是得到了美国政府高度关注，成为诸多政策出台前的重要参考依据。
尤其是凭借对中美建交、古巴导弹危机、美国经济大萧条、德国统一等重大事件的前瞻性预测，兰德公司成为了美国政府与军方的核心智囊。其研究报告直接嵌入美国冷战战略的决策链条，深度参与核威慑布局、军事技术研发、外交政策制定等关键领域。
兰德公司通过运筹学、系统分析、计算机模拟等先进的科学方法，为许多复杂的战略问题提供量化和可操作的解决方案，对于美国政府来说是个福音，可对于苏联人来说，兰德公司的存在却是一个巨大威胁，苏联的《真理报》甚至将兰德公司称为“科学、死亡与毁灭的学院”。
事实上，也是看到苏联对兰德公司的高度关注，美国政府曾在冷战期间通过兰德公司放出了许多假消息，用来误导苏联做出“代价高昂的竞争举措”。
比如给苏联带来强大压力的美方“星球大战”计划，既有美国政府不断释放出的“烟雾弹”，也少不了背后推波助澜的兰德公司。
除了在冷战铁幕阴影下不断推演彼此核威慑体系及军事战略评估，兰德公司的天才工程师们也在此过程中埋下了网络时代的种子，悄悄影响着历史进程。
无意间孕育出互联网的萌芽
上世纪50年代，一位备受瞩目的兰德天才约翰·威廉姆斯使用博弈论来预测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变化。
这位原本是数学家的兰德员工，通过演算博弈论模型，为美国军方构建一套理性对抗框架，目的是量化苏联在核打击中的潜在损失与收益，设计出令对方“不敢按下按钮”的威慑方程式。
这套公式十分详尽地将博弈论转化为可操作的战争计划书，甚至具体到“若摧毁苏联75%的工业目标，需多少枚氢弹”这类冰冷算式。
与此同时，还有兰德工程师阿尔伯特·沃尔斯泰特设计的预警系统，直接催生了美国政府分散部署核力量、建立多层级确认机制的战略转型。
比如，他要求为装载核武器的轰战机设置一系列的信号站，只要接到攻击任务的飞行员未能在任何一个信号站得到同样的确认，就立即放弃任务并让飞机掉头。
这个设计确实在关键时刻起了作用，多次拯救了世界。
1979年11月9日凌晨，北美防空司令部的计算机因训练磁带误载触发了核警报，三架载弹B-52升空待命。正是沃尔斯泰特设计的“三方授权”防火墙——要求总统、国防部部长与战区司令同步确认攻击指令在最后关头阻止了灾难，而这套预警系统至今仍是美国核武控制的基石。
而同样是来自核战阴云背景下的通信设计，却悄然孕育出今天互联网依托的TCP/IP协议的萌芽。
古巴导弹危机时，兰德工程师保罗·巴兰接到军方委托，希望设计一套“即便纽约和华盛顿被夷为平地，总统仍能向导弹发射井传递指令”的“末日通信系统”，以应对核战导致的通信瘫痪。
经过思索，巴兰从人脑神经元网络获得灵感，描绘出分布式通信蓝图。简单说，就是给信息传递装上“多重保险”，通过不同节点进行传递。
传统电话网如同独木桥（中心节点），一旦被毁则通信瘫痪；而巴兰的设计让信息像蒲公英种子般，能自动寻找数十条路径到达目的地。
正是这种“打不垮的通信网”理念，催生了现代互联网的TCP/IP协议出现。
1969年，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ARPA）受到巴兰的设计理念启发，从而研发出后来的TCP/IP协议雏形。
不过，在冷战思维的淬炼下，兰德公司许多战略推演也时常游走于道德钢丝之上。
1958年，兰德公司的赫尔曼·卡恩在其《论热核战争》报告中描绘的“6000万美国人死于核爆后社会重建”场景，引发社会哗然（据盖洛普调查，该理论使美国民众对核战恐惧指数上升37%）。
虽然卡恩曾反复强调：“我描绘地狱不是为了赞美它，而是为了找到逃离的路线。”并将其解释为是通过推演灾难性场景来寻求规避路径。可很多人依然觉得这是卡恩在鼓吹核战，甚至怀疑这是兰德公司不为人知的研究项目之一。
事实上，兰德公司确实有很多匪夷所思的研究内容，而且很难被常人理解。
这是因为兰德从建立时，就鼓励研究人员特别是年轻人充分发挥想象力，提出个人见解并进行相关研究，这在兰德内部称为“保护怪论”，即对于那些奇谈怪论非但不阻止，还作为创新给予保护和支持。
这种开放的企业文化，与组成兰德公司智力引擎的高智商人才团队管理模式，有着密切关系。
专业的人员培养机制
作为美国最专业和权威的智库，兰德公司的人才管理机制犹如精密设计的神经网络，不断将个体智慧转化为集体洞察力。
在人员管理方面，兰德有着自己的人才管理库，公司内设有不同的研究学部，分别为行为和政策科学部、国防和政治学部、经济学、社会学和统计学部、工程与应用科学部四个学部。
相关部门负责人都是来自上述领域的精英人才，除了领导部门开展研究，还肩负人员招聘、考核、提拔、培养、警告或解聘等重要职责。
每年春季，来自普林斯顿大学运筹学系的专家、布鲁金斯学会的政策分析师、五角大楼刚退役的情报官员，以及兰德公司行为科学部主管等共同组成的评估团，通过模拟危机推演、跨学科辩论与压力决策测试，从中筛选出合适人选。
考察对象则是来自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知名学府的经济学、国际关系学、统计学等专业的优秀毕业生。考察重点是如何快速从中筛选出合适培养的苗子，并有针对性安排其进入不同岗位。
招募来的年轻成员，必须经历兰德严格设计的培养体系，才能真正成为合格的公司雇员。
比如新入职的哈佛政治学博士会加入到由退役高级军官、诺奖经济学家及硅谷产品经理构成的三人导师组，期间需要经历多次的严格训练。
包括培养新人学会从纯学术写作转向政策简报体撰写，掌握从单一学科视角转向跨领域系统思维，同时还着重培养其从个体研究转向分布式协作的能力。在此过程中，每个考察对象的决策轨迹都将被转化为细致入微的评估参数，输入个人能力成长模型，作为晋升和调整岗位的依据。
对于那些思维活跃的年轻人，兰德也从不轻易否定他们的观点与想法，而是引导他们将众多看似不切实际的想法转化为值得深入研究的内容。
兰德很清楚，这些高智商的人才绝非简单的突发奇想，而是带有各自浓厚的兴趣和生活背景，只要适当引导，这些“怪咖”们很有可能做出令人惊喜的研究结果……事实也确实如此。
除了招募合适的年轻人才，兰德公司还采取了灵活的流动机制引入跨领域人才，专门用来招募那些具有政界、商界等丰富工作经验的人士。
这些熟悉政策制定流程、了解政府运作机制以及不同阶段的政策重点，或者在商业领域有着诸多实践的专业人士加盟后，极大丰富了兰德公司的研究成果的实际应用能力。
此外，兰德公司也会悄悄从其他智库发掘人才。只要发现某个智库研究人员在某领域有着独特的研究思路和丰富经验，可以开拓兰德公司在相关领域的研究视野和优势，兰德就会想尽办法挖人，直到对方同意加入。
通过这种多渠道汇聚人才的方式，兰德公司不仅拓展了信息渠道，也提升了研究团队的知识结构和实践经验，从而更好地应对不同类型、不同领域的研究课题，始终保持在智库行业的领先地位。
自然，做任何研究都需要资金。作为美国顶级智库机构，做研究需要资金，挖人也离不开钱，而兰德公司也并不差钱。
军事之外的研究项目
根据已公开信息，背靠美国政府和军方，兰德公司每年可以至少获得600个研究委托，总预算达到近3亿美元，其中超过一半以上的经费来自美国国防部、国务院等政府合同（据其官网财务报告）。
这些资金则分别用于维持兰德公司下设的国土安全运行分析中心、陆军研究部、教育与劳工部、健康研究部、国家安全研究部、空军项目、兰德社会和经济福利部共7个研究部门（中心），以及兰德欧洲和兰德澳大利亚分公司等部门运营。
平时，各个部门的研究主要围绕自己业务领域进行。接到项目时，特别是那些涉及不同交叉学科的研究内容，就会根据需要从上述部门抽调专业人员，组成项目团队集中开展研究分析工作。
虽然兰德公司对外宣称，自己资金和服务虽然都来自美国政府和军方，所有研究却并不受制于政治压力或既定观点，而是基于科学分析和数据支持。但无法掩藏的资金来源结构，也使其“独立智库”的定位始终被外界质疑。
客观来说，尽管兰德公司每年数亿美元的预算中，有相当部分来自联邦资金，而且屡受质疑，但确实有不少资金是应用在非军事的研究中。
上世纪60年代，兰德公司为了拓展业务就扩大了对教育、福利改革以及公共卫生等领域的研究。其中既有对国际冲突导致的供应链断裂、金融市场震荡领域的研究，也有不少与社会事务相关的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