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物和女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 18 世纪 60 年代的英国，作为文雅活动的植物学一度风靡中产阶级女性群体，女孩们观察标本手册，绘画植物形态，成为植物学家父亲的帮手。但在植物更加丰茂的野外，在植物科学历史中，女性的身影寥寥无几。女性被与植物代表的意象捆绑在一起——宁静、美丽、安于一隅，但她们细微具体的劳作却无法在科学历史中留痕。
有关植物和女性的故事亟待被重新书写。记者林秋铭先后前往香格里拉和西双版纳，观察不同样态的生态修复。她发现在与气候变化、生态问题对话、对抗的行动者中，有一群不显名的女性：和男性科考队员一起探索高山的海仙、宁愿让冰雹砸自己身上也要护住分类检索表的鲁茸卓玛、成为雨林公益项目和村民之间桥梁的布鲁都、一起创业农家乐的阿波和姿梅......
林秋铭决定把记录还给这些女性，从宏大叙事的夹缝里打捞起她们具体细微但同样重要的工作。同时，她也把记录还给植物，在庞大空洞的气候议题中发现具体的解决路径，观察一棵植株及其牵连的生态群的变化。
今天单读分享林秋铭的这篇文章，看见这群边缘者的行动。这次，植物和女性才是故事的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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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环保机构绿色和平也曾多次走访香格里拉和西双版纳，见证并记录了当地的自然生态，以及当地人进行森林修复工作时的身影。
撰文：林秋铭
细雨中，十座金色女性塑像在塞纳河上缓缓升起。没有任何激昂吵闹的音乐，人们静静看着这十位风雨中的女性。屏幕上打出一个法语词组，“SORORITÉ”（女性友谊）。
这是我在巴黎 2024 奥运会开幕式中最喜欢的环节。我注意到其中一位女性，珍妮·巴雷特。她 1740 年出生于法国，是一名探险家和植物学家，同时，也是世界上第一位完成环游世界的女性。开幕式以后，她的故事被再一次看见：她曾经乔装为男性，作为植物学家菲利伯·科蒙松的助手，参加了一次环球航行。
她的成就不仅限于她勇敢踏上船只，更在于她对植物学的贡献。那次航行，她收集、整理了超过 6000 个植物标本，并发现了一个植物新种。但是她没有将它冠以自己的名字，而是写上了船长的姓名。
在珍妮的故事里，我看到历史中被忽视、被忘却的女性，但是哪怕在角落，她们也不动声色地坚持创造。
植物学和女性一直存在微妙的联系。在 18 世纪 60 年代，植物学曾经被视作一门非常适合女性的科学。理由在今天听来有点荒谬：这是中产阶级培养女性气质的重要手段。学会打理花园、安居于室，可以让她们成为更好的妻子和母亲。但当女性被推进植物学的大门以后，又很快被驱赶了出去——她们的科学注定只能在家室里进行，难以成为科学协会的核心成员。
植物不声不响地执掌着自然世界的循环、演变，将不同板块的生命连接在一起。但是因为它们太静态、太渺小，很少有人愿意阅读关于一棵小小植株的历史。这和女性的命运很相似。
云南是中国森林植被类型最丰富的地区之一。经绿色和平推荐，我来到了云南的两端——香格里拉和西双版纳，看到不同样态的生态修复。行动者们和手中的植物合作，修补历史落下的伤疤。但让我最触动的，是我在这些边缘地带，看到许多女性的劳作。她们的工作如此具体、细微，一不小心，可能就会掉入宏大叙事的夹缝中。
我想把这份记录还给植物，还给女性，就像世界看见珍妮的名字。
香格里拉
抵达香格里拉后，我听到身体里发出的声响。
首先是明显变得急促的呼吸声。由于高原反应，调整气息变成了一场日常仪式，我得用力往胸腔里提一口气，再郑重地将它呼出。其次，是心跳声，扑通扑通，比往常更强烈地震动。这些时刻作响的声音提醒我，我们进入了空气稀薄地带。
这里平均海拔 3300 米，含氧量只有内陆的 65% 左右。已经是五月底，香格里拉仍然让人冷得打哆嗦。我套上了一件冲锋衣，走进车里。车子的行程目的地是被称为“高山植物诺亚方舟”的香格里拉高山植物园。作为中国第一家由民间非营利机构运营的植物园，从 2001 年建园至今，它就地保护了 620 多种高原高等植物，迁地保护的植物达 400 多种。这些植物曾经因为建设工程、气候变化、过度采集而几近消失。
说实话，高山植物、生态修复、迁地保护这些词语离我很远。这几年，气候变化成为一个热词，但它于我而言，更像一段微弱的警报声。我知道它与我息息相关，却因为过于庞大和遥远，以至于我难以清晰地认识、解释这个世界正在发生的、不可逆转的巨变。我最后做的，只是将这些声音搁置。
去年夏天，我生活的北京迎来了连绵的雨季，在空调房里，我看到诸多城市受困于往年少见的酷热、洪涝。我意识到，自然环境并不会因为我扭过头去就恢复如初，总有一天，巨量的雨水会从遥远、贫苦的地方，冲向每一个人。
那时候，我萌生了好奇心。我想去拜访正在为此行动的群体——他们在与变化的自然做哪些微小的努力和对抗？
我们很快就到了。
01
平复伤疤的进程
香格里拉高山植物园离市区只有 10 多分钟的车程，它坐落在纳帕海北边的山地之上，俯瞰纳帕海。旱季即将结束，依拉草原显露在外，上面散落着几个黑点，是牛在吃草。远处的雪山褪去雪衣，只留山顶一点白色。
那些白点让我想起了一个植物学家提出的假设：随着环境总体气温升高，低海拔的物种将逐渐向上移动繁衍，和原来就生长在高海拔的物种抢夺栖息地。这意味着，一些顶端的高山植物很可能会被挤出高山岛屿。气候变化不会将任何物种落下，即使是在偏远的高原。
工作日的植物园十分安静，树梢的鸟叫声清丽。偶尔，有几位穿藏族传统服饰的妇女结伴穿过植物园，前往山里的庙宇。她们来自附近的村落。这座山被当地藏族居民视为神山。藏族的祭神仪式中，最重要的环节之一是煨桑，即焚烧松柏的枝条，燃起烟雾，以此向神明请愿。山里产出的松茸是他们重要的收入来源，不论是精神和身体，山神都在慷慨地哺育这里的子民。
这座山曾经被人类划满伤痕。植物园的现任理事长方震东，后来向我回忆那时的景象。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各地大兴基础设施建设，迪庆州也不例外。没有规划的挖沙采石，在这里留下了 214 国道和一条公路，还有十多个巨大的沙坑，在植被上划拉出一道道土黄色的难看伤疤。
1999 年，地方政府提议建造一座高山植物园，方震东是办公室的负责人之一。他和副县长商量了很久，选定了这座被破坏的山。它应该像邻近的纳帕海一样被珍视。
从事植物研究这么多年，方震东仍然会被植物惊艳。在位于顶楼的办公室，他向我回忆一种名为“滇藏木兰”的植物，它属于稀有的珍贵树种。从前，他很少看过它开花的样子。由于滇藏木兰的花蕾可以做药，许多滇藏木兰的花还未开放就被采摘，运送到商贩手上。
滥砍滥伐被控制以后，这种植物得到机会长粗、长高。去年春天，方震东在野外撞见了一树开得正盛的滇藏木兰，“一棵树都是花，花朵硕大，给我们很震撼的感觉，很壮丽。”他笑得眯起眼睛，笑容很稚气，“那满树的鲜花呀。”
方震东很早就意识到，建立一座植物园，不仅为了建设高山植物的博物馆，记录并展示生态的变化，这座植物园还要做出行动，对生态变化做出回答。
在植物园的科研部，我们见到负责人海仙。她穿着一件黄色的冲锋衣，脸上挂满朴素的笑容，热情地带我们去看正在被修复的边坡。
2015 年以后，海仙的工作重心有了一些变化。随着生态修复工程成为滇西北地区的重点之一，她的工作也从环境评估转向支持当地的植被修复，植物园附近的边坡修复是其中一项工作。
修复一个被重创的边坡，并不是随意播撒种子，让它们自己长大就好。滇西北的地形多是边坡，很是陡峭，如果单靠自然恢复，速度太慢了。没有快速的植被覆盖，水土流失很可能会加剧。所以，高山植物园采取的办法是，将自然修复和人工促进的方法结合。
人工促进带来了进一步的问题：怎么选择植物种类呢？
方震东提到一个有趣的比喻，他把植被比作人类的皮肤，如果发生了烫伤或是其他伤害，伤者要用对应的药膏去治伤。为植被疗伤也需要相应的“药方”，和中医药的学问相似，他们会开发不同的种籽配方，有时候是单纯的草本，有时候要用草本和灌木，或是乔灌草混合。在前期开展工作时，他们会首先识别当地的先锋植物物种，兼顾当地的珍稀物种，然后开发种籽配方进行播撒。
他曾经带着海仙，还有其他植物园的科研人员，全面调查了滇西北十多个县的先锋植物群落，想要由此读懂森林，认识万物演替的过程。
从 2006 年开始，高山植物园就着手研究怎么恢复裸露地表。在此之前，很多植被修复的项目都交给当地的绿化公司来完成，但方震东发现，由于当地物种的种苗和种子不易获取，绿化公司倾向于选择外来物种，“我非常奇怪，我们生物多样性丰富的区域，为什么还要用外来的物种来做恢复？”
高山植物园后来立下一个准则：恢复中慎用外来物种。即使用一些笨办法，也要找到合适的本地物种。然而对本地物种的记载并不清晰，还需要倚靠植物学家们跋涉脚步进行本土调查。
森林修复讲究次序，让树木的邻居们同时进场、渐次隐退。海仙解释，首先，要覆土。边坡真正的土层是很薄的，她们要先覆上厚实的土被。边坡上，开出黄色小花、像星星点缀其中的，是尼泊尔黄花木。在野外考察调查时，她们发现，3000 米到 3600 米的海拔梯度非常适合尼泊尔黄花木的生长，而且作为豆科植物，它有非常良好的固氮效果，可以先给土壤打个好基础，让其他植物“入住”时更顺畅。
土壤得到改良的同时，她们一次性播撒本地的经济物种——沙棘。沙棘耐旱，在沙石较多的土地也能顺利成熟。还有高山松，它是这座山最主要的本土树木，也会慢慢取代低矮的草本和灌木，长成幼林、步入成年。通过这样的方式，植物园的团队将几百年的自然演替，人为压缩到了十几年。
这些修复的经验是一点点磨出来的。过去在塔城滇金丝猴国家公园，她们尝试用不含杂草的粘土基质稀释了种籽配方，用泥浆喷播在土质边坡上，让边坡长出与周围相似的植物群落类型来。最早，植物园也栽过不少跟头。比如她们在纳帕海地区也做过自然修复，但纳帕海的水一涨，把前期的恢复成效一下子都淹没了。她们只能撇开沮丧，从头修改配方，在其他弃土场开展类似的恢复试验。
除了植物园的边坡、塔城滇金丝猴国家公园以外，高山植物园也把这些方法推广到罗坪山风电基地、丽香铁路，还编制了《洱源罗坪山生态修复规划和施工方案》。
回来的不仅是植物，还有毛冠鹿、赤狐、黄喉貂，红外相机还监测到了豹猫和猪獾的身影。向我们展示边坡的海仙，像一位在植物王国逡巡的骄傲园丁。
高山植物园属于民办非企业，园区自负盈亏。钱花在植物的保育和科研上，留给开发游览的部分变得很少。他们不是没有尝试过自救，例如跟随当下的风潮，搭了一块露营的天幕，放了几张简单的椅子，正对着一大片郁金香花田。但这片花田收效甚微，每年的门票只能收回两万块钱。
植物园的财政状况在 2007 年走到最低谷，不仅欠着建造园区时施工队的工程款，连员工的薪水都发不出了，一直拖了七八个月。海仙记得，那时候，植物园就像现在这样安静，所有人继续默默育苗。没有一个人来找方震东讨要薪资，没有人选择离开这里。
2011 年以后，植物园获得国家投资，终于不用向别人借钱了。在平静的、看不见波澜的进程背后，是这样一群女性的坚韧维系。
02
找到一株小草
海仙是误打误撞进的植物园。大学最后一年，她在迪庆的一家花卉公司勤工俭学，在苗圃里栽种花卉的种子。她种得最多的，是三色堇。香格里拉四处是这种颜色鲜艳的花，它并非高原的原生植物，却因为耐寒，在这里愈开愈旺。
彼时，高山植物园还没有建好。计算机专业出身的她，也没有想好未来的出路。在她看来，这份兼职算是过渡。花卉公司和植物园的带头人都是方震东，海仙偶尔会得到和方震东出野外的机会。海仙常听方震东说：“你们不要小看你们现在做的这些事情，不要觉得你们做的一些事很低级，我们是在做长久贡献。”
一年后，海仙毕业，决定入职植物园，和其他老员工们一起跟随方震东学习植物鉴定。那年，她 21 岁。一位来自青海的植物学家前辈看到乐呵呵、活泼泼的海仙，认真地叮嘱她，“你一定要像这样保持下去！”
她后来才懂对方的意思。和植物打交道，就像把脾性放在石头上反复地磨，久而久之，人就生出安静的性格。她也没能躲过植物的影响。眼前的海仙已经 40 岁，戴着一副黑框眼镜，笑容憨厚，头顶跳出几缕白发。她说自己嘴笨，与人说话，渐渐地不像和草木对话来得自然。
从最开始的观察标本，到后来开展植物调查、写生态环境评价报告，方震东对她们的要求严格。海仙照着一些学者的做法，在环评报告上只写了个大致信息，糊弄过关。很快她的报告被方震东打了回来。海仙递过去别人的报告，嘴里嘟囔：“你看人家这样写，也过了呀。”方震东批她：“你真是好的不学，学坏的！”
“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方震东提醒海仙，要认真，一定要认真，特别是科研的数据，是大家辛辛苦苦做实验得出的，“就算做不出来，也是一种结果。”
在办公室坐不住的海仙，最喜欢的事情是跟着方震东和其他伙伴去探索高山。一次野外监测的行程，要花费五六天的时间，通常要走三到四个海拔在 4000 米以上的山峰。
早期，团队里只有海仙一位女性。去维西县的腊普河做生态多样性调查时，路程太远，天黑了他们都没能返程，只好在当地搭棚过夜。半夜下起雨来，天气骤冷，同行的四位男性相互贴近、抱成一团取暖，海仙只能坐在微弱的火苗旁边烤火。
火光聊胜于无。她烤完正面，再把身体翻个个儿，烤背面。一整晚，她就这么翻来覆去地烤着自己。
遇上生理期身体不适，海仙都选择了忍耐，“你说我生理期了不去，这说不过去，好像这边对这种（事情）没有太多的重视”。
除了对当地工程项目做环评、生态修复之外，高山植物园还参与了极小种群野生植物的保育工作。“极小种群野生植物”，指的是受到强烈人为干扰，在自然界中濒临高度灭绝风险，亟须优先开展抢救性保护的植物类群。为了拯救这些物种，2005 年云南提出了“野生动植物极小种群保护”的倡议，并于 2010 年出台了云南省极小种群物种拯救保护规划纲要和紧急行动计划。
抢救植物的过程听起来像是寻宝——通过查阅资料，获知并找到某个极小物种适宜生存的生境，接着收集种子、繁育、回归，在野外重新建立它们的居群，让它们不再濒危。
但事实上，自然环境在不断变化，不是每一次寻找关键物种都能有所收获，更多时候，他们都是空手而归，“准备了很久的前期策划和调查，最后什么都没有”。
在香格里拉停留的第三天，我跟着海仙，去寻找云南杓兰。它通常生于海拔 2700—3800 米的倾斜山坡或石隙，或是稀疏的山草旁，是我国珍稀濒危植物。
出发前，海仙和同伴已经敲定了一处杓兰可能出现的地点——小中甸村。
车辆路过流石滩。在丘陵地区长大的我从未见过流石滩，这是高山地区独有的生态系统，位于雪线之下、高山草甸之上。由于高寒地段紫外线强烈，昼夜温差很大，岩石经过热胀冷缩，崩解破碎，分解成大大小小的棱角分明的石头。流石滩没有流水，碎石之下，是雪线融化后形成的暗流。
我们把车停靠在山脚处，向顶上进发。强烈的紫外线刮着我们的头皮。流石滩远看平整，但是要在上面落脚却不容易。这里的坡度大约有 40 度，每下一步，我都要保证鞋子能稳当地嵌在土壤表面的石块中，不然很容易失去平衡、滑下山去。这消耗了我大量体力，心跳越来越快，我不停咳嗽。
只有切实地踩在土地上，我才意识到“寻宝”的艰难。呼吸困难的我只能在山腰的位置停下，望着她们越攀越高。最后，她们带来了云南杓兰的消息。
到达这里之前，我曾经浏览过高山植物园的官方公众号。和其他同类型机构相比，高山植物园的公众号显得过于“野生”和沉寂了。没有固定的更新频率，浏览量很低，植物园的管理人员们却在这个有些冷清的角落，写了好多关于高山植物的故事、诗歌。
他们反复强调植物和人类亲密的关系。早在 33—35 亿年前，最古老的植物——藻类早已“殖民”海洋，而人类的出现则晚得多。它们源源不断向我们提供空气、食物、衣着、房屋、燃料、药物。一位化名为“船长”的作者在文章里写道，“我们必须知道这惊人且毫无怨言的慷概从何而来，如何运作，以及该如何保护它们，如何可持续地使用他们；阻止因疏忽、意外或人为过失而造成遗憾。”
去年 8 月，海仙和云南省林业和草原科学院的科研人员一起，在普达措国家公园照常开展野外调查工作。
那次，她们的目标物种是高寒水韭。距离上一次人类在香格里拉首次发现它的存在，已经过去 22 年，由于土地利用和水文状况的改变，纳帕海流域的高寒水韭趋于消失。谁都无法确信，云南省的高原地带现在是否还存在高寒水韭的植株。它犹如只存在于传说之中。这趟寻找之旅，大概率和往常的许多次一样——无功而返。
高寒水韭生长在湖泊或湿地的水浸处，植株非常小，高度不超过 5 厘米。蕨类植物不开花，这让辨认更加困难，在偌大的普达措找到它无异于大海捞针。海仙和同伴们只能穿着雨鞋，低着身子，“啪啪啪”地在沼泽徘徊。好几次，海仙都以为找到了，但是大家凑过来一看，又失望地散开。
8 月 4 日，普达措下过小雨，天气转阴。他们已经在普达措苦苦寻找了三天。在一段小水沟处，海仙突然瞄到一块绿色。她凑近看到，水里有一丛形态和高寒水韭非常相似的“小草”，只是叶片上混杂着河床里的沉积物，颜色不明晰。在此之前，海仙已经翻来覆去看过高寒水韭的照片，但它近在脚边，她却有点不敢认。
她想起，曾经见过它的专家老师们提过，高寒水韭比较柔软，而眼前的“小草”们正在随着水流摇摆。
就是它了。
海仙转身叫来同伴，请同行的学者们进行比较确认，他们一致认可，这是高寒水韭。历经 22 年，人类再次和它在云南的土地上重逢。该居群有 500 余株个体，他们做出了保护建议：优先建设保护小区，保护好现存的种群及其高山沼泽生境；研发人工繁殖与苗木培育技术，开展近地与迁地保护。
“找到它的那一刻，那种感受不言而喻。”她向我讲述那个瞬间时，笑了起来。我无法感同身受，这个物种离我太远了。但海仙不同，她曾经在脑海里无数次想象它、描绘它，一株令人魂牵梦绕的小草，终于在现实中长了出来。
在植物温室，我第一次看到高寒水韭的真身——海仙和同事们培育了高寒水韭的幼苗——它们“站”在一个塑料盒里，像几根刚长出来的蒜苗，我甚至找不到特别的形容词来描述它。
“对这个世界来说，它真的好小啊。费了那么大力气找到它，它有什么特别的重要性吗？”我问。
“我们现在也不知道它存在的意义什么，肯定有的，只是我们还没发现。”海仙说，“而且，我们不可能说，有些东西对我们没有用，就把它拿掉对不对？”
过了一会儿，她再次和我强调：“它的存在一定有意义，在我们发现之前，至少让它先存在吧。”
03
传承
抢救一群不起眼的小草，是高山植物园一直以来坚持做的事。
中甸刺玫是香格里拉特有物种，只存在于小中甸高原，分布的范围很狭窄。由于老龄植株居多，幼龄植株相对稀少，中甸刺玫的种群处于衰退状态。
高山植物园得到了消息，中甸刺玫分布的地方准备修建小中甸水利枢纽工程。项目区内有两个中甸刺玫居群，如果水库建成，大约有 300 余株中甸刺玫会被淹没。高山植物园很快向水库工程建设指挥部和州政府反映，这些当地的特有植物群落应当受到保护。这个提议得到了对方的同意。最后，赶在水库淹没它们以前，高山植物园迁地保育了中甸刺玫，一部分定植“收容”在植物园里。
还得再往前一步。如同植物园的各个角落都印着的一句话，“以繁育实现保护”。要真正地保护这些植物，需要繁育它们的种苗。
和一般蔷薇科的植物不一样，中甸刺玫的生长习性很怪，方震东和团队尝试用扦插的方法，但老是不见它长根，种子育苗也很困难。花了两三年，他们才在种子育苗上有所突破，实验成功。现在，苗圃里每年可以培育一万多株中甸刺玫。
时间不偏爱低氧低温的高原。在这里，任何事物都生长得极为缓慢。研究人员们做得最多的事是等待。有时候花了三年心血、几千个工时，植株移到外面，一夜之间全死了。负责照料的人蹲在田里，看着枯萎的叶子掉眼泪。
七年前，他们发现迪庆州还存在毛叶玉兰，找到它、培育它，花费三年时间终于培育出 60 多盆小苗。但是新的问题出现了，没有人准确知道，它们什么时候能开花。
于是，他们又开始了新一轮巴巴的等待。
人类和植物的时间度量衡是那么不平等。高原地区，由于各类高原疾病，70 岁已经算是长寿。但是对于植物来说，是生命周期的短短一寸。我注意到温室里的冷杉苗，不过半截食指长。海仙向我示意，等到这些幼苗长成大树，我们可能早已不在这个地球上生存了。
个体步伐有限的时候，传承就显得尤为重要。
海仙在办公室来回快速走动，身后总跟着一个瘦小的身影。那个女孩两颊晒得微红，眼睛亮亮的，鼻梁很高。她双手悬在空中，似乎时刻准备着要帮上点什么忙。这是科研部的年轻人，鲁茸卓玛，也是海仙的“徒弟”。
卓玛今年 25 岁。和海仙一样，来到植物园以前，卓玛没有接触过植物学。家里四代务农，种植青稞。她是有幸接受教育的那一代，在中专学习护理专业。毕业后，她做了三年幼儿园老师，和植物八杆子打不着。但把她招到植物园的园长方震东说：“你学的护理是护理人的，我们是护理植物的，都一样，都是护理。”
她跟着海仙学习。第一次去野草地上做样方，卓玛觉得这个是草，那个也是草，哪有什么区别，结果，海仙一股脑报出了好多物种，让她在表格上记下来，“有好几种草，好几种花，我是惊呆了！”
她第一次在流石滩见到绿绒蒿，“突然间看到一个很好看的花竖在那里，觉得好惊奇，我就会怀疑，它是怎么生长的？怎么从石头堆里冒出来的？”
在共比村长大成人的卓玛，其实早已和高山植物们打过无数次照面，但知道的都是藏语里的俗名。到了科研部，她才一一获知它们的名字。例如父母用来喂牛的果实，名字叫“中甸山楂”，还有小时候在野地里摘的红色或黄色的小果，居然也有独特的名字，“丽江山荆子”。卓玛念完拗口的学名笑了，她冲我眨眨眼，“我觉得这个名字挺拽的！”
我跟着笑，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有人感叹植物的名字“拽”。
香格里拉的冬天漫长，最低温度会降至零下 20 度。植物睡去了，不是枯萎，就是被雪覆盖。不适合野外调查的时节，卓玛就坐在办公室的桌前，仔细地观看植株的叶片、花萼。观看植物的时候，心思变得纯净，情绪也被植物牵着走。如果认出了那是什么植物，她的一天会是“简单的、好玩的”，如果一天都认不得植株的名字，就烦恼得要命。
卓玛的初心很简单。她曾经工作的幼儿园，老师们要负责楼道卫生，经常因为谁要多打扫一点而争吵。和植物相处没有那么多弯弯绕绕，不像和人类交往，“必须去迎合对方，改变自己”。进入植物园，她好像兔子钻进了温暖的洞穴，决定在这里待下去。
卓玛刚来那会儿，海仙看这个女孩年纪小，不是专业出身，猜她可能不太喜欢这份工作，待不了太久。但一晃三年过去，卓玛还在植物园。海仙觉得，这个女孩有点不一样。
2022 年夏天，她们针对流石滩的野外考察持续了近 20 天，从云南贡山出发，穿过西藏，直抵四川理塘。卓玛都默不作声地拼命往上爬。遇到恶劣天气，卓玛会用雨伞死死地护着分类检索表，宁愿让冰雹砸在自己身上。
在共比村，每家每户都会将一棵家附近较为茂盛的树视为神树。卓玛家也有一棵，他们敬仰它，为它清理树下的杂草和垃圾。
藏人煨桑时，只会折下一部分高山松和高山柏的枝条，绝不把松柏砍倒，“如果你把树砍了拿来烧香，你结束了一个生命，那你烧的香就没有意义了”。与万物相处的定理和神山崇拜紧密相连，这些不言自明的意义刻在这个族群的基因里。对于卓玛来说，科学让她对世界的认知更加清晰。
从流石滩回来的下午，我和卓玛坐在附近一处杜鹃花海里，聊起植物园外的生活。她的手机壁纸，是她和同伴们去年的合照，为了庆祝本命年，她们穿上亲自制作的藏族传统服饰，拍照留念。照片里，年轻的女孩们笑容腼腆又纯真。
我注意到卓玛的指甲。为了更方便工作，她的指甲修得很短，但她精心涂上了淡粉色的甲油，还点缀着亮片——除了高山，这里也是 25 岁的卓玛的小小阵地。
04
留下来的她们
高山植物园里，女性员工的数量比男性多。海仙告诉我其中原因，“很多男性更喜欢去外面看（世界），女性留下这边的多一点”。
她带我去见在苗圃工作的央宗追玛。和央宗说上话并不容易，她太忙了，每天在苗圃转来转去。她是这里的老员工，已经工作了二十年。二十年，听起来多漫长，占据了人那么大块的生命。“但是，对这里的植物来说，二十年好短，才长那么一点。”央宗说。
根据藏族家庭的传统，家里的老大不论男女都要留在家中，其他孩子则出门远行。央宗是家里的大姐，成了那个留下来的人。
央宗不仅负责育苗，还负责招苗圃的小工。共比村里有 70 户人家，她轮番去别人家敲门，把她们带到苗圃工作。小工多是留守在村里的女性，因为要照顾农田、家人，她们无法去更远的地方。植物园成了一个非常合适的场所，离家不远，还能挣点生活费。
苗圃给央宗带来的快乐很纯粹。三月份，她和小工们把种子播下去，四五月份，看到它们冒尖尖，她就比任何人都开心。除杂草的时候，幼苗和杂草的样子很像，女性的细腻在这时候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有的种子特别细，该怎么捏它们，往盆里播几粒种子，都要特别仔细。央宗说，这些工作都是女性更擅长的。
低头干活的时候，妇女们会一起斗嘴和唱歌，作为调剂。今年的妇女节，她们一同去了附近的热水塘，一起烧烤、泡温泉。
每日每夜，她们照料着植物，植物也带她们去看更大的世界。野外考察时，方震东会让经验丰富的央宗一同负责后勤工作。去年，她们组织去西双版纳学习，看到了硕大的树木、花草，央宗心里好羡慕，她一直惦记着，“那些树枝好大，气候好，种什么都一下子长大了，我们这里怎么种什么都特别难”。
那里的植物疯长，她们的香格里拉却像一个慢慢行走的老者。
午休时分，植物园十分静谧。卓玛用手臂枕着脑袋，准备休息一会儿。她三岁的女儿在旁边安静地画填色卡片。每个周六的上午，她会骑着电动车把女儿接到植物园，陪她一起工作。
植物园的女性们，每个人都提到了那个节点——生育。
走进海仙家，最醒目的是满墙红黄相间的色块在走廊上不停延伸——她和公婆把儿子迄今为止所有的奖状都糊上了墙。海仙总是觉得对儿子亏欠，不出野外的时候，恨不得全身心地照顾他。丈夫在乡下工作，海仙担下了大部分的教育任务。下班回家，她陪着他写整晚的作业，第二天早起送他上学。
生完孩子的四个月后，海仙就回到了植物园。孩子那么小，她牵挂得紧。但是接到野外调查的任务，她还是硬着头皮走出了家。“照顾孩子没办法去，（这些话）我真的是说不出口。”她总觉得，自己不能这样对待工作。
她的孩子用朴素的语言形容妈妈，“花开的时候，妈妈经常不在家”。他说，“她要出去保护植物”。提到儿子，海仙眼眶红了。她拉长粉色的衣袖，有些不好意思地抹掉脸颊的泪水。我们沉默了很久，她摇摇头说，不说了。
生育之后，海仙发现身体出现了变化，记忆力明显减退。她的手机里设置了好几个闹钟，提示不同事项。她胖了一些，体能渐渐跟不上年轻人，常常爬得大喘气。出野外的时候，她会让同伴们先往前走，不必等自己。她的眼睛机灵，即使走得慢，也能比别人更快地发现植物所在。
在植物制作室，我见到了这里的负责人，谢爱芳。为了让我们更好地拍摄影像，她戴着袖套，在房间里紧张地忙活，搬来浆糊，又扛来一大摞标本夹。
2006 年，林学专业的毕业生谢爱芳考过公务员，考过事业单位，都在面试阶段被刷了下来。抱着找一份工作的想法，她到了植物园。
跟着方震东和同伴，谢爱芳去过上海、去过深圳，踏足梅里雪山。那真是一段艰苦但自由的日子。她印象最深的是寻找朱红大杜鹃的过程。
2015 年，高山植物园接到了调查朱红大杜鹃的课题任务。由于颜色艳丽，朱红大杜鹃过去被当作山茶花，遭到肆意挖掘，种群衰落。他们能找到的关于朱红大杜鹃的记录并不太多，植物志里这么介绍它，“产云南西部。生于海拔 1680—2700 米的混交林内或灌丛中。缅甸东北部也有分布。模式标本采自云南腾冲”。于是他们奔去顺江，又去了大岔河，什么都没找见。
谢爱芳记得，正要放弃的时候，他们在腾冲一户人家的院子里，看见了熟悉的红色。她记得那种充满生命力的红，娇小又扎眼。最后，他们在房屋主人的同意下，把它的种苗捧回了实验室。
对于谢爱芳来说，2019 年的生活出现了重大转折，那年她孩子五岁，马上要上小学，考虑到走读生早晚都要接送。作为母亲，“没办法”，她只能向方震东申请，做一些室内的工作。她最后被安排去了标本室，指导雇来的小工们，一起将采集来的花草制作成标本。
进入标本室后，传到谢爱芳手里的，都是已经离开土壤、烘干完毕的植株。她再没有机会亲眼见到它们在自然生境里的鲜活模样。她所做的工作，是高山植物园目前植物调查的最后一步——将野外调查的结果用标本框固定，存放在柜子里。
标本室背阴，空气清凉。房间中间摆着一张宽大的矮桌，那是谢爱芳的工作台。现在，整个园子的标本都经由她的手负责。她创下的最高记录，是一天做 70 到 80 份标本。乔灌木好一些，草本植物的标本容易破碎，要非常专心，仔细地将沙土清理干净。她匍匐着上半身，将视线垂直于桌面，一点点调整标本的形态。
身体的疲累抵不过这里过分的安静和孤独。当我们开始交谈，她一直搓着双手，语言磕磕绊绊，像是终于得到机会开口的人。她说自己过去不是这样的性格，她那时候很开朗，现在仍然向往野外。
最后她说：“但我的重心还是以家庭为主，是不是？......这样做下去也不错。”
05
“我的生命是有限的，你可以做到无限”
在高山植物园采访的几天，一个问题定在我心里：人一定要由信念驱动去做事吗？还是在做事的过程中，渐渐生发自己都没有察觉到的信念？
我接触到的每一个人，在采访中，都用有些慌乱的眼神看着我。她们不会讲述故事，只能用朴素的语言解释她们锚定在植物园的原因——它就是一份她们选择为之的工作。
海仙想要招更多的年轻人加入科研部，但专业对口的毕业生都不愿意来到如此偏僻的植物园，“有能力的人，他们会觉得我们植物园太一般了”。一次演讲中，方震东坦诚地承认，虽然不用再向外部借钱，植物园仍然有很重的运营压力。植物园的门票只要 20 块钱一张，却没什么游客来，相比之下，相隔不远的纳帕海，游客骑一次马就要 180 块钱。
年轻的卓玛理解不选择这里的人，“他们可能会觉得，我都读了大学了，还和我们这些没有读大学的人在一起打工，不划算，太不值了”。
正因为如此，她们的坚持显得弥足珍贵。
我问方震东，选择非科班出身的人，没有担忧过她们的能力吗？方震东摇摇头说，“那些中专或者专科出身的人，虽然不是这个专业，却愿意来这里。其实经过单位传帮带的培训，或者是自学，她们是可以很快就上手的”。
但海仙和我吐露，随着研究加深，她逐渐意识到，缺乏系统知识培训的她存在许多短板，要花费漫长时间去克服。植物学上升的通道里，评职称要列明自己写过的论文，但海仙的从业生涯从来不以这些为重心。她每天的工作是那么繁琐和重复。跋山涉水确立一朵花的存在，又或是让一个边坡复绿，这些琐事已经耗掉她十多年的时光。发表论文时，她的名字要跟在专业院校的学生后面。
那些或许不重要了。比起植物学专家、工程师、植物猎人，海仙说，她更愿意把自己称作“一个植物爱好者”。这是走过那么多山河以后，她给自己赋予的位置。
2022 年，高山植物园出版了《滇西北裸露地表植被恢复研究》一书，海仙负责了其中植物群落调查监测、数据收集、录入、管理，以及植被绘图及相关章节撰写等工作。从 2008 年开始做滇西北植被调查算起，参与到这本书跨度十四年的工作中，是她最有成就感的事之一。
这里的人类仿佛普遍缺乏野心。我问卓玛，最喜欢植物园的哪个角落？她说，站在植物园展览馆，可以一眼望到共比村。油菜花开放或是青稞成熟的时候，满地金黄，她觉得好美好美。看到村子，她有安心的感觉。
我想起了一首诗。
那是十二年前的一个夜晚，香格里拉高山植物园度过了它的十岁生日。方震东那天喝了一场酒，在半醉的状态下写了这样的诗句——
我心爱的孩子啊
我愿你长寿
我的生命是有限的
你可以做到无限
只要你拥有爱你的人
和不让你受到伤害的人
今年 9 月份，趁还没有下雪、下霜之前，方震东、海仙和卓玛又要再次出发科考，做生态恢复的监测。那时候，种子都即将成熟，花花果果冒出来了，龙胆科的小型植物都在生长。那是一个只有植物学人理解的秘境。
西双版纳
西双版纳是这次云南之行的第二个目的地，一个有关雨林修复的项目正在那里进行。
落地嘎洒机场后，我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摇下车窗，大口呼吸涌进来的空气，紧张的肺部终于得到歇息。
窗外，植物以极高的密度笼罩着版纳。嘎洒机场附近的街道上开满了朱红色的凤凰花。景洪随处可见高大的树木，鱼尾葵荡着锯齿状的大叶子，旅人蕉、王棕犹如巨型的树灵伫立其中。这座城市有“吃绿化带”的都市传说，道路会掉落莲雾、芒果、龙眼，甚至还有菠萝蜜和椰子。由城市管理人员开着卡车摘下，幸运市民排队把果实取回家。
一年到头，这里都宛若夏天，正午酷烈的太阳晒得地面发烫，人们往嘴里扔着冰块，到傍晚才踩着拖鞋出门纳凉。星光夜市里，年轻人在喧闹的音乐声中蹦着傣迪。女孩们换上租借来的傣族服装，被拥挤的人潮推着往前走。
西双版纳和香格里拉有着迥然不同的时间尺度——这里的一切都生长得太快了。
01
“战略储备”
从景洪向东驱车不久，就能到达基诺山，这里是我国最后一个被确认的民族——基诺族的主要聚居地。今年 2 月，我在基诺山参加过一次雨林徒步活动，活动的最后一项，就是带领游客去胶林体验割胶。
我对橡胶树没有太多的认识，不了解它和基诺山亲密复杂的关系。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橡胶树，它比我想象中细，两个手掌就能轻易握住。基诺族向导熟练地给我递来割刀，刀口要斜放在灰白色的树皮表面，一只手掌握方向，另一只手用力往下摁，在树身铲出粘稠的白色胶水。
这些胶水被发现时被叫作“树木的眼泪”，现在，它是胶农眼中的“黄金”。一棵橡胶树从 8 岁可以产胶，到 40 岁左右被砍伐，将为所有者带来持续三十年左右的收入。离开胶农的手，这些胶水会被制造成油漆、肥皂、高级家具、飞机和艇舰的轮胎。
加入世贸组织后，国内橡胶工业飞速发展。我国不仅成为全球橡胶的第一大消耗国，也是最大的进口国。天然橡胶和石油、钢铁、煤炭，同为我国的四大战略物资，国内 1700 万亩胶园一直发挥“压舱石”作用。
自 1963 年在基诺山试种橡胶成功以后，这个地区被视为宜胶地带，是战略资源的储备地。在政策和经济利益的推动下，2003 年前后，基诺山掀起了一场橡胶种植热潮。
一项记录显示，1980 年，基诺山橡胶种植面积是 221 亩，36 年后，这个数字增加了 400 多倍——18 万余亩（数据来自《云南省西双版纳州景洪市基诺山基诺族乡概况》）。放之版纳州，至 2012 年，西双版纳州橡胶林面积增加到 28.95 万公顷，大小近乎半个上海。（数据来自张佳琦, 薛达元《西双版纳橡胶林种植的生态环境影响研究》）
2006 年到 2011 年，胶价涨得最凶猛。当地村民向我回忆那些年的狂热。每家每户都踊跃进山，不惜砍倒雨林里原来的百年大树，造出一片片“新地”。为了有更多的土地种橡胶，他们往世代传下来的普洱古树茶地里套种橡胶树，直到很久以后，才意识到橡胶树对茶叶质量的影响。
他们甚至把橡胶种到了海拔 1200 米的陡坡地带，事实上，海拔 800 米以上的地区，橡胶产量低、收入也低。十多年过去了，那里的橡胶树不过胳膊粗，根本达不到出胶的标准。当地人无法得到任何收入，它们也不属于国家的战略储备。土地就这么浪费掉了。
橡胶的种植除了要考虑海拔、坡度外，也要顾及数量规划。根据西双版纳 2021 年公布的官方数据，版纳的橡胶林总额在 520 万亩左右，实际上的数字可能比这还要多。
橡胶树苗普遍要种植八年后才能开割。还不能下刀子的时候，村民们只能熬着。有的村民去贷款，先把苗种下，期待收成了再把欠款补上。
2012 年，一个惨痛的打击降临。由于国际市场的波动，天然橡胶的价格暴跌、持续低迷，开始了后来十余年的漫漫熊市。
割胶收入仅为原来的五分之一，基诺山的村民们从短暂的希望重新坠入绝境。胶价下跌，村民们开始慌了，他们舍不得砍去等了那么多年的橡胶树，只能僵在原地。
他们曾经高度依赖橡胶这个单一经济作物，一旦它的经济价值下降，就必须快速找到新的活路。但一个难以逆转的现实是，雨林已经支离破碎。如果此刻从空中俯瞰，基诺山连片的国有天然林大多只存在于一些高海拨的山顶，再就是部分村寨附近散落分布的集体天然林。
在我过去的认知中，雨林能够孕育丰富的生命，一定依赖于它肥沃的土地。但更准确的事实是，热带雨林是高温多雨的气候，由于强烈的地表径流和淋溶作用，土壤很贫瘠。雨林中的植物之所以长得高大茂密，是因为充足的光热与降水。新陈代谢过程中的枯枝落叶被微生物分解后释放的养分很快重新被植物吸收，很难进入土壤。如果热带雨林被伐光，土壤就会养分尽失，要想在没有植被的贫瘠土壤上重新造出一片森林，极为困难。
雨林们盛大、瑰丽，又易受威胁。
一本名为《雨林：留住正在消失的美》的书中，作者提到这样的观点，“生态系统越接近平衡，盈余越少”，也就是说，一个地区如果迎来了某种作物的丰产，那就意味着这里生态系统已经走向失衡。
橡胶林和大部分的热带树种一样，生长需要大量的水分和营养。割胶之后，这些原本会通过森林的水循环回到土壤中的水分会随着生胶被一起带走，再加上胶农会清理林下植被，加剧了橡胶林的干旱和水土流失，导致雨林表面径流消失。橡胶林的水流失量和土流失量，分别是同面积天然热带雨林的 3 倍和 53 倍。
橡胶热过去以后，基诺山的子民才有时间再度观察他们所处的这片濒临干涸的山林。
在基诺山现存为数不多的一处古茶园，我见到了西双版纳州热带雨林保护基金会的秘书长张锡炎。他戴着一顶棒球帽，穿着休闲。基诺山雨林修复，是基金会的重要项目之一。
我们对话的空间里萦绕着一层薄薄的雾，雾气和茶园的墨绿色裹在一起，一如故事中出现的女性，轻盈、无形，但是在每一个角落，都释放着生命力。
02
一座桥梁
没有橡胶林的日子，离布鲁都很远很远了。她今年 43 岁，长着一张饱满的圆脸，两颊挂着红晕，笑起来露出两排牙齿。向我回忆儿时的场景时，她的目光定在远处青绿的山尖。
布鲁都的名字，是“花朵”的意思。她原来是基诺山巴飘村的村民，是雨林里土生土长的小孩，真正的雨林之子。小时候，她像个野孩子，热衷往山上跑。一到周末，她就去林子里找野菜、游泳、捉活鱼。四五月份，基诺山的芒果就熟了，风时而吹落一片。她们一大早起床狂奔去捡，再慢点，野猪就会吃光光。她们自小在草木之间完成了有关生命的教育，对雨林有敏锐的洞察力，知晓蚂蚁蛋和野蜂巢的位置，能俯身判断麂子和野猪的踪迹，通过云朵来判断天气的变化。
布鲁都目睹基诺山丰富的物产，也目睹它的封闭。上五年级的时候，好朋友们凑在一起聊天，互相问，2000 年的时候，千禧年的时候，我们会在哪里？布鲁都望着森林，心里想，我肯定要出去看一下，我要去看看外边是什么样子。
2000 年那年，布鲁都真的去了北京。她从昆明出发，坐了四十八小时的硬座火车，到北京那天，天将要下雪，灰蒙蒙的。新世界和她想象中有些不太一样。
她先是在火锅店打工，结识了同是云南人的张锡炎和他的妻子。19 岁的布鲁都热情又勤劳，她从火锅店转到美容院做工，很快做到了高级美容师，生活越过越顺。但是紧接着，“非典”疫情爆发，美容院的生意大不如前，同时，布鲁都收到妈妈的消息。长年患有癫痫病的妈妈，发病越来越频繁，这个家庭需要长女来支撑。
2006 年，布鲁都下定决心回基诺山。她一边照顾妈妈，一边照顾家里的茶叶地。过去布鲁都想，她毕竟在大城市待过，视野不同，可能能找点新的出路。2007 年，布鲁都嫁去邻村巴朵，也是在那年年底，之前被炒作到天价的普洱茶价格跳水，茶价泡沫破灭，普降 20% 至 50%。影响延宕到 2009 年春天，茶叶供大于求，来收茶的老板极少。
茶要尽快出货。对于茶农来说，今天卖得的茶叶钱是明天的生活费。茶叶砸在手里，茶农的生活就变得十分艰难。
布鲁都农忙时在家边带孩子边手工炒茶，农闲时就去找零工做，日子紧巴巴的。最难过的时候，儿子腰白上幼儿园的钱都是七拼八凑借来的。
2009 年，老朋友张锡炎和妻子再次拜访基诺山，为布鲁都的生活敲下了一个转折点。在那一次重聚，张锡炎爱上了基诺山的山寨和雨林，也为布鲁都和村民们的贫困生活感到痛心，他很想为这个地方做些什么。三年前，他曾经召集大家捐钱捐物。“张哥，你能帮我卖茶吗？” 布鲁都渴望在被动接收救助之外，寻求能带来长久生计的真正倚仗。
采茶时，没有智能手机、MP3 的布鲁都只能发呆、做白日梦。当时她的白日梦很简单，“我当时就想，如果我有钱会怎么样，我会盖一个很大很大的加工厂，收茶农的东西，跟他们合作”。很长一段时间里，她都没有看到梦中场景的影子。
布鲁都的梦并不宏大，她只想让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但这个梦与十几年前结成的奇妙缘分一起，为基诺山架起了一座桥。
2012 年，张锡炎从媒体行业辞职，离开北京，定居西双版纳，并正式创立了帮扶云南边寨贫困茶农的“小象未来成长计划”。通过政府投标，张锡炎的公司承包下基诺山上的一片雨林，并开辟设计了名叫“小象之旅”的生态项目，除宣传当地茶叶外，还包括一条雨林穿越路线，邀请当地的基诺族人担任向导，由他们向外地游客介绍基诺族打猎的传统，讲解雨林里的动植物。
2017 年，张锡炎开始担任热带雨林保护基金会理事兼秘书长，“小象未来成长计划”加入雨林基金会，作为常设项目。
布鲁都有了新工作，她担任雨林餐的厨娘，丈夫周腰则成为游客们在雨林中的向导。同时，“小象之旅”雨林项目免费提供树苗，让来访客人有机会亲手种下一棵树。当客人亲手抚摸到土地和树木，作为基金会雨林项目的联络员的布鲁都就给他们讲有关这片雨林的故事。她最喜欢讲雨林里的食物，指着某种酸果，说它和某某鸡、某某鱼是最配的。
那时候布鲁都勤奋、开朗、善于学习，是张锡炎与基诺山村民连接的通道。她和张锡炎夫妇的友谊，也是一切变化发生的缘由。
最开始，雨林里被游客认领的树苗只有几百棵，后来渐渐多了起来。布鲁都的工作之一是定期走进树林，看看树牌有没有掉。每年她会拍两次照，传给认领树苗的客户。
每次做雨林的向导，所有关于林子的记忆再次涌了上来，布鲁都又闻到芒果的清香，听到潺潺的流水。儿时的布鲁都和步入中年的布鲁都重叠在一起。
她依然能够利落地砍落芭蕉的外壳，从中剥离出一段芭蕉树芯，递给游客，让他们嚼出里面饱满的水分。又或是砍下一块芭蕉叶，将它当作雨林餐的餐布。竹子可以用来做杯子，品尝温热的姜糖水，番茄可以做成“喃咪”（一种蘸水），尝起来酸酸甜甜的。在雨林里，她是最富有经验的引领者，也是外来者与雨林交流的桥。所有植物都能经由她的智慧，与人类互动。
参与设计雨林餐、雨林徒步，布鲁都找到了自己和雨林的连接，从过去的阴霾走了出来。后来，她和周腰开了一家民宿，名字取作“小布的白日梦”。
现在，布鲁都有了新的白日梦。未来，她想有一辆自己的车，有自由的时间，想去哪儿去哪儿。驾照考了，但她还不敢开车上路。等胆子大一些，兴许能去更远的地方再看看吧。
我问布鲁都，你最想去哪里？她想了想说，想去有海的地方，最想去的城市是上海。她总是想象那里海滩上水清沙白的场景，直到有一天有人笑她，上海城里是看不到海的。
03
植物味道
春末的雨有了迅猛的势头，我们坐在阿波布置好的室外茶室，看着雨啪嗒啪嗒，用力打着木屋的茅草屋顶。山体像一块巨型的海绵，不停吸收着从天而降的雨水。雨水喂饱成片的橡胶树，割胶的季节又要来了。
我对阿波的好奇心来自张锡炎。他说，有一天，他从基诺山回到家，就和妻子夸赞阿波，“我很高兴，巴飘有这么一个有能力、有见识的女人”。
阿波不是基诺山的原住民，她来自橄榄坝。橄榄坝位于澜沧江的下游，是西双版纳海拔最低的地方，旅游开发得比基诺山早一些。那里生活着少数的哈尼族人，阿波的家就是其中之一。阿波在家里排行老二。哈尼族重男轻女，教育资源全都流向家里的男性。大哥有机会读书，但是阿波不能，读到三年级，家里就再也不供她了。14 岁那年，阿波来到市里，在景洪带叔叔家的小孩。
1995 年，阿波和刀三在一家酒店工作时，认识、相爱。阿波是服务员，刀三是后厨的厨师。但在厨艺上钻研更久的是阿波。趁在酒店打工的机会，她学了不同少数民族的菜式，学了汉族饮食、傣味、哈尼味。
在景洪，她接触到不同的人，开始理解贫穷的根源是不善于分配资源。“（有些人）有一点收成，就在过年过节把所有的菜、猪都吃完，管它明天还有没有。”阿波说，“他们并不是因为没有收入才穷，是自己不会计划才受穷的。”
阿波想要学习城里人分配资源的智慧。1999 年，她和刀三结婚，来到基诺山。作为一个外来者，基诺山对阿波来说很陌生，她没有摩托车，哪儿也去不了。为了去周边的餐馆打工，她常常要步行五公里的路。她一路从服务员做到厨师，月薪从 3000 涨到了 8000。
当年离开橄榄坝，父亲对阿波说，不管去到哪里，自己都要生存下去，不要回来给我丢脸。她把这句话刻在脑子里，生活再怎么难过，她也要咬牙坚持一下。“以前，我很埋怨父母不让我读书，和他们怄气。如果我有文化，我会说多少话，会做多少事啊。”但是现在，阿波释然了，“我就这样挺过来了。”
2016 年，张锡炎看中了刀三家在老巴飘的宅基地，它很适合用来做雨林穿越游客的用餐点。当时拍下的价格是一年 3000 块钱。但是刀三的妻子阿波看着张锡炎说：“我租给你，你给我 3000 块钱也发挥不了作用。我的小孩现在要上学了，开销一定会越来越多，张哥，我能不能跟着你干？”
从那一年开始，由阿波负责游客的餐食。到了年底，阿波得到了大约 5 万的分红。她用这个钱，装修了新房，准备盖一家农家乐。
刀三的姐姐姿梅那时恰好从景洪市回乡，两个女人一拍即合，2019 年下半年，共同搭建起了这家农家乐。阿波不识字，就由姿梅来处理发票和营业执照，阿波善于做饭，姿梅了解基诺族的传统味道，两个人互相补足，一起设计菜单。
姿梅优雅、爱美，把睫毛化得又密又长。听说我要采访她，姿梅示意我先打住——在采访开始前，她要补个口红。
高三毕业后，为了赚钱，姿梅跟着同学去当过代课老师，一个月的薪水只有 120 块钱，太少了。她仅剩的路就是去务农。
她从小目睹母亲干农活时吃的苦。父亲是老师，老是在学校里待着，农活都积压在母亲身上。她像一个旋转不停的机器，在鸡鸭鹅中旋转，在家里的各个角落旋转，每天挂着一张愁苦的脸。那时候，姿梅暗下决心，“我要改变，我一定不能嫁给本地人，我不能再像那样去干活”。
很快，她走出了基诺山，在市里找各种各样的零工来做。所有限制她的框架，她全都渴望打破，最有力的印证，就是决定和一个汉人结婚——和外族人通婚曾经是基诺族的大忌。结了婚不久，她又很快离婚，此后再也没有进入婚姻。她没有多谈那场短暂婚姻的细节，只是说，“我这种很野的人，进入婚姻的话，是很受制的。对我来说，那不自在，我更想要自由”。
于是，一个富有野心的女性，和一个想要自由的女性，支撑起雨林徒步的后勤工作。每年 3 月到 6 月的森林防火期，就餐点不能生火，姿梅和阿波要在家里把包烧、汤水做好，再一一打包，放进收纳箱和保温桶。过去路没有修通，从家到就餐点有一段距离，她们把食物背在身上，徒步走进雨林。现在路况好了一些，车可以直抵就餐点。
姿梅知道，很少人能像她和阿波一样找到出路，90% 的胶农还在受和过去一样的苦，对未来充满惶恐。雨林徒步的收入很有限，“现在看是挺好的，但明年呢？后年呢？新的东西会变的，万一（那些游客）不想来了，玩遍了，这些模式又没收入了，他们还是得低着头去割胶”。
她和我提到“快速”对基诺族人带来的影响。在万物疯长的山林里，任何种子落下后都会很快长大，但随之而来的也可能是快速的消亡。基诺族本就是为数不多的、直接从原始社会末期进入到社会主义社会的“直过民族”。基诺族的人长久以来就在适应巨变，寻找出路。
她们想做慢一点的事情，比如在食物上的坚持。一些游客吃不惯雨林餐里包含的当地食物，例如酸蚂蚁蛋。姿梅坚持让这道菜留下。每年春天，族人会把蚂蚁包砍开，取出白花花的蚂蚁蛋，那是招待贵客的珍贵时令货。还有嘎哩罗凉拌茶，她记得小时候穷，就去树林里捡嘎哩罗的果实（当地味道酸涩的果子，即槟榔青的果实），把茶叶、果实和凉开水拌在一起，作为吃饭时的佐餐。
这些是基诺族的外婆们、妈妈们传下来的食物，也是她们长此以往和雨林相处的方式。以食物为载体，她们对植物发挥着充分的想象力。
一年“三八”妇女节，正是开花的季节。阿波设计了一套百花宴，用当季的花朵做了八道菜。每道菜味道各异，餐盘周围放上了花朵原型，有当季的炮仗花、白花、构树的花、萝卜花、南瓜花等等。当场所有人都为之震撼。
在姿梅和阿波一起设计的农家乐里，我发现了很多可爱的细节。她们在木柱子下方画了彩色的小花，有的还没来得及上色。卓巴房的茅草屋檐下，她们挂上竹制的餐具、工具，还有仿生小鸟。
阿波告诉我，她很感谢布鲁都。最初是她接手了布鲁都的活，参与到雨林餐的制作，才慢慢有了客源，有积蓄建起这家农家乐。
故事在此时轻轻打上了一个环扣。当我和布鲁都提起阿波的谢意，布鲁都笑着说，“我和她是同类”。
她们都是曾经出走、渴望改变的女性。
04
砍掉一棵橡胶树
近乎每个村民都和我提起割胶的苦。说起去割胶的数个夜晚，他们眉头皱了起来，露出恐惧的神情。
经过日间的阳光照射，橡胶树充分地进行光合作用，在树茎产出橡胶。凌晨的时候，胶树水分饱满，蒸腾最少，这是最好的割胶时机。凌晨两点左右，胶农们要踩着摩托，冲进浓黑的雨林，找到胶树，用刀子在树身割出胶液，弯腰起身几千次。回到家休息一阵后，还得趁胶液凝固前，把一碗碗胶液收回来。
山上的湿热环境容易造成风湿和关节炎。长期顶着射灯作业，胶农们的视力都下降得很快。搬动一桶 25 公斤的胶水，碰上滑溜溜的地面，他们很可能失手打翻。有时候，山林间的一场暴雨，会把那天的收成冲得一干二净。我很难体会那样的绝望，只听村民讲，有人真的趴在地上大哭。
他们说：“割不动了，就算过些年橡胶涨价，我也割不动了。”他们清楚地明白，孩子们未来要进城读书，也不可能再回山里辛苦地割胶。
摩托车进不了林子深处，只能停在路边。阿布记得，有两年山外小偷猖獗，专门来偷胶农的摩托车。她和丈夫割完胶回来，发现摩托车不见了。在一片黑暗里，她好想哭。一辆摩托车五六千，这得割多少胶才能抵得上。
“太受罪咯！”她笑自己。
见到阿布，是在她家的大厅。她才生过一场病，昨晚她在山里挖苦笋，被突来的雨淋得发烧了，全身发疼。但见面时，她慷慨地请我们坐下，手忙脚乱地拆茶叶的包装，准备泡茶。
阿布是布鲁都在老巴飘的好友，女人们常常聚在一起吃酒说话。越过寒暄，阿布露出爽朗的一面。她说话干净利落，还很幽默，时不时做一些夸张的动作和表情，逗我们笑。但是提起割胶，她的语气就沉下去。
和村里大多数中年人相似，橡胶树和阿布的前半生紧实地缠绕在一起，在她的生活中留下一道道割痕。
16 岁那年，阿布没有继续读书。由于不会说普通话，她害怕和汉人沟通，不敢去市里打工，就在家给父母帮忙。她继承了父辈的胶林和茶林，有了自己的摩托车，往返在村寨和橡胶树之间。
阿布和家人割了二十年的胶。到了出门割胶的时间，她就盼望下雨，那样就有合理的借口偷偷懒。实在起不了床，她看到邻居们把割好的胶水带回来，又好后悔，一天两三百块钱没了。她不能放弃生活最愉悦的部分——喝酒。前一晚如果喝了酒，到胶林就忍不住想吐。她绕着树摇摇摆摆地转圈，边走边割，边割边吐。
她对橡胶树又爱又恨，它是生活的希望，却可能会把她们拉入不可回头的境地。
雨林被破坏最直接的结果，是气候变化，水源干涸减少。大面积种植橡胶以后，西双版纳全年雨雾笼罩的日子从 200 余天缩至 70 天。今年春季，西双版纳干旱现象比往年更甚，三月底的开割季一直拖到了四月底。
宏大的气候变化降临到个体身上，变成了具体的事。今年的春茶收成很差，天气太干了，它们都不发芽。“胶树都慢慢地割不出水了。”阿布说。
基诺族信奉万物有灵。民间传说中，老一辈如果砍掉一棵树，就会在它倒去的地方放一颗石头，寓意与自然的交换。老巴飘所在的位置，曾经有两棵榕树，是当地人的树神。橡胶到来的时候，他们很快把善于保护水土的榕树砍了，腾地种橡胶。一次山地滑坡，冲倒了老巴飘的许多民房，村民们不得不搬离居住了数十年的家。没有人再停下来想一想，要还给山林什么。
以前的东西断了。20 世纪 80 年代，这片土地才结束刀耕火种的生活，现代社会的生活像投下了一颗迅速裂变的核弹，产生强烈的辐射。这座山被赋予了太多意义，它既要为国家的战略储备服务，还要成为人类摆脱贫困的依托。
“人类全新的地质时期......并不意味着一个美丽新世界的开篇，反而标志着人类已经成为地球的灾难，其严重程度堪比巨型陨石撞击地球。”作者约瑟夫·H.赖希霍尔夫在《雨林》一书写道，“然而，即使同样作为始作俑者，也并不意味着所有人的罪行都是相同的。少数人表现得像寄生虫，一味贪婪地索取以满足自己的需求，使得绝大多数人不得不为此承担责任。”
这座山的产出将被输向核心城市、输向工厂。最后承担恶果的，总是那些最贫苦的人。
“小象之旅”这条生态旅游的路子保护了一片雨林，给村民带来额外的收入，但还不够。张锡炎想要进一步消减橡胶树对雨林的破坏。2017 年，张锡炎带着雨林修复的想法，找到巴飘村的村民们。
小象雨林生态修复的模式很简单，“让老百姓砍橡胶，我们给他种树”。通过给村民发放树苗管理费的方式，鼓励村民砍掉橡胶树，改种多样化的本土树种，以此来慢慢扩大雨林面积。基金会免费给村民树苗，一棵树苗补贴 10 元钱。这些树种包括水冬瓜、麻楝、铁刀木、箭毒木、山桂花等，都是适应当地土壤和环境的树种。每一亩橡胶林最多种植 60 棵树，茶叶地至多 30 棵。
要砍橡胶树，村民们不干了。
村民们害怕被骗。在此之前，他们被“小老板”们骗过。卖茶的、卖药的、收橡胶的商人们前赴后继来到村民的家里，用金钱鼓励他们种油桐、种水果，但是作物种出来了，没有人来收。一起烂掉、浪费的，还有村民的时间。
阿布不相信这些外来人的话，砍掉橡胶去种树，如果到时候没人收怎么办？但她私底下和姐妹们聊天，忍不住地讨论，这件事可以做吗？
第一批只有八户人家参与了雨林修复项目。那年年底领钱，张锡炎把钱换成等额的现钞，一个小小的意外发生了，一位村民领钱时手一抖，5000 块钱不慎撒了一地。
阿布没有去，她在朋友圈看到现金洒落的滑稽视频，她意识到，生活可能有转机。她和两个最要好的朋友分别回家说服家人，试试看吧。要是不行，就把骗子给的树苗统统拔掉。其中一个姐妹马上去林草局走审批流程，砍倒了家里的橡胶树。
我听到阿布和姐妹们的故事，想象她们挥刀砍向橡胶树的画面。在她们身上，我看到女性与植物一种新的关系，她们不仅仅善于培育、维护，还勇于更新。因为不甘于生活被单一的作物控制着，所以她们在计算新的可能，来抹掉恐惧与刻痕。
现在回过头看，她们成了家庭内部重要的决定者。“他们的思想都很古老，很封建，只会干活、挖地，但我想要改变的，我想要越来越好。”阿布说。
阿布和我说，种树苗换来的钱，她们用来买全家的社区保险。一个人 580 元，一家四口就是 2000 多，和树苗钱相抵。胶农常有小伤小病，如果去看病，这个保险可以报销 70% 的比例。对于当地村民来说，种树、绿化，和自己的关系微乎其微，他们更看重生存。用树换钱，是最直接、最清晰的带来温饱的途径。
巴飘村已经有 36 户农家、200 多位农民参与雨林修复项目，树苗种植面积已扩大至 540 多亩，这些重生的树木为村民带来了超过 200 万元的收入。
05
答案的注脚之一
离开基诺山那天，姿梅邀请我们到农家乐的二楼，看看她做的衣服。二楼别有洞天，楼梯口正对着的角落，摆着两个衣架，上面挂着由砍刀布制作而成的外套、帽子和挎包。这是姿梅引以为傲的“服装店”，虽然品类不多，但是介绍每个样式时，她都神采飞扬。
基诺山的女性藏着很多惊喜和秘密。最初，她们是沉默、忙碌的模样，但聊起天来，我惊异于她们流畅、新奇的表达。
山林从未困住过她们。从她们身上，我看到属于女性的另一种劳作。它看似和生态修复、环境保护没有关系，却又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那就是在边缘提供支持。要让村民脱离和橡胶过分紧密的连接，就得提供新的答案，她们是这些答案的重要注脚。
当女性打破了生活对她的禁锢，她们会先活出自己，接着，她们总是会想到帮助别人。
在阿波的叙述中我得知，雨林修复项目最早突破的村民，是她的丈夫刀三。阿波鼓励丈夫做下了那个决定。她说，她当时没想过对方给的树苗能换什么钱。她只想到，生态恢复以后，茶叶品质能得到提高，能卖出更好的价格。
村民们保持质疑的时候，她挨家挨户去劝过，妇女们聚在一起聊天，她趁着聊天的机会，和她们解释修复的好处：“我们靠帮扶根本就帮不了什么，帮扶也可能会返贫的，要改变贫穷，只能靠旅游这些来致富。”最后，她和刀三一起游说了其他 7 户人家参与，织起最初的网络。
每一批雨林进山徒步的游客，通常会在镇上购买一双胶鞋。但是等到他们从雨林出来，这些普通胶鞋不会被带走，它们被丢弃在酒店、路边的垃圾桶或是后备箱里。胶鞋是天然橡胶的一种成品，它们抢夺了这个土地的许多资源后，又很快被人类弃用，成为垃圾。
阿波和布鲁都看到胶鞋的浪费，很心痛。她们做起了协调的工作，询问游客是否还需要胶鞋，得到赠予的许可后，将它们带回家，刷洗干净、晾干。她们挨家去问，“谁需要胶鞋？需要多少码？”把鞋子送给村里要下地种田的农民。
现在，姿梅是巴飘村的妇女主任。雨林徒步的淡季，她会组织村里的妇女到这个小屋里，教大家唱歌。其中一些古歌过去由村里的老者在村里办大事时演唱，唱歌的人往往是男性。但现在，这些歌谣都被年轻一代重新激活，不限性别，每个人都可以学会唱歌。这些歌谣有可能给她们带来新收入。“比如说有些游客吃饭的时候，我们来段表演什么的，产生的费用不多，她们这些妇女也有一点点零花钱来挣。”
女性对生活细腻的观察，像一根根银线穿在整个雨林修复的项目之中。基诺山的女性，不只有默不作声的付出，她们的生活掷地有声。
每天早晨，姿梅女士定点起床，组织全村开始做扫除。她相信只要把村舍打理好，就会迎接更多的游客。到了中午，阿波从菜市场拖回新鲜的蔬菜，有时，里面会放有鲜花。她有一个“超能力”，就是根据时令的不同，选择当季的花朵，做一道新菜。
傍晚，布鲁都和新一批游客从雨林里晃悠悠走出来，送餐途中她摔伤了脚踝，但她坚持一瘸一拐地张罗着民宿的事宜。
阿布跨上了她的摩托。在喝酒、劳动之外，阿布最喜欢跳舞。为了学新的舞蹈，她会对着网上的视频学习，再回来教村里的妇女。以前一天能学两三个舞蹈，现在要花两三个月才能学会一个。
夜幕降临，她要去练大鼓舞了，姐妹们正在等她。
看见边缘的叙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