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诸多数据和文献都支持，男性和女性受教育水平差距正在逐年缩小，人力资本水平已经几乎没有差别，但这两个群体之间的收入、劳动时长等方面仍存在差异。本文构建了动态一般均衡模型来研究家庭社会经济优势（socio-economic status，SES）和个人能力差异如何决定个体的生产力水平决策，家庭结构、地区经济差异等因素如何影响人们的劳动力供给和收入水平，并利用1998年大学扩招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探究生产力水平提升对各群体劳动供给和收入水平的影响。
文章首先参考Murphy和Topel (2016)的方法，对个体的生产力水平决策进行刻画。考虑到个体在选择自身学历水平时，往往需要参考自身能力和家庭社会经济条件，判断不同学历情形下的预期投入和收入回报，故文章将个体自身能力视为外生随机给定，而将家庭社会经济条件（或“家庭教育”）视为跨期变量，二者共同决定了个体在获取各级学历时所需投入。个体则将进行预期投入和收入的权衡，从而在有限的学历可选项中决出最优，作为自身学历。接下来，本文参考Aiyagari（1994）构建一个包含个体生产力水平、家庭禀赋、家庭结构异质性的递归动态一般均衡模型，计算均衡状态下的全社会的收入分布情况，从而解释不同学历、所在地区及性别和婚姻状态下的个体的收入差距。特别地，文章结合Blundell（2007）、Blau和Kahn（2007）等实证文章的研究结论，为女性尤其是已婚女性赋予较高的劳动供给弹性，从而在理论模型中揭示在相同生产力水平情形下家庭之间的劳动供给时长和劳动收入差距。在此基础上，文章还探讨类似1998年政策的生产力冲击对个体生产力水平决策、劳动供给时长和收入产生的影响，并以此解释该政策为何尤其能够缩小受过高等教育群体当中的性别收入差距。
此后，参考Huang等（2020）的识别方法，文章将采用2012、2013、2015、2017、2018和 2021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以1999年（即1998大学扩招政策实施年份）为断点，构建模糊断点回归（Fuzzy regression discontinuity）模型，实证研究正向生产力冲击影响劳动收入的程度和机制。文章先对比1999年之前和之后参加高考的潜在群体，测定该政策对生产力水平的提升程度，再估计对真实和感知收入水平的提升水平，然后进行稳健性检验。此后，文章还从匹配全职岗位概率提升和匹配专业性工作概率提升三个角度解释人力资本水平提升对收入提升的作用机制。
在描述性统计部分，刘政文老师建议可以按照CGSS访问年份、地区分别统计收入分布和收入差距。在理论模型部分，张鹏飞老师建议可以拓展生产者问题，构建存在职业匹配摩擦的劳动力市场。在实证回归部分，周邵杰老师建议检验不受政策影响的高中及以下群体是否不受政策的影响，陈占明老师认为应当根据受访者就业行业和职业类型进行异质性分析，排除国企改制对收入的影响，潘聿航老师建议应当引入就业年限作为控制变量，童航老师建议引入高考扩招的统计数据，在模型中反映高考扩招在各省的实施强度，以便进一步测定扩招力度对个体收入的差异化影响，庄晨老师建议应当加入民族、地区、是否为独生子女等方面的异质性分析，以便排除独生子女政策的影响，还可以考虑使用双重差分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