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中国制造为何长期徘徊不前？

古人说道理往往是“近取诸身”，拿身边的事做比喻。可见在上古时期，华夏族的先民已有很好的制造工艺，制造玉器和骨器精益求精。事实上，中国具有悠久的文明史，即便很早时期的中国人也有相当高的制造技艺，比如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孙机先生就在《中国古代物质文化》中，以令人信服的史料论述了古代“中国制造”之灿烂辉煌。

但笔者却有不一样的感受：中国古代的物质文化或曰制造业横向比，在唐以前领先于世界，纵向比到了宋代已是高峰，从此之后，几乎没有太大进步，不但被西方各国赶超，而且差距越来越大。

就以建筑和冶金两大能代表传统制造业水准的行业为例，直到唐代时，中国至少在亚洲可傲视诸邦，日本从政治制度、文字到各项工艺，几乎都是拜中国为师。日本古城奈良仿照唐代的长安修建，于759年修建的唐招提寺是由东渡的鉴真和尚主持修建的，完全遵从唐朝匠人的工艺。梁思成评论道：“对于中国唐代建筑的研究来说，没有比唐招提寺金堂更好的借鉴了。”因为中国唐代的木制建筑基本毁掉，只在山西留下了两处。

到了今天，日本有一批专司古建筑维护和修建的工匠队伍，他们多为世代父子相传，一代代孜孜以求工艺的精进，其对中国古代建筑精神的领会和工艺的继承，已然超过中国的同行。

司母戊鼎

冶金也是如此。到了宋代，日本的武士刀已在中国有很好的声誉，欧阳修写的《日本刀歌》道：“昆夷道远不复通，世传切玉谁能穷？宝刀近出日本国，越贾得之沧海东。鱼皮装贴香木鞘，黄白间杂鍮与铜；百金传入好事手，佩服可以让妖凶。”这首诗感叹中国古代传说中能够“切玉如割泥”的昆吾之剑，早已渺茫难求了，而在一衣带水的东邻日本，却锻造出了真正名不虚传的宝刀。到了明代，日本的锻造技艺超过了它的老师中国，当时日本的将军派遣使节向明代皇帝献贡品，贡品主要有良马、倭刀、玛瑙、金屏风、扇子。拥有一本日本制造的武士刀，是上层社会值得夸耀的事情。

欧阳修的感叹其来有自，中国先秦时期，工匠对锻造技艺的追求一点不亚于今天所称颂的日本“工匠精神”。《搜神记》中有一则“干将莫邪”的传说：干将是春秋时楚国最有名的铁匠，他锻造的刀剑锋利无比。楚王命令干将为他铸宝剑。干将得令后，与妻子莫邪为楚王铸成宝剑两把，一曰雄剑干将，一曰雌剑莫邪。由于他知道楚王的性格乖戾残暴，所以在将雌剑献与楚王之前，将雄剑托付其妻传给其子，后来干将果真被楚王所杀。他的儿子赤成人后，莫邪指引儿子挖出深埋的雄剑，并说出其父的死因。赤最后完成父亲遗愿，将楚王杀死。

这虽然是一个复仇的故事，但反映出中国在春秋时代冶金和锻造技艺的水平之高。为什么到了宋代就开始落后于原来的东邻“学徒”呢？难道是后来的中国工匠变蠢变懒了吗？

当然不是，我们必须从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的变迁中去找答案，制度的变革而造成利益分配的变化和阶层的分化，因此会引起一些行业的兴旺和一些行业的衰败。或者可以简单地说，科举制是中国人重文轻工的一个重要的“指挥棒”。

干将所处的春秋和后来的战国时代，百家争鸣，儒学只是其中一家。孔子亦不轻视各类凭手艺吃饭的人，他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而且工匠的社会地位并不低，如大家所熟知的中国建筑业以及木匠的鼻祖鲁班，即鲁国的公输盘，凭自己的技艺做到了楚国的大夫。《墨子》载：“公输盘为楚造云梯之械，成，将以攻宋。子墨子闻之，起于齐，行十日十夜而至于郢，见公输盘。”

墨子像是一位工匠界的行业领袖，他少年时代做过牧童，学过木工，大批的手工业者和下层士人追随墨子，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墨家学派，成为儒家的主要反对派。他见到公输盘之后，两人进行工程器械的推演，“子墨子解带为城，以牒为械，公输盘九设攻城之机变，子墨子九距之。公输盘之攻械尽，子墨子之守圉有余”。公输盘认输了，于是放弃了为楚国造云梯的计划。

管仲

齐国的相国管仲提出著名的“四民分业论”，即“士农工商”四种身份的人分开居住，分别培养，使各自的技艺能臻于完美。对于工匠，他的建议是：让手工业者聚集在一起居住，观察四季不同的需要，辨别器用质量的精粗美丑，估量它们的用途，选用材料时要比较其中的好坏并使它恰到好处。“旦暮从事，施于四方，以饬其子弟，相语以事，相示以巧，相陈以功”。年少时就学习技术，他们的思想就安定了，不再见异思迁。所以父兄对子弟的教诲不必经过严肃督促便能完成，子弟的学习不费力气就能学好。这样一来，手工业者的弟子就总还是保持手工业者的身份。

士农工商的职业世代相传，当然会导致社会僵化，不利于阶层流动。但从职业培训的角度而言，在交通与教育不发达的古代，父子相承、兄弟互助，是技艺养成与提高的便捷方式，即“相语以事，相示以巧，相陈以功”。

然而，从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作为可以和儒家抗衡的墨家衰落了，墨家的衰落也伴随着工匠社会地位的大倒退。帝制时代是以农立国，以士治国。士和农是统治者的基本盘。而工匠如管仲所言“群萃而州处”，大家集聚在一起并住在城镇里，而商人则是四处流动，不利于统治。因此长达两千年，工与商是被统治者歧视的，帝国各种制度的设计是对其进行打压和防范的。这两种职业之所以还存在，那是社会需要建造房屋、制造器物，需要货物的流通，不得不允许这类人的存在。

可以说，中国的工匠和商人，在两千余年的帝制时代是在夹缝中生存。

隋唐科举制的兴起，更使工匠群体边缘化，“士”与工匠的社会地位差距越来越大。当唐太宗看到新科举子从皇宫门口鱼贯而入时，自得地说了句“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科举制对有限地促进社会平等、阶层流动起到很好的作用，使平民子弟能够进入到国家的管理层。“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是许多贫寒家庭子弟的人生梦想，“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体现了社会的价值评判。可在另一方面却使中国付出了代价，其中包括制造业技术进展缓慢，有些领域甚至出现了倒退。

社会上的聪明人都想着去读书，应考，当官。而去做工匠的，往往是被生活所迫的贫寒子弟——如果家有几亩薄地，能够好好当农民，便很少去当学徒，去忍受几乎是当师父奴仆的虐待。而一个能工巧匠如果凭手艺过上了不错的生活，手头宽裕了，他想到的一定是让儿子去读圣贤书，参加科考，脱离工匠阶层而做官。于是，整个工匠阶层都是没受过什么教育甚至大字不识几个的体力劳动者，工艺的好坏完全靠工匠的经验和敬业的态度。偶然出现的大工匠只是凤毛麟角，并不能以某种教育培训体系来批量地养成。

这就能够解释中国古代没有从工艺迈进工程技术科学的门槛。中国古代在工程技术领域确实相对同时期的其它国家水平较高，但这些成就都是建立在工匠的经验之上的，没有从科学层面进行总结、归纳。如明朝的造船业发达，那是工匠代代相传的手艺使然，但工匠并不懂得浮力定律。建筑学也同样如此，中国古代工匠不懂得结构力学、材料力学。纯靠经验再往上走，很快就到了天花板，不可能有大的突破。

这个社会受到良好教育的一群人在做什么？他们在读“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幸运者通过一次次考试做了官，又是靠儒家伦理治理国家，一些财务、法律等专业性工作委托给师爷。一群没受过良好教育的工匠，他们中间即便有特别聪明的人，也只是学习师父的手艺更快而已，怎么可能系统地总结出现代力学、物理学和化学的知识，进而有各门类的现代工程学？欧阳修夸“宝刀近出日本国”，怎么不想想中华上国的士大夫，包括他自己，有几个愿意和工匠一起去研究锻造工艺的改进——那是他们瞧不起的“贱业”。

北宋主管皇家工匠的将作监李诫编纂的《营造法式》，详细记载了建筑构件模数系统，将材料和零部件尺寸分类、分级与标准化，使得工匠们在动工之前就能列出一份完备而准确的用料表。

但这部书只是对千年来中国建筑工艺的一种经验总结，并没有太多学科意义上的突破，李诫的身世，后人也了解很少，甚至这部书的编纂者叫“李诫”还是“李诚”，尚有争议。而历史上那些达官显贵、英勇武将、文人墨客，甚至打家劫舍的好汉，史书记载是何等详细。中国古代典籍浩如烟海，但记载工艺如《齐民要术》《天工开物》这样的著作比例很小，像宋应星这样愿意去调查、总结工匠劳作经验写一部《天工开物》的士大夫太少了。而宋能这样做，也是因为他科举失利：万历四十七年，宋应星与其兄一起入京参加会试，没有考中。此后，他们于天启及崇祯初年再试，均告失败，从此遂绝科举之念——这才有时间和精力写这类大官们不屑的“闲书”。即便如此，宋应星也只是一个旁观者、总结者，不是进行实际操作的大工匠，能实操的工匠多是文盲、半文盲，自然无法将工艺理论化。

中学历史课本对黄道婆大书特书。她是元初著名的棉纺织家、技术改革家。由于传授先进的纺织技术以及推广先进的纺织工具，而受到百姓的敬仰。黄道婆少年时流落崖州（今海南岛），师从黎族人学会运用制棉工具和织崖州被的方法，回到松江后教人制棉，传授和推广“捍（搅车，即轧棉机）、弹（弹棉弓）、纺（纺车）、织（织机）之具”和“错纱配色，综线挈花”等织造技术，使松江棉布畅销天下。这样一项重大的技术改革与推广，竟然是由一位身世坎坷的妇女完成，为何？原因很简单，读书的士人谁会去做这个？

政治制度决定着工匠阶层的受教育水平低，同样也决定着商业文化的发达程度。制造业和商贸业是车之两轮，鸟之两翼。制造业的利润，必须通过商业才能实现，而中国古代对商业进行打压，到了明清两代，更是由朝廷垄断对外贸易（如清代指定“十三行”）。非自由竞争的商业环境加大了工匠在贸易中的弱势地位，普通工匠辛辛苦苦，也就果腹而已，多数工匠的生存状况是很差的。怎能希望一些活得没有尊严的工匠们去进行技术革新，促进中国制造业发展呢？

欧洲和日本的制造工艺发展，所处的社会环境和中国大不相同，欧洲和日本经历了真正的“封建”社会。西欧的封建主在辖区内高度自治，日本诸岛的大名也是如此。各封地多是世袭，西欧的“世官”制延续到资产阶级革命，日本的“世官”制则延续到“明治维新”。工匠与农民、商业处于平等的地位，一些平民家庭的俊秀子弟也愿意去学手艺，有些工匠家族则是数百年不衰，工艺一代超越一代。而且由于没有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封建主和诸侯彼此竞争，工匠阶层和商人阶层有更大的生存空间，优秀的工匠可以脱颖而出，凭手艺过上好日子，并受到全社会的尊重。各作坊和工场可以联合起来形成行业协会，维护本阶层的利益。 与中国工匠单打独斗，甚至祖传手艺不传外人相比，欧洲的工匠较早地出现了组织化和职业化。到了“工业革命”时，英国等国有了“专利保护制度”，更是鼓励工匠进行技术革新，不断改进工艺——一个人一项技术的发明或革新可以让几代人过上富足的生活，反观中国，技艺高明的能工巧匠在官吏面前都是唯唯诺诺的草民。

组织化和职业化是工匠的重要特性，而组织化和职业化的建立促使一代代工匠在传承中创新，这种传承和创新才能培育出“工匠精神”。古代欧洲手工业行会之所以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和城市化的动力，正是由于其极其有效地保障了各种工匠技术的有序传承、不断改进和广泛传播——这也是西方现代职业教育之滥觞。

1860年10月，英法联军进入北京，焚毁了圆明园。随同侵略军的法国公使团有一位叫乔治·德·克鲁勒的外交官写了一部《进军北京》的书，记录他在北京的种种观感，此人对中国的建筑、器物观察极为仔细。他在书中描述道：“城内到处都是破败不堪的老房子和废墟，没有任何破土动工建造新房的迹象。清廷在物质上和精神上久已停滞不前。”他进入紫禁城前经过一道显示皇家威仪的拱形门：“这道门由4个木制脚手架支撑，高约15米，倒还算结实，上面有些中式的装饰和一些奇形怪状、花花绿绿的图案。这就是我们坐在扶手椅里、阅读游记时在书中看到的壮丽景象！近来，竟然有学者将之与凯旋门相比，这种东西怎能与我们国家的建筑相媲美呢？”

这位爱好艺术的外交官还去了北京的旧货市场买工艺品，看过一些瓷器和景泰蓝后，他的断言竟是：“中国人没有艺术概念，没有艺术品位，也没有美感。”“形状对于中国人来说毫不重要，原材料价格高低和加工难易程度才是决定工艺品价值的要素，混杂、凌乱的堆砌、色彩的冲突，这些都是吸引那些缺乏判断能力的人，令他们备感振奋，也就是他们口中所谓的美感和艺术品位”。

这些话当然充满着一个侵略者的傲慢与得意。但是仔细分析，我们不能否定他说的是有几分道理。他所说“没有艺术概念”的中国人，当然只是制造这些瓷器和景泰蓝的中国工匠。一些没读什么书的工匠，从事如此“贱业”，只可能因循守旧，按照祖师爷传下来的样子依葫芦画瓢，不但工艺技术上难以有进步，审美趣味更不可能有多高水平，只能在材料和繁复的程度上做文章，以求卖个好价钱。而当时的英、法等国，无论是建筑、纺织，还是冶炼、机器制造实在超过大清朝太多了。这也是六千多英法联军能在通州八里桥对僧格林沁的三万铁骑进行毁灭性打击的原因。

中国的制造业水平开始提升，那是英法联军烧了圆明园、开明官员开启“洋务运动”以后的事了。清朝在1905年废除科举，引进西方近现代学制，包括兴办许多近现代的职业学校和大学里开设工科院系。许多年轻人进入采矿、纺织、冶炼、机器制造的学校和专业，比如鲁迅考入南京矿路学堂；毛泽东初到长沙还报考一所制造肥皂的学校。“中国制造”才慢慢地告别古代那种少有创新、单凭经验的重复劳动，有了真正意义上质的飞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