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开始探究宋代家族的机缘,与台北“中研院史语所”的发展计划有密切关系。1981年是“中研院”发展的关键时刻。这一年研究院提出的“五年计划”被通过,各研究所获得了充裕的研究经费,能够晋用研究人员、规划学术议题,推动重要的开拓性的研究计划。我在1979年入所工作,因此得以躬逢其事。时任所长丁邦新积极筹划全所学术发展大计,商请赴美多年的我的老师陶晋生教授返台,主持他所规划的“中国近世社会构成”的研究计划,嘱我参与推动。因此,我暂时搁置了手头关于宋、金、蒙对外关系等方面的课题,将研究视野移向宋代社会的组织形态,试图通过重新检讨学界正聚焦讨论的中国社会流动议题来认识宋代的社会构成。鉴于前辈仅以《宋史》人物传记为依据,研究北宋统治阶层的社会流动,说服力较为薄弱,我选定以科举繁盛、资料丰富的南宋两浙路为题,探讨南宋的社会流动。除了《宋史》列传的史料外,我更多利用了南宋及元初文人文集、金石碑刻、地方志、进士题名录、馆阁录等众多文献,共搜集到了5644位人物的传记资料。当时还没有电脑,由于资料量过于庞大,内容极为繁杂,以传统的方式逐一梳理,耗时费神难出效果,况且自己并未接受过统计学等相关专业训练,因此仅能将这些数据资料依人物分类,以入仕途径、进士分期比例以及各府、州、军科举录取分布情况等列表呈现。耗时两年,我虽倾心专注,但限于学养与学力,无法撰述成书,仅提出了三点观察意见,后整理成一篇概括性的论文发表。在整个研究过程中,我深切感悟到史学涉及的其他专业各有坚实的学理及方法,仅凭传统技能,无法妥善处理复杂的资料,只能以数据来印证或补充前人的成果,遑论提出有创见的观点。对我个人而言,这次经历可谓研究生涯中的一次挫折。虽然最初在探讨社会流动议题的过程中经历了很深的挫折感,但是我却意外地发现“家族”是一个值得探究、具有研究潜力的议题。引发西方学界探讨宋以后社会流动的因素之一,是科举功名带来的个人社会地位的改变,但西方的研究似乎过于重视科举功名的影响力,仅以大量参与科举考试者的家世出身作为论证的基础,鲜有关注政策引导下,个人与家族主动因应的策略,且没有思考科举对家族发展的影响。
我在研究南宋两浙路的过程中发现,如果依照前辈所定的标准,南宋有不少累世任官的大家族,多有一套对应政策的发展模式,这很值得进一步探索。同时,我也观察到,早期学界研究宋代家族,较偏重家族组织制度及家产、家规等,而疏于探讨家庭、家族如何因应朝廷政策以及造成家族兴衰的因素。形成这一偏向的原因很多,可能与宋代缺乏完整可稽的族谱资料有关。另一方面,宋代典籍文献极为丰富,相关记载却相当分散,要在梳理杂乱的个别传记资料后,串联起来众多具有血缘关系的人物,并不容易形成对家族发展状况的全面认识,因此收缩了研究空间。我平时长期利用宋元文集,对文集中各种文体及其内容有较深的认识,根据研究议题的性质,较多利用奏议、书信资料,但在编纂年谱及涉及人际关系的研究过程中,均需熟读行状、墓志铭、神道碑等人物传记资料,对个人与家族亲属、姻亲等关系亦多涉猎。因而,在研究两浙路社会流动的过程中,我发现四明地区存在不少累代为官且互动密切的家族。有感于利用个人传记进一步梳理家族发展关系,较诸探讨社会流动更为得心应手,因此,我向陶晋生老师报告后,便将研究重点转向了家族的个案研究。首先阅读袁燮、袁甫父子的文集,并搜集整理地方志等相关资料,撰写了《宋代四明袁氏家族研究》一文,作为“中国近世社会构成”研究计划的结项报告,并于1990年7月中旬在“中研院”召开的国际会议上发表。同时,陶晋生老师和柳立言两位先生也分别提交了相州韩琦家族和真定曹氏家族相关的论文,“家族”无形中成了探讨中国近世社会的一个重要课题。此次会议的论文集于1992年正式出版。
通过1990年的这次会议,我们发现宋代家族是一个极具延展性的研究课题,值得联络更多研治宋史同道组成团队,开展一个中型的研究计划,实质性促进研究讨论的风气。几经商议后,遂由我和柳立言教授联络了美、中、日三国学界九位同道,以宋代的家族与社会为题,申请了为期三年的研究计划。此时,中国大陆宋史学界正稳健发展,两岸交流逐步开展,通过共同参与研究计划,正可以加强沟通,相互学习,共同砥砺,因此研究计划特别邀请了四川大学胡昭曦、中国社会科学院王曾瑜、上海师范大学朱瑞熙、四川师范大学张邦炜、北京大学邓小南、浙江大学包伟民、台湾大学梁庚尧,与日本东京都立大学佐竹靖彦、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马伯良(Brian E.McKnight)等人,加上陶晋生老师,组成了跨国研究团队,希望充分利用史料,以个案为例,从不同角度探讨宋代科举政策下,家族兴起与发展的不同面向。对于计划的名称,我们当时并未细致思索,而是接续先前以探讨宋代不同家族的论文为范例,每个人提出申请。其实,社会学界、人类学界针对如何界定“家庭”“家族”和“宗族”已有很多讨论,意见也不一致。我对社会学、人类学相关的讨论、定义和理论仅有粗浅的认识,反而是自己成长的时代、环境和传统文化直接且深刻地影响了我对家族的认知。
我出生于宜兰偏乡,自懂事以来,就强烈体会到家族传统对个人和家庭的影响力。譬如父母双亲在我出生前,即因析产而被迫搬离祖厝,一家人到苏澳寄居于堂姑安排的简陋房宅。但家父是长子,祖先神位随同我们搬到苏澳,因此每逢重大节庆或先祖忌辰,叔父和堂兄弟们都要挑着祭品从宜兰来我们这里祭拜。我们的祖坟有三处,清明祭拜扫墓按照房支亲疏,分流到各处洒扫祭拜,清楚反映了族人之间的关系。至于婚丧喜庆的各项礼仪规范与禁忌,乃至不婚的对象,都要遵从族规,并非我的父母可以决定。高祖以下各房支,不论是否同居,都是族人,有彼此共同遵守的礼俗和称呼。族人以外同姓者,统称为同宗;但黄姓是大姓,人数很多,不宜直接随意称同姓者为同宗。我是福建漳州诏安的客家人,我们认定为同宗者有两项标准,一是冬至祭祖不煮汤圆,二是过年时门墙要挂上桃符。我从小经历的大小事务,均受族规和礼仪的规范,对家族性质的印象非常深刻。这种主观的体验和观念,与我的老友、人类学家陈其南的研究正相契合,因此很自然地在我们这个研究计划中使用了“家族”。我认为个案研究也是可行的方案。执行宋代的家族与社会计划期间,我拿出研究明州(南宋后改称庆元府)袁氏家族的那篇论文供大陆同道参考。之后,我本人则选了两个地区进行研究,一是典籍资料相当丰富,而且仕历显赫、彼此关系密切的浙东明州家族;二是鄱阳湖畔附近的家族。后者典籍资料固然不及浙东明州,但是我1991年在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看到了陈柏泉主编的《江西墓志选编》(1984年版),发现许多江南西路家族的墓志资料,极有研究价值,却尚未被利用,值得整理,也可以与四明地区比较。在袁氏之外,我总共研究了5个家族,写成了6篇论文,分别研讨了江西的德兴张氏,浮梁程氏,明州的楼氏、汪氏、高氏等家族的活动网络、兴替历程及原因。
为了推动宋代的家族与社会计划相关研究的进展,1996年项目组召开了“中国近世家族与社会学术研讨会”,与会学者共提交了14篇专题论文,其中参与本计划的成员撰写10篇,除柳立言、梁庚尧、佐竹靖彦和马伯良外,皆为讨论单一家族的个案研究。项目成员之外,与会学者包括萧启庆、刘铮云和赖惠敏三位教授,也分别提交了研究宋、元、清代家族的论文,这些论文经过评审修改,作为本计划的研究成果在1998年正式出版。该书被誉为是“宋代家族研究具典范性的论著,有极重要的学术意义”,从而引领了宋代家族研究的风潮。这个项目带动了宋代家族研究成果的产出和研究人才的培养。大陆学者中,除了原来相关研究成果已经比较坚实的朱瑞熙、张邦炜等先生外,在1996年之前主要研究唐宋官制的邓小南,在参加这个项目以后,围绕宋代苏州龚氏和朱氏、龙泉何氏家族等,她撰写并发表了有关这些家族的家世、交游圈、家族女性及其沉浮等相关问题的优秀研究成果;原来主要研究宋代经济史的包伟民,也发表了几篇家族史研究的专题文章。据马雪、吉成名2002年的统计,自1991年之后的15年间,中国大陆学界共发表关于家族研究的论文80余篇,这些成果“从过去的十分单薄,走向全面繁荣”。粟品孝更指出,这些家族研究的取径“明显受到上举黄宽重研究四明袁氏家族一文写作方式的影响,都是侧重家族本身的兴起、发展、迁徙和衰落过程,以及经济、教育、婚姻、家风等方面的探讨,只是根据家族不同个性而各有侧重而已”。
上述丰硕的研究成果,明显可见宋代家族的研究价值。早期学者研究宋代家族时偏重家族组织制度的静态描述,利用的资料有限,也未见和当时时局、政策环境等有动态的结合。我们所提的这项研究计划,一方面能和学界重视的社会流动议题相呼应,彰显宋朝实施科举选官政策的价值,另一方面也能看出在当时政治与社会经济变动下,家族自身发展的策略和影响因素。更重要的是,虽然宋代族谱资料不多,但文集、史籍及出土墓志文献中,留存有大量生平事迹可稽的人物传记资料,有利于观察宋代家族发展变化中的关键因素、家族各自的特色,进而了解宋代家族与社会的关系。
相较于其他研究议题,家族研究有关资料易于搜集,也容易提出见解,是训练初学者研究入门的好方法。参与本计划的中国大陆学者,本来都是享誉宋史学界的杰出研究者,他(她)们从不同的专业兴趣和关注视角,揭示宋代士人家族的多元发展,不仅他们自己论文的学术质量精良,在他们的努力下,还训练了不少优秀学生,带来了家族研究发展呈现的繁荣景象。
我们当初之所以选择以群体的方式展开对宋代家族与社会的研究,是因为我们一开始关注宋朝重视科举取士政策所带动的社会流动,解析家族对政策的对应之道及带来的发展,但是,我们更希望借此延展、开拓出更广泛的讨论议题,并不以讨论个别家族的历史为最终目的。
对以往未曾关注或涉猎家族议题的宋史同道而言,如果从个案研究入手,研究者很容易发现问题、找到切入点,发现过去未受注意的史实,并能达成预期目标,这是一条比较快捷的途径。不过,在研究宋代家族问题时,虽然所仰赖的人物传记资料数量颇多,但这些文体的类型、叙述的内容及重点等,都颇有近似之处,难以找到内容更多元的资料。如果讨论的重点一直聚焦于科举功名及其对家族兴衰的影响因素,那就难以完整呈现家族发展史的宏观面貌以及家族与地区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相对地限制了扩展的空间。在此情况下,如果不将家族问题与所在地区社会或朝政变革等相关议题结合起来观察,久而久之,便会形成固定化的模式,产出重复性的研究成果,只是持续增加性质相近的家族个案,不容易提炼出具有原创性的宏观见解。个案研究的孤立性质有其瓶颈,不少同道在所承担的研究计划结束后,仍旧回归了自己原来所擅长的研究专题,家族研究面临继续拓展和深化的困境。这就是多数论者所说的,家族研究由繁盛趋向消退,讨论议题从聚焦转向多元发展的景象。
在执行家族研究计划的过程中,我也认识到了个案研究存在的利弊相兼现象。本人在探讨社会流动时发现,经由个案研究可以明显看到,在科举事业竞争激烈的环境中,家族透过哪些途径争取竞争优势,又因哪些因素导致衰败?看清楚这些问题,有助于观察、评断宋代社会流动的概况,也有助于更加清晰地探寻家族兴衰的脉络。问题在于,若仅仅探讨各自孤立的家族个案,很难对整个时代的家族史做完整的观察与评述,不免流于见树不见林之弊。在整理南宋时期两浙路社会流动相关资料时,我还发现在明州、绍兴府等浙东地区,有不少累世仕进的官宦家族,他们并非各个家族孤立奋斗,有些家族之间不仅频繁互动,而且历经数代,仍密切合作,他们共同经营乡里,共谋家族繁盛。这让我深刻体会到,应该从个案出发,进而将这些家族与当地的地方社会进行整合性的观察研究,以便更完整地认识家族与当地社会发展变化的关系,并以此作为观察南宋地方社会演变中不同样貌的认识基础。我们的研究计划,名称既然是“家族与社会”,就应该通过选择适合的地区,将家族与地方社会真正地结合起来进行观察,尽量克服孤立的个案难以开展宏观论述的窘境。为了工作方便,在起步阶段先选择探讨几个资料充分又足以呈现家族间互动的实例,以个案的方式探讨各个家族。为避免流于俗套,个案研究的数量不宜太多。
在这个反思的过程中,我决定把我原来发表的研究6个家族个案的成果,以“家族与社会”为题结集出版,以便作为讨论对象进行总结。同时,考虑如何重新开始,如何深化家族研究。这些个案研究重视科举功名对宋代家族兴替的影响,重点是分析宋代社会的阶层流动。这一点虽能透过个别家族的研究来显现,但要将这些单篇论文组织成主题更加鲜明的专著,需要有一个更具概括意义的论述主轴,方能彰显家族在宋代社会史研究上的意义。几经思考,我结合自身及学界前期的研究成果,发表了一篇更加宏观和综合性思考的论文。这一学术脉络说明,本人最初的家族研究虽然是以个案开始,但还是希望从整体的角度深化,在结集出书的过程中,考虑的是如何深化,进一步推进宋代家族为了因应科举任官政策所实行的,有利于举业竞争发展的策略及其产生的结果。因此,集结而成的书稿,并不满足于将原来独立的单篇论文汇总在一起,而是希望该书成为一部宗旨更加明确,能够体现宋代家族特质、理解南宋基层社会组织架构的学术专著。如此一来,书稿内容需要大幅调整,这对我是一个大的考验。
从单篇论文汇编改写成为专著,要想集中议题,突出主轴,需要解决许多具体问题,颇费心神。宋代各家族为争取科举竞争的优势,实行不同的发展策略,导致其衰败的因素互有差异。不过,通过各方面综合性的观察可以看出,当时家族发展兴衰的共同性脉络还是有迹可循的。又如,各个地区不同家族之间常常通过共学、婚姻、参与地方慈善公益及文化活动等,频繁往来,进而相互提携,在地方乃至中央形成自己的家族势力。因此,在修改要编入专著的文章的过程中,我费心斟酌其角色,努力凸显重点,在整体的视角下细致甄别各个家族在地方社会的角色与地位,重新斟酌相关论述,尽量突出各个家族的特色,并尝试展现这些家族通过互动所共同塑造的社会样貌,以便更完整地认识南宋地方社会及其政治生态。换句话说,只从单一视角讨论宋代家族的个案,出现瓶颈是迟早的事。从社会流动之角度探讨家族兴衰,在20世纪80年代是热门议题,容易引发讨论风潮。但是,长期探讨个案,诸多案例虽有现象的差异,其基本性质实多雷同,如果不思索扩展探讨范围,就难以跳出已有的套路,这或许是被认为造成瓶颈以致消退的原因。2006年,我在《宋代的家族与社会》初版序言中写道:
我虽然不断发现一些资料丰富而且有意义的个案家族(如外戚),吸引我再深入探讨,但也深感到长期以一种方式钻研同类议题,不容易有较大的开展空间。更重要的是,在研究过程中,发现家族问题和我所关注的地方势力、基层社会有紧密的联系,且有更大的研究空间,却未获学界重视。为了结合以往研究成果、扩展研究范畴,我准备着力探讨唐宋基层社会,感觉现在应该是告别家族研究的时候了。
这段话诉说了我出版该书的本意,坦陈告别个案式的家族研究的想法。我希望走出家族,研究更广阔的南宋基层社会,进而发现南宋基层社会的生命力。
在《宋代的家族与社会》出版之前,学界已有一些新的成果展示了宋代家族研究的新进展。2005年9月,由邹重华、粟品孝主编出版的《宋代四川家族与学术论集》,即已揭示了这一点。此书由8位四川学者针对两宋四川家族与学术交流,分别撰写了10个家族的兴衰发展,并论及这些家族的人际关系与互动所形成的学术文化交流圈。固然其讨论的内容尚有深化的空间,但从学术文化的角度,揭示家族活动在四川地区的研究价值,显示出关注视野的扩大,可以为家族研究开创新机。
这一时期,我个人将关注重点放到了基层社会与政治层面。一方面,以弓手、巡检为主题,探究了宋代基层武力和基层社会的转变,借以阐述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及地方势力对国家的认同等问题,并进一步分析官府、士人与地方豪富三者的互动关系,呈现官府力量与社会力量协同建构基层社会的权力结构。另一方面,我仍然在思考家族研究的新拓展。例如,关于四明地区富豪家族之间的互动关系,从先前侧重因合作缔造繁荣盛况的成功案例,转向讨论这些家族后来走向衰败的因素,包括家族之间政见的歧异、家族内部失和、家风的转变等,结果发现,尚未等到南宋灭亡,四明地区的大家族已经衰败了。通过这些观察,可以更全面、更清晰地了解和认识四明地区区域社会的发展和变化。
如前所言,虽然家族研究出现了瓶颈,家族议题看似消退,事实上,相关研究并未止步,而是更加扩散、更加拓展。近20年来,本人的学术探讨路径虽然趋向多元,兼涉地方社会、艺文活动及低层士人官僚的生涯等,但家族课题始终在不同层面与我的研究主题相结合。从2010年起,我的研究重心转向南宋艺文发展与士人的文化活动。在探讨诸多士人凭借文物交流,强化人际关系与身份认同的同时,也继续关注家族问题,关注家族内部如何强化文物收藏,提高族人的文艺涵养。以四明楼氏家族的楼钥为例,阐述他们如何涵养艺文素养,并借助刊刻书籍、收藏文物来串连家族的历史记忆,形塑家族传统的传承。2013年以后,我开始关注南宋底层士人官僚的生命历程,以孙应时和刘宰二人为例,观察他们在南宋频繁政治变动中的人际网络与境遇,考察他们与基层社会的关系。相关研究触及这二位并非出身富豪家族的士人致力举业的艰辛,他们在历官与居乡时对乡里社会的经营,特别是从刘宰记述镇江亲友的墓志资料中看到,南宋北部沿边地区的士人家族,他们在举业竞争上与明州等相对发达地区有较大差异,他们在乡里集体致力于化解困顿或塑造士人文化特色,彰显出南宋士人与家族在关怀家国命运方面所做出的努力,显现出士人家族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重要性。这一议题以孙应时、刘宰二人为案例,出版了两部专著。这些成果虽以低层家族士人的生命历程为主题,但他们背后的家族仍是议题讨论的重点。
同样地,学界以家族为议题的探讨尽管数量稍减,但议题的内涵与深度却在提升。除了前述《宋代四川家族与学术论集》将家族与学术文化结合,以突显四川特色外,尚有若干著作是在我的《宋代的家族与社会》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展讨论范围,最终撰写出版了专著。比如,《宋元时期四明袁氏宗族研究》一书,即在本人原有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了更多面向、更多维度的探索,不仅贯穿起来宋元,而且拓展到家族的学术教育、仕宦婚姻等层面。再如,左洪涛与张恒就高氏家族的研究,同样是在本人研究的基础上,挖掘、利用剡南高氏家谱,以高氏家族及其文学为中心,探讨了该家族由鄞迁剡的过程,尤其着力于高文虎父子的生平,特别是高似孙的多种学术著作,以体现其治学的主要特点。还有,李玫的专著以德兴地区张、董、余、程四个家族为中心,在探讨科举取士制度影响个别家族兴衰之外,对该地区各家族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较全面的研究。从更大的地域社会看来,这是一个很好的扩展方向。
当然,在学界不断地拓展与提升过程中,我原来的一些讨论也得到了学界同行好友的回应。例如,我在探讨德兴张氏与浮梁程氏时,主要利用了陈柏泉编辑的《江西墓志选编》中的家族墓志资料,围绕科举与社会流动主题,对个案进行研究。当时我对宋代江西地区的整体情况相对陌生,能利用的史料除了上述墓志之外,还不够充分,论述的内容仍以家族兴衰为主线,未涉其他。蒙胡荣明博士指陈不足,十分感谢。可惜的是,他的博士论文仅专论矿冶议题,并未论及地域家族的发展。我的老友柳立言教授对四明家族相关研究的评述,则敬谨接受。至于宋代家族研究是否为假议题,年迈如我,已无力赞词,只能有劳对此议题有兴趣的师友继续讨论,发表高见。
总体上,学界对宋代家族的研究更加深化、扩展与发散。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南宋史研究中心魏峰博士协助搜集了2010年以来13年间中国大陆宋史学界有关家族研究的成果,有专著20本,期刊论文108篇,另有11篇博士论文,72篇硕士论文等,总计321篇研究成果。这项统计未必一网打尽,仍需持续增补,但这已经是原来繁盛时期的4倍了。可以说,宋代家族研究虽貌似出现了瓶颈,但转向很快,并显现出蓬勃发展之势,这当然与学术环境和研究风气的整体改变有关,并非孤立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