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2月，居住在上海世茂滨江社区的人们发现日常出入的两个最重要的大门被悄然封闭，拉上了绿色的丝网，有人在丝网围城的隔离带后面开始施工。看过旁边的一块告示牌，大家才知道：原来这里的大门要维修了，工期长达四个多月。很多人看过之后耸耸肩，也就只好从旁边的小侧门进出：大人、孩子、宠物、快自行车、摩托车、快递车、搬家的货车以及各种私家豪车，都只能穿过窄窄的侧门，期待着7月份大门重开的日子。
只是，谁也没想到，这竟然是一场漫长的没有结果的等待……
一、业委会和居委会
上海的世茂滨江社区位于陆家嘴金融核心区的边缘，占地近百万平米，其中建筑物占地面积18.8万平米，建筑面积77万平米，有3129套房屋，社区内有1.2万人常住。按照此处的房屋均价计算房屋的总价值超过500亿元——这是名副其实的富人区、超大社区，居住在小区里的，非富即贵，其中一套房屋的市价近2亿元！
（这张照片，是在小区内一个饭店里随手拍的。背景里最高的楼是陆家嘴的上海中心大厦。面前的是小区内的人工湖，可以想一想小区的美景。）
这样一个小区，当大门开始维修的时候，没有任何人发出任何声音。大家耐心等待到6月份就要放假的时候，赫然发现工程远未结束，原来预订135天的工期很可能延长到半年以上。于是，有业主开始质疑，维权，要求大门施工早日结束。但质疑者很快被踢出各种小区业主微信群，无奈之下只能自己组织维权群，很快就发现了一大堆的问题：
1、原来说好的是维修大门，结果变成了改扩建，将国际顶级设计师最初的开放式大门改成了两个巨大无比的牌坊式建筑，在路边显得格外刺目、丑陋。
2、这次施工居然没有获得城建部门、监管部门的任何许可证，属于无证施工，长达半年之久居然没有任何城管部门干涉；
3、负责大门施工的单位竟然没有建筑施工资质，而且是一个老赖企业；
4、整个招投标过程不透明且不说，原来负责改扩建的，是小区的业主委员会，简称业委会；但业委会已经逾期两年没有改选了，按照规定早已不能动用超过5万元以上的款项，大门改建要花费300多万元，哪来的钱呢？
5、业委会主任也是一个奇葩的存在，原来的主任是一个台湾人，新的主任何许人不知道，去街道当局查询，业委会主任竟然没有获得政府部门的备案，因为选举流程不符合法律规定！再去查，业委会的几个主要负责人竟然大多来历不明，有的早已卖掉房子走人了。
还有很多更奇特的事情无法言说。维权者们愤怒了，他们将最初的要求大门早日竣工的诉求改了，逐渐认为大门的建造是非法的、应该拆除大门恢复原状，同时要求追究业委会的责任。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他们开始给政府部门一一写信告状、去政府办公室告状、打各种市民热线、投诉电话、投稿到报社等等，要求维权。当发现大门还在施工的时候，就直接打城管大队的电话举报无证施工、消防隐患——现在的结果是：大门施工几乎无限期停止了，从开工到现在已经过去了200多天，所有车辆和行人仍只能从侧门进出……
面对这样一个处于瘫痪状态的现状，居民们是什么态度呢？8月份，维权者组织了几次会议、活动，甚至一度请到了居委会领导参加，但到场的全部居民只有12个人，占居民总人数的千分之一。随着大门竣工遥遥无期，已经有居民开始愤怒地在各种维权群里骂娘了。
居委会？那是一个什么存在呢？按照中国的法律，居民委员会是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成立居委会的目的，是“由城市居民群众依法办理群众自己的事情”。没错，它与农村里的村委会的性质是一样的。只不过，农村的村委会的职能远强于城市里的居委会。居委会的成立和运营，是有中国人大正式通过的法律授权产生的。它的上级主管机构是政府系列里的街道办事处。街道的上一级领导才是区政府。区政府的上级是市政府。
按照法律规定，居委会就应该是最基层的管理社区的机构了。在居委会相关法律实施17年后，2007年国务院通过的《物业管理条例》，正式规定了业委会的职能。按照这个条例，业委会也是小区业主选举产生的，业委会主任应当到政府机关去备案。但业委会的主管机构是房产局。
就这样，十年来，业委会和居委会两个机构都变成了一个小区的合法存在。在业委会之外，还有小区的物业管理公司，按照法规限定，物业公司是由业主大会聘请的。
于是，城市里的小区，就出现了这样奇特的一幕：小区的建设者或者开发商可能是A公司，A公司为了维护日常工作，经常会顺带成立物业机构负责管理。但小区的业主们成立一个业委会，可能选择B物业公司来管理物业。在小区不出事情的时候，居委会就是一个摆设。但按照法律规定，居委会和业委会就变成了似乎是平级的关系——俩会的主任都是小区的人选出来的，但居委会是政府序列，业委会要到政府部门备案但却不受居委会领导。
就这样，到小区管理出现问题的时候，除了扯皮之外，似乎别无它法。几乎所有居民都不关心所谓的业委会、居委会的事情，他们早已习惯了大小事情理应有政府管，啥事情都不需要自己操心。即便遇到类似大门维修烂尾、他们也早已麻木，得过且过。
回到世茂滨江的业委会：那些不知道来历的业委会成员，为什么要这么辛苦地为社区居民服务呢？因为小区维修基金已经有1亿元以上的积累，业委会是有权动用的，当然要履行手续。而业委会通过出租小区内的公用设施，已经有人在小区内开设了一家饭店、一个茶社、一个超市、两个会所还有一些公用房屋，这些租金收入每年有数百万元，这些钱来无影去无踪，从来没有帐目公开，但修大门是花钱的最好办法，于是，两个规模不大的大门，修一下竟然要花300多万元。更何况，这些设施租给谁、谁来施工、谁来审计，完全是闭门操作的，与任何业主都没有关系。
这才是利益所在。相比之下，居委会没有这些收入来源，靠政府拨款维系，也许跟业委会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指望居委会监督业委会？纯属做梦。
在这种情况下，各地的城市居民都可能没有意识到：你的小区的业委会，是一个有油水、没监管、又没有人关心的机构，它可能日日夜夜都在侵蚀你的利益，但你完全没有察觉，也完全没有人关心，要一直到小区运行不下去，才可能有那么一丝丝察觉。但即便如此，到这个时候，你会茫然无助：寻求不到任何解决之道……
二、要民主还是要集中
小区业委会这种奇葩的存在，从法律意义上说，就是完全的市场运行的产物。按照制度设计者的想法，每一个业主，都会关心自己的利益，所以，他们会走出家门参加业主大会，选举一个业委会及其主任，然后，他们就和睦相处，平静地运行了。
只不过，这种设计，只是理论推演，完全不是真实世界的体现。比如，按照规定，业主大会应当有本区域内超过一半的人数、且超过一半面积的业主参加才有效——但世茂滨江小区的业委会任期届满后，需要换届的业主大会参加者寥寥无几——你要求50%的业主参加？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的笑话！要1600多名业主出席，设计法律法规的人怎么想的？
更离谱的是，按照法规条款，如果涉及到小区内的改扩建事项，比如世茂滨江的大门改扩建，需要有超过建筑物面积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参加。要是小区业委会严格遵照法律，这种大门重建就需要有2000多户居民参加表决才行，这就将变成一个完全不可能实现的任务。为了达到目标，原业委会的做法是假称大门维修，然后再偷梁换柱变成大门扩建。
小区业委会是违法了，他们没有召开什么劳什子业主大会，也没有做什么表决，只是业委会的几个人或者只是主任自己拍脑袋决定的，就把价值300多万元的大门改建的事情定下来了，然后就把工程交给一个奇怪的公司施工了。如果大家都没发现问题，现在大门就通行了，天下万事就大吉了。
只是现在出事情了，大家才发现，这个业委会主任不简单。比如，公章早已过期作废，他就用老的公章。没有开会表决，他就假造一个公文用假的公章盖上去。城管大队来人了，说没有施工证不许施工，他就辩称这不需要许可证，并继续偷偷开工。最后，业主反复打电话投诉，没有办法了，他就干脆真的停工，啥也不管，让你们业主内斗。
业主们果然就内斗了。一派主张维权，诉讼，告状，要坚决把大门扒了恢复原状；一派主张不管怎么样先把大门通了，然后再告状；还有一派是逍遥派，根本不管不问。现在，前两派开始掐架了，互相指责、互相谩骂。业委会呢，销声匿迹，什么人也不出来说话了。看看这三派，几乎就是中国所有事情的缩影：无论正邪大小，事情总是有三派看客的。
到了这种悲惨的时刻，很多人热泪盈眶想到了政府。这样一个12000人的超大社区啊，等于几十个村庄的人口了，要是在农村，村主任啥的早就出来主持公道了，为什么居委会不出来管呢？就算居委会不管，上一级政府呢？青天大老爷没，请出来主持公道吧。
这才是真实的中国。
在中国，几千年的传统，就是强势的政府、弱势的子民。老百姓蝇营狗苟，只知道自己赚钱生活养家糊口，绝大多数人对于政治毫无兴趣除非能捞一笔。甚至于对自己身边牵扯到自己利益的事情，也只知道一味盲从，缺乏自主的选择和干预——就世茂滨江小区来说，无数侵害自己权益的事情日日夜夜都在发生，但上万人的社区每个人都视而不见。这是富人们的选择，是中产阶级的态度。如果是穷人呢？
如果不认清中国的这样现实，一味去推崇西式民主，其结果是什么呢？就是今日的台湾。台北市长柯文哲在2017年9月的一个采访中表示，以前台湾最强的时候，GDP占中国大陆的比重是45%。而今呢，只剩4.6%。柯文哲称，现阶段台湾软实力还是领先，但硬件真的是输掉，大陆GDP每年成长7%，台湾每年才1%多。“过去我们已虚耗20多年，现在应该要咬紧牙关认真一点，否则拖久了会完蛋！”而台湾的媒体评论称，两边发展正处于“死亡交叉”，且中国大陆的软实力都在迎头赶上。台湾工业总会秘书长蔡练生则说，自己每次从大陆回台心情都很不好，特别是看到大陆从中央到地方都齐心为经济打拼时，对台湾就更感忧心，“台湾真的要迎头赶上才是”。
台湾空耗的20多年，正是政府力量日益淡化、弱化的20多年。空喊的民主口号，为了选战而不顾一切讨好选民、攻击对手，真要做事情的时候却完全没有章法，两边的利益都不好摆平。到头来，政府真的不去干预企业和市场，经济反而就真的疲态尽显。
所有空喊西式民主的人都可以问问自己：你是否知道自己所居住的小区有多少户居民？有多少人口？是否曾参与过小区业主为会员的选举？是否参与过居委会的选举？这些看起来最现实的基层民主，你可有认真对待过？你连一个小区的居委会或业委会都搞不好，凭什么会去搞好一个城市乃至一个国家？如果再进一步，如果居民们连小区业委会主任都选不好，连居委会主任都不知道是谁，你能指望他们选出一个国家的领导人？
回到世茂滨江小区的大门烂尾工程，未来唯一的希望根本就不是诉讼、告状、举报信、投诉电话，而只在一点：让上级政府派人下来主持公道，一切自然可早日解决。如何达到这个目标呢？需要更多居民到政府部门去反映问题或者请求。这一点显然需要更多时间：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人感觉到这样下去不行了，去要求政府部门解决问题的时候，才会有人下来处理，那时候，这个业委会主任的乌纱帽以及背后的黑洞才会被仔细审视一番……
三、政府与市场谁为大
由这个案例，我们可以明显看出来：
1、政府是经济活动中最大的管理者。市场经济中的各个主体，犹如世茂滨江社区中的那3000多个业主，看起来一个个风光体面，但各自都有自己的利益诉求，这些利益甚至是互相矛盾的。仅仅依靠他们自律、自治，是不可能达到所谓的帕累托最优的。能高屋建瓴统揽全局的，只有政府。也正因为这些个体极其复杂、智商情商都很高，要管理好并不容易，需要一个强大的政府才能摆平所有人。因此，一个国家能否崛起，前提条件就是有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
2、政府管理的最重要的职能是解决问题。有问题，找政府，这似乎是唯一可行的一条路，因为政府存在的本源目的，就是要解决问题。老百姓的吃穿住行日用，这是基本的问题，完全依靠市场自发，能解决吗？市场当然是什么赚钱做什么。衣服最赚钱，大家一窝蜂去做衣服。后来，衣服不赚钱了，粮食不够了，又一窝蜂去种粮食。看起来，这会达成一种平衡，但付出的代价，却是要粮食严重不足可能饿死一些人。所以，强大的政府，是要解决各种复杂问题，很多时候要预先规划、事前解决问题，而不是等事发了才来处理。要做到事前规划，需要政府有强大的预判能力。政府部门高屋建瓴，站得高看的远，掌握的信息全面，自然就可比市场更有优势做出前瞻安排。而一旦出现问题，政府又必须能负责快刀斩乱麻，能尽早解决问题。
3、政府是市场运行的最终监督者。为了防止事务运行走向坏的结果，政府就要变成市场各主体的监督者、市场运行的最终监督者。市场自由运行，如果出现矛盾，不能总是靠决斗解决问题，也不能依靠弱肉强食的法则解决问题，需要政府的智慧来协调。而要避免出现坏的结局，政府就应该对市场运行全程监督，并做最后的决断来解决问题。
只是，前述三个结论，并不容易获得大多数人的认同。现实社会中，人们最容易发生各种错误的认识。
第一，应该要小政府、大市场？我们强调政府应该是最大的管理者，是因为唯有政府能统揽全局，协调市场各方。而最常见的错误观点却是主张建立“小政府大市场”的社会。即应该将绝大多数事务交由市场完成，降低政府的规模和运营成本。这种观点，似是而非。比如，关于明朝灭亡的原因，按照杜车别的考证，就是由于政府税收越来越少，政府职能越来越弱造成的。吴晓波在《历代经济变革得失》中则指出，宋朝的贸易税率也非常低，由此造成了空前繁荣的商品流通和发达的贸易市场，但国民税收几乎完全依赖于农业税。宋朝和明朝都是对商贸征税极少的时代，结果就是耕作者赋税很高、工商业者利润奇高、政府收入相对减少，政府能力弱化甚至被工商阶层绑架，以至于完全无力抵抗外来侵略。
对于政府规模问题，流行较广的是官民比例的数字。2005年3月7日，全国政协委员任玉岭在会议上指出，中国的我们的官民比已达到1∶26，比西汉时高出了306倍，比清末高出了35倍（有一种说法是汉代官民比为1：7948，唐代1：3927，明代1：2299，清代1：911）。后来演绎的各种版本认为，中国的官民比例从1：26到1：197不等，相对欧美各国并不算高，但显然比古代要高。这种比较显然是失之偏颇的。清代以前，社会经济活动无非是种地、贸易和少量工业，两千年一贯制没有太大变化，官员多了当然不正常。但现代社会，经济活动的规模早已大大超越从前，政府的规模理应比以前更大才是。
所以，不要看官民比例，要看官员是不是在做事情、有事可做。中国的经济发展蒸蒸日上，最起码说明官民比例是适合经济发展要求的。事实上，如果严格考虑公务人员的职责所在，我们的官民比也许是低了而不是高了。
第二，政府之手不应伸得太长？政府是要解决问题的，既然如此，政府的手就不只是要像“如来神掌”一样庞大，可以覆盖整个社会的运行环境，更应如“千手观音”一样到处都能触及，还应该像“小李飞刀”一样能迅速触及社会各个角落的深层次。政府之手，理应大、多、长。提倡小政府，才会强调村民自治、居民委员会自治，但中国的实践早已证明，单纯的基层自治很难实现，犹如完全的市场化根本不可行一样。政府之手理应伸到基层。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的管理体制一直触及到乡村，干部到农村蹲点成为制度，有效保障了农村基层的组织建设。而现在，所谓的自治领域，却是最容易发生问题的地方，且发生问题之后不容易及时得到纠正。比如说世茂滨江社区的问题，当社区自治无法有效及时解决问题的时候，政府之手难道不该伸进来吗？
第三，政府不应人为干预？当然，对于倾向于无政府主义的人来说，类似小区问题就不应该让政府介入，应该任由这个小区域乱下去，最后总会有解决的办法。这就好比有人生病不要治，一定要让他自己痊愈才行。那万一不治疗、人死了呢？或者他虽然自己自愈了，但最后变成痴呆了呢？明明有更好的办法，让政府介入一下就可以解决的问题，为什么一定要让它自生自灭自我治疗呢？
事实上，不能把什么事情都交给市场调节、任其自生自灭。尤其是在市场运行的早期，政府介入、树立规矩就格外重要。婴幼儿生病，谁敢让他自生自灭？旧时代医疗条件不好，皇帝的儿子生天花也只能无奈地说死生有命，结果婴幼儿死亡率非常高，感染天花的人致死率一度高达30%。后来，人们发明了疫苗，种痘之后小孩子就不再生天花。1980年，世卫组织宣布天花已经被消灭，曾经最致命的病毒已经在地球上不复存在了。面对这样的案例，谁敢说生病不需要干预？
有人指责政府收储是人为干预市场价格涨跌，有人说政府产业扶持政策是人为制造供给，有人说政府家电下乡是人为制造需求。
可是，人类社会，本来就是人的活动，所有行为，都是人为的。政府做的任何事情，当然也是人为的。所以不存在什么所谓人为干预造成的供给需求乃至于价格变化。无论从宏观还是微观来看，政府行为都是出于社会公众利益的目的，这些干预是有利于社会发展的。
事实上，只要政府干预是为了追求社会和谐发展和进步，就好比农民种地追求高产一样，出发点没错，则行为方式虽然可以商榷，也都是合理的——农民怎么种地？旱了浇水、涝了排水；有虫打药，有草除草；土地贫瘠用化肥，种子不佳转基因，一切目的都是为了追求高产稳产满足人类的吃饭需求，则任何行为都是正确的。政府也一样，追求的是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人为干预就是合理且必要的。
很多从美国回来的人感慨，相比之下，中国人的自由度要远高于美国。在美国，钓鱼还需要许可证、自家房子造个栅栏还需要审批、在美国炒股票赚钱要缴税、炒期货赚钱也要缴税。美国政府的触角早已伸到社会的各个角落，美国政府之手也早已深入到社会的各个层级。只是很多人平时不觉得，遇事才发现美国政府的强大无所不在。有一个数字很能说明问题：美国人口仅占世界总人口的5%，但美国监狱里关押的人却占全世界监狱关押人数的25%，全美国近20%的人口有犯罪记录——如此强悍的数字，不正说明美国政府管理力度极大吗？竟然还有人鼓吹美国是小政府。
强大的美国政府帮助美国成为世界一极。中国崛起的过程中，当然更需要强大的政府做后盾、做基础。
回到本文开头的问题，我们的政策主张是：
1、应该修改《物业管理条例》和其他相关法律规定，突出居委会的自治职能，在城市的小区中，仅仅保留居委会一个自治机构，将原来业委会的全部职能都划归到居委会，从而彻底消除业委会和居委会两张皮互相扯皮的现象。
2、将居委会纳入政府序列，居委会主任应由居民选举后政府任命，从而实现政府触角直接深入到居民小区的功能，完善中国的政府管理序列。
3、由此更进一步，应该重整村民自治的规则、民族地方自治的规则，将党和政府的宏观管理职能深入到社会的各个角落，从而实现全国一盘棋，有统一的文化、统一的管理、统一的社会运作模式。
上述做法的目标，都在于促进建立一个强大的政府机构，实现“大社会、大政府”的目标，以提高社会运行效率，促进劳动创造财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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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即将于2018年出版的《中国崛起的奥秘：财富论》之一节，已经傅海棠先生审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