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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外研究猿
男人55系列（51）：1961年10月22日，他出生于广州，三岁时迁居上海外婆家。1966年局势大乱时，外婆在派出所给他登记了上海户口。1969年，他进入小学读书，那所位于新闸路与大通路之间的红砖瓦的原教会学校的小学建筑，常常能引起他的兴趣，后来，他发现，与学校一墙之隔的大通中学是魅力十足的小德勒撒教堂。从此，他迷上了教堂建筑并立志要做一个建筑设计师。时光荏苒，高中毕业后，他没有考上同济大学建筑专业，这成了他一生的遗憾，在他最好的年龄没有进入梦想的机会。1985年，他进入政府部门工作，常常接待外国来宾并屡屡出国。1992年，他在法国的酒吧邂逅了一位建筑大师的女儿，从此没有回到中国，他和她结婚生子定居巴黎。2001年，在他40岁时，他获得了巴黎美术学院的毕业文凭和建筑师执业资格。2013年，他接管了岳父的建筑师事务所。
2016年3月，他带着妻子和一双儿女回到自己的小学看看，却发现，这片曾经挥洒青春魂牵梦萦的地方已经拆迁了，小德勒撒教堂虽然还在，小学的建筑却不见了。他遗憾地回到法国，并在网上发表了一篇回忆童年的文章，他这样写到：我的小学看不到了，那些长廊，那些拱门曾是我建筑师梦想的摇篮，学校外面的石库门也都成了废墟，那里曾经有我的童年和我喜欢的小女孩。
男人55系列（52）：1961年，他出生在法国里昂，他的原籍是广东潮汕，在法国已是第三代的华裔。他的妻子十分热爱中国，会说几句汉语。2014年，他因为得到一张我画的上海老房子地图而萌生了来上海的想法。2015年春天，他联系我，然后相约在徐家汇教堂。他告诉我：我的岳母在四川的教堂度过了她的前半生，她常常想念中国，说曾经在徐家汇教堂对面的修道院住过一个月。我来这里，感觉非常有感情。
2016年1月，他和妻子送儿子去成都念大学美术系，然后，他和妻子来到上海。我们又一次来到徐家汇教堂参观。他的妻子非常有气质，是个葡萄酒研究专家，她对我说：我代表我的母亲故地重游，中国是我的第二故乡。那天，我看见他在教堂内热泪盈眶。
那天非常冷，我们在老站餐厅吃饭，这里就是他的岳母曾经住过的修道院。他们百感交集，在餐厅呆了很久。
今年9月，他的儿子来到徐家汇教堂，与我见面时，已经能用汉语与我对话了。他说：虽然没见过自己的外婆，但是，我母亲给了我中国是个好国家的概念，我从小知道，那里的人非常善良，尤其对外国人。
男人55系列（53）：今年9月，他对我说他55岁，看模样应该没错，他是法国人在上海的某奢侈品公司的主管。我们相识于2015年在和平饭店举行的“法国之夜”的晚会上。他常常约我喝酒，带着美丽年轻的妻子。有一天，在咖啡馆见面，忽然觉得没了话题，他对我说：今天我们倒不如说说自己的经历。没想到，这个主题一开头就没完没了了。大约有三个月的光景，我们常常一起聚会谈各自的经历，他美丽之妻还在手机上记录着什么。今年7月，我对他说：我知道，你想写书，内容里有我，你也应该知道，我也会写你。他大笑，声音洪亮了整个咖啡馆。
他出生于法国南部海岸，年轻时是个自由主义者，喜欢乐器，能弹一手的好吉他，嗓音很好，曾经是乐队的主唱。40岁时，他看世界地图，发现中国是个大国，在地图上还看见了沙漠地带，于是，他上路前往中国的呼和浩特。在内蒙草原，因为遇见一个失恋的女人而随她来到了上海。
来上海一年后，他已经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还能说一点上海话，他会对我说：朋友，帮帮忙这句闲话已经淘汰了，现在讲册那。
男人55系列（54）：最初，他是我第一个想写的55男人，因为我们曾经的知根知底和长达40多年的友情。虽然没有参与他任何一件惊涛骇浪的经历，但是，我不得不承认，好奇心和对友情的忠诚使我一直设身处地地紧随他的人生。1976年5月，还是初中的他因为围观打架被抓起来关了几个月，出来后再也没有进我们班级，而是进了“工读班”。那几个月里，班主任老师天天昂扬着脖子神气活现的：你们再闹就一个个像他一样进工读班。因为对工读学校的好奇和想见见他，一天下午我逃课去了位于徐家汇唐子泾路的工读学校。即将放学前，校外的浪荡学生已经站在门口迎接好朋友了。看见他木纳地缓缓出门，低着头被后面的几个男同学快速在他脑后一抹就溜了。他无动于衷，一副什么也没发生的样子。我知道，他木纳的时候，一定在酝酿着什么。半年前，班主任老师曾经对他莫名其妙发了脾气，他就低着头不作声，第二天对着班主任一通破口大骂，校长闻身赶来时，他安静地坐在那里看书，这一招是爱出鬼点子的大头教他的。
他出门看见我一点也不惊讶：我知道你会来找我的。我问：工读班吃苦头吗？他说：我会在最近离开这里的。我一惊：你有啥办法离开工读班？他微微一笑：我爸爸帮我转学了，转到浦东读书。我笑了起来：好好好，转学前不要再有事体发生呃！
只有我知道他看很多书，那本《基督山伯爵》就是他借给我的，那时已经书荒十年了，能阅读到名著，我对他刮目相看，从来就认为他特别聪明，是个怪才。高中时，他常常来我家玩，不再带书给我，而是在我书橱里拿走很多书，每次还给我留一张借条，每次，我看都不看就撕了。
他的爸爸是工厂里的技术员，希望唯一的儿子能考进技校就不错了，他却意外地进了中专，读的是财会。
1989年4月，他辞职后去了北京。临走时，他给我电话：我去北京了。你要常常去看看我的爸爸啊！
那个混乱的日子，只有我知道他想干嘛。
几个月后收到他的来信。一看信封上的邮票是香港的，我就知道，他的计划成功了。
信里寥寥数语：北京乱，乱中有贵人，贵人可依靠。走了，抵港，若干年后回来。等我成功。
信里夹着一张黑白照片，照片上，他神采奕奕，笑容真切，像极了一个有为青年。
但是，我知道他给我照片，一定有其他意义。终于看见照片背后模糊的日文。我知道，他要我告诉他的爸爸，他在香港，而真正的他在日本。他一直想去日本的新宿奋斗一番，他觉得那里有他人生的计划，但是，他的爸爸坚决不让他办理赴日手续。
1993年，他32岁时回到上海，似乎已经赚了很多钱，出手阔卓。没多久，他突然消失了，他的爸爸找到我：怎么会突然失踪的？香港回来的箱子和护照全在家里啊？
我和他爸爸夜以继日地寻找他，一周后，我们累得不行了，他却无声无息地走进了家门，手里拿着一本崭新的中国护照，像是故意让我看见。
第二天晚上，他爸爸电话我：家里的箱子全没了。他真的回香港了。
1998年，秋天的某个大早，5点钟左右，接到他的电话，他镇定地说：你赶快到周浦，我会再电话你。
火速感到周浦，他坐在馄饨店里，泰然自若的样子。他看着我的眼睛说：昨晚被关在川沙民居里，刚刚设法逃了出来，脚被打残了，身无分文。你赶紧给馄钝店老板100元，他给我付的出租车钱。
我一看，他的裤脚有血迹，我用手一模他的大腿，已经包扎过了。我说：到大头的医院去。
大头在医院里的小房间看了他的一侧大腿：妈呀！是被刀砍的。必须做手术，就在这里做，但是，我不懂麻醉。
大头看着他。
他说：没关系，我能忍。
我站在门外，不忍看这血腥的场面。
大头推门而出，光头亮闪闪着汗珠：他已经痛得昏过去了。一个英雄啊！
他在医院里住了十五天，我和他的爸爸几乎天天去看他。他依旧闭口，什么也不说。
出院后，他变成了瘸子，一高一低地走路。他的爸爸非常伤心地对我说：他这次应该金盆洗手了。
我一惊，金盆洗手！这完全是与我不谋而合的推测。
我当时想，终有一天，我会让他说出他的秘密的。没想到，这一天来临时，却是我大病一场的时候。
2011年秋天，我躺在病床上，两个小时前刚刚做了心脏支架手术。
他来了，将一根拐杖放在我的床边，然后轻声说：不要说话，今天我来说。
我看着他。他一点不显老，一脸的镇定和从容不迫，深灰的中式上衣，盘扣一个个精致地紧扣着，像个艺术家。不知怎的，我忽然想起了基督山伯爵。
他说：你死过一次了，不会再轻易再死一次了。我死过好几次也不是好好的嘛！
我对他说：我不能死，我必须等你说出你的秘密。
他点点头：当我们少年时，谈基督山伯爵，昏天黑地，你已经知道我会是怎样的人了。
我说：我没有成为这样的人，而你走火入魔，究竟为了什么？
他低着头，抬眼看着我，一束窗外射来的光线落在他的鼻梁上，眼睛深邃起来：我妈妈在生下我几个月后就被一个男人强行带到了香港，当时我爸爸只认为我的妈妈失踪了，那时是1961年。到了1988年，我已经27岁了，有一天，突然收到母亲来自香港的一封信，信中还夹着一个衣冠楚楚的中年男人的照片，照片后面是他的名字和出生年月日，还写着东京新宿。母亲说她当年是被迫的，无力反抗，还说收到这封信时，她已经不在人世了。我爸爸确认这封信是我妈妈写的。
他看着我惊呆的样子，苦笑道：1989年，有个朋友介绍我认识了一个香港朋友。这个香港朋友在北京搞学生运动需要人手，我去了，但是心猿意马，努力为他呐喊高叫，换来一次逃离去香港的机会。我一心要去香港，万一我妈妈还活着呢？到了香港一拿出那张照片，香港人都认识，都说他在东京。于是，我找到了母亲在香港的坟地。我决计复仇，在香港准备了一年，终于可以去东京了。在东京，我找到了那个已经60多岁的男人，满脸推笑，听说他以剥活人皮著称。我被五花大绑，但我不怕，我说，我只要谋个活干。于是，在歌舞伎区东奔西走，忙里忙外，心里却一直想着复仇。1993年，我决定回上海看看父亲，给他留一笔钱，再回日本复仇，那时，我准备好死在日本了。
我恍然大悟，问：1993年，你在上海为何失踪一周时间？
他开始解释： 1993年，我回到上海没几天，就发现有人暗地里跟踪我。我回不了家，怕害了爸爸。一周时间，我搞到了新的护照，决定重新回到日本做了那个男人，要不然，我和我父亲的命难保。1998年，我砍了他几刀后逃到了上海，一下飞机就被他的人马抓住了。在第二天凌晨逃离时被飞来的菜刀击中大腿。
我如梦初醒，像极了一幕电影的叙述，我问：他死了吗？
他说：没死，两条腿没了。
我继续问：1998年秋天，你离开了大头的医院，你去了哪里？
他看看我，笑了起来：我一直在上海陪着我的父亲，没有离开一步。
男人55系列（55）：2008年8月8日，当我飞机抵达重庆后迅速赶往下榻的朝天门某宾馆，为的是看一场老谋子导演的奥运开幕式，当我出了电梯，一眼就看见在飞机上的临座朋友。我很想退回电梯，但是，已经来不及了，他哈哈大笑着扔下行李，张开双臂大叫：老弟，缘分那，缘分那！
各自回到房间才几分钟，刚打开电视，他就砰砰砰敲门了，这个大嗓门话唠又来了：老弟，我来你房间凑个热闹，看开幕式。
来就来吧，也就是看电视，听听他的湖北乡音而已。
他带来一堆吃的，还有啤酒，豪爽地张开大嘴吃吃吃，电视里精彩的画面无法吸引他的注意力，手里的手撕鸡被他吃得只剩骨头，没一丝残留的鸡丝。
他自称湖北某地的一名狱警，浓眉大眼，开朗异常，像一个患有多动症的中年人。他一直称呼我老弟，其实，我们同龄。
那个晚上，他大谈特谈他的江湖事件，整个房间弥漫着烤鸡和手撕鸡的浓烈气味。
第二天晚上，我在大足游玩了一天回到宾馆。我东张西望，生怕遇见他，脚步轻轻地开房间的门进入，然后不开电视，把床头灯调暗，不发出任何声响。半夜，听到几次电话铃声和轻轻的敲门声。睡了一觉，一大早退房了。
两年后，他摇身一变出现在我的办公室，依旧张开双臂大叫：老弟，缘分那，缘分。
说明来意后才知道他在为一家钢铁公司拉贷款。他一点也不尴尬，隔三差五地来我的办公室闲聊，常常会说自己和某某央企的老总关系如何好。
不久，公司的前台都看出了他的名堂，主动不让他走进我的办公室，每一次都说我外出了。他从不打我的电话，这让我感到十分好奇。
男人55系列（56）：他说：1976年2月，我强烈第地关注着祖国的前途和命运，一直向往着去天安门给周恩来献上一朵小花。可是，身上没钱怎么出远门呢？于是，就用大白纸写了十几张纪念周恩来的“大字报”，半夜贴在上海人民广场的墙上。每到晚上那里聚集着很多人围观，人们小声说话，谈论国家的命运。那时候，我特别兴奋，我真的没想到会有那么多人会为祖国的命运担忧，看见他们逐渐敢于说话，说出我心底里最想说的话，我热血沸腾。那年清明节，墙上的大字报已经铺天盖地，有的青年学生甚至发表演说，含沙射影地攻击那几个得势的跳梁小丑。到了十月，“四人帮”被粉碎，一切明朗起来，我开始努力学习，在大学，我还是写大字报批判现实的丑陋，不过，我永远躲在背后，用笔名。
我问：从那时候开始，你一直喜欢写大字报，那么，是什么原因，你突然就失踪了？
他笑道：1987年，美国一所大学邀请我这个无名之辈去美国讲学，我百思不得其解，到了那里才知道，因为，在我还是一个少年时，美国人已经知道人民广场的第一张大字报是我贴的。他们长期关注我，直到我26岁那年，他们终于看见我对时事研究的持之以恒。
我：原来如此，那么，为何不回国呢？
他：美国可以畅所欲言啊！
我看着他精神抖擞的样子，两条浓眉下，一双小眼睛深邃无底，小时候的书呆子气荡然无存。
男人55系列（57）：他说：高中快毕业时，我的倔强和叛逆同时起了作用，天天坚持苦读了多年的我突然决定顶替父亲，去父亲工作了一辈子的化工厂做一个工人，这仅仅因为母亲唠叨了几句，说我不该在高考即将到来时看杂书。
母亲生气地说：反正你也考不上大学，顶替就顶替，不要拿这个来吓我。
其实，上海61中学当时也是区重点中学，并且我还是年级里的尖子生。
工作后，心里很苦，这并非劳动的艰苦，而是感到自己前途的渺茫。
我开始边工作边准备大学自学考试。然后，我只用两年半的时间就获得了自学考的大学文凭。那一年，厂里安排我进计算机房工作，那可是很诱人的工作啊。
可惜，在工厂搬迁到郊区后，我嫌远，就去了外资企业。在瑞典在上海的药品厂做专职计算机编程。我为厂里编制了很多计算机程序，大部分到现在还在用，那可是1993年啊！
1999年，在我38岁的年龄去瑞典念大学，毕业后留在了瑞典。我终于完成了走进大学校园的梦想。我的父母现在在瑞典安度晚年。
至今，我都感激当年工厂领导在我最好的年龄给了我接触电脑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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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吴飞鹏，长篇小说《魔都情话》、人物传记《赉安传》、旅行指南《漫步上海老房子》作者。微信公众号 ：号外研究猿 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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