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2024年7月15日，星期一，农历六月初十，美好的一天从阅读《现代财经-早读早分享》开始
每日晨语
在人生的旅途中，我们怀揣着对奇迹的憧憬，渴望那一刹那能扭转乾坤的幸运。然而，我们必须铭记，真正的奇迹并非天降甘霖，而是源自于我们内心深处的坚韧与奋斗
。
周一，早安！
以下内容是由《现代财经》编辑部根据国内外财经类门户网站相关资讯编辑整理而成（总第3062期）。原创不易，敬请尊重。谢谢鼓励。
一、早读分享
1、金观平：全链条全领域提升科技创新能力。
中国式现代化关键在于科技现代化，需加强科技创新全链条部署和全领域布局，全面增强科技实力。当前我国科技创新面临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不够、企业参与度低、科技成果转化率不高等问题。应从制度建设入手，统筹技术创新决策、研发投入、科研组织、成果转化，打通科研成果与产业需求之间的堵点，强化企业在科技创新中的主体地位，提高科技成果转化效率。科技创新要紧密结合国家战略部署，优化体制机制，激发各类创新主体的活力，推动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实现高质量发展。（中经网）
蔡子微评：
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需要在创新链和产业链的融合、企业参与度、科技成果转化率等方面进行全链条全领域提升。当前我国面临的主要问题在于科技成果转化率不高和企业在科技创新中的参与度低。通过制度建设和统筹技术创新决策等措施，可以打通科研成果与产业需求之间的堵点，增强科技实力，实现高质量发展。
话题关注：区域科技成果转化的影响因素分析与路径识别
2、上半年信贷结构持续改善，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
中国人民银行12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3.27万亿元，增长基本平稳；同时，贷款利率保持在历史低位水平，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依然稳固。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彬认为，6月新增贷款超2万亿元，从总量上看并不少。上半年，社融规模增长平稳，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保持稳固。尽管上半年信贷增速放缓、M2增速有所回落，但金融总量增速并不能全面反映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成效。（新华网）
蔡子微评：
上半年，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3.27万亿元，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持续稳固。尽管信贷增速有所放缓，金融总量增长难度加大，但贷款结构不断优化，资金更多流向高技术制造业和普惠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通过优化信贷结构和降低融资成本，金融体系更好地支持了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未来，期待进一步深化改革，健全市场化利率调控机制，促进金融资源高效配置，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多动力。
3、各地强化政策引导、创新支撑、要素保障——培育壮大特色产业集群。
打造产业集群是我国建设制造强国、促进产业迈向价值链中高端的重要路径。近年来，各地聚焦主导产业、突出特色优势、汇聚要素资源，建设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产业集群，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在江苏常州蜂巢能源工厂车间，高速叠片机以0.125秒/片的超高速运转，产线布满机器视觉监测设备，以确保比头发丝还薄的隔膜叠入电池内部后，没有任何褶皱和异物，更没有一丝损伤。（经济日报）
蔡子微评：
在特色产业集群发展加速背景下，各地因地制宜完善政策支持，强化特色产业引导体系，努力提高产业集聚度，提升产业集聚发展水平。再者，各地在发展壮大新兴产业的同时，加快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推进产业项目申报和实施，为产业集群提供要素保障，助力产业优势再造。
话题关注：产业政策、创新要素配置与特色产业集群发展
4、京津冀蓝皮书：多措并举加强三地自贸试验区联动机制建设。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3日共同发布《京津冀蓝皮书：京津冀发展报告(2024)》。蓝皮书指出，应多措并举加强三地自贸试验区联动机制建设。该蓝皮书从整体层面探讨京津冀产业高质量协同发展的现状及问题，从关键领域、重点行业及赋能方式三个方面对京津冀产业高质量协同发展进行分析。为加强京津冀三地自贸试验区联动机制建设，蓝皮书建议，要设立京津冀自贸试验区联动发展先行示范区。先行示范区是实现成功经验复制推广、实现“一地创新、三地互认”的“试验田”，同时也是深度推进京津冀自贸试验区协同发展的动力源。（中国新闻网）
蔡子微评：
京津冀地区自贸试验区的建设，为产业高质量协同发展注入了新活力。这一举措通过降低贸易壁垒、优化营商环境，激发了区域经济的内在潜力。自贸试验区的开放政策，为京津冀地区的产业链整合与创新提供了平台，促进了产业升级和结构优化。同时，协同发展战略加强了区域间的互联互通，为资源配置和市场拓展创造了有利条件。这种区域联动与自贸试验区相结合的发展模式，展现了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和高质量发展的有效路径。
话题关注：自贸试验区视阈下城市群发展的联动机制研究——以京津冀地区为例
5、“北京火箭大街”开建助商业航天加速“起飞”。
“北京火箭大街”项目在亦庄新城空天街区近日正式启动建设，这一北京市级重点项目包括了共性技术平台、高端制造中心、创新研发中心、科技互动展厅等设施，将打造成为全国商业航天共性科研生产基地，助力商业航天发展加速“起飞”。目前，北京经开区已经聚集了70余家以航天为主业的经营主体，落地的民营火箭整箭研制企业占全国75%以上，覆盖运载火箭、卫星研制、卫星应用、型号配套、地面设备、技术应用等众多领域。（新华网）
蔡子微评：
“北京火箭大街”项目的开建，标志着北京市在推动商业航天领域迈出了坚实的一步。此举不仅有利于提升我国商业航天的整体实力，还能促进航天技术的创新与应用，为产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同时，作为全国首个商业航天共性科研生产基地，其建设将进一步完善我国商业航天的产业链和生态体系，对推动我国航天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话题关注：区域创新集群的形成路径与动力机制研究——以北京市为例
6、横琴出台跨境电商新政，引领型示范园区最高扶持1亿元。
7月13日，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经济发展局出台《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促进跨境电商产业高质量发展扶持办法（试行）》，分为九章三十七条，从打造跨境电商示范园区、构建产业生态、推动电商企业集聚、加强电商人才培养和鼓励电商活动举办以及支持琴澳协同发展等多个维度，全方位推动合作区跨境电商产业步入高质量发展快车道。（21世纪经济报道）
蔡子微评：
横琴出台的跨境电商新政，显示出其对于推动跨境电商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坚定决心和雄厚财力支持。政策不仅体现了对跨境电商产业的重视，还通过精准施策，从多个维度推动产业生态的构建和企业的集聚。这种大手笔的扶持资金，不仅能够有效缓解园区建设和运营的资金压力，还能吸引更多优质企业和资源向横琴聚集，形成良性循环。
话题关注：产业生态网络视角下跨境电商产业集聚的溢出效应研究
7、繁荣夜经济，激发新动能。
夜间消费多指从当日下午6点到次日早上6点发生的经济文化活动，以服务业为主体，涵盖购物、餐饮、旅游、娱乐、学习、影视、休闲等多种业态，满足了人们多元化、个性化的消费需求。在夜色中，人们或徜徉街头，品味烟火气息；或沉浸于多种消费场景，尽情挑选心仪的商品；抑或围坐在夜市小吃摊前，享受舌尖上的美味。延长营业时间、扩容产品服务供给，活跃的夜间消费拓展了经济活动新空间。不断丰富的夜间消费场景和持续增加的夜间消费活力，不仅提升了人们的幸福感，也为当地经济发展注入更多动力。（经济日报）
蔡子微评：
夜间消费涵盖购物、餐饮、娱乐等多种业态，丰富了人们的生活，提升了幸福感。各地通过延长营业时间、丰富消费场景，推动夜经济发展。夜间经济的蓬勃发展，不仅是消费模式的转变，更是城市活力的体现。通过创新和政策支持，夜间经济为城市带来了新的增长点和就业机会，同时提升了居民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
话题关注：产业创新升级与消费业态发展——基于夜经济多元业态融合的思考
8、规范直播销售环节，新发地激情夏日消费月暨第二届美食节开幕。
7月13日，新发地激情夏日消费月暨第二届美食节正式开幕。新发地市场将聚焦“新群体、新消费、新链条”，打造“三新”供销新业态，开启为期一个月（即日起至8月11日）的新发地激情夏日消费月。本次活动，新发地共推出136个展位，包括新鲜果蔬、各地特产、网红食品、手工艺品等多类产品。发布会上，新发地举办了新发地线上渠道认证授牌仪式，进一步规范新发地市场在线直播销售环节，市场成立新发地直播带货管委会，并对直播账号进行审核，对符合条件的账号授权合作，充分保障消费者权益，促进直播电商新业态健康发展。（北京商报）
蔡子微评：
直播电商是对传统电商模式的突破，也是网络直播重要的变现路径。近年来，直播带货风靡中国，直播行业形成了“万物可直播，人人齐带货”的特殊盛况。然而，繁荣的背后乱象丛生，欺诈、低效率、非理性等诸多问题频频出现。对此，一方面直播平台要严格把关直播内容，提高直播的“门槛”，同时配合监管单位，对引导交易、虚假宣传等行为进行惩处；另一方面相关部门应持续开展整治行动，加快直播带货法治化监管建设力度。
话题关注：数字经济时代下网络直播带货发展乱象与规制策略研究
9、网络文学会被微短剧取代吗？
在微短剧兴起的当下，网络文学会被替代并走向衰落吗？爆款之下，两者如何融合突围，朝着更高品质的发展路径走？昨日上午，第七届中国“网络文学+”大会网络微短剧分论坛聚焦“内容孵化与健康发展：网络文学的业态拓展”主题，与会嘉宾、学者、行业人士就热点话题进行了探讨。（千龙网）
蔡子微评：
网络文学与微短剧互相促进、互相融合，前者提供丰富的故事素材和创作灵感，后者提供新的传播渠道和表现形式。不论是精品化创作，还是在出海传播等方面，微短剧的发展都可借鉴网络文学的模式。在政策、规范的积极引导下，微短剧会不断扩大市场范围，推出更多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满足国内外更多的受众需求。
话题关注：网络文学与微短剧协同发展：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
10、AI应用落地提速：大模型开花，小模型破局。
大模型的热度依然不减。日前，百度董事长兼CEO李彦宏2024世界人工智能大会（WAIC）产业发展主论坛演讲称，2023年国内出现百模大战，这造成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尤其是算力浪费，但也使得中国追赶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模型能力得到建立。（21世纪经济报道）
蔡子微评：
当下，大模型的应用在各行各业落地开花，竞争十分激烈。一方面在技术创新驱动下，大模型的生产成本逐渐降低，价格随之降低，有利于应用的开发。然而，大模型在企业中的赋能情况参差不齐，有时难以满足其个性化需求，这需要继续挖掘企业精细化需求，并制定合理的解决方案，找到合适的应用场景。
话题关注：大模型赋能企业发展的需求分析、应用场景开拓与模式创新研究
11、“直播带岗”新赛道看准蓝领市场：他们带的不是“货”，而是“工作”。
7月11日，快手快聘召开2024年度峰会，探讨蓝领线上招聘市场的发展现状。现场公布的数据显示，快手拥有大量的蓝领用户，在快手平台将近7亿的月活用户中，有2.5亿快手“老铁”是蓝领用户。一批百万主播靠着“直播带岗”新赛道在快手平台站稳：他们看准蓝领市场，带的不是“货”，而是“工作”。和传统求职方式相比，在直播间淘岗有何优势？（中国新闻网）
蔡子微评：
如今直播带岗已经不再是新奇事，其依托平台带给用户的数字信任，从而带去工作岗位，助力求职者找到工作。而快手作为直播平台，其不仅拥有大量的企业进驻，提供了众多的工作岗位，还拥有众多的蓝领用户，也就是直播带岗将供需双方联系起来，推动了蓝领就业生态的重塑。
话题关注：数字信任提升蓝领就业质量——基于快手“直播带岗”的数据检验
12、重新理解平台价格战：消费者不是赢家。
2024年的“618”电商大促发生了前所未有的价格战。一向以质量高著称的部分平台也开始将低价列入优先事项，“价格战”愈发成为电商巨头们的竞争武器。经济学原理表明，价格竞争是市场有效率的表现。当前，除京东、淘宝等老牌电商平台外，抖音、快手、拼多多和小红书等新兴平台也强势进入电商领域，并迅速崛起，瓜分市场份额，平台之间的价格战愈演愈烈。但我们需要深刻反思的是：价格战有效率吗？对消费者有利吗？（经济观察网）
蔡子微评：
在平台激烈价格战的大背景下，尽管产品价格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降低，但如此低价格下产品质量问题也引人深思。同时在新消费观念下，价格并不是购买行为的最重要衡量指标，产品质量、个性化、体验消费等等都影响消费行为的发生。因此平台价格战，并非对消费者是百利无害的，平台应加强与政府、行业协会以及消费者组织的沟通与合作，共同推动行业规范和标准的建立与完善。
话题关注：新消费观下平台价格战是否能激励消费者的购买行为？
数字基础设施与绿色贸易：赋能还是负能
作者：
朱为利,刘红,李艳姗
来源：《现代财经》2024年第6期
导读
摘要：
数字基础设施作为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支撑点，能否依托数字赋能推动绿色贸易发展是亟待研究的问题。文章使用APEC成员国2007—2021年面板数据，构建计量模型，考察数字基础设施对绿色贸易的影响效果、作用机制以及空间溢出效应，并进一步探究制度质量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数字基础设施能够推动绿色贸易发展，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创新在数字基础设施提升绿色贸易过程中扮演着重要传导作用；数字基础设施不仅对本国绿色贸易发展起促进作用，而且对他国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长期中呈现负向空间溢出效应但溢出效果较弱；数字基础设施对绿色贸易的正向影响在不同国家发展水平、不同贸易依存度和不同信息通信技术监管水平的异质性分析中均得到进一步验证，但在不同海运水平下存在差异。进一步发现，数字基础设施对绿色贸易的影响存在制度质量的非线性边际效应递减的正向促进效果。基于此，应继续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使其为绿色贸易发展数字赋能，并着力提升一国制度质量，为数字基础设施推动绿色贸易发展保驾护航。
关键词：
数字基础设施;绿色贸易;空间溢出效应;制度质量;
引用格式：
朱为利,刘红,李艳姗.数字基础设施与绿色贸易：赋能还是负能[J].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大学学报),2024,44(06):18-35.
一、引言
传统贸易在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同时也造成了生态破坏、污染加剧和全球气候变暖等众多棘手问题,为积极应对全球环境、气候等多重挑战及实现贸易可持续发展,推动绿色贸易已成为国际共识。绿色贸易是贸易领域内一切促进经济与环境和谐共生的活动的总和,这种新贸易形式主要包括环境友好型、 资源集约型和安全健康型产品贸易等形式
[1]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布的最新《全球贸易最新动态》显示,2022年全球绿色产品贸易表现强劲,全年保持强势增长,贸易总额达到1.9万亿美元,创下新高。如今,绿色贸易已成为了国际贸易发展的重要方向
[2]
。如何开发新的竞争优势、打造新动能推动绿色贸易已成为各国抢占全球贸易市场和提升贸易竞争力的重要突破点。
新一轮科技革命加快了全球范围内数字化转型浪潮,重塑国际竞争新格局。数字基础设施作为数字化发展的重要载体,其战略地位不言而喻。工业和信息化部认为数字基础设施是以数据创新为驱动、通信网络为基础、数据算力设施为核心的基础设施体系,主要包括5G、数据中心、云计算、物联网等先进信息通信技术
[3]
。数字基础设施凭借数字化优势及较强渗透性、融合性特征,已经渗透到生产生活方方面面,并成为推动绿色发展的重要工具
[4]
。尤其是与实体经济中的制造业的深度融合,推动了制造业绿色增长
[5]
,催生新产业、新业态和新产品的出现,促进了对外贸易升级
[6]
,推动绿色贸易市场与数量双料增长。与此同时,数字基础设施可以缓解国际贸易过程中的时空约束,有助于提升出口企业获取市场信息能力、提高供需匹配水平和降低贸易风险,便于买卖双方建立贸易联系、增强彼此信任,有助于打通绿色低碳产品贸易新渠道和开拓新市场的空间,进而为绿色贸易发展赋能。
然而,随着实践的推进,也有学者研究表明,数字基础设施的发展并不一定为绿色贸易发展数字赋能而是呈现相反的负能效果。一方面,不容忽视的是以5G、数据中心、云计算为代表的数字基础设施本身的耗能及维护成本较大,使得企业因转型成本高出现“不愿转”、转型能力弱出现“不会转”等现象
[7]
,以致呈现低端锁定风险而不利于出口企业绿色转型,绿色贸易任重道远。另一方面,如果出口企业依靠数字基础设施进行数字化转型而没有实现企业出口从价格竞争优势转向质量竞争策略,反而会使出口企业陷入低加成率陷阱
[8]
,阻碍绿色贸易发展。同时这也意味着存在出口企业依靠数字技术未能实现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数字化悖论”情况
[9]
。此外,国家发展客观存在的差异可能会使得一国因为技术壁垒、数字鸿沟而缺乏信息技术、数字技术应用创新,进而无法有效享受数字化带来的时代红利,以致阻碍数字基础设施对绿色贸易发展的驱动作用,最终使得数字基础设施对绿色贸易发展产生负能。那么数字基础设施的绿色贸易效应究竟是赋能还是负能呢?遗憾的是,目前鲜有文献对这一重要命题进行深入分析。
现有关于数字基础设施对绿色贸易影响的研究虽然缺乏直接理论和经验证据,但有关绿色贸易和数字基础设施影响效应的研究,为本文提供了重要借鉴和启发意义。就绿色贸易研究而言,当前研究相对较少且集中在定性层面,而相关定量研究则集中在如何提升绿色贸易,如李静等(2023)
[10]
研究发现绿色贸易壁垒能够有效提升出口企业的环境绩效,且提升贸易协定环境条款深度能够显著降低出口贸易隐含碳
[11]
,增加发展中国家绿色出口
[12]
。不难发现,这些学者较少从经济层面关注到数字化对绿色贸易的促进作用。虽然Thanh(2022)
[13]
从公共管理数字化视角考察了数字公共服务的绿色贸易价值效应,并发现更高水平的数字公共服务实施似乎会推高绿色产品的出口价值。但数字基础设施作为数字化发展的重要基石,却鲜有学者直接探究其对绿色贸易的影响。
数字基础设施的绿色发展效应研究。相关研究大多证实了数字基础设施对绿色发展的正向促进作用且研究对象集中在中国,主要聚焦在绿色创新、企业降碳绿色转型、制造业绿色增长、工业绿色转型发展等方面。具体来看,于志慧和何昌磊(2023)
[14]
以“宽带中国”试点政策为准自然实验,发现信息基础设施能够通过人才集聚效应、数字金融和互联网水平提升效应三种渠道提高绿色创新水平。此外,数字基础设施也能够通过增强企业组织创新能力、提升高管团队环境注意力、深化绿色金融等渠道助力企业降碳绿色转型
[15]
。并随着数字基础设施投入的增加,能够进一步带来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改善而推动本地制造业绿色增长,并对周边地区制造业绿色增长产生正向溢出效果
[5]
。这类研究探讨了数字基础设施的绿色发展效应,但并未聚焦于绿色贸易层面。
数字基础设施的出口贸易效应研究。数字基础设施对出口贸易的影响尚未形成一致结论,有促进论和抑制论两种观点。从促进论看,李坤望等(2015)
[16]
研究发现信息基础设施能够显著提升中国企业的出口绩效,并通过经济活动扩张红利,进一步促进了出口量
[17]
。此外,数字基础设施依托数字化优势,拥有传统基础设施所不具备的特征,能够通过提升本土企业劳动生产率、降低外部不确定性预期和减少搜寻成本三种渠道提升出口技术复杂度
[18]
,进而推动对外贸易升级
[6]
。从抑制论看,出口国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不利于服务出口国内增加值的提升
[19]
,且也存在出口企业依靠数字技术未能实现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数字化悖论”情况
[9]
。不难发现,以上研究对数字基础设施影响出口贸易做了不少探讨,但并未看到出口贸易中的绿色成分。个别学者如王梦颖和张诚(2023)
[20]
虽然探讨了数字基础设施对绿色产品出口的影响,但研究对象仅限于发展中国家且对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缺乏深入分析,尤其忽视了数字基础设施发展本身高耗能、高成本特性及数字鸿沟等不利情况,缺乏负向影响探究。同时也未考虑到数字基础设施的溢出效应,这恰恰为本文深入研究提供了可能。
本文边际贡献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将数字基础设施与绿色贸易纳入同一框架进行分析,延伸了二者的直接联系,同时从提升市场通达度、优化企业决策和提高供应链管理效率三个正面角度和数字鸿沟扩大及跨境数据流动限制两个反面角度出发,深入探究了数字基础设施对绿色贸易的影响效应,并从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创新两个途径探究作用机制,丰富了数字化与绿色贸易相关研究,为实现贸易绿色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思路。并进一步将制度质量引入数字基础设施影响绿色贸易的分析框架之中,拓展了现有研究。二是引入空间依赖性,分析并验证数字基础设施对绿色贸易的空间溢出效应,这极大延伸了绿色贸易研究的广度与深度。
二、理论机理与研究假说
(一)直接效应
数字基础设施一方面能够通过提升市场通达性、优化企业决策水平和提高供应链管理效率直接提升绿色贸易规模,另一方面又会因数字鸿沟扩大和跨境数据流动限制而直接抑制对外绿色贸易,具体影响如下。
从提升市场通达性角度看,数字基础设施发展促进了经济信息流动和绿色环保理念传播,利于打破绿色贸易市场信息不对称的壁垒和市场分割,有助于打造资金流、物质流、能量流和信息流在绿色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环节的高效协同传输网络,增强区域间经济活动关联的广度和深度
[21]
,降低贸易各个环节成本,激发了生产者绿色生产意愿,有助于打破绿色贸易壁垒,弱化国际市场准入门槛,扩大绿色贸易新渠道和新市场。此外,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不断完善会形成网络效应
[22]
,给予中小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的机会,降低了中小企业学习、采用新技术的门槛,使其可以及时获取新技术尤其是清洁环保技术及低碳设备,增强自身绿色产品竞争力,为参与国际贸易延伸出口市场进行更大范围、更宽领域的绿色贸易提供了新机遇。
从优化企业决策水平角度看,数字基础设施发展可以缓解国际贸易过程中的时空约束,提升出口企业与国外消费者交流的便利性,使得出口企业可以利用数字平台实现供给和消费者的有效匹配,提高绿色产品成交量。如出口企业可以利用亚马逊、阿里巴巴国际站等数字平台对客户群体、购买意愿、活动效应、产品及产品类别成交量等进行大数据分析,及时掌握消费者购买能力、绿色产品需求、回购可能性,并不断挖掘潜在消费者,进而调整生产计划和经营策略,扩大环境友好型产品生产与销售。此外,出口企业还可以利用互联网平台、大数据等数字技术熟悉出口目的地市场准入门槛、同类型企业产品信息,充分掌握市场动态,及时调整绿色产品布局、优化出口结构,扩大优势绿色低碳产品占比。同时依托互联网平台营造企业数字形象和绿色品牌知名度,这能够使得企业在信息摩擦较高的地区和产品中受到买家的关注
[23]
,进而扩大绿色贸易。与此同时,在面临绿色贸易壁垒及贸易摩擦时,信息化水平较高的厂商不仅可以从国际贸易市场中得到及时的信息反馈,进而调整生产要素组合、扩大绿色投入占比,并通过经济活动扩张红利,促进了出口量
[17]
。而且也可以通过及时的交流互通提升彼此的信任,通过提升出口企业抗风险能力和增强绿色生产自信心,推动绿色贸易增长。
从提高供应链管理效率角度看,数字基础设施发展使得出口企业利用数字化思维重构供应链,通过互联网平台加强与上游供应商、下游生产商和经销商的沟通协作能力,降低企业采购和供应过程中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风险
[24]
,提升采购、生产、供应一体化水平,提高绿色产品出货效率,增强出口企业产品供给能力,有助于扩大对外绿色贸易成交量。同时依托物联网、大数据等数字技术构建智慧物流、智慧仓储,提升全程远程货物跟踪系统为代表的智能供应链管理效率,增强出口企业对物流的调配能力,合理规划绿色产品最优交付路线,提升国际贸易货物及时交付能力,引致绿色产品规模进一步提升。
从数字鸿沟扩大及跨境数据流动限制角度看,数字基础设施正向效能发挥的同时,数字鸿沟的存在和持续扩大,使得数字经济利益分配失衡,甚至出现赢者通吃局面
(1)
来源中国贸易报：https：//www.chinatradenews.com.cn/epaper/content/2020-12/15/content_69822.htm。
,这可能会引发贸易失衡而不利于他国一般出口贸易,同时也会带来绿色贸易的下降。此外,较大的数字基础设施鸿沟会使得全球贸易互通互联性降低,在面对贸易摩擦及绿色贸易壁垒时会对一国从事绿色贸易企业产生较大负面冲击,进而带来绿色贸易量的下降。与此同时,数字效能的发挥常常受限于出口目的地国数据监管政策,出口企业虽然可以利用互联网平台并基于大数据分析进行精准营销,但也易对消费者个人及相关采购部门隐私及安全造成损害,出于对消费者隐私保护和国家安全需要,往往对数据流动进行严格限制,如数据本地化、电子支付交易限制、市场准入限制等,这些举措增加了出口企业搜寻成本及政策合规成本等贸易成本,弱化了出口企业供给与绿色需求的有效匹配而抑制了对外绿色贸易。基于此,本文提出竞争性假说1a和1b。
H1a
数字基础设施正向推动绿色贸易发展。
H1b
数字基础设施负向抑制绿色贸易发展。
(二)间接效应
1.产业结构升级
数字基础设施依托数字化优势,打破了信息传递时空约束,不仅能够扩大信息获取渠道和加快传递速率,降低生产部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信息壁垒,协调生产与消费活动,加快生产要素在产业间、部门间的流动,提升了产业要素优化配置水平,并通过淘汰落后产能,促进了产业结构升级
[3]
。而且也有助于传统产业汲取新科技、新知识,加快了与信息技术的融合而推动传统产业升级
[25]
。同时数字基础设施的发展也加快了绿色环保理念的传播,引致消费者对绿色低碳产品需求,倒逼出口企业改进工艺,推动企业生产方式变革,升级生产制造而推动制造业绿色高质量发展
[26]
。此外,数字基础设施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数字基石,是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会孕育一系列新产业、新业态,在新兴产业示范效应下,以物联网、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发展将引导生产要素向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流动,加快产业结构高级化进程。与此同时,按照流程再造理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能够提升能源产业信息及资源互通与共享水平,使得能源上中游产品和服务可以满足下游差异化需求,进而对能源产业价值链重构与升级起到推动作用
[27]
,增加绿色能源供给,实现数字化与绿色化深度耦合
[28]
,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而一国商品出口结构由本国产业结构决定已形成普遍共识,唐宜红和王明荣(2010)
[29]
指出产业结构改善是优化一国商品出口结构的关键。以配第-克拉克定理为代表的传统产业结构学派认为,产业结构调整能够产生“结构性红利”
[30]
。产业结构升级往往意味着高能耗、高污染行业向低碳环保、绿色清洁行业转型,从而能够有效发挥新兴产业的节能环保功能,提升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和绿色发展水平
[31-32]
,进而扩大制造业出口企业的绿色产品供给,促使绿色贸易规模扩大。因而产业结构升级会带动绿色贸易发展。但数字基础设施属于能源密集型,给绿色经济转型带来巨大挑战
[33]
,而且5G、数据中心、云计算为代表的数字基础设施本身的耗能及维护成本较大,使得企业因转型成本高出现“不愿转”、转型能力弱出现“不会转”等现象
[7]
,以致不少企业可能呈现产业低端锁定风险而不利于出口企业绿色转型,进而抑制了绿色贸易。基于此,本文提出竞争性假说2a和2b。
H2a
数字基础设施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推动绿色贸易发展。
H2b
数字基础设施通过抑制产业结构升级阻碍绿色贸易发展。
2.技术创新
数字基础设施作为信息高速公路,能够搭建起技术、知识和创新信息流通的桥梁。一方面,不仅可以有效降低创新主体获取技术知识的学习成本,产生创新补偿效应。而且也有助于强化不同创新主体间互联互通,加快创新要素在不同区域和不同行业间流动,从而推动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提升。与此同时,依托大数据分析系统,便于企业从海量数据中寻求企业自身创新困境有关的解决之道,扩散企业创新思维进而助力企业创新升级,最终带来颠覆式创新发展
[34]
。此外,数字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也会催生诸如互联网信贷和数字金融等新型融资方式,有助于扩宽制造业企业融资渠道与方式,为企业进行技术创新活动提供资金支持,激发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投入意愿,推动技术创新升级。Xu等(2019)
[35]
研究也证明了以互联网为主要表现形式的数字基础设施能够提升创新水平。另一方面,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带来的信息化水平的提升,优化了制造业生产分工和布局,并在市场竞争效应下诱发制造业企业在能源综合利用、污染排放和治理等领域的绿色技术创新。同时,数字基础设施带来的信息化互联互通,通过智能化及动态实时监测,有助于强化政府环境监管和社会环境监督以实现“波特效应”,进一步倒逼生产部门的绿色技术创新
[36]
。而技术创新能够推动工业企业绿色发展
[37]
,拓展工业产品之间绿色技术的水平和垂直差异,加快出口产品绿色化、清洁化进程,有助于提升出口产品质量
[38]
,推动绿色贸易发展。Dohse和Niebuh(2018)
[39]
也进一步肯定了创新对出口规模扩大的积极影响,因而在贸易开放和绿色发展背景下,技术创新能够带来绿色贸易范围及规模扩大。不过,数字基础设施的公共属性,可能会加剧技术创新的搭便车行为而抑制了出口企业创新积极性。郑志强和何佳俐(2023)
[40]
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并未显著激励企业进行自主创新。这意味着在面临激烈国际竞争或贸易摩擦、制裁时,数字基础设施可能会冲击经济实力较弱一国的科技发展,弱化其绿色贸易竞争力。基于此,提出竞争性假说3a和3b。
H3a
数字基础设施通过技术创新推动绿色贸易。
H3b
数字基础设施通过弱化技术创新阻碍绿色贸易。
(三)空间溢出效应
Cohen和Paul(2004)
[41]
认为基础设施具有网络效应,不仅能够降低区域间的运输成本和交易费用,而且加快了信息和技术的扩散,对周边地区经济增长产生积极影响。数字基础设施相对于传统基础设施而言,凭借数字化加持往往具有更强的网络效应。首先,数字基础设施不仅可以打破信息传递的时空约束,强化信息、资本和人才等要素集在区域、行业和组织间的流动性,拓展国家间经济活动的广度与深度,延展区际经济发展的“扩散效应”
[42]
,促进技术、知识和管理经验等外溢与扩散,并在学习效应下推动邻国或他国对技术、知识的吸收、消化再创新能力进而有助于该国制造业转型升级,提升环境产品出口占比。而且数字赋能还能够通过产业链对上下游企业绿色化转型产生积极的外溢效应
[43]
,加快绿色理念、绿色知识和绿色技术在国家间的传播与扩散,增强邻国或他国绿色生产能力而推动邻国或他国绿色低碳产品出口。与此同时,凭借信息化桥梁及彼此良好的经贸关系,扩宽合作国绿色贸易渠道和延伸绿色贸易市场,进而带动他国绿色贸易持续增长。其次,数字基础设施的完善催生了新业态和新产业,特别是在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的国家,数字基础设施引致的规模效应更强,无形之中也对周边及其他国家产生正向溢出效应。并在市场及利润导向下对邻国及他国通过跨国投资以产业梯度转移等方式产生国际技术溢出,推动东道国产业绿色低碳转型升级,进而有助于提升该国绿色贸易量质齐升。当然,国家发展客观差异的存在可能会使得一国因技术壁垒、数字鸿沟和人才代际而缺乏对信息技术、数字技术的有效吸收及应用创新,不能充分享受数字化带来的时代红利,反而面临虹吸现象而不利于该国绿色贸易发展。基于此,提出竞争性假说4a和4b。
H4a
数字基础设施对绿色贸易发展产生正向空间溢出效应。
H4b
数字基础设施对绿色贸易发展产生负向空间溢出效应。
三、模型设置和指标选取
(一)基准回归设置
上文仅从理论层面分析了数字基础设施对绿色贸易的影响,本节进一步从定量层面构建计量模型验证二者的关系。首先构建模型(1)考察数字基础设施对绿色贸易的影响并将影响绿色贸易的一系列因素作为控制变量纳入模型之中,模型构建如下
gt
it
=
α
0
+
α
1
di
it
+
β
i
∑
X
it
+
μ
i
+
λ
t
+
ε
it
(1)
式中,下角标
i
、
t
分别代表国家、年份,
gt
it
表示绿色贸易水平,
di
it
为数字基础设施水平,
X
it
为影响绿色贸易的一系列控制变量：经济发展水平(
pgdp
)、城市化水平(
url
)、外商直接投资水平(
fdi
)、金融发展水平(
jrfz
)、资源禀赋(
zybf
)和汇率(
hlv
),
α
0
为常数项,
α
1
、
β
i
分别为核心解释变量、控制变量待估参数,
μ
i
、
λ
t
分别为个体固定与时间固定,
ε
it
为随机扰动项。
(二)机制检验模型
为探寻数字基础设施影响绿色贸易的作用机制,并验证上文分析中的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创新是否作为路径传导变量,构建模型进行机制检验,模型设置如下
gt
it
=
δ
0
+
δ
1
di
it
+
β
i
∑
X
it
+
μ
i
+
λ
t
+
ε
it
(2)
M
it
=
η
0
+
η
1
di
it
+
β
i
∑
X
it
+
μ
i
+
λ
t
+
ε
it
(3)
式中,
M
it
是本文机制变量,分别为产业结构升级(
jgsj
)和技术创新(
jscx
),式(3)中
η
1
为数字基础设施对机制变量的影响效应,其他变量及参数解释同式(1)。
(三)空间计量模型
考虑到数字基础设施具有较强的网络溢出效应、外部性和绿色贸易的空间依赖性,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可能会对邻国及他国绿色贸易产生影响,即数字基础设施能够对周边及他国绿色贸易产生空间溢出效应。同时在开放背景下绿色贸易活动往往具有较强流动性,为缓解时空锁定效应可能带来的潜在结果偏误,本文将绿色贸易滞后一期纳入模型之中,构建更为准确的动态空间计量模型,模型设置如下
(4)
式中,
ρ
为绿色贸易的空间溢出系数,
W
为
n
×
n
阶空间权重矩阵,本文这里为经济距离矩阵,其他变量及参数含义同上。经济距离矩阵构建方法为：
W
=1
/
(|
Y
i
-
Y
j
|+1),
i
≠
j
;
W
=1,
i
=
j
。
Y
为本文考察期2007—2021年间一国人均GDP的均值。
为了描述数字基础设施和绿色贸易的空间相关性,需要结合上面经济距离矩阵测算出空间关联度并加以检验,目前绝大多数学者采用全局莫兰指数进行验证,其公式如下
(5)
式中,
I
i
莫兰指数,其范围为(-1,1)。当
I
大于0时,说明绿色贸易具有空间正相关性;当
I
小于0时,说明绿色贸易具有空间负相关性;当
I
等于0时,说明绿色贸易不存在空间相关性特征,其在空间分布呈现随机分布。
n
为样本总量,
g
i
、
g
j
分别为
i
、
j
国某年绿色贸易水平,
W
为经济距离矩阵。
(四)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
绿色贸易(
gt
)。囿于当前国际社会对绿色贸易概念、内涵尚未达成一致的局限,对绿色贸易的度量也并未达成一致。但绿色贸易逐渐兼顾了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等方面内容,李晓依等(2023)
[1]
认为以环境产品为代表的绿色贸易成为了国际贸易的新趋势,环境产品可以作为衡量绿色贸易的主要指标体系。本文赞同并将环境产品作为绿色贸易的衡量。环境产品清单常见的有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环境清单、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环境清单和世界贸易组织(WTO)环境清单,这些环境产品清单各有优劣,但考虑到数据可获得性、连续性及本文研究对象为亚太经合成员国,故这里采用2012年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制定的环境产品清单。具体做法是将APEC环境产品清单中的54种6分位HS海关编码产品的出口额进行水平加总得到一国年度绿色贸易量(十亿美元)。
2.核心解释变量
数字基础设施(
di
)。衡量数字基础设施可分为单一指标与综合指标两类,单一指标中的国内指标常以互联网普及率、宽带建设、移动电话基站密度、平均网络使用率表征,国际指标常以互联网用户、固定宽带用户、安全互联网服务器表示。综合类指标中国内多采用多个指标体系构建数字基础设施指数,国际指标常见的有国际电信联盟公布的信息通信技术发展指数(IDI)和世界经济论坛公布的网络就绪指数(NRI)。综合指标相对来说能够更好地反映数字基础设施水平,考虑到信息通信技术发展指数(IDI)和网络就绪指数(NRI)数据连续性、覆盖性和及时性上存在的不足以及本文研究对象为国别层面,文章借鉴王梦颖和张诚(2023)
[20]
相关做法,选择固定宽带订阅量、固定电话订阅量、移动宽带订阅量、移动蜂窝订阅量、互联网普及率和国际带宽六个指标构建数字基础设施综合指标体系,并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测量。
3.机制变量
(1)产业结构升级(
jgsj
)。借鉴Zhang等(2023)
[3]
做法,以产业结构升级指数表征产业结构升级,产业结构升级指数计算方法为第一、二、三产业各自增加值占GDP比重分别赋予权重1、2、3并加总求和。该指数越大,说明产业结构升级越明显。(2)技术创新(
jscx
)。专利多少往往反映了一国创新活力强弱,借鉴已有研究,本文以一国居民专利申请量(十万件)来表征一国技术创新水平。
4.控制变量
经济发展水平(
pgdp
)：以一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万美元)衡量;城市化(
url
)：以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衡量。外商直接投资水平(
fdi
)：以外商直接投资净流入占GDP比重表示。金融发展水平(
jrfz
)：以银行对私营部门国内信贷占GDP比重表示。自然资源禀赋(
zybf
)：以自然资源租金占GDP比重表示。汇率(
hlv
)：以一国货币对美元年均兑换比例衡量。
(五)数据来源及说明
本文研究样本为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成员国,从经贸体量看,该组织GDP总量约占世界的60%、贸易量约占世界的48%。从国家发展水平看,同时包含以美国、加拿大、日本和韩国为主的发达国家和以中国为主的发展中国家。从区域看,涉及亚洲、南北美洲、大洋洲和欧洲。总体来说,选取该组织作为研究对象,探讨数字基础设施对绿色贸易的影响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此外,由于中国香港、中国台北属于中国领土,故最终样本为亚太经济合作组织19个成员国2007—2021年面板数据。其中,绿色贸易数据来源于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数字基础设施数据来源于国际电信联盟和世界银行。控制变量、产业结构升级和制度质量数据均来源于世界银行。技术创新数据来源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统计数据库。对于少量缺失值以插值法补之。本文主效应变量描述性结果见表1。
表1 变量描述性统计
四、实证回归结果及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及分析
由表2双固定回归结果可知,数字基础设施对绿色贸易的估计系数为正,通过1%水平检验,作为对比,不管是OLS还是个体固定和时间固定其影响系数均为正且显著,这说明数字基础设施可以显著推动绿色贸易发展,验证了H1a。数字基础设施发展促进了经济信息流动,利于打破市场信息不对称的壁垒和市场分割,并通过数字赋能提升了出口市场通达性、提高了出口企业决策能力和供应链管理效率而直接扩大绿色贸易量。虽然数字基础设施发展可能也会造成数字鸿沟及引发跨境数据流动限制而对绿色贸易发展起到不利影响,但依托数字基础设施发展使得全球数字化浪潮推动各国数字经济发展,数字化赋能所产生的正向促进作用远大于数字鸿沟及跨境数据流动限制对绿色出口的抑制效果,因而整体上数字基础设施对绿色贸易的影响依然以正向促进为主。
表2 基准回归结果
注：*、**、***分别表示在10%、5%、1%水平上显著,()内为t值。下同。
(二)稳健性检验
为验证上文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文章分别从解决内生性、更换模型、替换指标测度和剔除特别年份四个方面进行稳健性检验。
1.内生性处理
为解决数字基础设施与绿色贸易之间可能存在的双向因果关系而带来的潜在内生性问题,文章以“国家宽带计划”作为数字基础设施的准自然实验,通过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探究数字基础设施对绿色贸易的影响。其中“国家宽带计划”数据来源于国际电信联盟,结果见表3。不难发现,以“国家宽带计划”作为外生政策冲击之后系数依然为正且显著,这说明在解决内生性后,数字基础设施依然能够显著扩大绿色贸易。
表3 稳健性检验结果
注：[]内为p值。
2.更换模型
这里使用动态SYS-GMM模型来进行稳健性检验。表3可知,动态SYS-GMM被解释变量绿色贸易滞后一期为正且显著,这说明一国绿色贸易规模扩大具有时间惯性特征,是一个不断累积的过程。从核心解释变量数字基础设施看,影响系数依然为正且显著,这与上文基准回归结果一致。
3.更换变量测度方法
这里从两个方面进行验证,一是核心解释变量数字基础设施测度方法区别于基准回归主成分分析法,这里采用熵权法计算并进行回归。二是有别于基准回归绿色贸易以绝对量衡量的方式,这里以相对量进行测度,具体方法为用绿色贸易量占商品出口的比重衡量,并进行回归。表3结果显示,回归结果依然与上文基准回归保持一致。
4.剔除特殊年份
考虑到新冠疫情对全球贸易带来的冲击,这里剔除2020和2021两年数据后进行回归,表3列(5)估计结果依然与基准回归保持一致,进一步验证了本文估计结果的稳健性。
(三)作用机制检验
上文基准回归仅仅探究了数字基础设施对绿色贸易的影响效应,但并未验证数字基础设施究竟通过何种渠道间接影响绿色贸易发展。同时为证明数字基础设施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创新两种渠道影响绿色贸易的研究假说,本小节将验证数字基础设施影响绿色贸易的作用机制。
1.产业结构升级
由表4列(2)可知,数字基础设施对产业结构升级(
jgsj
)的影响系数为正且显著通过检验,这说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能够显著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而往往一国产业结构决定了该国商品出口结构,产业结构调整能够产生“结构性红利”
[30]
,提升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和绿色发展水平
[31-32]
,带动出口产品质量升级,从而有助于提升该国绿色贸易量。因而,数字基础设施能够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而扩大绿色贸易,即产业结构升级扮演着重要路径传导作用,这验证了H2a。虽然数字基础设施发展会带来高能耗、转型成本大等一些问题而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产业结构升级,但数字基础设施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是未来发展方向,其对传统产业数字赋能和新产业发展所带来的结构升级红利远大于因能耗、转型成本大所带来的结构锁定,因而数字基础设施整体上仍然可以有效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而带来绿色贸易规模扩大。
表4 机制检验结果
2.技术创新
由表4列(3)可知,数字基础设施对技术创新(
jscx
)的影响系数为正且显著通过检验,这说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能够显著提升技术创新水平。而技术创新是提升出口产品质量的重要来源,韩立达等(2020)
[37]
认为技术创新能够推动工业企业绿色发展,拓展产品之间绿色技术差异,进而提升出口产品质量和绿色竞争力,推动绿色贸易发展。Dohse和Niebuh(2018)
[39]
也证实了技术创新会促进出口规模扩大。在贸易开放及绿色发展背景下,技术创新可以有效推动绿色贸易发展。因而,数字基础设施能够通过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而推动绿色贸易发展,即技术创新在数字基础设施提升绿色贸易过程中扮演着重要传导作用,这验证了H3a。虽然数字基础设施的公共属性易产生技术创新搭便车等行为,但总的来说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是不可阻碍的潮流,数字化优势和以合作为主的全球贸易网络分工体系,使得数字基础设施能够有效驱动技术创新而促进绿色贸易发展。
(四)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运用空间计量模型进行分析首先要满足被解释变量本身具有空间相关性,研究中常以莫兰指数进行检验。由表5可知,莫兰指数均为正,通过1%水平检验,这说明绿色贸易存在正向空间相关性及一定的空间集群现象。此外,空间计量常见的有空间误差、空间滞后和空间杜宾三种模型,由表6中Robust LM检验可知空间误差与空间滞后模型均适用,同理作为二者结合的空间杜宾模型同样也可使用。Wald检验显示三种模型中空间杜宾模型使用更优。同时考虑到国家个体和跨时期因素差异可能带来结果偏误,因而在模型中控制国家和时间效应,故而最终的模型为空间杜宾双固定模型。
表5 莫兰指数检验结果
表6 空间溢出回归结果
表6中,被解释变量绿色贸易滞后一期为正且显著通过检验,表明绿色贸易具有明显的时空特性,即绿色贸易在时空上存在惯性特征及累积循环性,前期绿色贸易活动会影响后期绿色贸易。此外,绿色贸易的空间相关系数
rho
显著为正,表明绿色贸易存在明显的国际互动,本国绿色贸易的发展会对邻国及其他国家绿色贸易发展起到正向促进效果。核心变量数字基础设施对绿色贸易的直接影响系数和空间溢出系数均为正且显著,这说明一国数字基础设施的发展不仅带动了本国绿色贸易发展,而且也对邻国及他国绿色贸易起到正向促进作用,验证了H4a。一般而言,数字基础设施往往具有较强的网络溢出效应,可以打破时空藩篱,加快知识、技术、管理经验等在他国传播,并在“示范效应”和“干中学”效应下推动他国产品提质增效,尤其是跨国投资携带的绿色低碳知识、技术更能推动邻国及他国生产过程绿色化,进而增加了绿色产品供给,使得绿色出口贸易增加。当然,国家发展客观差异的存在可能会使得一国因技术壁垒、数字鸿沟和人才代际而缺乏对信息技术、数字技术的有效吸收及应用创新,不能充分享受数字化带来的时代红利,反而面临虹吸现象而不利于该国绿色贸易发展。但总的来说,数字化是必然趋势,数字化的时代红利依然能够被大多数国家所享受,因而数字基础设施的不断发展完善,整体上会对他国绿色贸易产生正向溢出。
此外,本文进一步分析了数字基础设施对绿色贸易空间溢出的长期效应研究,结果见表7。由表7间接效应可知,长期中数字基础设施对绿色贸易的空间溢出影响系数为负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说明数字基础设施发展对他国绿色贸易产生了负向影响,但这种负向冲击效应较小。虽然全球经济面临持续下行压力,国际竞争加剧,贸易摩擦和贸易冲突有抬头趋势,以及数字基础设施发展较好国家因数字化优势而加剧与他国经济鸿沟导致贸易失衡,对他国绿色贸易产生较强冲击。但由于国际贸易活动并未完全断链脱钩,区域性经贸往来呈现增强趋势,数字基础设施的正向溢出效果仍然存在,因而长期中数字基础设施对他国绿色贸易的抑制效果较弱。
表7 空间溢出长期效应回归结果
注：括号内为z值。
(五)异质性检验
1.国家发展水平异质性
国家发展水平不同,其经济基础、发展方式往往存在很大差异。一般而言,国家发展水平越高越能够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充分的技术、人才和资金支持,因而发展水平较高国家的数字基础设施往往对绿色贸易的影响更大,而后发优势假说则认为经济、技术差距对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技术进步等具有重要影响。为探究国家发展水平不同带来的数字基础设施对绿色贸易影响的差异,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标准将本文亚太经合国家样本分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由表8可知,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数字基础设施对绿色贸易的影响系数均为正且显著,这说明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数字基础设施进步带来的数字赋能均可以显著提升本国绿色贸易。因为数字基础设施作为一种新增长驱动力,并不会因为国家发展水平不同而对绿色贸易产生太大差异,也不会轻易受空间地理限制。虽然发达国家具有先发优势,但发展中国家当前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处于赶超阶段,数字基础设施对生产、流通过程的赋能更广、更深,其对绿色产品出口的促进力度也不容小觑。
表8 国家发展水平和贸易依存度异质性回归结果
2.贸易依存度异质性
贸易依存度高低不仅反映了一国贸易依赖程度,也说明了一国经济发展模式,贸易依赖度的强弱必然对一国绿色贸易产生影响。为探究贸易依存度不同是否使得数字基础设施对绿色贸易影响存在异质性,参考已有研究,将贸易依存度高于50%定义为高贸易依存度国家,低于50%定义为低贸易依存度国家。其中,贸易依存度用进出口贸易占GDP比重衡量。由表8可知,不论是贸易依存度较高国家还是贸易依存度较低国家,数字基础设施发展对绿色贸易的影响系数均为正且显著,这说明数字基础设施对绿色贸易的正向促进作用并不会因为贸易依存度高低而产生太大差异。因而无论是高贸易依存度国家还是低贸易依存度国家,只要牢牢抓住数字机遇,数字基础设施均会为绿色贸易发展提供较强的发展契机,实现绿色贸易速度与数量双料增长。
3.信息通信技术监管水平异质性
以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基础设施发展离不开信息通信技术(ICT)监管。一般而言ICT监管水平越高,越能够营造良好的公平竞争氛围和规范信息通讯技术健康发展,推动数字基础设施规模与质量齐升,从而对绿色贸易产生更大推动作用。为验证是否存在ICT监管水平异质性,文章采用国际电联数据库ICT监管水平数据,以各国在考察期内ICT监管水平均值的均值为节点,将高于节点的定义为高ICT监管水平,低于节点的定义为低ICT监管水平,并进行分组回归检验,结果见表9。不难发现,无论是高ICT监管还是低ICT监管,数字基础设施均能够显著扩大绿色贸易。这说明只要积极落实数字基础设施发展战略,就可以有效发挥数字基础设施对绿色贸易的数字化赋能效应。
表9 ICT监管水平和海运交通水平异质性回归结果
4.海运水平异质性
开放背景下全球贸易活动频繁,良好的交通运输能力更是为贸易提供了极大的便捷,交通运输能力的大小直接影响了贸易活动范围及贸易量。考虑到本文研究对象为亚太经合成员国,均位于环太平洋地区,海运运输水平在对外贸易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为探究是否存在这种差异,文章采用世界银行数据库班轮运输连通指数来衡量一国海运能力,该指数可以很好地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海上运输能力和全球连通性,指数越大海运水平越强。同时以各国在考察期内班轮运输连通指数均值的均值为节点,将高于节点的定义为高海运水平,低于节点的定义为低海运水平,并进行分组回归检验,结果见表9。由表9可知,无论是高海运水平还是低海运水平,数字基础设施均对绿色贸易发展起到正向驱动作用,但低海运水平国家数字基础设施对绿色贸易的影响系数不显著,这说明数字基础设施对绿色贸易的影响在不同海运水平国家存在显著差异,在低海运水平国家的正向促进效果较弱,尤其是临海国家海运水平较低会直接阻碍数字基础设施对绿色贸易发展的延伸作用。此外,海运水平的高低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传统基础设施的完善情况,这也进一步说明了数字基础设施与传统基础设施之间并非替代关系而是呈现互补效应。
(六)进一步分析
新制度经济学派认为制度是推动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关键性因素
[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