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 源 | 正和岛（ID：zhenghedao）
作 者丨田涛
推 荐丨睡前君
你好，我是睡前君。本文选自田涛新著《华为访谈录——一部华为历史故事辞典》(中信出版社出版)，睡前学管理已获作者及出版方授权。
田涛：
陈老师，你是公司的活字典，就是请你来讲故事的。你说当年是阿宝（郑宝用）把你请过来的？
陈珠芳：
怎么说呢，1983年至1984年，华中朱九思校长带了10个系的管科研的副系主任
（当时称为华中理工大学，后更名为华中科技大学）
，到深圳寻找合作伙伴，我当时是自控计算机系管科研的副系主任。
老板代表南油跟我们具体接触，我代表华中，研究共同成立一家软件公司。
他们想找高校合作，学校想找企业合作成立公司，更好地把创新思想转化为产品。
任总当时代表南油，我代表华中。后来，软件公司未搞成。
田涛：
我还没弄明白，后来有段时间，任总和你就断了联系，那他怎么和华中有那么密切的联系呢？
陈珠芳：
南油与华为共建软件公司的事没有谈成，但任总认识了华中，重要的是还认识了华中当时的科研处处长杨作仪。
据我所知，1988年春天，任总扛着一台40门的模拟交换机到华中计算机系找周细教授是通过杨作仪处长牵的线；
1988年秋天，周细教授带着他的研究生郭平到华为做研究工作。
后来郭平要回校做研究生论文答辩，就向华为介绍了郑宝用。
再后来，周细教授派郑宝用到华为参加研发工作（当时郑宝用已是华中的教师）。
郑宝用介绍李一男到华为做研究生毕业论文，毕业后，李一男成为华为的一名正式员工。
而1985年，我从自控计算机系调到管理学院担任党总支部书记，并于1986年开始兼任华中在广东省招生组的负责人。
到深圳市招生时，我特地去看望任总，交谈中，他希望我与他一起创业，我犹豫不定，他就对我说：
“陈珠芳，现在是中国经济万里长征时代，这个时代从深圳开始，不来你会后悔的。”
我的家庭观念很重，也没有冒险的胆儿，我不可能离家独身到深圳“闯业”，亦因此我失去了成为华为创业团队成员的机会。
陈珠芳：
一个很帅的帅哥，军人风度很明显，有亲和力，精神面貌非常积极，事业心强，好学，还体贴人，我很喜欢与他合作共事。
当时他也谈到了在部队里转业本来想到风洞那边去，但是后来考虑到家庭等问题，也没去成，最后选择了深圳。
选择深圳，他是有抱负的（这里讲的抱负不是政治上的），他成立华为也是有抱负的。
后来我与一些企业家交流时说，一个有抱负的人和一个没有抱负的人，他们经营企业绝对是两码事。
虽然最终目的都免不了要赚钱，但没有抱负的是赚快钱。
在中国赚快钱的风很盛的时候，任正非就是稳得住，赚钱是为了事业可以持续发展，赚快钱可能会迷失事业方向。
他不赚快钱。他确实是有抱负的，他有民族的抱负、国家的抱负、全人类的抱负。
我比不上他，我最大的梦想就是成为一名科学家、管理科学家。
陈珠芳：
后来，到了1989年，我被派到多伦多大学访问，学习有关人力资源管理方面的内容。
很短时间内，我在多伦多大学的图书馆看到很多这方面的书，就精选了一些复印，把复印件全背回了国，因为书太贵，买不起，只能复印。
1989年，我听说中国人民大学已经有人力资源这个专业，我去找他们要讲义，他们说还没有成熟的讲义。
1994年12月，我正在给海南干部班讲课，估计是任总授意郑宝用给我打电话，他说：“陈老师，老板希望你来华为。”
为什么？当时我们经济管理学院到处办干部管理学习班，还是很有钱的。
每位老师去外地给干部班讲课，差旅费和住勤费打包给，比如我到深圳讲课，就住在同学家里，差旅费就节约了，每次讲完一门课至少能赚2000元，所以就有点舍不得。
后来到了1995年的5月，任总直接给我打电话，说：“陈珠芳，你到底来不来？你不来我就请别人了。”
我想这机会很难得啊！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我说我马上就来。
5月19日我把改好的研究生试卷交给教务科，20日就到了华为。
当时我还问了任总，说：“老任，我还要带什么东西，要不要带铺盖行李呀？”
他说：“你什么都不要带，你就带你的洗脚布就行了。”
他说：“你放心，我们24小时都有人接待你。”牛得很！（笑）
这回是去打工的，要明白自己的角色，做好本职工作，不能对不起任正非，不能给他丢脸；
千万不能以任正非老朋友自居，与老板要保持一定的距离，不能像当年那样与任总无话不谈了。
我这样告诫自己，可能也有很多不足之处，妨碍了与任总的沟通。
工作中他主动找我多一些。到深圳的第一站是去郑宝用和郭平的家。
来了以后，本来我以为是管科研的，我这辈子不是都在管科研嘛。
他说科研我们有人管，不要你管，你要管人事方面的，管人力资源。
那是我第一次听到中国企业里面提到人力资源，用人力资源部来代替人事部。
结果来了以后，还正儿八经的，过了3个月的实习期，一点也不含糊。（笑）实习期只给我3700块钱的工资。
陈珠芳：
低多了，那不是一般的低。过渡期完了给6000元，就正式任命我当人力资源部部长。
当时的人事部部长叫曾信富，他为华为员工取得户口和其他各式各样的资格，讲个老实话，立了汗马功劳！
当时从南山到市政府，需要坐中巴车，车上没有空调，一个多小时才能到。人家吃了多少苦，你华为算算嘛。
人家正值壮年，我已经是退休的人了，来这里挤别人，去抢人家的位置，我不愿意。
所以老板跟我谈的时候我就说，你不应该让我当正的，应该让曾信富当正的人力资源部部长，我起辅助作用，我保证帮好他。
老板说不是这样的，他需要的是一个能够跟高校领导讲得上话的人，所谓的教授的头衔，去做人力资源工作，将来他要让高校成为华为人力资源池。
池子噢，可不是一般的，人家的梦想可比我们大多了！他就说要建立人力资源池，要我这样的角色。那我就没话说了。
因为在我人生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信念，就是我能够化敌为友，因为我有太多故事了。
所以我就找曾信富谈，我说：“曾老师，今天老板这样安排，不是对你过去的贡献不认同。
不是的。
你一定要相信，老板非常认同你在公司做的贡献，他是这样一种思路，我想我们两个人肯定能合作得好。”
其实当时主要是招揽人才，然后就想办法设计好新员工培训的课程。
田涛：
你招过的那些人里面，现在处在公司高层的都有哪些？
陈珠芳：
我想想啊，比较高层的，有一个叫彭志军的，有一个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叫梁华，还有田峰，还有方惟一。
首先讲梁华，梁华当时是武汉工业大学学机械设计的博士。
面试的时候，底层有个直接面试的人让他通过了，但部门的头儿没有通过，我就不明白为什么这么能干的一个人他不录取，最后我亲自录取了他。
本来被拒绝的一个人，被我录取了，我也不避嫌。最后证明他是个人才。
招彭志军也很有意思，他是上海财经大学的，刚好那里毕业。
我在上海招聘，在上海交通大学的大招聘场里面摆了摊儿。
他在那里游荡，游荡，我不知道怎么就碰到了他，我说：“你是来应聘的吗？”他说：“是啊。”
“怎么不去华为看一看呢？”“嗯，什么华为？”结果是我面试他，最后应该说这个人也是很不错的。
我是5月来的，7月左右老板就要我到高校招第二年的学生，我第一次去招聘，一口气叫我招200人。
我说华中那么大，每年留下来当老师的毕业生也就是五六十人，你要我招200人，好厉害。
陈珠芳：
800多。我当时的工号是1727，但是真正只有800多人。
走的人多，谁看好你啊？那些年正值创业潮高潮，想当老板的人不少。
陈珠芳：
我们对外都不敢说流失率有那么高，其实流失率还是蛮高的。
我估计大概有20%。但是，我来了以后就开始转好了。
我就讲个例子，有一个人叫张什么进，我来的时候，他出去又回来，所以我就跟他谈，问他当年为什么走。
他说当年在华为攒了几个钱，就想到外面去创业，凭什么自己就不能闯出个天下来？
结果出去以后没两年，把钱全用光了，吃饭还是个大问题，结果赶快跑回来。这是一个典型。
陈珠芳：
当时老板关于学生招聘，还给了一个很诱惑的东西，就是跟学校建立科研联合实验室。
我第一次带着华为这个理念，到东南大学、科技大、华中，还有西安电讯（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前身）。
有一位姓程的老师，就是周代琪的导师，做ATM机的，我们准备跟他们建联合实验室，大概每次投资10万元。
条件就是我们只要想法，写论文什么的我们也不要求进作者名单。我们只要想法，这一点非常重要。
但是，到后来这些实验室给华为带来了什么真正的成果我就不知道了。
当时的理念就是，投资以后，他的学生就可以在实验室做研究，至少有了更好的研究条件。
特别是东南大学有移动通信国家重点实验室。招聘竞争最激烈的时候是什么情况呢？
有一年东南大学移动方向研究生班，华为一个都没招到，李一男当时是中研（中央研究院）的一把手，发火了。
了不得的，那个小个子，很厉害，不怕你陈老师啥的。他没敢直接对我，但听说是发了火、骂了人的。
那我们就动真格的，第二年我一个，徐文伟一个，徐文伟是东南大学的硕士毕业生。
一场招聘会下来，全班都报华为，学校想留任何一个人都留不住。
所以管研究生分配的那个女老师说：
“你们华为太狠了吧，把一锅都端走。”
这应该是在1997、1998年，那次很成功。我记得老板是要我们雇一个专机，把这些人带到华为来参观。
田涛：
确实用飞机把他们运过来了？我也听过这个故事，到底落实了没有？
陈珠芳：
这个要核实。我记得老板是这么要求的，谁执行的就不清楚了，要打个问号。
（访谈结束后，整理人和参加本次招聘的朱文电话核实，回复大意如下：
招的是东南大学的移动通信国家重点实验室的人，把毕业生全收过来了。
当时也不是专机，可能是同时很多学生坐飞机，华为包来回机票及食宿费。
后来这些人奠定了公司无线电的基础，大部分都成了无线的火种）
这次招聘的时候，我已经不是真的人力资源部部长了，只是说招聘时我去宣讲的话，效果最好，是这样的一种状态。
他们后来招聘，把我的宣讲讲稿作为模板，传承下去了。
曾经有个学生问我：“你要是当今的毕业生，你怎么选择单位？”直白地问了这么一个问题。
比如当下的潮流，最好、最舒服、最安稳的单位是大型国有企业，最好是垄断国有企业，但是你得有本事进去，不是靠你个人的本事，还有很多其他个人条件；
第二种是公务员“铁饭碗”；第三种，如果实在找不到好的，你就进华为吧，没错。
就是实打实的，我不吹牛，不搞诱惑，我把华为说得天花乱坠，把你拢进来？不。
我第一次讲华为的企业文化，组织这个课程的时候，那么我就要给新员工宣讲华为的核心价值观，干巴巴的几句话能讲什么？
华为企业文化就至少要讲两个小时，不然怎么能叫课程。琢磨怎么样讲，这个费了我很多的脑筋。
后来我思考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一种核心价值观，要成为文化，我讲的是工作文化、职业文化，我不讲其他的玩玩耍耍，不是那套东西。
我的思路跟别人不一样，我认为一定是高绩效的企业文化，才能支撑企业的核心价值观。
我就讲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怎么让抱着不同动机、不同人生观的人认同公司的文化，公司怎么去评价哪些人是自己需要的，哪些人是自己不需要的。
过去喜欢说，你做了好事都不行，还要看你的动机，动机不纯做好事也得挨枪毙，这就不对。
我认为在人的动机方面，可能毕生都改不了，只能管理，这是心理学的核心思路。
当时我就举了一个例子，你全心全意为自己，养家糊口，仅此而已，但是你行动上贴近了客户、理解客户、响应客户的需求。
你做到了，是为了养活自己，得这样做，这样一个动机。
另外，全心全意、无私奉献，都是为了客户，你也这样做了，你本来就不是为自己，是为他人，但最终的结局是你自己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收获。
所以我就说，不管你抱着什么动机，刚进华为你就这样做了，行动上服从、做到了，就可以了。
当时正好遇到第一次金融风暴，有篇文章叫作“风雨同路不同舟”。
我一想，华为的员工是“风雨同路又同舟”，但可能都是同坐一条船而已，每个人上岸的码头是不一样的。
那怎么样把同船的人变成共同奋力划船的人？当时我是想了这么一个理念。
所以其实华为干部的成长，不是来自IBM，不是来自HayGroup（合益集团），不是外来的；
全是我们内部的干部推动、形成这些点点滴滴的小课程。
我就想，经营企业不是谈灰度、谈妥协吗？哪里有灰度？矛盾在哪里？主要矛盾是什么？
我就按照我过去学的知识梳理出，企业面对的主要矛盾有7个。
经营企业，要活下来，社会需求才是企业活下来的理由，没有社会需求就没有活下来的份儿。
那么经营企业，产品的战略，各种各样的战略、定位，到底是靠外部导向，还是内部员工自己想出来的？是创造机会还是抓住机会？
有时候内部没有思路，没有内涵，客户讲100遍你都听不懂，外部世界进不了内部，不可能变成你的产品去适应客户。
第二个是，流程、制度的稳定性、严肃性、规范性与它的灵活性这对矛盾怎么去解决。
严肃性之下如何发现例外？有例外的时候应该怎么做？怎么样才能修正已有的流程？（亦叫作“制定规则，发现例外”）
创造财富不可能没有集体主义，没有集体主义创造不了财富，当下的财富肯定不能靠单打独斗创造出来。
在这个世界里面只有少数的技能活、艺术靠个人，靠自由职业者。
但是作为一个企业，没有个体的差异，不保持个体的独立性，每个人都是从众，也没有创造性。
第四个，在人和组织管理里，一条供应链里，华为的客户、客户的客户、华为的供应商、供应商的供应商，这条生命链如何做到多赢？
其他就是组织的管理、组织与组织之间的管理、组织内部人与人之间的管理，这些矛盾。
对这种认定，到底一个人在企业里面的成功、获得的回报，是组织赋予你的，还是个人努力挣来的，这也是一对矛盾。
其中我就谈了有一条，老板在《致新员工词》里的最后一段，是很牛气的，民族精神很厉害，我说：
“哎哟，华为现在是国际化企业，有那么多国际化的员工，还是民族氛围那么重行吗？”
我就想改这一段。但是我没敢跟老板讲，我就跟人力资源部讲，说这一段是不是还要改一下。
陈珠芳：
现在不谈了。后来我想通了，为什么可以不改。
我看了那篇文章，讲在西伯利亚搞光纤铺设和一整套设施的故事，最后故事中的那个员工因患癌症去世了。
当时他就说他要为俄罗斯的什么什么而奋斗，所以他可以接纳我们的文化。
从这里我就安心，在国际化的公司里，可以这样，大家是这样子的。
田涛：
这个时候你是人力资源部的头儿，还是党委书记了？
陈珠芳：
1997年，还是1996年底，由张建国替代我当人力资源部部长，我当副部长。老板当时还要我兼总裁文化助理。
后来不久，有一天，大概老板布置张建国写一个什么稿子，结果张建国写的老板通不过，就请了一个很能干的笔杆子，这个人写的也没通过。
张建国找到我，其实我开始连题目都不知道，就在一小时之内，从理解题目到写文章，写完，心绞痛突发，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
后来徐立新才告诉我，他们没办法，把门板卸下来，从7楼抬我下楼再乘车到医院抢救。
医生就批评他们，这么严重的病人，你们就敢让她走进这个医院。
后来老板就把我的文化助理的职位卸下来了。因此后来，我还当过《华为人》报编辑部的总编。
陈珠芳：
就是这次心脏病，让我觉得人还是蛮脆弱的。
那我人生还有什么事情没做，欠了谁的情，就想着这事儿。
我想了两个人，一个是班主任，另一个就是我的一个同学。
在1959年至1960年之间，我丈夫的父母由于印度排华，回到中国，上不了户口。
我们当时还没有结婚，我丈夫一个月饭票的量是23斤半，我的是21斤半。
这时我的一个同学在湘潭钢铁公司当技术员，她的定量大概是41斤，她攒了一些粮票。
我就想到她，再就想到班主任，这两个人我都分别接到深圳来玩过。
这种人生对我，对各种人的体谅、包容、感恩，都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我说至少我没当金钱的奴隶，每分钱都纳了税的，没纳税到不了我手上啊，但是尚未把金钱视如粪土，精神不够高尚。
我认为要想做好事，没有钱不行，有钱可以帮助别人，我不声张，但是可以帮助别人。
关于帮人这点，老板任正非是做得很好的，他不出声的。
华为还在很幼小、很艰难，相当于一个人的童年时，那种煎熬的年代，他都资助办了希望小学，这很难得，就是一种大爱！
后来，老板就叫我给教委（国家教育委员会）送2000万元，成立寒门学子基金。
陈珠芳：
没有听说。后来为了这件事查账，说我们这2000万元没有纳税，这对任正非打击非常之大，他的抑郁症跟这件事情前后有关。
田涛：
匿名信是因为这件事情而起的？是谁发起的？查账说没纳税？
陈珠芳：
我估计是匿名信引起查账，查账牵扯到这个账，就说我们这2000万如何如何，老板就感觉自己做好事还有罪了？
那时丛飞已经病危了，老板就叫我去看他，了解他生活各方面的情况。
当时老板个人捐了多少，我也记不清了。公司捐30万元，给丛飞的夫人。
我当时对丛飞讲：“我们要给你一点钱，条件是不能宣传，这是老板给我的指示。”他就答应了。
从这里就看得到，一个真心做好事的人，有那么难吗？我觉得有点让人心疼。
所以华为在老板带动下，还是有很多人默默地支持在读的家庭困难的大学生，帮助他们读到毕业，默默无闻地做好事。
还有一次，也就是千人辞职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某媒体主持人带了一队人参观华为；
还专门找了最底层的员工，调查华为疼不疼他们，结果找不到任何负面东西。
接待完了，我跟她开了个玩笑说，哎呀，某同志，过去我看到你是在天上，今天你终于下凡了。她哈哈大笑。
陈珠芳：
我没看到，不知道有没有播。还有一个故事。一直以来，我都没用华为手机，但这次为什么用了呢？
大概今年的三四月，我接到了浙江代表处代表的电话，说：“陈老师，你能不能到温州移动讲一次课？”
他说：“我们一直给温州移动推荐华为大学的课程，他们都不接纳，说不要，后来那个老总就带了一句，‘除非你们能请到陈珠芳来’。”
结果我就去了。好像是市场部请我去讲课，我的课费是由市场部支付的，后来华为大学的人问我要多少钱，因为他们给我定的课酬是很高的。
我说我不要钱，不要钱他们就感觉亏待我，就送我一个华为手机。
老板刚开始对客户没招儿，没招儿时也是卖华为文化。一个设想就是，一个徐立新，一个我，几个人准备亲自出马。
老板还真是，用了一句很不客气的话，说：“你们跟着我去和客户交流，然后你们就‘鹦鹉学舌’。”
田涛：
卖华为文化，这个概念大概是什么时候产生的？
陈珠芳：
最早让我们去讲，有一次是张建国（那时张建国已经当华为人力资源部部长了）、我、中国人民大学的吴春波到宁夏去讲。
田涛：
是人家要求你们去讲的，还是你们自己要去讲的？
陈珠芳：
那时候已经有了《走出混沌》这本书。《华为基本法》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志，这个功不可没的。
我去讲也不是按照《华为基本法》讲，我讲的主要还是原来的企业文化，就是工作文化加上核心价值观。
我在华为讲的最后一门新课是给何明那个部门讲的，在华为大概只讲过两次，课程叫“从石墨到钻石”，就是在同质化的竞争环境里头，如何脱颖而出——同质异构。
结果这个课程得到了员工非常好的反馈，他们说：“陈老师，你这个概念用到企业太棒了。”
所谓结构，人与人之间的连接与互动，企业与企业之间的连接与互动，就决定你是金刚石还是石墨。
对一个民营企业的党委如何开展工作，我思考比较多，首先在国内做调研。
对于为什么要成立党委，是
摩托罗拉的
外国员工给我讲：
“因为共产党员的工作热情和积极性很高，党委可以帮我们做很多事，可以推动公司和社会的和谐，提高生产的效率。”
其实，一个执政党最伟大的力量是对人民的信仰、信念和心理的影响力，这是国家和谐发展的基础。
田涛：
我刚才问你对老板的第一印象，你光说他是帅哥，还有别的印象吗？
陈珠芳：
军人的痕迹很深。反正我跟他交流，一开始就是很坦诚，没感觉到有距离。
个性上，因为初见，比我原来想象的要温和，就是说我初见他的时候他是很温和的，也很爱学习。
到了华为后，有一段时间不习惯。我进华为的时候，就已经给自己立了规矩，他不是一个朋友，他是我的领导，这条线要划清。
虽然是他叫我来的，但是第一站我没有到他家，我到了阿宝和郭平家，在他们家里做了一顿美餐。
那时候他们几个高层住在一栋楼，我们正在吃饭的时候，老板来通知两位去参加高层会议，才发现我，然后把我一起拖去参加他们的高层会议。
我看了开会的发言，观察华为的干部，给他们贴了第一个标签，感觉都是泥腿子的味儿。
后来有人又说，这是一批高智商的粗人，还有人说这是一群闯进了瓷器店的公牛。
有一次在西丽开干部会，当时就有人提出来，华为这个“骂”文化一定要改，其中有个人跟我说：
“陈老师，你知道被骂了以后是什么感受吗？整个晚上想的不是改进工作，而是难受，浪费了时间。”
所以这个文化一定得改，孙总也同意这个观点，就慢慢开始改了。
事实上，这让人们花了太多不该花的时间在沮丧中，而不是想办法去改进工作。
“我当年是从华为出去的，当时如果认识你，把我心里面的结跟你讲，我就不会离开华为了。
我当时是因为被打了‘C’，心里面郁闷，离开了。”我说你现在在哪里？他说和傅军（原华为员工）在一起。
田涛：
能走到今天，我也在思考一个问题，阴阳互补也是华为很重要的特点。
田
涛
：
我们接着上次的访谈继续说说后面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