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新宁
私人进入煤炭开采从80年代末开始，当时为解决能源短缺问题，中央鼓励山西做大煤炭产业，一时间几乎村村有矿，数量上万家。但国营煤矿很难过活，只好承包给个体，最早的“煤老板”由此而生。
随后近二十年，朱新宁的人生起落与煤炭绑定在一起。日后煤价疯涨时，总有人感叹他未卜先知，提前站上了时代的潮头。但在当时，却只是迫于谋生的无奈。他的父亲拿着每月五百元的工资，却要养活二男六女八个孩子。父亲当时的心态是：只要能比五百元多就行，如果赔了，反正本来也没钱。承包井口的六万元，全靠东拼西借。
当时煤价一吨三十多元，每吨能赚三五块钱。承包第一年，矿里出了一万吨煤，但到年底时能收回的钱不过四五万元，就连去小卖部买洗漱用品都要赊账。工人们领不到工资，便派几个人跟着他四处要账，名义是陪同，实质是监控。连续三四年，朱新宁一年四季都在周边县市要账，常在大年三十晚上才回到家。
但当时间的脚步迈入21世纪，煤矿主们突然发觉，命运变了——2002年1月，国家取消电煤指导价，煤价进入市场化，翻着番地上涨。面目凶狠的催债人越来越少，取而代之的是带着大捆现金求着买煤的人。他们满脸堆笑，到矿上拉煤的卡车排起长龙。
巨额利益的诱惑下，越来越多的人抛掉往日营生投身其中。这其中，就包括黄治华。他辞去了父母精心安排的铁路系统的公职，开了一家洗煤厂。“现在老说风口，什么是风口？对那时候的山西人来说，搞煤炭就是最大的风口。”
黄治华感叹，当年的钱来得实在太容易。那时逃税成风，拉煤不开税票，买通煤检站就能放行。黄治华一次上山拉煤，赶上省里突击检查，各路货车在煤检站外排了几十公里。他的十几辆车等了一天一夜才被放行，没想到却因祸得福，一夜之间，煤价就涨了两成。
也就是在那几年，原本土气的临汾城变得五光十色。煤炭的勃兴带动了商业的繁荣，也激发起黄治华消费享乐的欲望。手握突如其来的财富，二十六七岁的他没有耐心待在洗煤厂，而是不分昼夜地泡在夜总会的灯红酒绿之中。“除了吸毒犯罪，你能想到的男人能干的坏事，那时候全干了。”
醉生梦死的生活持续了两三年便难以为继。到了2006年，洗煤生意因长期疏于管理陷入瘫痪，妻子不愿再忍受他颓靡的状态，挣来的钱也已挥霍无几。他觉得没有脸面在临汾继续生活，离了婚，关了洗煤厂，去了南方。
那一年，他正好三十岁。水处理虽远不如煤炭赚钱容易，但他却觉得庆幸，感觉及时认清了人生真实的面目。“说白了，搞煤炭挣钱的方法太初级，这种钱你能赚多久，将来怎么办？”
那时的他希望生活离煤炭越远越好。两年后，最疯狂的一波煤价上涨到来，但已跟他无关。他觉得这是不幸，但也是幸运。“当人的阅历和心性不足以驾驭那么多财富的时候，太多的钱很可能意味着一场灾难。”
后来他曾反复听闻煤老板豪赌破产或是吸毒身亡的故事，第一反应不是惊讶，而是后怕和庆幸。“如果不是当年收手得早，我很可能会家破人亡，进监狱也很有可能。”
黄治华在三四年间体味了煤炭带来的大起大落，而当时的朱新宁，仍深陷于入不敷出的泥潭里。井口五年合同到期后，他东拼西凑了六百万元承包了县里另一处煤矿，虽储量可观，但因需要从零开发，回收资金的速度远跟不上投入。
与煤相比，更令他烦恼的是人。身负巨债的同时，周围的人却以为他早已成为富豪。回忆当年，47岁的他皱起眉头，露出无奈的神情：“你知道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吗？就像是荒滩上有块肉，哪条狼路过都想咬你两口。”
4
朱新宁总共做了十八年煤炭生意。他觉得既容易，也复杂 。容易在挖出煤来就能赚钱；复杂在想顺利挖煤，必须处理错综缠绕的利益纠葛。“人性这东西，复杂极了，实在摸不透。在山西尤其如此。”
如今谈论起往事，朱新宁习惯性用一个说法：“那时的山西。”那是一个他心生厌恶但又必须置身其中的社会，利益空间随着煤价上涨急速膨胀，但并未随之产生明确的规则，秩序的空间被潜规则填满。
井口承包合同到期后，他曾以每年三十万元的价码承包了另一座煤矿。他没想到矿井负责人随即变着法子阻挠他，在矿井周边修路、栽树、开渠，煤挖出来，运不出去，还常常以支援学校建设的由头从矿上拉煤，从不给钱。
朱新宁心烦意乱，一年多后提前解除了合同。负责人受谁指使，为什么要为难他，在他心里至今仍是个谜。日后，这种谜团成了常事。煤炭将数不清的人聚拢起来，赋予人们利益，又因利益的交织矛盾将他们卷进一张理不清的网。置身其中，很难控制自己会受到哪股力量的拉扯。
缺乏秩序的世界里，人们习惯于用钱和暴力解决问题。工商、税务、公安、环保、安检、电力……煤老板们一边被动应付各种吃拿卡要，一边主动琢磨怎样找对人、花对钱。带着几十万现金上山拉煤却就此消失的故事并不稀奇，煤老板们习惯了在豪车后备箱里备几把匕首甚至火枪用以防身。为了抢夺地盘，煤矿主们常会雇佣“护矿队”进行大规模械斗，使用大刀、猎枪，甚至炸药。
曾有人深夜敲开朱新宁的家门，把五十万元现金放在桌上：听说你小子不错，我们相信你，觉得你需要钱，我们钱不多就50万，给你了。“你说这钱你敢收吗？你要收了，从此你就是他的提款机，一辈子缠住你。”
面对暴戾厮杀的环境，他时常感到力不从心，“心里燥的不行，像是八千摄氏度的炼钢炉在心里烧”。情况复杂时，他曾经一分钟不停地连打了16个电话才把问题摆平，打完后呆坐着，几小时讲不出话来。
但他也无法抽身，感觉人生被煤炭绑架。新承包的矿储量6000万吨，看起来回报诱人，但国家政策日益严格，产能标准不停提升，他只得四处借贷加大投入，盈利遥遥无期。
财富带给他的感受开始变质——起初只是想多赚点钱过安稳日子，后来反被恐惧感笼罩。复杂关系中暗藏凶险，稍不留神，便可能是灾祸。跟政府部门打交道，纸面上的规矩往往是虚的，事能否办成，全靠私下疏通。礼怎么送是门学问，送多了，以后可能狮子大开口，送少了，反倒得罪人。
有一年春节，他给税务局的人送了两千元的购物卡，对方拿余光看了一眼，露出鄙夷的眼神。朱新宁心里既厌恶，又害怕。后来他一打听，别人都送一万。
伴随着煤价上涨，花在打点关系上的数目越来越高。逢年过节，煤老板们免不了要跟各方官员走动，豪车开过去，对方连连称赞“借去体验”，谁也不会不识趣地再要回来。
有一年，他去拜访县里新来的主管煤炭的领导，对方称赞他年轻有为，管理这么大的矿。他苦笑着感叹，情况太复杂了，不是人干的活。对方说，那不然卖了吧。他没放在心上，但对方后来又反复提起，并总以各种理由要求煤矿停工，他才明白惹上了麻烦。后来他通过人脉找到市里领导，才算解决了危机。“气得我都哭了，恨得咬牙切齿。当时真是很想杀了他。”
他小心翼翼地应对着各方关系，养成一个不得已的习惯，每接触一个人，总会习惯性地怀疑对方是不是想算计点什么。因为担心人多眼杂招惹是非，他约人吃饭谈事很少在县城，而是去省会太原。“内忧外患，有些人就跟永远喂不饱的狼一样。”
但总有躲不过的灾祸。有一年，他拉了一批采矿用的炸药，车上矿山不久便来了警察说接到举报，把他和两个手下押到了公安局。有名警察是他的中学同学，看他关在铁门里，递给他一箱方便面。他跟同学开玩笑说，你小子干什么，不想让我走了？同学叹了一口气：我能给你做的就是这些，其他你自己想办法。
朱新宁想方设法疏通关系，关押了一个星期才重获自由。私运炸药在当时煤矿上是常事，他想不通为何偏巧查到自己头上。“心里那感觉真是憋屈。好多事别人都能摆平，我怎么就摆不平？”
他也时常感受到亲情的撕裂。总有亲戚会安排子女来他的煤矿上做事，他抹不开面子，只好答应。有人瞒着他偷拿回扣，有人将矿上的公车据为己有。他有时会为这些事生气，对方反倒觉得他刻薄吝啬。
十几年里，煤矿上也有过事故，出过人命。有一年煤矿发生瓦斯爆炸，死了三个人，五六十人的救援队忙了四天四夜。有一年，矿工在300米深的矿井里窒息身亡。朱新宁起初感到恐慌愧疚，夜里睡不着觉。第一次死亡事故是一个工人触电而死，他开车把尸体拉到医院停尸房。到停尸房门口，他下了车，想先把门拉开，把尸体扛进去。但摸到门把手的一瞬间，他突然怕了，转身就跑。
后来有一次，他在殡仪馆看到一个刚满18岁的女入殓师面无表情熟练地处理尸体。他忍不住问，你这么小的年纪干这个工作，你就不怕吗？女孩说，人已经死了，有什么好怕的。
后来，朱新宁也不怕了，开始变得麻木。一天睡十几个小时，却总觉得迷迷糊糊提不起精神，不停怀疑自己经受这些事究竟是为了什么，是否值得。
2006年，一家国企想将他的煤矿整体收购。朱新宁和家人为此起了争执。“他们觉得有这么大一个企业在，他们脸上都有光，不同意卖。但是我自己受不了了。整个压力在我一个人身上背着，受苦受罪他们谁知道？”
仔细计算了煤矿储量和当时负债，朱新宁开出2.8亿的价码。经过几轮谈判，对方只愿出2.6亿。僵持不下时，朱新宁急了：将来你就算再多出两亿八，也买不了我的矿。
当时他只是情绪上来了，随口说说。没想到两三年后，竟然成了真。
伴随着煤价上涨，黑煤窑遍地开花，矿难频频发生。山西省不停颁布措施关停非法煤矿，抬高开采门槛。减产的结果是供不应求，煤价进一步上涨。一轮又一轮的如此循环中，到了2008年，朱新宁觉得难以用语言描述那时的疯狂躁动。“煤价当时是按小时算的，前一小时和后一小时都不一样。”
为在这场财富的狂欢盛宴中多抢一杯羹，煤老板们忙于组织各种酒局疏通关系。当时组一桌酒席，单是酒水就要花掉八九万。朱新宁从年轻时就厌恶这一套，觉得推杯换盏间说的全是言不由衷的场面话。但他一边觉得荒唐，一边还得努力张罗。行业里人人如此，不做就得出局。“当时的社会风气就这副样子，你怎么办，你不随波逐流怎么办？我痛恨死了。”
那段时间，银行户头上的数字以每天几百万的速度往上跳，半年的收入超过了之前十几年的总和。他一次性偿清了所有债务，却反倒开始失眠，命运的突变让他感到恐惧。他觉得自己像是大海中的一只小船，轻飘飘的，被巨浪瞬间甩到了高处。潮水会在何时退去，会把自己甩向哪里，他心里没数。
命运的震荡比他想象的还要剧烈。随后一年间，敲诈、自杀、转让、逃离，接踵而至。“那个时候，你真的明白了什么叫做身不由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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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老板因时代的潮水生发，也因时代的潮水消亡。轰轰烈烈的煤炭重组过后，煤老板作为一个群体性概念，已然不复存在。但作为个体的人生还在继续，煤老板们手握巨额财富，开始走进人生的下半场。
比起朱新宁，黄治华更早一步告别了煤炭生意，也更早一步开始尝试转型。朱新宁带着无奈来到北京时，黄治华已在这里生活了两三年。离开煤炭后，他先在上海做了一阵水处理生意，随后将业务发展到了北京。他将住处选在五道口华清嘉园，清华科技园的对面，想在这里多学习现代商业知识，跟上时代的步伐。回头望去，煤炭在他眼中变成了一门太依赖人情的简单生意，论起商业逻辑，粗糙到几乎不存在。
在清华附近住久了，他觉得这里规则简单透明，富有秩序，遍地都是充满激情与想法的年轻人，只要有才识，人人都有机会拥有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与之相比，在山西做煤炭，是生活在一个血腥复杂的丛林社会里。
他想跟上时代的风潮，做一些“更高级的生意”。他泡在清华旁听与商业相关的课程、讲座，发现时代的风向变了，人们很少讨论传统实业，热衷的都是互联网项目。他所住的华清嘉园当时已经有了“民间硅谷”的称号，美团、快手、暴风影音等公司都诞生在几十平米的民宅里，卧室休息，客厅办公。在这个环境里呆久了，黄治华也跃跃欲试。
他当时感受到的另一大变化，是昔日的同行们告别煤炭之后开始大量涌入北京。他们接连买下房产，有时也会叫上黄治华帮忙参谋。
一次，一个陈姓煤老板叫他一同去看五道口的唐宁 one 小区。陈对小户型不感兴趣，只看三百八十平米4室3厅3卫的大房子。黄治华觉得他只是过过眼瘾，毕竟已在西城海淀买了好几套房。但他没想到，陈二话没说，付了钱。
这只是个开始。陈马不停蹄地又买下十几套房子。为了打理自己和其他煤老板朋友们的房产，他后来甚至专门开了一家房屋中介公司。
黄治华半是吃惊，半是理解。他觉得这是内心压抑太久后的一种报复性释放。“说白了，煤老板们过去有的是钱，但其实没什么尊严。都是跪着挣钱，九死一生过来的。现在解脱了，就想站着把钱花了。”
初到北京，煤老板们除了买房无所事事，总是找黄治华喝酒聊天。时间久了，黄治华察觉到他们对新环境的焦虑不适——在北京这座巨大的城市里，他们骨子里还是缺乏自信，甚至有些自卑，不甘于无所事事，却又欠缺开启新生意的决心：大生意看不懂，没勇气尝试；小买卖看不起，觉得来钱太慢。
于是，只好一套接一套地买房。
黄治华懂得那种恐慌的心情——当人的心智发展跟不上财富增长的速度，钱对人反而构成了困扰，甚至会引发灾祸。那种滋味，他体会过。
他不愿看到自己的命运在朋友们身上重演。他生出一个想法，把煤老板的钱聚拢起来做些事。一次在五道口电影院旁边的饭馆一起喝酒时，他一开口，大家纷纷表示早有这个念头。
煤老板们对于投资方向只有一个要求，能很快赚钱。黄治华起初打算开几家烤鱼店，但总觉得有些无趣，缺乏兴奋感。但就在启动前，他在五道口的酒吧里听说王兴要再次创业做一个团购网站，登时来了兴趣。
2005年，王兴正是在华清嘉园创立了校内网，迅速蹿红，又迅速卖了出去，从此成了五道口创业圈子里众人关注的明星。黄治华打听了一下团购的业务模式，坚信这个项目能够激发股东们的热情——每成交一单，就收一单钱，简单直接，跟卖煤很像。
对团购产生兴趣之前，黄治华看过不少互联网创业项目。那时挂着投资人的名号在中关村的创业沙龙上发发名片，在清华北大的 BBS 上写几个帖子，商业计划书就会如雪片般飞到邮箱里。但他全部否决了，因为短期内赚不到钱，没法说动煤老板们注资。
但他觉得团购不一样，认为即使是王兴也未必是自己的对手：一是团购涉及实体贸易，与煤炭生意有类似之处；二是资金优势，王兴把校内网卖了多少钱，坊间说法不一，但黄治华觉得任何版本都跟煤老板能投入的钱不在一个量级。
然而煤老板们听不懂他的讲解，互联网离他们过去的生活太远了。黄治华连讲了三天，他们还是将信将疑，便请在北京参加国学培训班的县领导帮忙拿主意。
这是煤老板做事的典型心态：只要领导点头，事情就能做，哪怕事情跟领导没关系。
中国人民大学校内的一间酒店客房里，领导坐在床头，黄治华抱着笔记本电脑坐在床尾，四个煤老板站在一旁。黄治华讲了一个多小时，领导说，这事能行，弄吧，赔了就当玩了。
四个煤老板来自同一家族，年龄最大的名叫唐虎。领导一发话，唐虎带头表态，其他人跟着附和，事情就这样定了。
敲定资金的过程中，王兴的美团已经上线，其他类似项目也纷纷上马。黄治华最初的想法是挑选好项目纯做投资。他住在华清嘉园5号楼，跟6号楼的一支团队谈投资入股，对方开价三百万占15%股份。黄治华心里盘算一番，决定自己搭队伍干，成立了阿丫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