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非洲故事”，却发生在广州 | 《广州梦工厂》中的“巧克力城”

25年前在西非国家加纳工作时，美国导演克里斯蒂娜·贝杰利买到一把心仪的菜刀。几年前她想再买一把，却发现那里的商品都变成了“中国制造”。

贝杰利有点担忧，但加纳商贩们兴奋地讲述中国带来的商机，又令她心生好奇。“也许中国掌握着让非洲发达的关键？”

2011年夏天，贝杰利和制片人艾瑞卡·马库斯来到华南，“被广州的商业、发展和交通所震惊”。每年有近50万非洲人穿梭于祖国和广州，有些人甚至在广州定居。小北路周边几公里形成了非洲人社区，那里一度被称为“巧克力城”。

此后几年，贝杰利和马库斯往返加纳和中国，记录那些在中国谋生的非洲“梦想家”。由此拍成的纪录片《广州梦工厂》，在2017年广州国际纪录片节展映。中国观众最具代表性的反馈是：“我知道广州有很多黑人，但从来不了解他们的故事。”一位教师帮非洲来的学生租房，房东一听是非裔就拒绝了。

贝杰利在广州遇到的非洲人却很少主动谈论种族歧视。“如果他们没有讲述关于种族的事情，那就不是他们的头号问题”。贝杰利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她更常听到的是“没工作”和“签证就是一切”，工作、签证与居住才是大麻烦。

尼日利亚青年埃米带贝杰利乘缆车登上白云山。“升得越高，就越感觉会摔个粉碎。”埃米恐高，但俯瞰天河区和白云区，还是心满意足地夸赞，“非常美，非常好。我在尼日利亚看到的中国，和我来之后看到的完全不同。”

埃米2006年来到广州，和大多数非洲人相仿，目的是寻找生意机会。他后来却成了“尼日利亚社区办公室”的工作人员，热心于非洲社区的活动，还打算拍一部关于广州非裔的电影。

电影终究没拍成，贝杰利让埃米尝试还原剧本里的故事。埃米就走上街头和公交站台，四处问路：“我想去东京，哪里可以坐111路公交车？”行人都迷茫地摇摇头。

所谓“111路公交车”并不存在。很多非洲人是被骗来中国的，中介承诺带他们去欧洲或日本，前提是从中国中转。中介带他们来中国，收钱后哄骗他们自己坐公交车去其他国家——111路或555路，“他们什么都编得出来”。

肯尼亚人伊娃因此而留在中国。她许多年前在街头看到广告，应聘来中国当英语老师，到中国后才发现上当。非洲中介打发她去北方，从义乌到长春的火车上，人们离开座位跑来看她、与她合影。“他们觉得见到一个黑人很新奇，有的人很兴奋，想摸摸你，摸摸你的肌肤是什么感觉。”回想这一幕，伊娃觉得十分有趣。

伊娃失业了一整年，一直在努力获得工作签证。出国本是为了供养肯尼亚的家人，包括正上学的儿子，结果反而需要家人寄钱资助，伊娃非常内疚。起初她不愿面对镜头，贝杰利告诉她，也许她的遭遇能提醒其他在非洲的女孩警惕非法中介，于是她说出了自己的故事。

贝杰利和马库斯花许多时间在小北街头晃荡，经常把人拦下来，问同一个问题：“能说说你从哪里来吗？”她们遇见形形色色的人，攀谈、相处，再征询对方是否愿意被拍进纪录片。

《广州梦工厂》就像一部公路电影，大量人物在片中现身，讲述自己的故事。“广州是一个地理上非常多样的地方，居住着许多人，每个故事都非常不同。”贝杰利说，“我们想呈现不同类型的挣扎或成功。”

确实有不那么令人心灰意冷的故事。金斯利看上去就是“成功者”，戴着耳麦，干练地指挥工厂作业。他在祖国喀麦隆读完大学后，经朋友介绍去山西教了两年英语，并在那里遇到后来的太太。不到40岁，他就拥有了西服工厂、造纸厂和货物航运公司，成了喀麦隆最大的西服供应商。他在中国购买原料，雇用本地工人加工，把产品卖回非洲。

在埃米的剧本里，主人公就像金斯利一样，在中国经商成功，志得意满。那主人公还娶了一位中国太太，并生下“中国奥巴马”。在广州的非洲社区里，人们这样称呼混血宝宝，因为“一半中国血统，一半非洲血统，有着无限的可能”。

跨越族群和文化隔阂娶到中国妻子，对这些非洲男人来说并非易事。贝杰利注意到，很多嫁给非洲男人的中国女人也是外来务工者。非洲人渴求签证，她们渴求户口，“也许正是双方都是外来人口的想法，让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彼此相通”。

对于这些中国女孩，出国也是机遇。东北女孩Lily告诉她们，自己第一次看到非裔只感觉害怕。她是天主教徒，在教堂认识非洲丈夫后才发现，“嫁给非洲男人如此自由”。

“在某些情况里，婚姻确实是一种融入的标志。”贝杰利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2013年，贝杰利雇用了一位中国摄像师，十七岁的儿子也趁假期来中国帮忙。队伍壮大了，但仍旧不像摄制组，“只是几个人在街上闲晃”。

但他们很难不引人注意。贝杰利苦恼于无法像一般纪录片导演那样，把自己隐藏在人群中间。他们在越秀公园散步，总有中国旅客凑过来。“他们会和（公园的）雕塑拍一张照，然后和我们拍五张。”她为此哭笑不得。

拍摄者在非洲人社区也同样显眼。柏乐商贸城是受非洲商贩和买家欢迎的集散地，极少出现其他肤色的来客。“没有人觉得我们只是去那里购物的。”贝杰利架起摄像机，人们走来走去，投来疑惑的眼神。有人甚至坐在一旁，像摄制组成员一样询问摄像机的详情。

有时他们得花上近一个小时，为好奇的路人解释自己的工作。分工很明确：贝杰利懂法语，负责向非洲人解释；马库斯会说一点中文，主要和中国人沟通。

马库斯对中国非常熟悉。1970年代，中美关系正常化不久，她就来中国交流学习。她的第一份工作是协助著名导演胡金铨做些零工，由此开始自己的电影生涯。她每隔两三年就回到中国，一直为来华拍摄的西方导演提供帮助。

1990年代，马库斯在西安的寺庙遇到一位中国游客。对方提问：作为一个外国人，看到中国有这么大的改变，怎么想？马库斯打趣地反问：“中国人不是应该更清楚答案吗？”对方回应：不知道，很迷惑，之前有手表、收音机、自行车，生活非常丰富，现在有了电视、空调、洗衣机，“觉得生活好像有一点复杂”。“复杂”这个词令马库斯印象深刻。

拍摄《广州梦工厂》时，她们也遇到不少中国人。Tina是柏乐商贸城里为数不多的中国店主，曾经在非洲做小生意，发现中国有中非贸易市场就回到了广州。Tina找到贝杰利，要求受访。她抱怨那些尼日利亚人“不讲理”，导致市场交易混乱。

另一个中国人Michael是贝杰利下榻旅馆的大堂经理，旅馆的大多数顾客是非洲人。他的态度与Tina完全相反：“他们每一次来中国，都会刺激当地经济。他们会买很多东西，有时会进行两个货柜以上的服装交易……我觉得非洲人来广州，是给广州带来一种机遇。”

从学生时代起，贝杰利就对非洲移民问题非常敏感：“非洲在美国媒体是被消极展现的，对非洲的描述更多是为了美国的政治正确”。她在法国读大学，主修国际经济与政治，1994年移居巴黎。二十多年来，她与多位非洲导演合作，在数个非洲国家拍摄纪录片。

“我长时间与非洲人合作，是想让他们知道，这是他们自己的故事，并且由他们讲述。作为局外人，我觉得这非常重要，我的角色只是协调人。”贝杰利说。

贝杰利和马库斯在旧金山相遇，决定合作《广州梦工厂》时，寻找经费成了一个难题。有投资意向的电视台或基金会，都会抛出一个让她们难以回答的问题：为什么我们的观众会对非洲或中国感兴趣？

“在美国，你会觉得人人都有工作，国家富足，自己没必要向外看，因为我们什么都有。”贝杰利遗憾地说，很多事共同塑造出这种视野和政策。

《广州梦工厂》在美国放映时，观众兴奋地告诉主创，片中故事和美国很像，那简直就是他们的家庭和故事。

广州可能重演了美国人司空见惯的移民故事。查丽诗2007年出生在广州，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她是班里唯一的外国人，和其他孩子相处融洽。妈妈时常提醒她：“你是尼日利亚人，不是中国人。”

“这不就是典型的移民故事吗？移民父母挣扎、牺牲，孩子则融入、成功。”贝杰利说，“父母努力工作，只是为了在这场迁移中取得一席之地，让他们的孩子得到教育，能够过一种正常的生活。”

变数在于中国并不是移民国家。

查丽诗没有中国身份，只能去私立学校上学，时常接受“签证是否更新”的问询。“即使她能够留在中国，我也不知道她满18岁之后会发生什么。”贝杰利的假设没有成真，拍摄完成后几个月，查丽诗和妈妈都被遣返回国。

2015年，贝杰利再来广州，看到的景象也大为不同：商铺关门，两年前拍过的商场结业；社区变小，夜晚街道上的游荡者多了。国内外媒体也大加报道，宣布“巧克力城”正在萎缩。

对于埃米他们，签证准许停留的时间“远远不够时间采购”。贝杰利认识的非洲人陆续离开中国，大多回国，有些人继续漂泊，辗转前往东南亚、印度或日本。

贝杰利在洛杉矶放映这部纪录片时，一位非洲导演告诉她日本的情况相似，没有移民历史，缺少完善的移民政策和融入机制。贝杰利不免担忧起非洲朋友们的未来。“看看美国现在正在发生什么？连我们的大门都在关闭。对移民来说，情况越来越糟糕了。”贝杰利说。追溯移民的动荡命运，贝杰利最终的疑惑是：非洲人为什么不能在自己的国家发展？

时过境迁，金斯利成了罕见的“成功者”。他去美国继续经营工厂，被问及为什么不回国时解释：“在喀麦隆开工厂，事情要困难得多。首先是税收，官员们需要收受贿赂，如果你不肯给，他们会直接让你倒闭。其次，运输、电力、原材料都成问题。”

尼日利亚也存在电力匮乏问题。不少生意人称，如果尼日利亚有足够电力，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回家。“其实我们有资源、有能力。”埃米说，“问题就在于政府。”

影片最后，贝杰利采访了加纳银行家安达尼，回溯1960年中加建交以来，两个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差距如何越来越大。“我越喜欢这些故事，就越想把它放入一个更大的历史性、全球性背景中，越想用自己的知识背景去叙述，以在某种程度上反映我在非洲生活那几年所看到的一些变化。”贝杰利如此解释。她在旁白中强调：“这是一个非洲故事。”

马库斯也感叹：“在我的生命历程中，中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我已经认不出来这是当初见到的中国了。为什么它不会发生在非洲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