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每一个我爱过的人拼凑而成的马赛克

本文 经“新经典文化”授权， 同步刊发于小鸟文学第四十一卷，为免费内容。

在这本书里，高烧成为一道通往过去的入口，让人得以重温那些曾经至关重要的关系，重新进入那已然失落的生活。正是在这对于微小细节的高度感知中，整个世界苏醒过来。

“我”被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袭击，开始发起了高烧。缠绵病榻之时，身体的高热令“我”对时间的感知产生折叠，关于过去的记忆开始显现。

四个人，四个章节，勾勒“我”的一生。

这些人在“我”的生命中出现，影响“我”，改变“我”，最后却又从“我”的生命中彻底消失，再无踪影。向前，向前。在时间的流逝中，唯余生活的细节四下散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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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在我体内蛰伏了几天后，我发起高烧，随即涌起一股迫切的冲动：重温那本小说。直到窝在床上，翻开书的那一瞬间，我才恍然明白原因。扉页上是几行蓝色圆珠笔的题词，字迹无可挑剔：

那次是因为疟疾。那是在发病之前的几周，我在塞伦盖蒂边上露营时被一只东非蚊子传染上的，一回到家我就病倒了。我住进了胡迪克斯瓦尔医院，检查结果没一项达标，着实让所有人费解；最后好不容易确定了病因，医生们排着队过来参观我这个正被异域病痛折磨的女人。一团火在我的额上熊熊燃烧，住院的那段日子，每天早上天蒙蒙亮，我就会被自己沉重的呼吸声吵醒，随之而来的是前所未有的头痛。东非之行一结束，我本该直接赶往海尔辛兰，探望弥留之际的祖父，结果自己却先病倒了，差点丢了性命。我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星期。当约翰娜送来这本小说时，我整个人正蜷缩在我们位于海格斯滕的公寓卧室里。在此之前，他们先派了救护车送我去乌普萨拉做了肝脏活检。检查结果我已经记不清了。关于那个夏天的回忆很模糊，但我永远不会忘记我们的公寓，那本书，还有她。在高烧和头痛之中，小说渐渐消失，与它们融为一体，而在这团混沌深处，隐藏着通往当下的线索——一条被高热和恐惧所激发出的情感脉络，在这个午后驱使着我去书架上找到那本特定的小说。无情的高烧和头痛，脑中浮现的纷杂念头，汹涌而来的痛苦和折磨—我从过去的经验中认出熟悉的场景，床边地板上放着几盒聊以安慰的止痛药，几瓶根本无法解渴的气泡水。只要一闭上眼睛，画面就开始滚动播放：干旱沙漠中的马蹄，充斥着无声幽灵的潮湿地下室，没有形状、失去边界的身体，冲我尖叫的元音字母——我童年时代起的全部噩梦，只不过现在多了死亡的泡沫和疾病掌控下的毁灭。

文学是我和约翰娜最喜爱的游戏：从作者、主题、时代、地区和代表作，到古代、现当代和各种类型的作品，我们开阔了彼此的眼界。虽然品味相似，但我们在看法上存在相当多的分歧，对话因此变得格外有趣。对一些作品，我们意见相左（欧茨、布考斯基）；对一些作品，我们不为所动（戈迪默、奇幻小说）；还有些作品，我们都爱不释手（克拉斯 · 奥斯特格伦、埃温特·约翰逊的“克里隆三部曲”、莱辛）。我可以根据她的阅读速度判断出她对书的整体感觉。如果她读得飞快（昆德拉、所有的犯罪小说），说明她已经无聊至极，急着收尾；如果她读得奇慢（《铁皮鼓》、所有的科幻小说），说明她同样无聊至极，但仍勉强自己看下去。只要打开一本书，她就一定要读完，她将此视作义务，和修完课程、写完论文、做完项目一样的义务。在她内心有一种根深蒂固的顺从，无论手头的任务看来有多么无望，她都会心存敬畏。我猜这源于她的家教，源于她那拥有旺盛创造力和百折不挠的奉献精神的父母。在她看来，有始有终的承诺能使自己毫无负担地走向未来，这是保持她所谓“崭新的开始”的方式。在约翰娜的世界里，生活只有一个方向：前进，一直前进。而这成了我们的不同之处：我几乎从没有完成过任何重大项目。在便利店打了一年工后，我注册了大学里的多门课程，但在以更严肃的态度开始写作之前，我要么半途而废，要么无限期拖延。甚至到后来，在决定成为一名全职作家后，我仍没能沿着自己设定的道路走下去，而是整日在阿斯普登、梅拉伦高地、米索马克兰森、阿克塞尔山一带闲逛。在那个年代，斯德哥尔摩城郊仍保留着一定程度的脏乱感：摩托车俱乐部、文身工作室以及附带美黑服务的地下影碟店随处可见。地铁站阴冷潮湿，各色人等比邻而居：拎着公文包赶去上班的白领；在工业区租用廉价工作室的艺术家；以毒窝为家，不定期被警察突袭的瘾君子；成天坐在街心广场，喝着啤酒，晒得黝黑的老头。这些人全部住在曲曲绕绕的主街两侧林立的三层楼房内。临街的低矮门店，有的售卖外国香料，有的被改造成有着棕色内饰的小餐馆。我就坐在餐馆的一角，桌上的塑料托盘里摆着吃完的空盘，一边喝着最后一点淡啤酒，一边打量着其他早到的顾客。我的面前常常摆着一本笔记本，搭配一支精心挑选的钢笔，但几乎派不上用场。或许我给人留下专注而认真的印象，但其实不然。我床头柜上的书堆里，总有一两本读着读着就不了了之。我更偏爱有强大吸引力，让人欲罢不能的那种书。对于生活中的绝大多数事情，我都是如此，这也意味着我要承担的责任很少，或许是太少了。老实说，我几乎推卸了所有的责任。站在普遍的立场来看，这绝对无法成为“崭新的开始”。我猜，这种深入骨髓的怠惰，在约翰娜眼里绝对是一种挑战。她的速度和热情多少带动了我，推动事情向前发展。或许这正是她让我在这段关系中产生安全感的地方：她已经在我身上起步，绝不会轻易放弃。她哪里都不会去，她不会允许自己屈服于离开我的冲动。我放松下来，缴械投降。她是那么体贴，那么深情，那么忠诚。像她这样的人，会萌生哪怕丝毫分手的念头吗？不，我想，绝不。

我手中的这本书是《纽约三部曲》。奥斯特：隐晦却灵动，如此简单又极尽曲折，偏执而不失剔透，字里行间自有广阔天空。就这一点而言，我和约翰娜的看法高度一致。几周后，一等高烧退去，我就带着挑刺的心态迫不及待地重读了一遍——说不定这一次，我能看穿其中的文字把戏，或是就此心生厌倦，然而，我始终未能找到任何一处令人不快的瑕疵。没过多久，我读了《月宫》，再一次陶醉其中。无论是对于阅读还是写作，奥斯特始终是我的指南针——即便我已经不再关注他的新书，甚至将他遗忘，也仍然如此。于我而言，他的简洁利落无异于理想的标杆，是他的代名词，然后逐渐挣脱了他的名字，成为独立的存在。一些作品会深入你的骨髓，就算书名和细节都早已湮没在记忆的长河之中。当我终于得到机会到访布鲁克林时，我想都没想就直奔他的住址而去。那是进入千禧年后的头几年，约翰娜早已因为别人离开了我—那场分手决绝而残酷，让人猝不及防。我久久凝视着褐石大楼的入口处——那是保罗·奥斯特和希莉·哈斯特维特共同生活和写作的地方，彼时的我已经建立起另一段长久的关系，那个男人正和我女儿在附近的咖啡馆吃着松饼。时间的交叠让我在身处公园坡的同时，仿佛约翰娜就站在我身旁，我可以听到她絮絮地说着有关机会的什么事，一些要到很久以后我才会明白的事，我们可以认为我们一起目睹了顶楼某幅窗帘后窸窸窣窣的动静。

一如我现在的高热，疟疾在我体内设置了某种永恒状态：疾病似乎成了常态。我们曾前去探望她的两个朋友，他们的工作属于“人道主义援助”的范畴，这一概念所涵盖的领域显然相当宽广，我们在他们的公司晃悠了两个星期，仍然没搞明白他们具体的工作内容。其中一个正在为某一机构拍摄在会议上播放的电影——前提是电影顺利杀青，会议如期举行。另一个看起来无所事事，成天扛着一副三脚架跟在后面。他们打算在那里逗留三个月，然后继续南下。在塞伦盖蒂边露营的那晚，是我们在坦桑尼亚度过的最后一夜，我们睡在同一顶蚊帐里面，可谁都没留意到咬我的那只蚊子。直到在返程的飞机上，我才发现手肘上多出三个奇痒的蚊子包。约翰娜没事。严格说来，我也就烧了两三个星期，顶多四个星期，可感觉上却像是卧床了几个月之久。约翰娜擦拭我的额头，去广场的面包店为我买来点心——小包装的那种，配合我有限的胃口。她说我凸出的髋骨令人担心，但语气中透着掩饰不住的痴迷。她煮了奶油浓汤，用烤炉烤了面包，抹上一层厚实到快陷下去的黄油。对这些食物和礼物，以及写有她的诗意题词的平装书，我都心怀感激。她来自泰比市的一个优渥的中产阶级家庭，遵循这样的馈赠传统：为特定或不特定的场合准备包装精美的礼物，蝴蝶结下还会塞进漂亮的卡片。哪怕是午餐时随手送出的小东西，也会让收到的人感到一种节日气氛。在她的世界里，礼物不仅仅关乎内容和包装，还在于惊喜程度、时机掌握，以及对过去和潜在未来的指涉。每一份礼物都是指涉网的一部分，充满暗示，代表着心照不宣的默契。随着时间的推移，礼物的累积渐渐成为我无法偿还的负担。她的礼物数量太多，价格太昂贵，也承载了太多的承诺。她还具有我缺乏的那种审美眼光：她在一家博物馆礼品店里挑到了完美的手表，还在一家行将倒闭的电影院里相中了一只印有电影海报的托盘。这两件东西我都还留着。孩子们曾问过我关于莫妮卡的事，她是谁？谁和她一起度过了黑白色调的夏天？那只手表已经不走了，拆了腕带，被丢在洗漱包里，但那真的是我用过的最好的手表。因为她离开得强硬决绝，我扔掉了一些礼物，其他的统统束之高阁，打算在情绪冷静之后再拿出来。这和价值无关：金钱从来都不在讨论话题内。她不像我们其他人一样申请学生贷款（我们第一次相遇是在大学的新闻课上），而是有一张信用卡，直接挂在她父母会定期汇款的账户下。而我的情况是十六岁就搬出去住，自己养活自己，大学期间多次休学，每笔额外开支都需要挪用预算中的其他款项。还在一起时，我送出去的那些礼物，除了书之外她还保留了多少，我不知道：袖珍相机，仿丝质睡衣，装裱好的画—作画的那位漫画家一度声名大噪，如今早已被遗忘。我送给她的这些礼物，以及馈赠的行为，都让我有种亏欠的感觉。因为我总会想到它们的价格，还有相形之下少得可怜的数量。对于比较，我向来反应迟钝，现在才突然意识到，金钱和传承的品位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它们仿佛生活之下涌动的暗流，属于我们从不会触碰的话题。她赠予的方式或许带着某种暴力，暗含着某种得胜般的优越：她会把一只方形礼盒推到餐桌中央（一条不对称造型的银质吊坠项链），或是在客厅中央留下一个大大的惊喜（配备冰爪的远足冰靴），要么在我的枕头上摆上一本包好的新书（特朗斯特罗姆的《悲哀贡多拉》），又或是拎着贡纳森面包店的盒子回家，在我眼前一晃，然后放在我们的茶杯之间。这是她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展现出的一种慷慨，但她知道这也是我永远无法与之匹敌的，因此让她隐隐地占据了上风。当我手头拮据的时候，一定是她负责填满冰箱和食品柜，而她会习惯性地选择市集上的农家奶酪、鲜榨果汁，以及林奈大街专卖店出售的棕色纸袋装的现磨咖啡。在某些时候——或许是关系刚结束的时候——我会自问，这是否就是结构性暴力的表现形式：无意识地向对方灌输礼物的性质、购买的地点以及赠予的方式；教导对方不要满足于最便宜的裤子、蒜蓉酱、电脑或煎锅，就像我过去常做的那样，而是应该选择最好的。直到几年后我才意识到，认为这种交流方式暗含暴力的想法纯粹源于我的想象，被遭人抛弃的经历激发，并于事后在满是怨怼的思绪中成形。约翰娜之所以送我《纽约三部曲》，无非是出于善意的冲动，而她题词中（想要落在我的唇上）的吻一如扉页上蓝色墨水的唇印般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