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中西哲学互动中生成 | 社会科学报

原文 ：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中西哲学互动中生成》

作者 |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   张允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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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思想文化 在先秦时期曾呈现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和各显千秋的繁盛局面。但到了公元前二世纪的汉武帝年间，由于政治上大一统格局的形成，思想上大一统的需求应然而至。于是董仲舒提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的主张——这是儒学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在历史上的第一次出场。 它呈现出的逻辑是：社会实体的统一必然促使社会指导思想和主流文化的统一，以便与社会实体的发展相适应。

东汉时 佛教东来 ，这种原产古印度的以遁世主义为思想特征的宗教，与以儒学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入世主义的宗旨格格不入，势必遭受抵制。 佛教为了能在中国文化土壤中寻得一席立足之地，在主动跟中国固有文化相结合中形成了两个思想成果：一是魏晋时期的玄学，二是隋唐时期的禅宗。 玄学吸收了佛学中精致的思辨学理，糅合儒道思想，创立了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个本体论哲学体系；禅宗吸收了原始儒学中的心性论，形成了不离尘世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以致上升为与儒道并驾齐驱的中国思想文化之大宗。 佛教入华的逻辑是：外来文化欲在异质文化土壤中生存和发展，必然要在与固有文化的互动关系中实现自我意识的本土化转变。

佛教的迅速扩张，不可避免地遭到以儒家为主的中国固有文化的抵制。正统儒家认为“佛者为夷狄之俗, 非经典之制”，从南北朝到唐代，先后发生了三次禁教事件（“三武灭佛”）。韩愈在《谏迎佛骨表》中表明了在这种文化冲突中的儒家立场，并著《原道》一文，首次演绎了一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所传之道”的 “道统”说 。韩愈的“道统”不仅是一种足以跟佛教相抗衡的“教”,而且是一个文化系统, 即华夏民族本位文化的传承道统、法统、教统、政统、文统、学统，以及与风俗传承高度一体化的文脉血统。 韩愈“道统”说的背后逻辑是：外部压力促进内部整合，外来文化强势扩张必然造成本土文化的强烈反弹。

韩愈以当仁不让的姿态公开表达了欲遥契孟子接续道统的心愿,如说:“孟子不能救之于未亡之前, 而韩愈乃欲全之于已坏之后, 呜呼, 其亦不量其力!”降至宋代， 朱熹 一方面高度推崇韩愈发明的“道统”说，另一方面却不愿把接续道统、重建儒家精神殿堂的桂冠送给韩愈这样一位文人。于是，朱熹修正了韩愈的“道统”谱系，在“尧舜禹”之前追溯到“伏羲神农黄帝”, 在孔孟之间添加上颜回和曾参。至于孟子以下逾越千年之后，摒弃韩愈，直接续上了北宋的周敦颐和程颢程颐两兄弟，于是形成了 “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颜回—曾参—子思—孟子—周濂溪—二程”这样一个“道统”谱系。于今而观，这一“道统”正好暗合了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 朱熹承续道统的做法也恰好符契了雅斯贝斯的“轴心期逻辑”——“直至今日，人类一直靠轴心期所产生、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

所谓“轴心期”，指公元前800年至200年的历史时期，雅斯贝斯称其为“世界历史的轴心”。 他指出，前轴心期有四大古老文明即“巴比伦、埃及、印度、中国”四大古文明，而到了轴心期仅为中国、印度和西方（轴心期的西方文明即希伯来文明和希腊文明，为巴比伦、埃及文明的变型）。雅斯贝斯对“轴心期逻辑”进行了精彩概述：“轴心期潜力的苏醒和对轴心期潜力的回忆，或曰复兴，总是提供了精神动力。对这一开端的复归是中国、印度和西方不断发生的事情。” 韩愈、朱熹复兴儒学的举动，以及欧洲中世纪后期的“文艺复兴”运动，都可被视为对这段话的有力注脚。

然而，“轴心期文明”的复兴，不可小觑外来文明的促进作用 ——欧洲的文艺复兴证明了这一点，如从阿拉伯世界中发现的希腊文明；中国的文化发展史也证明了这一史实：作为外来文化的佛教，不只是给中国带来了异域风俗和宗教理念，也给中国固有文化带来了丰富的思想资料和新的思维方式，如佛学中的博大深奥的概念体系，精巧的思辨方式和论理的因明逻辑，皆可补传统儒学之所缺。 从隋代起就有人主张儒、释、道“三教合一”，但真正的“合一”直到程朱理学问世才告完成。 朱熹标榜孔孟道统，但其“理”却高度融合了道家之“道”和佛家之“真如”，孔孟原始儒学到了朱熹这里达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所以朱熹理学又被称为“新儒学”。这个“新”就新在他吸收了佛道哲理，真正实现了“三教合一”，完成了自汉代“独尊儒术”以来中国传统主流文化的第一次较大的转型。 这次转型的内在逻辑是：外来文化通过本土化得以扎根；本土文化经由糅合外来文化获得新质；有生命力的文化系统无不是开放的，开放的文化系统经由信息的输入和反馈实现新的文化系统的生成。

朱熹理学自元代被奉为官方哲学，元仁宗下诏定《四书集注》为科考取士命题的标准用书；明洪武二年（公元1369），诏定科举以朱熹等“传注为宗”。 自此，理学日益僵化，成为禁锢思想界的巨大绳索 ，正如梁启超所说，“理学之弊，恰如欧洲中世纪黑暗时代之景教”。 因此，中国传统主流文化面临着新的重大的历史性转型。 明代中叶出现的王阳明哲学，本来“是一场反朱学的运动”（嵇文甫语），也是跟当时中国东南沿海地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断发展和市民社会不断成长相适应的意识形态。然而，王阳明的哲学并不能担负起这一主流文化转型的历史重任。王阳明死后，其学避实就虚，流于狂诞，中国不但没有发生像西方文艺复兴那样的思想解放运动，相反，主流文化的褪变加速了明朝的灭亡，正像清初 陆陇其 所指出的那样： “故愚为明亡天下，不亡于寇盗，不亡于朋党，而亡于学术。” 即说，明朝的灭亡不是亡于李自成造反，不是亡于东林党人聚众不轨，也不是亡于清兵入关，而是亡于思想文化（学术）的堕落，正是“学术之坏，所以酝成寇盗朋党之祸也”。 这里的“学术”，泛指统治中国思想界近两千年的儒家意识形态。

恰在明万历年间，西方耶稣会士把“西学”引入中国。 这种“西学”在当时主要指神学外衣包裹之下的经院哲学和作为传教工具的测量、历算、地图等实用科技知识。“西学”带来了中国学术所迫切需要的逻辑理性和科学技术，它被当时中国知识界看作是能够“救世”的“实学”。徐光启等人一方面认为“西学”可以“补益王化，救助儒学”，另一方面提出 “欲求超胜，必须会通”的中西文化观。但是，耶稣会士们手中的“西学”是为“西教”服务的，基督教的神学信仰体系与中国文化的实用理性传统是格格不入的，康雍年间的“礼仪之争”便充分暴露了这一中西之间的内在冲突。至鸦片战争之后，西学大举东进，此时的西学内涵已今非昔比，明末的“西学”主要指西方的数学、天文历算和科技，而清末的“西学”则是近代西方启蒙运动之后所产生的人文主义的各种哲学流派和政治、经济、法律等社会科学知识， 在这种新兴西学的冲撞下，中国传统文化空前危机，致使哲学革命在儒学内部生长，统治中国思想界两千余年的儒家意识形态大厦终于轰然崩塌，中国社会和思想文化遭遇“三千年未见之变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