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五月运动的发展是自发性的和不可预见的。它异乎寻常地动员起众多群众，极大地动摇了政治体制。可是要清楚地说明它的影响仍然是非常困难的。在下面的讨论中，我将考察可以被视为此次运动结果的四个方面。
对政治体系的影响
社会运动的研究者认为，为了使运动的主要诉求成为主流政治议程的一部分，这些诉求就必须由政治决策程序中的中间集团认可或接纳。但是在法国，这样一种转换并没有发生，至少，在事件直接后果之中未有体现。
五月运动对政治党派的直接影响就是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左派联盟（FGDS）和共产党的之间攻守同盟的瓦解，还有就是民社左联（FGDS）自身的分裂，所以民社左联（FGDS）是1968年5月的大输家。民社左联（FGDS）不仅失去了它的选票和地盘，而且还丧失了保持内部统一性以及建立外部合作的能力。法国激进党离开了民社左联，因为它认为，五月事件和匈牙利事变（1968年8月）[30]之后，密特朗所谋求的与共产党的战略联盟已不再可行。工人国际法国支部（Section Française de l'Internationale Ouvrière，缩写SFIO）这个社会主义党也与密特朗和他的计划拉开距离，它尤其对密特朗1968年5月28日专横的决定不满[31]。民社左联（FGDS）的瓦解及其一系列后果在1969年举行的总统大选中特别明显地表现了出来。与四年之前大为不同，左派不再以一名候选人参加选战，而是四名：代表民社左联（FGDS）的加斯东·德费尔（Gaston Defferre），代表法共（PC）的雅克•杜克洛（Jacques Duclos），代表统一社会党（PSU）的米歇尔•罗卡尔（Michel Rocard）和代表托洛茨基主义党的阿兰•克礼文（Alain Krivine）。在第一轮投票结束后，左派总共仅获得30.3%的选票。其中，共产党候选人的票数为21.5%，统一社会党候选人票数占3.7%。加斯东·德费尔仅获其中5%的选票，而阿兰•克礼文得票率仅是百分之一点几。因此，他们在第二轮选举中没有提名候选人的权利。总统选举的最终大战在戴高乐派候选人乔治•蓬皮杜和阿兰•波厄（Alain Poher）之间进行，后者由政治中间派提名，并且受到了激进党的支持——那时激进党已经从联合左派中分裂出来了。结果蓬皮杜以57.6%的得票率当选，而且超过了1965年戴高乐本人胜选时的得票率（54.5%）。即使在戴高乐离开政治舞台之后，戴高乐主义的势力仍旧得到了巩固。
总统选举的溃败加速了工人国际法国支部（SFIO）内部改造的进程，1969年7月，它在新的领导层之下重组为社会党（Parti socialiste，缩写为PS）。随后的几年中，社会党将非共产主义的左派整合起来。1971年，由密特朗领导的共和制度大会党（Convention des institutions républicaines）并入社会党，就像在罗卡尔倒戈之后，统一社会党中大部分左派组织在1973年到1974年之间所作的那样。工人自治的思想在这些党派在内部充当了某种起统合作用的庇护伞，在外部也充当了具有区别性的特征。早在1969年，新的社会党就已表露出与法共联合的意愿，1972年，它终于与法共共同起草了一份选举纲领。这份选举纲领撇开了意识形态分歧，包含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并且为民社左联和法共之间已有的策略性选战联盟（1965-1968）增添了实践政治的维度[32]。五月事件之后，左翼阵营分裂。在此之后，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之间实现了正式和解，1974年总统选举首次证明了和解的有效性。密特朗在第二轮投票中获得了49.2%的选票，仅次于独立共和党戴高乐主义候选人吉斯卡•德斯坦（Giscard d’Estaing）的得票率（50.6%）。1965年，密特朗与戴高乐竞选总统时的票数为43.7%，与那时相比，密特朗九年之后提升了5个百分点，这看上去或许微不足道，但却透露出一个趋势，这个趋势将在1981年时使政权变革成为现实。在经历了1968年到1969年的相对的和绝对的失败之后，社会主义者的力量复苏了，这是由新一代投票者支撑起来的，他们在1968年时的年龄在17岁到20岁之间。根据法国民意调查研究协会（Société française d’enquête par sondage，缩写SOFRES）在1974年的民意测验结果，大部分青年投票者对五月事件持积极态度。[33] 一种认为新法国即将出现的情绪弥漫在1981年密特朗大选获胜后的公众庆祝中，这次庆祝教人追忆起1968年五月的兴奋场面——这是一种觉醒的感觉，也是新的政治期待的一种投射。然而，两年之后，社会主义政府不得不再次改弦更张。经济现实为新社会的期待限定了边界。
对新左派的影响
法国五月风暴将新左派作为一种社会运动的两难困境清晰地展现了出来。它所起的独一无二的有力的动员作用让政府、政治党派和工会手足无措，但是作为运动的新左派最终没能胜过既有政治党派和组织。老左派的制度打败了新左派。新左派这次失败的原因不在于它所秉持的价值，而在于它拒绝为这些价值赋予一个持久的行动结构和制度基础。因此，“让想象力夺权”虽然作为最核心的规划使众多个体着迷并被动员起来，但在真正夺权时，它仍然是失败的，因为权力是建筑在完全不同的制度和决策前提之上，而不是想像力的动员上。新左派内部的紧张和影响力的有限应该归因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它掌控权力时，必会摧毁自身。
通过利用行动实现自我组织的策略，新左派动摇了权威结构，短暂地让经济陷于瘫痪，并使法国的政治系统陷入每个人都能察觉到的严重危机之中。它的策略在最初阶段很成功，推翻既有结构的那些行动也是毫不费力，但新左派没能将它的动员策略造成的冲力保持下去。以行动方式实现的动员总是一种短命的机制。不对动员手段和资源加以稳定化，持久的动员将是不可能的。运动的稳定性是以组织为前提的。在价值观和行动中，新左派信奉反权威主义和反等级主义，为此，它拒绝建立一种永久的组织结构。
它在运动中没有建立起来有效的、具有民主合法性的、可控制的领导权，因为它相信组织结构必将导致寡头政治。因此，它所依靠的，是
自发性和创造性，在这之上，
通过持续讨论和交往程序，草根阶层可以独立自治地决定运动目标、方法和行动方式。运动的志愿精神和行动主义极大地释放了能量，并解放了想像力。个体通过行动而得到改造，但是社会制度却未被触动。正如尼克拉斯•卢曼（Niklas Luhmann）在分析1968年运动时简明扼要地指出的那样：“社会没有一个地址，只要你想对它提出要求，就必须向组织说话。”[34]
新左派无论是对外还是对内都把焦点放在运动的自治和真诚性之上，因而作为一个社会运动的新左派拒绝与中间组织建立政治合作关系，进而未能与政治建制中的潜在伙伴建立联盟。这里的联盟，指的是自治但可会聚的各政治权力之间平等协调的合作关系。如果缺乏联盟，任何运动都无法成功地实现它的目标。由于未能成功地建立起政治联盟网络，新左派封死了所有调解的机会，并牺牲了自己的政治影响力。
撇开它在动员方面的成功不谈，作为运动集体行动者的新左派错失了先机。在运动过程中，反极权主义因素逐渐受到极权主义左翼团体的干部团队的渗透。这些干部当中，最主要的是毛主义者，他们虽然在反对戴高乐和共产党的问题上与新左派观点一致，但是却没有放弃民主集中制度的正统模式。新左派是通过行动的方式进行动员的运动，其
结构性弱点，正是
“挑衅活动的短暂呼吸”，这一弱点，为等级化组织的干部团体打开了大门[35]。这些团体的影响力的增长与新左派动员能力的衰退成正比。1968年5月之后，他们取代了新左派的位置，并且抛弃了新左派运动的遗产。他们甚至完成了军事化，并采取恐怖主义的手段，进而摧毁了“观念的超凡魅力”。
新左派将自己摒弃于政治利益联盟机制之外，这就使新左派运动自我孤立，并失去了对政治过程施加影响的机会。尽管新左派也曾讨论过与孟戴斯-法朗士分享权力的可能性，但终究未曾付诸行动。他们甚至从未考虑过与密特朗领导的左翼联盟进行合作。新左派核心集团的想像力和能量从未指向政治上可行的变革，相反，它们指向的却是创立一个自治的左派运动的观念。只有通过削弱老左派、打破它的组织权力，并且通过自发行动而使其成员参加进来，这种运动才能生生不息。
对工商业结构的影响
新左派反对资本主义，同时对经济增长抱有信心，它首先将社会问题看作是分配问题，即以物质平等化纠正社会不公、废除人与人之间不平等和人际关系中的不平衡现象。它企图通过扩大参与权和经济合作机会的方式来实现机会均等。新左派还非常关注控制经理权的问题，它的途径是通过工人委员会，而不是通过建立新型工业组织。由于其定位的反制度化特性，新左派也提倡形成工商业既有制度的反制力量。即使它这样定位自己的权力，新左派也不会建立一种稳定的反体系。
在自发地占领工厂车间的行动爆发之始，运动对老左派组织扩张和成员招募进行破坏的可能性就已经非常明显地表现出来了，但是新左派最终没有通过其行动，永久性地把握住工人。占领车间并不意味着改变了工业结构或工厂车间的所有权和权威。从工人自治发展而来的对领导权和决策权进行重新分配的思想在1968年并不具备制度形式，最终这种思想被工会的物质要求和改善不公的平等化策略战胜。
即便不是在选战开始之前，也是在选战开始的时候，新左派便已经在政治舞台上被老左派的组织力量压服了。格勒内尔集体协商失败之后，老左派在因持续罢工而恶化的政治危机环境下已经获得了给出替代性行动策略的不容置疑的地位。老左派参加新议会选举的意愿对所有通过直接民主方式形成的政治立场的所有希望而言不啻是釜底抽薪，这种意愿只能加强工会作为中间协商伙伴的力量，只能有助于罢工的平息和政治秩序的稳定。中间协商机制持续运作（甚至是在总罢工所创造的令人意想不到的条件下的运作）是1968年五月大危机得以解决的重要原因。
没有一个政党在选战期间接受工人自治的中心思想。这种思想表达了“消除异化和剥削，普遍消除等级制和强权，废除工资劳动和劳动分工，总之，实现真正民主”[36]的愿望，但要真正贯彻和实现这一理想则是需要时日的。直到1970年，也就是在法国民主总工会(CFDT)内部得到论证和理论上的发展之后[37]，这个思想才深入人心。1972年社会党和共和制度大会党合并之后，新社会党将工人自治写进了政纲之中，这份政纲的标题是“Changer la vie（改变生活）”。激进派和民主派在社会党内都得到了发展，当然，这两派对工人自治有自己各自的理解。[38]最终，甚至连在1968年5月将这个思想当作formule creuse（空洞的公式）予以拒斥的那个党派，也就是说共产党，在1977年到1978年的那段时间里也以含蓄方式采纳了这个思想。但这么做并没有使他们在社会主义概念上发生改变。
对生活方式的影响
制度体系的稳定性迫使新左派的推动力转向了新生活方式和文化形式的亚文化实验，迫使新左派通过从制度难题当中抽身的方式去解决制度难题。
既具个人主义又具社会主义色彩的新左派对生产领域和日常生活当中的异化进行反抗。他们在与异化斗争的过程之中打破了禁忌、规范和传统价值。他们抵抗规则，目的是挑衅权威制度并使之去合法化。大多数行动者在抵抗规则和蔑视组织和权力的既有结构的过程中体验到了个体的解放。他们把自己的行为看作是通向个体自我决断和自我实现的过程。得到发展的亚文化使觉醒的氛围得以保留，并呈现其新左派起源，但是新左派的政治规划却日益让位于对个体不幸感的某种崇拜形式。所以，1968年的觉醒对许多人来说最终的结果不仅是另类生活方式的形成、生活选择和生活冒险的个体化，而且也是从政治领域向私人领域的撤离。
以消除日常生活和人际关系中的异化为基础的个体解放乃是新左派的固有策略。但是新左派关于改造的思想并不止于个体的自我实现，此外还包括了以集体性的自我支配和自我管理方式实现的政治解放和社会解放。根本目标是摆脱“stahlharten Gehäuse der Hörigkeit（奴役的铁笼）”，这铁笼一直以来将它的威权加在人类的头上，让人们受制于商品消费的需要，受制于对控制着现代社会中个人生活方方面面的等级森严的官僚体系的依赖，从而窒息了个人的行动。新左派的规划质疑的不仅是西方社会追求效率的世俗趋势，而且还质疑现代生活方式和使之成形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结构。它是充溢着法国1968年五月事件的那些梦想的源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