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 | 别把观众当“傻瓜”，影视创作不能靠“拷贝”

原文 ： 《大量“拷贝”导致观众审美疲劳》

作者 | 上海东方电影频道  李敌非

图片 | 网络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化产品无论种类还是产量，发展速度是惊人的，其中尤以影视作品为最，量居世界第一。然而，影视创作的现状并不乐观，有些影视作品的质量令人堪忧。

这几年，我国影坛上好的影视作品有，如电影《桃姐》、《唐山大地震》等，电视剧《江塘集中营》、《铁血壮士》、《母亲，母亲》等。这些优秀影视作品的创作，具有较强的审美意识，奉献给广大观众的是一个个战争时期和现实生活中的可敬、可赞、可叹的典型形象。人们从中不仅获得了艺术愉悦感，还得到了精神上的激励。但是，也有不少影视作品制作粗糙，为观众所否定；有的甚至逃离影院，在体育场馆的商业促销活动中沦落为免费放映的“赠品”。这类影视创作的共同致命点是审美意识缺失。

影视作品的特殊性在于对接的是“精神消费”，因此，美的享受应当占据影视作品质量的首位。 艺术作品美的创造不取决于“钱”，而是取决于从事艺术创作的审美主体，对审美对象的正确体验和长期积累的审美体验成果即审美经验。这就是同样的投资，为什么不同的编导会产生或失败或成功的不一样结局的原因。所以，我们不仅要懂得消费者会拒绝伪劣商品的道理,还要懂得观众会拒绝缺失审美意识因而审美价值不高的伪美影视作品的道理。

问题的关键，似乎还不仅仅在于一些影视投资者的非理性诉求。 在物质利益占主要地位的制度社会里,虽然身为特殊意识形态领域的影视创作人员，只要不以职业的社会责任感约束自己，“唯利是图”的魔影便会像堂·吉诃德的侍从，紧紧尾随着你。

资本积累的一个不道德的特征就是偷工减料，以次充好，以便以最小的非正常投入换取最大的非正常收益。 于是商品市场里手机有“山寨”，服装有“贴牌”，出租车有“克隆”，影视创作队伍里便出现了“拷贝族”。就2012年开春以来，屏幕上爱情片、家庭伦理剧蜂拥而起，大多内容雷同：“小三”角色几乎成了一些爱情影视剧的“百搭灵”，好像人间恋情没有“小三”就进行不下去；在家庭伦理剧里，不是恶婆婆泪媳妇，就是刁媳妇泪婆婆；丈夫或公公或岳父，又是一个模子里浇出来的傻兮兮的“缩货”……

创作是艰辛的独特性精神劳动，创造是艺术的本质；而生产制作是同一件物品的物理性批量复制，依赖于技术。影视创作中的“拷贝族”，混淆了艺术创作与生产制作两种不同质的行为，投机取巧，不对复杂生动的现实生活进行独立的美的探索，东“拷贝”一个剧情，西“拷贝”一个角色，拼凑成一个跟风的主题；将他人的审美成果当成自己的审美成果，截断了艺来与对象的直接创造性联系，使作品成为再三的复制品，作品的审美意识也自然而然地再三被弱化。 正是这种大量的“拷贝”“复制品”，制造出了影视观众的审美疲劳。 列宁说：“在所有的艺术中，电影对我们是最重要的。”梳理影视创作中导致审美意识弱化的一些倾向性问题，强调主体与对象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审美关系，有利于我们排除各种艺术外的干扰，坚持艺术创作规律，从根本上提高影视作品的质量。这是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需要，也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

“生活熟悉”的要求，给艺术家“沉入生活”提出了一个“度”的标准，即“亲历度”。 熟悉创作素材的“亲历度”，与蜻蜓点水地作秀式采访格格不入，是严肃的艺术创作活动的要素。问题是，伴随成长经历的生活经验，对艺术家来说是有限的，不能充分满足创作的需求。艺术家所依赖的创作素材，很多情况下是没有“亲历度”的生活，缺乏从感性到理性的认识过程．无法形成创作的审美意识，难以产生典型的艺术形象。

对于陌生的创作素材，艺术家只有两条路可走： 第一条路，直接体验生活，再造“亲历度”。 《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是拜伦创作的轰动欧洲诗坛的长篇抒情诗。拜伦是个跛脚，他为创作这首诗，先后两度游历欧洲各国，历时五年之久。拜伦在再造“亲历度”中，是完全把自己“摆”进生活中去的。他目睹了各国人民反抗暴政和侵略者的斗争，并且参加了意大利爱国者的组织“烧炭党”。来自于严酷现实的审美意识，使拜论的长诗开了英国浪漫主义文学以政治和社会问题为题材的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