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朗 | 2018年中国近代史研究综述

本综述延续历年脉络，撮要介绍2018年中国大陆相关研究。近年来专著出版加速，几乎不再与专题论文形成发表时间上的梯度，所以一些专著也纳入综述范围。挂一漏万，在所难免，敬请读者鉴察。

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方面文章众多。陈峰考察了唯物史观在近代中国的流变：五四时期，唯物史观作为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础和主干传入中国，被解读为经济史观，同时又是一种人生观和社会观；1920年代辩证唯物论开始风行，唯物史观退居派生地位；1930年代唯物史观被等同于社会形态理论，具体落实为中国社会史研究。后来唯物史观发展为辩证唯物论之下的历史唯物论，构成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的基本内容。李玉莉考察了早期马克思主义史学与经学的关系。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家经学功底扎实，他们在唯物史观指导下重新审视传统经学，将其与古代史研究结合起来，经学的史料价值进一步彰显。左玉河认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自创立以来，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独特品质，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民族特色。时代性与民族性相统一，立足中国现实而继承中国史学传统，顺应时代发展而着力回应中国现实问题，既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本品质，也是创建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的根本保障。张杰分析了蔡和森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性理论贡献：他在探索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过程中，对中国社会性质、中国革命性质、中国革命任务和中国革命前途以及中国社会的阶级状况等重要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这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萌生过程中迫切需要从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回答的问题。

近代史学史方面发表了多项深入的专题研究。吴义雄考察了19世纪前期西人关于中国上古史的研讨和争议，认为它既延续了此前欧洲学界的长期讨论，亦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有所发展。19世纪初荷兰学者德胜和法国学者小德经对传统的中国上古史体系的质疑和否定，获得来华基督教传教士及英美学者的呼应，他们发表了众多相关著述。其中，郭士立提出的“孔子造史说”和时代越后、中国古史年代越长的说法，颇值得注意。但他们的观点遭到诸多法、德学人的辩驳。双方对《尚书》中史料的真伪问题、中国古代史学传统问题及《圣经》年代学体系的地位问题，都进行了较为激烈的争论。卓立、杨晶对清季民初“新史学”的知识论转型进行观念史考释。由于中国传统史学与西方史学的观念基础不同，导致前者形成了记实史学传统，后者则形成知识论的解释史学传统。近代时空观念的转型瓦解了中国传统的伦理世界观，中国传统“天人感应”式伦理世界观转变为近代西方的牛顿时空世界观，“客观自然世界”的观念取代了伦理化的“天下”，从而引发了以梁启超“新史学”为代表的中国史学知识论转型，其理论内核从古代的“直书”转变为现代史学的“求真”。张昭军分析了文化史学在近代中国的兴起。20世纪上半期，文化史学在中国的兴起经历了三个阶段。世纪之初，梁启超等掀起“史界革命”，传播文明史观念，初步回答了什么是文明史。20年代，在新文化运动和“整理国故”运动中，胡适、梁启超等引进西方科学方法，回答的是如何研究文化史的问题。三四十年代，柳诒徵、陈登原、陈安仁、钱穆等撰写的综合性文化史著作正式出版，实现了理论方法与学术实践的结合，形成了中国文化史研究的第一个高潮。赵庆云以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为个案，考察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史学。中国科学院之所以率先成立近代史研究所，一方面体现了中共“厚今薄古”的史学理念，另一方面意在名正言顺地避开原中研院史语所和北平研究院历史所以古代史研究见长的史家，以避免人事纠葛。其背后隐然可见新时代史学界之延安史学与民国“旧史学”之间颇为微妙的紧张关系。李帆以顾颉刚、傅斯年等民国史家的选择为例，分析了史学研究中求真与致用的两全和两难。民国年间初中教科书《本国史》所涉风波和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学术论争，集中体现了学者个体学术主张和时代需求之间的纠葛，反映出史家求真与致用的双重情怀如何展现，学术追求和现实政治如何协调，专业研究和大众普及的关系如何处理等带有普遍意义的命题。黄仁国分析了刘大年与陈寅恪的关联。20世纪50年代，刘大年具体负责中国科学院和《历史研究》杂志与陈寅恪的联系；改革开放后，刘大年推动了学术界对陈寅恪学术思想的研究。刘大年和陈寅恪都酷爱中国传统文化，在史学研究中都保持了一定的开放性。陈寅恪并不排斥唯物史观，其史学思想中有明显的与唯物史观相通之处；刘大年主张中国的历史学理论建设要在坚持唯物史观的基础上，主动吸纳古今中外的优秀史学成果。李政君认为顾颉刚的沿革地理研究与其“古史辨”宗旨一脉相承。20世纪30年代，顾颉刚对古代地理问题的征实性考证，并非转向“建设”或“释古”的表现，而是其辨伪视角在历史演进方法基础上的调整，即顾颉刚研究沿革地理，乃是要利用此前所用思想、观念等历史演进系统，以更为客观可靠的古代地理知识为依据，来拆解传统古史说与客观上古史的关联，进一步坐实其战国、秦、汉造伪说。陈其泰考察了梁启超历史编纂思想的革新性与继承性。梁启超在撰著《新史学》之时，为了反映救亡图存的时代需要，倡导“史界革命”，激烈批判旧史学以记载帝王将相为中心的种种弊病。而实际上，梁启超论著中又有大量论述强调对于传统历史编纂学的精华应当大力继承和弘扬，在他身上，革新性与继承性二者都有强烈的体现。而这种学术品格也正是他取得重大学术成就的深刻原因。

学界继续批判历史虚无主义。张海鹏、赵庆云指出：21世纪以来，历史虚无主义在我国呈现一些新样态，集中体现在中国近、现代史（国史）、中共党史领域。历史虚无主义泛滥与现实国际环境、反共势力的“和平演变”企图、后现代思潮的理论支持以及一些国内思想土壤有关。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要有更深入的学理分析与批判，推动通俗普及历史读物的撰写与出版，充分发挥现代媒体在学术成果传播上的作用，加强对青年学生的历史教育，整顿好领导干部作风。叶玉华、叶飞霞等认为，在思想多元化背景下，历史虚无主义在传播方式、传播维度、传播内容、传播话语等方面发生变化，出现影响力扩大、与主流意识争夺受众的力度加大、危害性不断加深等特征。只有着力打造唯物史观传播的客观环境、加强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建设、加强对大众的价值观引导、应用传播学规律创新传播方式，才能有效抵制和消解历史虚无主义的影响。孙帅以国外毛泽东思想研究为例批判历史虚无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其重要的政治价值和学术价值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但由于毛泽东的特殊政治地位以及国外学者的话语体系转换和地域认知的缺陷，有些国外学者的研究存在着历史虚无主义的倾向。应从方法论和史料出发，揭示某些国外学者在研究中的以偏概全倾向，批判其非客观性立场。

晚清史研究中制度史继续拓展，政治制度、军事制度、科举制度均有深入。

政治制度研究。王开玺和李文杰分别撰文，对慈禧太后的垂帘听政制度做了新的考察。王文在对咸同之际两宫太后的理政、听政与垂帘进行考证后认为，学界所谓慈禧太后三次垂帘听政的说法不准确，严格说来，慈禧共有三次听政或训政，其中只有第一次是垂帘。李文考察了慈禧太后垂帘听政、训政、归政三个阶段奏折的不同处理方式：在垂帘听政阶段，内外奏折由两宫皇太后先阅，再授意议政王军机大臣拟批。同治帝亲政后，政务与文书程序“归复旧制”。光绪帝登基，垂帘听政再次举行。待到光绪帝成年，先是创造了一种皇帝亲政同时皇太后训政的特殊体制，光绪帝完全处于文书和政务“训练”之中；后来又创造一种有限度的皇太后“归政”模式，光绪帝的奏折处理、上谕拟定之权大打折扣，无限期接受慈禧太后监督。这种扭曲成法先例、不按祖制的制度设计，导致后来高层权力和施政的扭曲以及宫廷争权，影响了晚清的政局走向。关晓红从长时段考察清代正途、异途官员在铨选、任职等方面的差别，以及历代清帝为疏通正途、控制异途而采取的诸多措施，认为因清代铨选多途并进、满汉复职的特点，导致“首重正途”即使在康、雍、乾三代也困难重重；嘉、道以降，变局导致用人突破旧制，异途与正途此升彼降、交错缠绕；咸同光宣四朝候补候选官员大量壅积，素质低下成为吏治痼疾。甲午战后，西方分科之学逐渐成为正统，学堂取代科举成为新正途，选任官员时重视其专门知识和技能，与传统选官规则迥异，并影响此后百年中国的历史。李振武对预备立宪时期督抚对立宪的认识及态度做了考察，认为地方督抚对宪政筹备存在三种态度：热心宪政改革、消极抵制及态度复杂而无法明确归类，这些态度影响了预备立宪的实施成效，包括督抚在内的清朝统治者看中的是宪政外在的所谓“强国”功能，对宪政的本质缺乏正确的认知。

军事制度研究。王宏斌考察了两次鸦片战争期间内外洋面海患情况及其对原有水师巡洋制度的冲击，认为两次鸦片战争期间，中国内外洋面海匪活动十分猖獗，官方采取多种措施，试图恢复水师巡洋制度，但收效甚微。基于疏防责任和被惩办的各种压力，福建和广东的一些文武官员开始与英军尝试合作。中英海军联合镇压海匪的做法，尤其是英国海军在中国洋面参与的缉匪行动和护商活动，不仅破坏了清代前期建立的巡洋制度，同时也损害了中国的近海行政和司法管辖主权，导致中国内洋与外洋的管辖观念日渐模糊。陈先松通过研究海军衙门的经费后认为，海军衙门除负责南北洋海防建设之外，还负责东北练兵、修建铁路、修建颐和园等，海军衙门进款非海防专款一项，支款非海防建设一途，将海军衙门经费混同于海防经费，没有依据。海军衙门的过失，更多的在于对周边国际关系、海防形势的误判及对海军建设的紧迫感不足等方面。彭贺超以新军会操为研究对象，具体考察了清末新军从西方引入近代军演并对之发展完善的过程。甲午战争后，袁世凯、张之洞编练的小站新军、南洋自强军以及湖北护军营，在编制、武器、战术及军事学术方面发生了系统性的质变，其军事训练方式和内容也相应变化。新军会操超越了单纯的军事训练功能，带有一定的战略指向性，代表着中国近代军演早期阶段的最高水平，在提高军队战斗力、检验武器性能、增设新兵种及改良战术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极大地推动了新军的现代化进程。

科举制度研究。曹南屏认为清末新政时期的出版市场深度介入科举考试，影响了科举改制在选拔人才上的实际效果，放大了士子在购取书籍上的地域和贫富差距，消解了科举制度在兴学育才上的有效性及其存续的正当性。学堂这一带有“公共”色彩的机制成为一个平抑个体“知识”来源差距、调节教育公平的上佳选项。贾琳对“科举改章”导致考官、媒体和士子对科场书籍态度的变化做了考察和分析，认为清廷颁布“改试策论”谕旨后，绝大多数省份出现了“房官录用不敷”情形，不同层级的考官普遍更新和选购一些新式书籍以应对知识短缺与职位需要；报人则采取招股印书、刊登广告等方式应对科举改制后考试书籍变更带来的商机；士子在科举改制后对于传教士的科场赠书由拒斥到接纳；清廷则通过厘定文体、查禁书刊的方式，对科举改制后的书籍歧变与知识“乱象”进行政治管控，体现了科举改制的复合效应及其内在张力。张瑞龙对晚清捐输乡试广额导致各省乡试中额出现重大调整和变化的现象做了考察和分析，指出晚清平均每届乡试取中捐输广额179名，增幅达14.3%，不仅抵消了乾隆九年定制各省乡试中额时削减的额数，且使实际乡试中额超过清初制定的清代最高乡试解额标准。同时，它为清廷筹集军费1.5亿两，占咸同年间军费总支出的1/4。此中透露出晚清中央与地方关系中，中央主动放权给地方的一面，而非既有研究强调的中央对地方扩权的被动承认和接受。

政治事件史研究。2018年恰逢戊戌变法120周年，但关于戊戌变法，并未出现大量成果。崔志海利用美国外交文件并结合相关中文档案文献，考察了美国驻华公使对维新运动的观察和分析，认为康有为和梁启超引起美国驻华公使和其他国家外交官的关注和重视，主要是在戊戌政变发生之后；美国驻华公使对清朝官员守旧还是改革的判断不是以派论人，而更倾向于根据这些官员对外国人是否友好；他们从本国利益出发，对戊戌政变始终持默认和旁观态度。美国驻华公使与公使团一道就戊戌政变后北京两起排外事件向清政府交涉、施压，甚至调派军队进京保护使馆，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一年之后庚子事变的预演或序幕。冯志阳对庚子国变期间东南各省官绅商民、朝廷重臣及疆吏领袖，如李鸿章、奕劻、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等，对滞留北方险境之中的东南各省官绅商民展开的救援行动做了考察，揭示救援过程中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张力与角力，以及浮现出的“省籍”意识，认为这一救援行动深刻影响了新政时期的社会和政局，直接影响了清朝的覆亡，间接造就了北洋时代的社会和政局。

教育改革研究。朱贞对新式学堂之外由张之洞首先奏请另设的存古学堂在晚清的命运做了考察，指出存古学堂的教学内容与普通学堂存在很大差异，因此遭遇办学困境，并未收到预期效果。张之洞去世后，学部参照学制章程对存古学堂进行调整规划，使其尽量与学制中各层级普通学堂的程度和毕业生奖励等衔接，最终被纳入学制体系内，折射出了清末社会变局中中西学异位的整体趋势。张亮以四川保宁府为个案，研究当地的童试经费摊派与办考赔累情况。作者认为晚清社会急剧变动，在保宁府童试办考受经费掣肘、举步维艰之时，新政学堂却发展迅猛、筹款顺利。这一矛盾现象，暴露了缺少固定经费来源的童试制度的脆弱，也反映出科举制度的没落及学堂、铁路等新政事业的经费筹集给传统摊派带来的压力和困扰。张海荣通过对清末三次教育统计图表的研究，考证了1907—1909年间全国新式学堂、学生的数量，为准确探究清末中国的教育结构和教育状况，提供了评判依据。

学界对北京政府时期的军阀政治多有研究。李怀印在宏观视野下观察北京政府时期的军阀政治。他指出，各派军阀能否在竞争中取胜，端看其内部政权建设水平，尤其是动员和利用各项资源、打造其财政和军事实力的能力。实际上北京政府时期伴随军阀势力消长的，除了政治纷争和社会动荡之外，还有国家建设在区域层面的突破，其轨迹与世界史上现代国家形成过程中的后起国相仿，即强大的区域政权在建立统一、集中的全国政权的过程中起主导作用。杨天宏通过考证1922年至1924年间的历次民意调查，分析军阀的社会形象动态变化。两次直奉战争之际，军阀仍有一定的民意支持，并未形成整体负面形象。但是，北洋军阀一直未处理好行政机关对军队的统帅权与指挥权的关系，而国民党则在苏俄和中共帮助下，通过改组，与传统政治分道扬镳，建设起一支由政党领导的有主义的军队。民意因此而改变。彭涛、杨天宏考察了直皖军阀武力相争的特有面相，认为直、皖军阀从事的战争十分“另类”，基本是在双方有生力量并未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况下就“决出胜负”。参战各方似更乐于“文斗”，但“文斗”内容却高度同质化，以如此“另类”的战争手段寻求国家“统一”，其实南辕北辙。北伐史研究长期以来多从南方立论，李在全则以居京湘人黄尊三的日记为主要史料，打破南北对立、非此即彼的藩篱，展现了一位涵括南北、新旧、舆情等复杂因素的历史人物对北伐的观感。黄尊三的微观体验表明，北伐前后的南方与北方，很难说存在相互转换、零和博弈的现象；用“南北新旧”诠释北伐史，效力与不足并存。高翔宇从梁启超归国看民初政争。1912年10月，梁启超结束海外流亡生涯归国得益于民初政争形势的转变。梁氏归国初期的20余天里，与袁世凯、共和党、民主党、国民党各方派系的关系，既体现了沟通与合作的一面，又充满了矛盾与斗争。透过梁氏归国前后的史事，可以隐约预见民初政党政治的若干走向。

对国民党及南京国民政府的研究，派系政治仍为关注焦点。派系纷争不仅消耗着国民党的政治资源，而且严重削弱其合法性。李翔认为，1925年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高层权力之争造成党的分裂，削减了党力，对文武关系影响甚大。汪精卫成为党政军最高负责人后，以“文主武从”为建设目标之一的党军体制，与军事强人蒋介石屡起摩擦。汪精卫的政治际遇，既是党军体制曲折命运的写照，也是文武主从地位变动的深刻反映，并因此而强化了国民党政权军事独大的政治运行逻辑。蒋宝麟考察了1927年至1937年间上海市政府的人事构成与权力格局。上海市政府主要官员的人事构成既呈现专业化的特点,又受制于诸多政治因素。一方面,历次上海市长更迭与国民党高层的权力竞逐、派系斗争、政局变动有关；另一方面,上海市长任用下级官员有浓厚的“人治”色彩,市政府内许多“技术官僚”与市长亦有亲缘、地缘或业缘的关联。

在新文化史浪潮的冲击下，一段时间来略显边缘的军事史研究本年度再现活跃，抗日战争史研究则形成热点。汪朝光从应战决策角度梳理了从“七七”到“八一三”国府的军政方略。日本步步扩大的对华侵略，不仅造成中国内部捍卫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抗日民气高扬，也使国民党及其领导的国民政府再无妥协的空间和退路。因此，卢沟桥事变没有重现以往类似事件所循的日方压迫—中国退让的演变路径，反映出中国国内政治、社会、人心的重大变化，也使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抗战决策，成为顺时应势之举。袁成毅认为，九一八事变尤其是“一·二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对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必然性有了更充分的认识，并随之开始对日本可能发动战争的时间进行研判，到1936年9月以后，已经得出战争可能“随时爆发”的结论，这一研判结论与同期日本制定的对华作战计划大体相似，也较接近中日开战初期的战局。金之夏通过梳理淞沪会战相关史料后认为，国军的劣势绝不仅仅在于武器装备，而是军令、军政、军训等多方面的欠缺，其在淞沪会战中所暴露出的问题看似割裂，实则有着很强的联系。究其原因，中国军队在军人观念、官兵素质、军事技术、组织制度等方面尚未达到一支现代化军队的标准。淞沪会战暴露出的诸多问题在整个抗战期间始终未得到大的改善。

人物研究中孙中山、蒋介石等民国时期的重要政治人物依然为关注重点，而一些以往研究较为薄弱的非核心军政人物也逐渐进入研究者的视野。杨瑞认为，1924年孙中山北上的事实本身及其本意，与南北不同政派和报纸舆论的观察、解读虽有部分吻合，但更多地呈现出背离与错位。罗敏通过对比蒋介石关于与孙中山交往的相关记载，从蒋介石个人生命成长史的视角，试图还原蒋、孙关系在历史旋涡中跌宕起伏的演变经过。沈成飞认为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后，为了维护政府形象、争取时间压制地方军人、控制内部派系纷争及大举武力“剿共”，对学生运动采取软硬兼施之措施，但说教之余内心已充满厌恶，蒋介石政府和学生日渐疏远，两者关系也慢慢失去弹性。段智峰认为，察哈尔抗战是胡汉民运筹许久的南北共同倒蒋计划的组成部分，胡汉民是察哈尔抗战得以兴起的关键策动者。王奇生指出，1935—1945年间，阎锡山在国、共、日三大力量的“夹缝”中求生存，其中一方的行为选择常常导致多方的策略联动。阎锡山为了自己的利益，或联蒋反共，或亲共制蒋，或与国、共联合抗日，亦曾打算与日本妥协对付国、共，基本无底线可言。而地方实力派中，中共对阎锡山的统战最重视，也最有成效。张晓辉梳理了孙中山晚年与廖仲恺关系的起伏，认为孙中山逝世前日渐疏远廖仲恺有诸多因素。肖如平、周永志考察了谭延闿逐步由蒋介石的“同僚”转变为“臣僚”的过程。林绪武、王辛刚考察了过去研究相对较少的政治人物吴鼎昌。1919年南北和议中，作为北方代表团的决策者之一，吴鼎昌多方周旋并争取南北双方妥协，努力推进和议的筹备。但吴鼎昌的努力未能换来和议的成功。1919年的南北和议，不仅对中国旧军阀势力对比产生了影响，也是中国社会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催化剂之一。

近年来，“新革命史”一语风行，本年度对此开展了理论探讨。“新革命史”概念的主要倡导者李金铮详细阐述了自己的实践与思考。他说，所谓新革命史,是指回归历史学轨道,坚持朴素的实事求是精神,力图改进传统革命史观的简单思维模式,重视常识、常情、常理并尝试使用新的理念和方法,对中共革命史进行重新审视和研究,以揭示中共革命的运作形态尤其是其艰难、曲折与复杂性,进而提出一套符合革命史实际的问题、概念和理论。陈红民从“何为新”“为何新”“如何新”三个维度，省思“新革命史”这一学术概念，在肯定其理论探索意义的同时，提出四点建议：贯通1949年前后的革命史；避免过度“重农村、轻城市”的倾向；除社会学方法外，其他方法也可以借鉴；借鉴学界研究革命对象的成果。董丽敏认为，研究者理应看到不同革命的历史针对性各异，背后的政治理念也不一样，其所提供的未来想象更具有巨大差异；将中国革命置入诸如“多国竞争”的多元化格局并和其他国家的革命开展类比或进行新的整合性讨论，其间的利弊得失需要给予自觉思考。

学者对中共革命史中的一些重要概念和话语进行了梳理。翁有为考察了中共民主革命理论建构中“封建”意涵发展、演变的历史脉络：中共建党之际主要体现在政治方面，土地革命时期主要体现在经济方面，抗战时期则体现了其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全方位的建构和深化。陈红娟考察了中共革命话语体系中“阶级”概念的演变、理解与塑造。1921年至1937年，“阶级”这一概念经历了从服务于国民革命话语体系到成为中共革命话语体系核心的转变，其功能亦实现了从“阶级联合”到“塑造敌我”的变迁。中共用“阶级”辨识敌我，透过“共同利益”规训革命成员的阶级意识和身份认同，并以文本、标语等文化衍生品为载体不断撒播阶级话语。毕玉华考察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革命意识形态中的“帝国主义”概念，认为这一概念基本上以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为理论基础，但为适应革命形势的变化，其内涵又不断有所调整。中国共产党人对“帝国主义”的认识与运用具有鲜明的政治性、革命性。苏联的革命经验，对于中国革命有着重要影响。陈金龙考察了中共在早期建构中国革命话语的过程中，如何通过引入十月革命这一成功样本，诠释为何革命、如何革命、革命之后的前景怎样等亟待回答的棘手问题，争取了话语上的优势地位和主动权，进而逐步掌握中国革命的话语权。刘奎考察了20世纪40年代郭沫若等人旅苏游记的意识形态构造，以及他们的言论在40年代中后期文化人的政治抉择中所产生的影响。柳镛泰分析了“改革”与“革命”的概念区别以及国共两党的土地政策演变，认为二战后中共实行的耕者有田政策虽名“土地改革”，实为“土地革命”，而且成为促使新民主主义阶段提早终结的重要内因之一。

中共军事史研究逐渐丰富和深入。任伟对苏区时期的红军与地方关系进行了探讨。在革命过程中，红军与地方党携手奋进是主流面相，但也不免分歧。军政纠纷是整个时代的顽疾，但中共靠着纪律、组织、自我批判，硬生生地刮骨疗毒，自我治愈。应星考察了1930—1931年中共中央对主力红军的统一整编问题，认为红军整编是在授权、理想、纪律、实力和人脉之间进行复杂博弈的结果。其中既涉及中央和主力红军之间的关系，也涉及主力红军与地方党组织之间的关系、主力红军与地方武装之间的关系，以及主力红军与主力红军之间的关系。由于这些关系的复杂性，使主力红军的整编出现了许多不同的类型，展现出不同的组织形态。对于中国革命战略从城市向农村的转移，张永从组织结构角度出发，集中关注战略转变最关键的1930年前后，揭示了革命新战略在红军、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三个层次之间互动中形成的过程。

抗日战争研究在革命史领域也颇为活跃。杨奎松研究毛泽东《论持久战》发表的复杂背景，指出这篇文章的主旨其实不在论证中国该不该和能不能进行持久战，而是通过宏大视野和中外历史比较，着眼于说明中国抗战为什么能够坚持下去并取得最终胜利。毛泽东之所以写这篇文章，显然与此前发生而此时尚未解决的党内争论有着直接关系。王龙飞依据太行地区县级档案馆馆藏档案等资料，考察了抗战时期太行根据地民兵的武器来源、经费和管控问题。吴敏超考察了抗战中后期浙东地区各种势力发展与变动的背景下，中共对国民党军非嫡系的田岫山、张俊升两部的统战工作策略，认为因时、因地、因人制宜，是1941年至1945年中共在浙东地区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关键所在。杨新新考察了自华南抗战开始到1943年前后，中共广东党组织的武装策略在与国民党地方军政当局开展统战与独立自主进行敌后游击战之间的徘徊，及其对于广东中共抗日游击武装形成不同于其他地区的发展路径的影响。上党战役和平汉战役发生在抗日战争刚刚结束而全面内战尚未爆发的大变动时刻，是中共历史上值得重视的一页。金冲及对于这两次战役发生的背景、晋冀鲁豫部队能够在很短时间内实现由游击战为主到运动战为主的战略性转变的原因、蒋介石处理这两次战役的态度区别，以及这两次战役的结果对整个解放战争的影响，均作了细致考察。李常宝以太行根据地襄垣县为中心，考察小学教员的从教环境、施教对象、工作范围、待遇及价值取向，展示了战时太行根据地这一特定时空下小学教员的生存样态、心路历程及由此带给其施教对象的认知影响。李金铮从受众角度考察《晋察冀日报》的阅读史，揭示了党报在宣传党的主张、实现党的意志以及与读者互动方面的重要功能。

2018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一百周年，一战时期的中外关系堪称最大研究热点；对晚清时期中外关系的关注度继续提高；中国与列强的关系依然是研究的主流，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也日益受到重视；在研究视角和方法上，除传统的外交史之外，受到外交史文化转向和国际化的影响，出现了若干较新的研究视角和考察路径。

理论探讨和长时段研究。李育民从国际秩序的角度，对晚清中外条约关系与朝贡关系的主要区别进行了论析，认为朝贡关系基于在一定意义上虚幻不实的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共主”观念，中外的不平等主要限于交往形式；不平等条约体系虽基于国家主权概念和国际法原理，实则是经过调整的失衡的国际规范，旨在便于列强追求实际权益尤其是经济利益，而且充斥恃强凌弱的霸道行径。王立新指出，目前中国的国际关系史研究仍带有强烈的以“国家”（state）为中心的叙事风格，过于关注政府层面的“高端外交”和权力精英的活动，对文化外交、对外宣传和教育交流等领域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而对于现已成为热点国际问题的国际人权、环境外交、体育与国际关系，以及海洋、疾病和卫生的全球治理等方面的“低端外交”研究则基本属于空白。熊月之探讨了近代上海成为中外利益共同体的形成过程、功能效应及其历史意义，认为这一共同体的内部结构具有西强中弱、西主中辅的明显特征，但中国也从中获得巨大利益，上海更由此奠定了近代中国经济、社会和文化多重中心的独特地位。

晚清时期中外关系史研究成果众多。江天岳利用新发现法文档案史料，探讨1853—1855年间法国海军配合清军镇压上海小刀会起义的决策和施行经过及其实际效果，认为此役是近代法国军事干预中国政局的开始，也是清廷和西方列强的高级军官之间首次谋求“合作”，成为日后清廷大规模“借师助剿”的前奏。王涛考察了中外联合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期间英军在太湖平原的大范围地图测绘活动及其推广应用，认为测绘成果在英军军事行动、英国商业扩张以及欧洲地理知识传播过程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孙江检讨了中法《北京条约》第六款中、法文本的异同，并论述了同治初年法国教会依据该款索还房产的外交纠纷。戴东阳系统梳理了甲午战争期间英国与清朝关于“重庆号”事件的交涉原委，对其中的最后通牒和逞凶问题等关键环节进行了辨析。贾小叶论析了《马关条约》签订后清朝朝野官绅反对割让台湾的舆论，指出其核心诉求在于“台为未失之地”，割让将导致“天下人心皆去”。葛夫平考察义和团运动时期列强围绕上海驻军和撤军问题的交涉，认为这是英国对华政策的失败之举。戴海斌论析了《辛丑条约》谈判前后内政和外交的演变对中方代表“全权”问题的影响，指出清廷外交权分散的状况导致传统交涉方式的局限严重暴露。薛轶群论述了日俄战争后清廷与日本关于收回“南满”铁路附属地外的电信利权、烟台—大连间海底电信线的经营管理、中韩边境连线等问题的交涉。章永乐论述了列强对辛亥革命中南北妥协和清帝逊位过程的影响，认为列强在革命前形成的条约网络和银行团机制加速了中国内部政治力量之间妥协的达成，这有利于多民族国家保持统一，但其中的共和政治建设共识稀薄；列强对袁世凯的支持不断拉大中国两大政治阵营的资源差距，加之国家机器的碎片化，使得妥协极难产生当代论者所期待的“限权宪法”的结果。刘文楠考察了晚清上海租界华洋居民燃放爆竹的风俗演变，认为近代上海种种中西混杂的新观念和新习俗是在跨文化的互动和调适中形成的。

北洋政府时期中外关系是本年度学术热点，其中又以中日关系的成果最多。马建标论析了巴黎和会期间威尔逊在处置山东问题时，为实现国际联盟，在其提出的民族自决道德原则与列强奉行的强权政治原则之间的艰难抉择。承红磊论析了洪宪帝制运动期间袁世凯政府的对日策略，提出既有的“误认说”和“受骗说”都不足以概括袁世凯的对日外交。杨天石论述了一战时期孙中山的外交活动。郭渊对1920年代孙中山和南方政府与西沙岛务开发的关系进行了考述，认为关于孙中山和南方政府涉嫌出卖西沙和海南岛权益的说法并无确凿证据。

国民政府时期中外关系史研究，以全面抗战时期的研究成果较多。臧运祜以蒋介石日记为中心史料，考察蒋汪合作的南京政府调整、转变与确定对日亲善政策的背景和经过。贺江枫围绕黄郛在华北危机前后的交涉努力展开讨论，认为由此或可窥知20世纪30年代妥协外交派面临的内外困境。付辛酉对第二次史迪威危机与1943年中美军事同盟关系进行了考察。张北根梳理了1944年蒋介石对待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华的态度从访问前反感到访问中“甚表敬爱”再到访问后反感的演变过程。陈开科对抗战前期苏联秘密派赴中国参加对日作战的空军志愿队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侯中军考察了七七事变爆发后，英国为避免中日冲突升级而进行的一系列外交活动及其失败经过。肖如平论析了1942年底蒋介石邀请英国议会代表团访华的经过，认为此次访问不仅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英两国的紧张关系，更重要的是传递了战时英国支持中国抗战、承认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具有重要国际地位的信息。唐正芒和李国亮考察了中共对1943年秋冬同盟国接连召开的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开罗会议和德黑兰会议的回应。姚江鸿论述了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对犹太人的关注与处置，指出国民政府甚至考虑过从中欧迁移十万犹太人到中国西南地区的计划。国共内战时期中外关系的研究以中美关系为主。张皓论析了国共内战后期中共对美国可能出兵中国的注意和应对。郝江东论述了苏联对1946年马歇尔调处国共矛盾从赞同到反对的过程。刘萍从“白尔丁号事件”切入考察二战结束后中法围绕处置在华战犯问题的争议和法国在华治外法权的废除过程，认为该事件反映出战犯审判问题的复杂性，中国政府处理事件的过程，是一次宣示主权的行动，折射出近代以来中国争取民族独立道路的曲折性。

经济史历来比较重视理论创新和方法借鉴。李伯重认为史学面临的重要问题，是史学的科学化和史学的创新。史学科学化的过程，表现为一波又一波“新史学”的出现，形成了近代史学发展过程中连绵不断的“新史学”运动。创新是史学发展的根本动力，史学必须为社会提供新的产品，以满足社会对历史知识的新需求。史学研究必须采用新方法，必须开拓新领域，必须开辟新的资料来源，应当采取新的组织方式，改变基本上单兵作战的传统方式。

市场与贸易史研究。郑清坡以定县集市数量的逐渐增多为例，考察了近代以来集市的演变，认为其演变深受政治环境和市场化程度影响，也与农民的市场行为紧密相关。范虹珏、胡浩从内生发展的角度考察近代江南专业市镇，认为近代江南市镇持续发展的最大驱动力来自其特色支柱产业，内生发展成为市镇发展的驱动力。邓亦兵考察了清代北京的商品粮食市场。粮食是京城市场交易量最大的商品。清代前期，京城并不是完全的自由市场。作者还详细描述了清代前期京城商品粮食的市场分布，并期待在研究其他商品市场后，汇总京城市场布局，以作理论上的进一步探讨。刘畅讨论了近代上海与朝鲜的贸易，认为《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的缔结为中国商人进入朝鲜提供了政治保障，也标志着两国关系开始从传统的“宗藩朝贡体制”向“近代条约体制”过渡。在近代转换期，上海与朝鲜的海上贸易使相对封闭的朝鲜对接了中国的贸易网络，从而间接地融入世界贸易体系；上海则获得了朝鲜的金银，使中国商人具备了在朝鲜市场上与日本商人竞争的能力。上海与朝鲜贸易的兴衰也折射出转换期中朝关系的变化。纪浩鹏探讨了租界与通商口岸贸易的关系。20世纪20年代日本驻苏领事决定在苏州日租界内开设茧行。苏州地方丝织业团体联合苏州总商会进行了严重抗议，多个相关政府部门就苏州日租界开设茧行一事与日方进行了交涉，但因租界经商并不违背中外已经签订的条约，因而交涉最终并未能达到预期效果，只得到了日本领事嗣后如再有添设茧行事，一定慎重考虑的承诺。苏州日租界茧行交涉也成为近代通商口岸贸易及对外交涉的一个缩影。

财政税收史研究。刘巍认为，在近代，学界和官方推崇遗产税的真正原因并不相同，前者偏重社会功能，后者偏重财政功能。在税制设计阶段，遗产税调剂贫富的特殊功能被迫让位于增加财政收入的常规需要。到了征收环节，很多纳税单位利用自身的信息优势或政治权力，成功地逃避了遗产税。在这种情况下，遗产税的社会功能和财政功能都没有能够真正实现。王燕辨析了晚清杂税与杂捐的区别，并论述杂捐与地方财政形成之间的关系。杂税的征收，一般要经过户部的批准，杂捐的征收，则大多由地方各州县议定；杂税一般由地方统一征收汇解上缴，杂捐则多为地方所用，大多属于地方财政或地方税性质。倪玉平讨论清代关税的长期表现。道光朝后，随着西方势力介入，洋关迅速崛起，并整体带动关税飞速增长。清代关税的变化，成为引领中国传统财政体制由农业型财政向工商业型财政转变的关键因素。而这一潮流，和17—19世纪世界范围内的财政转型完全一致。中国社会政治和经济发展的轨迹，并没有偏离世界主流道路，不能被看成是一个“例外”。

金融史研究。杜恂诚分析了分别出现在1919—1921年和1930—1935年间的两次白银汇率异常震荡，认为这两次白银汇率震荡是西方国家向外转嫁危机的结果，对中国经济造成深重的负面影响。在这两次危机中，中国经济遭受的损失是环环相扣的和整体性的。面对白银汇率引发的危机，中国完全处于被动的弱势地位，缺乏及时应对和化解危机的财政货币手段及经济政策措施。吴景平研究了近代银行制度的形塑机制，强调围绕着近代银行的发展，政商之间的合作、互动乃至博弈关系，其作用和结果基本上是积极、稳定的。王强考察了近代银行业内部的稽核机制，认为以账务检查、业务改进、人事防腐为主要内容的内部稽核不但优化了近代银行业自身的业务与管理结构，提高了银行业务水平与管理效率，也降低了银行业整体业务风险。燕红忠认为，近代东北地区最重要的金融机构东三省官银号的设立和最初发展过程，也是日本金融资本、东北地方政府和民间商业行会之间对货币发行权的争夺和博弈过程，并对清末和民国时期东北地方金融体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为日后军阀割据提供了经济基础。金融资产在官绅家产构成中的份额是一个新的关注点。云妍以清宫所藏奏折与内务府档案中所包含的大量获罪官员的抄家记录为基础，系统估算清代官绅家庭的资产结构，发现这些案例在金融商业类资产项下有不低的比重，同时，金玉铜磁、绸缎皮衣等各种实物也占据了相当的份额。作为传统资产形式的田房不动产一方面是投资置业首选，但另一方面当财富积累到一定水平后比重不断下降，以致在社会财富阶梯顶端已不具明显优势。

企业史研究。李玉研究了股东的“维权”与“用权”行为。晚清洋务运动时期，由于公司法制不健全，中国公司股东的“维权”诉求多借助媒体表达，难以完全实现。从1904年开始，中国公司进入有法可依的时期。随着股东会规制逐渐形成，股东“用权”成为常态，但由于派系及利害冲突，又出现新的“维权”之举，两者相互缠绕，增加了公司股权运行的复杂性。郭从杰认为，天津的六大纱厂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失败，虽然有日本企业排斥的作用，但实际上天津棉纺织业自身经营的内在缺陷即资产负债率过高是导致其衰败的主要原因。郭海涛认为萍乡煤矿过于依赖于汉冶萍的燃料需求，围绕汉冶萍的燃料需求，萍乡煤矿采取了不同的经营策略，当汉冶萍停止钢铁冶炼活动后，萍矿被迫转型为煤炭生产销售企业。但沉重的历史包袱与严峻的现实挑战使萍矿无法适应新的市场角色，始终无法恢复生机活力。

社会史领域一直具有学术史梳理的自觉。常建华认为，目前的社会史研究包括社会生活、社会文化、区域社会三大内容，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也存在“平面化、泛化、重视事项而忽略人的作用”等问题。刘平回顾了1980年代以来社会史由新而“旧”的历程，认为社会史、“新社会史”和历史人类学，“构成了三十年来历史学视角与方法论递进发展的三个阶段”，而三者的不足之处是存在本土社会史理论缺乏、自我封闭、碎片化等诸多问题。李长莉将三十年来的社会史研究归纳为“现代化”“本土现代性”“社会与国家”和“社会治理”等四种范式，认为中国社会史作为以本土为主旨的学科，“尚缺乏有效回应现实问题的重大理论成果”，“还没有提出得到广泛认可的本土解释理论”。近年来国内的性别史研究迅速更新和发展。毛立平探讨了一个世纪以来海内外从妇女史到性别史的学术历程，认为研究的重点已从妇女的“受害者”角色，转变为发掘女性在历史建构中的积极意义，从关注江南上层女性到关注不同区域、阶层和群体的女性，从局限于妇女本身到探索两性关系及其在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如何将男性纳入性别史范畴，探讨两性的交锋、互动、交融等仍然是有待加强的论域。

区域社会史研究。地方文献的发掘利用在区域史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刘永华考察了晚清婺源程氏的排日账，分析了徽州普通乡民的人际网络和日常生活。清水江地区民间遗存了从明末至20世纪中期大量以苗、侗族为主体的文书，近年来有众多成果问世，学者对相关问题进行了理论探讨。赵世瑜认为，民间文献应该有较大的历史视野，关注重大历史问题，处理好区域与整体、微观与宏观的关系。刘志伟强调使用民间文献的宏观视野，认为基于地方文献的区域研究，可以重建中国历史叙述，以边疆民族史料来解释“中国”是怎样产生的。郑振满也强调研究民间文书的问题意识，提出在文书世界里“既要做综合考虑，又要有开阔的视野”。苗族学者杨庭硕则认为，用汉文、汉族文书式样写成的苗族文书，不能单纯理解为汉文化的渗透，“背后还有苗族的习惯法、伦理道德观念、本土知识和技术技能”。王笛以1946年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女生沈宝媛的毕业论文——《一个农村社团家庭》的调查报告为基础，兼采地方档案、文学作品、回忆录，细腻地叙述了1939年成都附近一个袍哥家庭发生的惨剧，揭示了袍哥社会的日常生活、帮会语言、行规等级、人伦观念和信仰习俗。也有论者对区域社会史偏重民间史料的取向提出批评。陈支平、赵庆华指出：目前研究者在利用民间文献时，“似乎出现了某些无限拔高和滥用史料的偏颇现象”，有时也“渗杂着感情因素，以及学术研究的雷同化和碎片化倾向”。杨念群也认为，近年原来的“正宗史料”如各种宫廷实录、上层人物文集和史著，日益被官方和私人档案、回忆录、日记和口述记录（包括刑侦警事记录、田野访谈、碑刻资料）、非主流小报等门类所取代，甚至如果某篇论文没有使用原始档案，也会被讥为学术功底不足。他认为，此种风气导致“行文贪嗜繁冗”，“内卷化”的叙述论证到处横行。

宗族和士绅研究。宗族或家族的社会文化功能不一而足，除了维系社会秩序和纲常道德之外，也与学术文化密切相关。罗检秋探讨了清代族学与经学的关联，认为有些族学的蒙学、经学不分畛域，着意科举者尤重视习读儒经，许多族学均有奖励科举和读经的条规。学者大多在早年甚至中晚年担任塾师，家族藏书则为其提供了治学便利。清代族学既是民间教育的主体，又不失为培育经师的摇篮，成为经学繁盛的源头活水。宗族的经济活动一直是人们关注的问题，而族人间的利益竞争也展现了敦亲睦族面纱下的复杂情形。蒋宏达通过考察明清时期余姚泗门谢氏的宗族建设，注意到清中叶以后随着商业发展，谢氏主导宗族事务者由以前的官宦绅衿扩展至有实力的庶民群体，其重修宗祠也反映了不同派系间的竞争与合作，故望族研究仍需注意不同支系和人群间的复杂关系。中国宗族社会呈现鲜明的地方性特征。白冰洋考察清代苏南的宜兴、荆溪地区祠堂的兴衰，认为其受朝廷政策和地方需求两方面影响，而族人捐资仍然是祠堂存在、发展的基础。王勤美注意到清水江流域新化地区乡民的修祠修谱活动，及其对象征正统身份的旗伞、高爵牌等符号的再创造，进而掌握地方政治文化资源的情形。刘超建认为，在近代乌鲁木齐地区，有少数宗族和大户通过移植内地的家族机制，增强了自己的社会影响力，在当地的乡村社会治理中发挥了作用。晚清以降，士绅随社会变迁而发生角色转换，而其与社会、国家和近代化的关系错综复杂。曾娟、王志成综述了近代230多个旧式文人社团的地理分布和更替，认为社团的地理分布对近代文学格局产生了影响，形成了以江浙、上海、北京为首的文学中心区和以岭南、福建、湖南、云贵为代表的文学边缘区，中心区与边缘区的文学创作交相辉映。马勇虎、李琳琦研究光绪年间徽州秀才胡廷卿的收支账簿，分析其亦绅亦商，从授徒、经营茶号、作礼生和行医等行业获得的多样收入及外在原因。文章认为，束修一直是胡廷卿的基本生活来源，并未受1905年清政府废科举、兴学堂的影响。