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正处在一个快速变迁的世界。在社会科学界，我们观察到问题意识似乎悄然发生着转变，过去流行的分析工具开始被更多地批评和反省。在具体的知识生产中，跨国的经验和理论对话正在遭遇新的阻力，年轻学人的成长和实践面临着新一轮的迷惘和挣扎。几个月前，随着香港大学刘思达教授在北大社会学刊创刊号上发表《二十年目睹北美社会学之怪现状》一文，这些议题在过去几个月里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和争辩。城识编辑部中国人民大学的助理教授赵益民、北京大学的助理教授程莹、同济大学的研究员唐敏、香港理工大学的助理教授战洋，与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博士后刘烨、美国东北大学博士候选人杨一萌围绕这些议题展开讨论。本文为城识编辑部与澎湃新闻合作刊发的文字稿。
1. 现代性还是不平等？反思社会科学的问题意识
一种批评声音是，70年代后，西方（尤其是美国）社会学的核心关切逐渐从“现代性”滑向了“不平等”问题。（西方学界）在“政治正确”的笼罩下，更多人只讨论具体的社会不平等现象，而放弃了社会学传统中对现代性的理论追寻。
真的是这样吗？中国学术脉络的变迁是怎样的、有何不同？针对中国社会的问题意识应该是什么？中国的问题可以和更广泛的西方学术脉络产生对话吗？
刘烨：
在社会学界，“不平等”问题其实是多年来美国社会学界早已形成的、高度规范化的核心议题：一个是不平等，一个是社会运动，以及随之产生的大量相关的量化研究。是否讨论“不平等”和是不是左派之间没有必然联系。
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说，比如说新学院（New School）的社会学在北美是非常
非主流
的。它延续了欧陆的传统，基本上是在社会理论——而非社会学理论——的框架下讨论，而不怎么触碰经验研究，更不必说量化研究了。
而且，一个学者研究不平等，并不表示他有多么强烈地支持所谓社会平等。像社会分层这样的研究可能是一个描述性的研究，也可以是去政治化的。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具体来看，直接把不平等研究和所谓的左派声音的扩大划上等号毫无必要。
进一步看，今天所谓“政治正确”或所谓左派，其实是保守人群首先喊出来的。在真正的政治光谱上，这群人可能不一定是真正的左派，但是被右翼定义为左派，并和右翼形成了镜像关系，右翼也是通过定义对方而被定义的。所以这些概念成为了一个空洞的能指，变成一个扁平的、同质化的东西。两拨人越来越两极化，越来越成为一种自我认同的建构。
杨一萌：
我觉得关键点是，针对所谓从“现代性”向“不平等”的转变，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发问？可能不同立场有不同的观点。一个持保守立场的人可能会说，这帮谈不平等的人都是左派。但特别要注意的是，这些人所说的左派是什么，他们是怎么想象所谓“左派”的。
刘烨：
从现代性到不平等的主题转变，是不是确实发生了？
我不认为是这样。美国社会学曾经对“现代性有过核心关切吗？真的没有。甚至可以说，美国社会学就是建立在对现代社会学的拆解上的。现代性从欧洲社会理论起源，之后流向美国，然后不断适应美国，适应了一个工业民族的社会语境，在这个适应的过程中，大量的理论被扁平化处理了。北美社会学总体来说不是不够理论，而是在根本上反理论的。作为一个概念范畴的“现代性”是不入其法眼的，尽管它还是会讨论现代社会的种种现象。
从19世纪中后期开始，美国成为了一个近乎是人类历史上最纯粹的工业化社会。它基本上没有经历过农业时代。它是一个如此单调，但又如此奇迹般地在现代工商业规则上展开的一种社会生活。美国人对他们社会生活的理解，和欧洲偏向人文化、理论化的路径是有很大不同的。我们是在今天把美国归结为是现代性工业社会，但在当时，这不是他们的自觉。
Source: Library of Congress
战洋：
这个观察我是同意的。我和赵老师应该是同一代人。我们2000年初期在北京的时候，现代性问题对于中国知识界来讲是个核心议题。我们当时读理论，很多时候是从后现代理论进入，但在我们脑子里始终有一个现代性问题作为核心参照。从这一点来看，反而欧洲和中国有很多可以衔接的地方。我猜测，当年一代的年轻学生都是受相关议题影响，他们现在成长到三四十来岁，但问题意识是在当时中国脉络下形成的，而不是受美国训练的结果。
赵益民：
当时一个大背景是，在80年代和之后相当一段时间，我们整个国家都处在“再启蒙”的语境里，我们试图重启对现代的追寻。所以现代性的问题意识，植根在跨越了数十年的中国社会科学知识分子的脑海里。对很多人来说，
现代化及其理论已经不再是冷战下美国的意识形态工具，而是大家的切身体会和期望
，并一直延续到现在。
程莹：
我想插入一些直观感受。近期有些“保守”倾向的学者，面对西方（尤其是美国）学界的研究倾向和变化，特别来警告中国学界，似乎是在提醒中国年轻学者和学生不要“跟风”做某些研究。但问题是，他们讨论中指出的一些议题，比如种族、性别等，在中国当下的研究中实际上很少作为主流议题被关注。
我还想请教一下大家，如果说在20多年前，（在中国）大家关心的是现代性的问题，那么现在大家有没有关注的核心议题？这些议题是什么？
赵益民：
我觉得社会科学界可能的一个倾向是，越来越保守，开始回到传统里面。
战洋：
现在确实是有这样的一个变化。这个变化似乎也跟大的政治格局变化有关，比如在全球兴起的反全球化运动，比如新自由主义的衰落，比如主张回归“地方传统”，再比如对宏大叙事的拒斥和对美式政治正确的厌倦。
所以一些在思想成熟期的学者，可能确实有这样的愿望
——从自身经验出发，或是从所谓的“传统”，或是某种新的立足点出发，来建立自己的一套理解世界的方式，甚至希望这种知识体系可以投射到其它地方。
赵益民：
但在我看来，现在对本土化的讨论和 30 年前对现代性的追寻其实是一体两面：我们始终是在把中国拎出来单独看，进行特异化处理。30年前，中国是要赶上所谓前沿的知识体系；而现在，有些人认为我们在某些方面开始取得优势，所以需要把它理论化让其他人来学习我们。
但共同的问题是，我们在这么做的时候并没有真的把自己视作学术共同体中的组成部分。
Beijing in 1990s. Source: China Highlights
程莹：
本质化的“特异性”是不是一个伪命题？还有一个问题是，我们是否能找到，又或者如何面对一个所谓中国“本土化”的知识体系?
刘烨：
重视自己的经验这个本身是没有什么问题，甚至可以说是很有价值的。但问题恰恰在于，所谓的自主知识和本土化，要怎样才能真正反映自身经验，而不是沦为一个立场先行、然后往里面选择性填塞经验材料的一桩事儿。如果我们从固定身份出发去对抗从海外学到的知识，那么我们的经验很有可能成为既有理论的点缀。
如何真正地研究一个直接经验到的现象、而不需要某种理论来中介？
不仅在中国，对于全世界来说，这都是一个重要问题。所有人都需要这样来思考自己和世界的关系。这个其实是很难做到的。我们现在看到的中西二分，反而很容易。
战洋：
在北美我们常常会体会到一种厌倦，研究议题在一个非常同质化的学术生产过程中被复制。当你看到论文的几句话，你就已经知道它论述的走向了。所以，我会觉得，从经验直接出发进行有解释力的分析，确实是非常宝贵的。如果我们不需要通过挪用其他理论为中介，而是有直接的沟通效果，这样其实是让人羡慕的。
但是问题就变成，
我们处理的是谁的经验？
我们现在所谓的“地方经验”并不涵盖所有人的经验，这就涉及到知识体系生产的权力结构。比如说对于我来讲，女性经验就十分缺少直接且准确的讲述，而不是已经被研究得太多了。
程莹：
同意这一点。如果有人说阶层、种族、性别这些议题在中国的讨论过多了，我觉得是不能让人信服的。这样说也许会给正在选题的青年学者造成误解。
唐敏：
我好奇的是，在海外做中国研究的学者在美国社会里找不到一个可以更深层次比较和对话的对象吗？比如说社会分层、女性议题、或其他的不平等问题，本质都是根植在每一个社会里的，但在不同语境下的具体表现形式可能不同。那么，中国和北美就完全没办法对话吗？或者说，在这些不同现象之下，是否存在本质的东西？
赵益民：
美国学界可能有一种自我中心主义？导致他们不是那么关心别的地方。
唐敏：
我觉得很多南方的经验其实有助于反思欧洲的境况，虽然语境不一样，很多看上去完全不同语境下的问题都是可以被联系起来。
比如我之前在城识分享过
占领巴黎
的营地，和很多亚非的边缘社区有一定的共性：它代表的是一种流动的实践，一种不平等的机制，它们可能都被掩盖在“住房问题”的外衣下。这些概念当然有不同的语境，但其背后依然有许多本质上可以对话的东西。
2. 为什么是中国？一个理论对话的难题
如何真正做到将中国的经验带入更广泛的理论对话？实际存在的问题其实镶嵌在具体的知识劳动，以及期刊、编辑、审稿人组成的学术体制中。
作为研究者，如何回答“为什么研究中国”？如何为自己的经验议题做辩护？如何说服学术生产的守门人，撬动既有学术体制的偏见？更根本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困境是什么？
程莹：
我确实有被问过，（作为一个中国人）为什么要研究非洲？一开始去英国读书的时候，被英国的同学和老师们问。在2012年，中非关系还没有现在这么“热”。但现在做中非关系研究的人越来越多了，甚至近年在国际学界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我收到类似的问题就比较少了。
我还想补充的是，非洲学者的知识生产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很长一段时间的知识生产中，非洲经验作为数据（data）而不是作为理论（theory）来存在，这是非洲研究“去殖民”讨论的一个核心议题。在这一问题上，非洲和亚洲有对话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唐敏：
我也有相似的经验。我在准备博士论文议题（孟买贫民窟）的时候，别人会问我，你作为中国人为什么要做这个？可是同样的问题，他们不会问欧洲的博士候选人。但现在如果写英语的文章，是不会有人来问这个问题的。深度的经验研究就是对知识生产有价值。相反，我遇到的更多的挑战是在中文的语境里。写中文文章的时候，我会被问类似的问题——海外经验到底跟中国有什么关系，对中国什么用？
Source: theconversation.com
刘烨：
在北美社会科学里写文章，你要解释为什么研究中国，这其实是跟美国对自我经验的无限放大是有关系的。它确实认为，
美国和其他地方是一个范本和摹本的关系，它的问题意识不言
而喻地应是所有人的问题意识。如果你要研究其他地方，你需要告诉评审人为什么，其本质是在问：你的研究如何强化美国人对他们自己的理解？
这个问题可能在所有英文期刊，甚至其他语种（比如法文）期刊中也会出现，在美国则更为显著。这些美国期刊无法处理美国和其他地方经验不同的问题，所以你必须要讲清楚，你谈的经验如何能够放到他们既有的框架里。
我不太同意所谓
“generalization”（一般化）
的概念，我实际上对于整个北美主流社科范式都有很大的疑问。
大家都知道，马克思往往是被视作社会学的鼻祖之一。但实际上，马克思主义本身是完全反对一般化的理解方式的。那样非常典型的形式逻辑，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逻辑中，其意义是非常局限的。
比如你射一个靶，第一箭往左边偏了5米，第二箭往右边偏了5米，但是在“一般化”的过程中，这种现象会被理解为你其实射中了，因为左右正好中和了。这其实是基于一种均质化运算的理解——哪怕它不是量化研究，这是一种“形式逻辑”。
但在辩证的语境中，你谈的其实是“普遍”和“特殊”的关系。“普遍”和“一般”不是一个东西。我们不能把所有的具体的经验都摧毁了，然后创造一个所谓的“一般化”的东西。所谓的“普遍”其实必须从“特殊”中才能得出来。这是最根本的一个矛盾。
赵益民：
这种对普世性的追求背后潜藏的认识论，是不是也呼应了逻辑实证主义？
刘烨：
对，它和实证主义是一脉相承的。
战洋：
方法论上，这是一种统计再现（statistical representation），是要通过统计逻辑来验证的。但这里存在一个问题——经验和理论的关系。理论范式的存在，意味着往往已经存在一个主流理论，其他研究是对这个理论的校准，从经验出发的研究也是努力去实现这种校准的功能。于是，这会复制核心理论和地方经验之间的秩序。这样的工作，应该不算是直接从经验出发的理论工作，因为它产生不了理论效果。
我觉得中国人类学学者似乎面临一个困境，就是
如何把经验问题化和理论化
。相比之下，在太平洋群岛是产生了大量的经典人类学研究的，但中国的经验比较少进入到人类学理论核心。所以一个核心的工作是，要思考我们的经验到底对某些学科来讲意味着什么。
唐敏：
战老师，你刚才所说的“核心”，指的是国际人类学界的核心吗？
战洋：
我说的理论“核心”，是问题意识的来源，尤其是问题意识的经验来源。理论的核心，倒不一定指的是理论的具体形态，而是让理论之所以能够成为理论，让理论产生意义，产生重量，产生相关性的那些东西。
赵益民：
在城市研究领域，我很少遇到评审人会问为什么要研究中国。但我不知道，如果回到十多年之前，情况会是什么样。比如，现在读上世纪90年代和本世纪初的中国城市研究论文，文献综述一定会用相当多（几乎一半甚至三分之二）的篇幅来说明讨论的这个问题在英美的理论和经验语境里有什么样的相关性，然后再把来自中国的案例镶嵌进去。
但从 2000 年代中期以后，有一批从事后殖民研究的学者改变了这种状况，比如 Jennifer Robinson，Ananya Roy。所以现在不会有人问你为什么要研究这个地方，不管你的案例地点具体是在哪里。
程莹：
这和学术生产主要的对话对象是有非常大的关系的。比如，如果我给非洲研究领域的期刊投稿，那自然就不会有人问“为什么研究非洲”。
但同样不可避免的一个问题是，不管关注哪个特定地区，也总是会被要求要跟一些特定的相对“经典”的研究框架对话。我最近和朋友聊天的时候也发现，这的确是会给个体研究者带来困惑的一个问题，因为有时候在个体研究者所关注的特定区域或者案例中，这个被要求拿来对话的“经典”概念并没有什么特别大的相关性。
唐敏：
审稿人也是潜在的对话对象，他们也会有一定的先入为主的判断。我遇到过的一个问题是，在投稿城市研究领域的英语期刊时，如果我写的是印度的案例，我的评审里面一定会有印度审稿人。他们可能会对某些问题的认识形成一定的范式，然后把这些范式带到审稿意见中，
例如印度的审稿人可能要求我在研究里提到种姓问题；如果没有对这个话题涉入太深，他会要求从这方面展开。或者说，
他们能够感受出来，这不是一个本土学者写的关于他们自己的文章。
程莹：
就我的经验而言，匿名评审一般不会先入为主地默认你是“外来者”。相反，我遇到过的一种情况是，当我在一篇非洲文化研究的论文里提到中国的时候，匿名评审特别希望我回答，作为一个中国研究者进入到非洲研究领域，或针对当代某一个文化现象进行观察时，我的位置性（positionality）对我的问题意识、观察和分析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也就是说评审要求我把这种
自觉（self-awareness）
写出来，作为论点的一部分。
如果评审人提出某个在本土语境下或者本土知识传统中非常重要的问题我没有涉及，我可能的确应该关注且回应这个问题。尤其是一个我研究的区域的本土学者，指出我文章的一个缺失，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一种帮助，因为这恰恰意味着我的确忽视了一些本土语境下的迫切问题或视角。
赵益民：
所以，这里涉及两个层面的问题。一个层面是，你所研究的地方的本土学者提出的批评性建议，我觉得这是有价值的。比如，如果一个美国
学者讨论中国的人口流动，却坚决不提户口，这肯定会是一个问题。但另一个层面的问题，如果你做中国人口流动，结果一个美国的审稿人基于美国的经验来审视，然后问你怎么不提种族、原住民或者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那这就是另一个问题了。
杨一萌：
其实还涉及到
经验的尺度
的问题。我们现在大体上谈的还是民族国家，美国、中国或者其他国家。但进入下一层，比如说具体到中国的城市，我们有时候还是不得不去回答，为什么我们要选择这个城市或地方来研究，尤其是，为什么不选择常见的广州、上海或北京等等。
这时候回过头，可能再度涉及到所谓一般化（generalization）的问题。你要说明为什么做某个城市的研究，可能必须要回答，这个城市如何有助于提供一种理论化中国的新的可能性。这样马上就又开始拔高了，开始涉及到一些在中国研究里的一些一般性的理论。这个和之前我们回答，如何把中国的经验拿来和一些更大的理论对话，可能本质上是一样的，只不过是在尺度上有差异。
赵益民：
这和我们近期举办的
“被忽略的城市系列研讨会（overlooked cities seminar series）”
的关切是相关的。在城市研究领域里，我们对城市的关注是不均衡的。北上广深吸睛度是最高的，但所谓的三线、四线、五线的城市肯定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而且确实，学者也很容易被质疑，为什么要选这个城市？
这关系到方法论，也关系到整个分析框架的搭建。选择这个地方一定是有原因的，但这个原因在理论上能不能被读者接受，可能需要你做一番努力来说明。现在中国流行用几线城市的概念。除了所谓的“一线”城市外，其他很多城市我觉得都是被标签化了的。这些城市基本上不会出现在英文期刊里，他们被统一叫做“三线”或“四线”城市，这些其实就都成为了“被忽略的城市”。
程莹：
但这些看似被边缘化的城市，代表的可能反而是多数人的经验，是一种普遍性的境况。
赵益民：
对，这其实就是这个概念的价值所在，他打破了既有的层级（hierarchy），为所有的城市赋予了进入对话的可能性，虽然你还是需要大量的、艰苦卓绝的工作来说服人们为什么要研究这些城市。
刘烨：
大家遭遇到的这些困难，某种意义上也和评审制度有关系。因为目前的评审制度中，完全是一个幕后的人在问你这些问题。
对于被询问者来讲，你必须事先就找到一个方法能证明你的东西能卖得出去，别人愿意给你买单，这样的话你的东西才能发出来。但这会造成的状况是，能够通过评审的文章可能不得不磨平自己的很多棱角。或者就像刚才说的，我们需要花大量的精力来辩护，为什么要做这个研究。
我们当然可以说，这个辩护本身其实是迫使你把一些问题讲清楚。但实际上，你也不得不浪费更多精力、时间和篇幅去讨论。本来你可以用这个篇幅把某个问题讲得更深入，但是最终效果却打了折扣。
所以，这个困境关系到意识形态转变的过程，但可能也和学术体制本身有关。
程莹：
对，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都在按照一种特定的模式去写论文，按照一些期刊或者学术出版的模式和规范，于是我们会感觉不少某一领域的学术论文大都“长得像”，这也造成了某些概念和范式不断地被引用、复制和强化。
刘烨：
如果要把一些问题讲清楚的话，肯定会涉及到很多要求和规范，这个倒是没什么问题。但过犹不及。这就像是以前的唱歌比赛，评委打完分之后，会首先去掉一个最高分和一个最低分。这看似是为了保证所谓的公平，但是很多时候排除了真正有创造性的观点，这些观点很可能就是在最高分或最低分里面。所以比较遗憾的是，这导致不仅论文长得一样，而且观点可能都在某个标准线附近徘徊。
程莹：
我们现在对话的对象还是一些处于特定位置的那么一小拨人，或者他们提出和创造的一些“概念”与“框架”。
战洋：
在学术界，掌握核心话语权的毕竟还是少数。我们对话的时候，是以他们听得懂的、他们认为重要的语言来说。
除了评审制度，还有一点是我们的工作和整个学术环境。我觉得，
最有价值的学术工作，往往是要重新组织问题化的方式
，也就是说你要重新去看待经验、事件，然后提出新的问题。但这种文章往往是不是所有人都有兴趣去看的，而且也不一定能够立刻看懂。而那些长得很像的，能够让你一眼识别的，反而是很多的人能够看懂的。
就好比我们看电视剧，那些比较能共情的能看得开心的，都是有特定叙事模式的，你看起来不会太费力。这些特别容易流行，然后就会有更多的引用。但是如果你写一个非常原创的东西，可能根本没有人去关注和引用你，然后这个学者在现有的制度内，也就被淘汰了。
所以，学术界生产不少文章，不一定产生思想。思想性的来源跟现在这个学术制度甚至可能是有点冲突的。
唐敏：
至少在中国的期刊里，凡是国外案例的文章好像就应该告诉读者，这个经验或理论如何可以直接用于中国的语境。但是作为作者，难道不应该是抛出这个议题和经验，然后由读者自己去解读，去和自己的经历关联到一起吗？当然，这可能是特定学科期刊希望以解决问题作为导向。我也遇到过社会学的期刊，认为其他社会个体经验的价值没有那么大，要求要点明如何其关联上更宏大的社会学理论，比如说像现代性这样的问题。
赵益民：
每个国家的每个学科都有自己的一套学术规范或体制，这种体制也和意识形态和所谓主流的研究方法相互纠缠在一起。
3. 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是一个分析社会的好工具吗？
面对复杂的社会，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是一个常用的、研究多变量（如性别、种族、阶级等）叠加影响下社会不平等问题的分析架构，但也被批评让更多研究陷入了身份政治的泥潭。
交叉性是个有问题的概念工具吗？问题出在哪里？今天的我们应该使用怎样的概念工具才能更好地理解周遭社会？
刘烨：
我本人并没有用过交叉性的框架，而且我在这一点上跟朋友有过争论。问题在于，比如说阶级，种族，性别，包括宗教等各种维度，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否真的能用交叉性来理解，对此我是存疑的。从一个描述性概念来说，我对交叉性没有任何的意见。但是把它作为理论，我是觉得有问题的。
比如说在法兰克福学派中，2000 年以后出现了一个很大的争论，就是“再分配”和“承认”之间到底是一元还是二元的关系，主要是南茜·弗雷泽和霍奈特之间在争辩。这个争辩其实跟交叉性有一些相关的地方。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阶级是一个最根本的视角，是一元化的建构，其他的一切都是这个视角内部的不同维度。阶级视角不会和任何其他视角形成并置关系，或者说是交叉关系。
世界的理解到底是一元的，还是二、三元，乃至多元的？这是在理解“交叉性”上一个非常根本的分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